白晓霞博士的散文集《白姆措的眼睛》是她多年来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特定地域民间文化的倾心书写,收录其中的是36篇具有不同时间跨度和地域广度的文化研究之作。散文集以个体的生活史为主轴,以生活中不同的文化事象为中心,从人类学、民俗学视角对多民族地域的文化进行观察思索,以文学的笔触描绘了具有历史感的“地方性知识”,以个体生活化的书写呈现了一副生生不息的区域民俗文化画卷。

        散文集通过文化的“自观”和“他观”,多面地为我们展现了特定地域中民族民间文化的不同维度,书写了地方的“小传统”在社会变迁中的交融和发展。同时将大的时代话语和历史沧桑中的群体发展穿插其中,展示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迸发出心灵力量和精神面貌。特定的性别视角又使她的书写以个人生活为场域,从身边亲人的生命故事和熟悉的风物入手,记录个体的生活史和文化的传承史,情感细腻、感人至深、娓娓道来。正如书名,这本散文集字里行间充满着女性作者眼里特有的清澈与灵动,散发着温润的生命温度;渗透着人类学者眼里的洞察与包容,包含着对尘世间的大爱和悲悯。应该说,白姆措的眼睛是明亮又通透的,她的目光所及就是心灵所至,心灵所至正是生活最纯粹的本真。

 

一、田野民俗志路径下的文化书写

 

        民俗志书写强调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文化整体观指导下的文化深描,突出对民俗生活进行阐释和解读。《白姆措的眼睛》正是遵循着这样的研究路径。多年来,作者凭着对西部民间的热爱,目光向下、关注民众,行走乡间,进行了长期的民俗学田野实践。她在日常生活中用心观察体会,从实求知,深入研究,书写了多彩的地方文化事象,呈现了突出的区域文化意蕴。

        “我是白姆措:民族篇”中散文多是田野基础上的研究所思,具有鲜明的人类学意味,特别是那些对“物”、“歌”“个体”、“家庭”及“故乡”的书写。作者笔下的“物”灵动而充满人性的温度。她将“阿热依玛”、“佛珠”、“藏饰”、“梅朵”与生命的体验紧紧连接在一起,表达出日常生活中的“物”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在每一个讲述的“物”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的传承和群体精神的延续。文集中书写的“歌”飞扬而充满诗性特征。作者眼中的每一首民间歌谣、每一则故事、传说和每一部史诗都传诵着美丽的生命神话,传递着群体的文化精神和族源记忆,而这也正是民间口头艺术真正的魅力所在。作者通过自身成长中民歌记忆书写出了口头传统在多民族家庭生活中的活态延续和群体中的口耳相传。同时也深入分析了这些民间文化样式中的诗性智慧。这些对歌的书写,既展示了作为群体交流与记忆方式的口头文学式样在今天依旧散发出的文化魅力,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正在面临濒危的口头传统遗产在维护文化性与文化创造力的方面的突出价值。

        散文集中对亲人和普通人生活史的描写最令人感动,作者将时代波澜壮阔的变迁史在个体的生活中加以呈现。这些普通人和家庭关于奋斗与拼搏的书写看似微观,却折射出了这个国家在特定时代的变迁与适应,描写出了现代性浪潮中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正如她自己所说:“关于国家、民族、革命、时代的话题在这么一个平凡的家庭中凝结成了一份我后来一直想描摹清楚的文化风景。”对于这样的文化风景,她用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同时,我们从这些个体的生活史中也看到了在多民族聚居的区域中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往历史,而这也正是生生不息民间文化的融合史。

        故乡的文化滋养是个体成长的文化胎记,中国人类学者往往会选择自己熟悉的文化进行“主位”视角的书写,即所谓“家乡人类学”,大致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自观”。作为文化书写者,作者始终以坚持不懈的观察和故乡书写为其文化使命。因此,文集中也有着很多书写故乡的篇章,她深情地凝望那片哺育她的热土,用一颗敬畏之心描写了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描写了故乡丰富的民俗文化;将故乡日新月异的发展与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样的书写是故乡赋予作者的文化宿命,也体现了作者对自身的文化定位。

        总体来看,作者的上述书写都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学术思考之作。不同于一些“游记”式的调查,作者的田野实践并不是选择特定时间段,而是在她最日常的生活中进行,在每一次经历的节日及仪式中开展。这样的田野实践倘若从初涉民俗学、人类学学科算起大约已经持续20年之久,在这期间,她将田野调查融入自己的生活,在平凡的生活中观察、发现和记录。费孝通先生曾说:“其实我们整天就是在田野里边。人文世界,到处都是田野。”散文集的作者白晓霞正是如此,她的生活无处不是“田野”,她的田野调查也从未中断。

        这样的文化视野和田野调查路径既与她所身处的天然文化坐标有关,也与作者个体学术研究的历程有关。家庭文化养就了她丰富的文化“基因”,沉淀在记忆中的民俗场景和文化因子为她的研究埋下了一粒种子。在时光的哺育中逐渐成长为了文化深描的动因。家庭日常生活中文化的潜移默化慢慢积淀为她对民族文化的深刻感知。那些她自小听到的家庭成员轶事、家庭成员的经历给她的书写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其次是民间文化的滋养、民族文化的交融为她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正如她自己所说,“民族文化的交融在我身上体现得那样清晰”。不同民族的民间文化培育了她开阔、包容的文化态度,也使她以近乎天生的文化敏锐性来反观自己,反观身处其中的家庭和民族文化。民俗学专业的学习经历及研究实践铸就了作者文学书写里的民俗学学术血脉,也使她承继了民俗学的田野研究路径和文化的整体观。这些年,她以自己的学术实践传承着民俗学特有的民间情怀,在生活体验中参与观察,深入动情地记录生活的细节、鲜活的民俗个体,并将具体的文化事象放入特定的节日、神圣的仪式及文化的场域,甚至是在群体的交往史、文化的融合史中加以解读。

 

二、历史感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是人类学中对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知识的概括,强调文化认知应突破传统一元的知识观,强调重视丰富的地方性文化。对地方性知识的描写也始终是散文集作者在文化研究中着意书写的重点。正如大家所知,民族民间文化的丰富性就在于它以融合开放的姿态吸纳周边族群、所处地域的文化因子,在动态的交融变迁形成自身的特点。民间文化既自成体系,又开放包容,因此,也就具有了多样的地方性特征。作者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书写出了藏族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对特定地域的书写也是极力呈现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五月初五,安多藏区的花容佛心水衣裳》是筋骨饱满,最具力道的散文之一。作者深情地写出了五月初五的安多藏区节日习俗,突出呈现了在特定时空维度中安多藏区的地方性文化特色,呈现了藏族文化内在的多样性特征。“藏区那么大,那么宽,那么美,有许多人、事、情、景、话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绵密味道,需要我们一块地方一块地方地去体察、表达、分享、传播”。作者对“地方性知识”的这种探求始终贯穿在整个文化的书写当中,其路径是首先是对一个点的深入呈现,接着是对多个点的关照,再将这些点连接成面,从而形成整体和区域的文化认知,最终把握文化的个性和共性特征。这不仅是她个人的书写志趣,同时也是人类学、民俗学孜孜以求的研究目标。

        晓霞姐对“地方性”知识的探求,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的,还涉及特定文化现象生成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还有群体亚文化的存在等。比如在《关于白马藏族村寨的行走和阅读》一文就涉及到了群体亚文化的存在及与其走向的理性思索。这种思索源于她对正在面临变迁的民间文化的感知,既是对特定群体的关照,也是跨越地域界限的思索。“民俗的传承与保护是让我们现代人多么费心的事,离开?打开?变形?变质?贫富之间、存亡之间、洁污之间、物质与灵魂之间的来回磨搓让许多问题显得复杂而尖锐……”这是她的理性思索,也是对现代性同质化的质问。而作者思索的这一问题,又不仅仅是一个白马藏族村寨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所有民族文化都面对的共通性问题,它们切切实实地凸显于我们生活之中。

        顺着白姆措的目光,我们还看到了作者对甘、青典型多民族聚居区域文化风景的书写,如河湟流域、凉州、安多及华锐部落等。这些区域在历史上就是多个族群聚居、多元文化共生的地理单元。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沉淀出了丰富厚重的文化底蕴。作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自己的行走体验出发,围绕着作者生活中对文化交融的真实感受和切身体会,描绘出了文化融合的大气象。这体现了作者区域、整体的文化眼光和视野。这个作者称为“必须面对的文化生命”中聚居多个民族,共存着多元文化,那种民众发自内心的对不同文化的欣赏、包容和借鉴,不仅迸发出了这一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也还沉淀出了民间社会不同文化和谐交融的内在智慧。在她文中描绘的正是这种民族交往、文化共融共进的时代风貌。作者说:“正是这种文化交融的状态对我产生了深度的诱惑,使我感觉到了这片土地所勃发出的生命的能量,所形成的有张力的文化场域”。这不仅是作者文化视野的体现,也是对多民族聚居区域文化的精准认知。

        《我所知道的渭源:渭源篇》中的散文都是有历史感和现场感的书写,会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文化的渭源、历史的渭源、民间的渭源、生态的渭源以不同的姿态跃然纸上,瞬间让人有禁不住要去渭源走走的想法,也让我们看到了一路从历史走来的渭源在今天散发出的独特文化魅力。

        除了对民族、地域文化的解读,作者对地理维度的定位、历史脉络的探求还切入在对家族、亲人的书写当中。英国的保尔∙汤普森认为“当我们理解别人时,首先把他的行为归位到他们的生活史中,进而再归位到它们所属的那个社会场景下的历史中。个人生活的叙述,是相互关联的一组叙述的一部分,它被镶嵌在个人从中获得身份的那些群体的故事中。”作者对个人生活史的书写正是将其与家族历史、民族历史、区域历史相结合的。

        总体来看,基于对“地方性知识”的把握,作者对民族文化的书写关照了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着意在历史的发展演变脉络中加以定位,在具体的地理空间背景中加以解读。可以说,白姆措眼中的文化现象都是在历时的纵向和共时的横向交错中呈现的,那些书写的民族文化的“地方性”知识,也兼具了历史的厚重感。

 

三、性别视阈的文化创造

 

        作为女性学者,作者的散文书写也呈现出了社会性别的独特视阈。在文中她特别关注了不同的女性群体,以她们鲜活的生活故事为基础,描摹出了普通女性的不同风采,书写出了女性群体独特的文化创造和生活世界。

        正如大家所知,在民间文化的体系中女性群体往往都承载着重要的文化角色,承担着不同的文化使命。她们在民间艺术世界里用灵巧的双手、温柔的言语赋予生活以盈盈诗意;在日常衣食住行中认真地实践着群体的文化精神。也正是因为女性的豁达乐观、坚毅隐忍,她们将生存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幻化为对生活的热爱,传承着家庭和民族的文化血脉,用自己的行为影响着下一代人。我们在作者的书写中看到了那些坚毅美丽的各民族女性,她们就那样真实的生活在我们周围,追求着完全不同的自我实现。对这些即平凡又伟大的女性的书写,这是她的所长,亦是她的使命和注定。

        作者对女性的书写中还特别关注了读书写作的女性群体,作者以师友为蓝本写尽了那些读书女人的人生。她说:“读书的女人是一种奇特的存在,坚硬与温柔同在的社会给予她们的挑战是男性世界无法完全想象的。不管怎样,思考是不能停止的宿命,坚定地走在向往豁达的路上,应该是一道风景。”在作者眼中读书女人的睿智、勤奋、风骨和“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的自我意识,那种对生活的思考和执着的前行,对于学问的真实热爱让人感动,也让她们成为这世间最美丽的风景。那种读书女人的至境,稳健低调、独立睿智,外表典雅端庄、内心刚健硬朗,思维缜密理性,这是她对自己人生的期许,更是许多读书女人的追求,与我而言更是不能至,向往之。

        特殊的身体体验使女性以有别于男性的方式感知这个世界,因此,女性也就能感受到不同的生活维度,看到人世间不同的风景。在散文集中那些细腻的情感体验被温润的加以表达,立体的生命感受被层层呈现。然而又不同于很多女性书写者,作者有着广阔的文化视阈,基于多年的田野实践和深入的学术思考,她的书写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情感体验,而是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关注着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错、群体文化的变迁与整合。比如,作者对家乡天祝的书写体现出了“英雄化”的壮丽和宏伟。她将故乡的山、水、风、土放在宏大时代、广阔地域背景中呈现,描述了生活其中的群体文化特性。她以近乎“男性化”的表达,勉励自己及所处的群体以开放的英雄之心迎接春风四起的变革时代。通过天祝英雄文化的描写,我们看到了沉淀在作者血性中的文化自信与从容、豁达与包容,这是女性文化学者难得的大气魄、大胸怀、大视野。还有那些对家庭、群体和地区的文化书写,呈现给我们的是民族融合和时代变迁的个案缩影。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群体之间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大智慧。

        家族发展历史上族群的融合,造就了文化成长土壤的多元,培育了散文集作者包容、多元的文化观察视角。不同的身份和经历造就了对文化与生活的多元体验感。作者认为这本散文集是对个人小小生活史的记录,不仅仅如此,在这些看似个体化的生命体验中,作者融入了时代洪流中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话题,关照了文化的传承与变迁、群体的发展与融合。可以说《白姆措的眼睛》这部散文集是集文学、人类学、民俗学为一体的书写与思考,是作者对特定地域文化的研究史的记录,同时也是一位女性学者心灵史的呈现。

 

 

        白晓霞,女,藏族,又名白姆措,1974年生于甘肃天祝,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民俗文化。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项目多项。发表相关论文60余篇。获得过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等奖励。出版有散文集《白姆措的眼睛》。

        梁莉莉,女,藏族,1980年生,青海格尔木人,民俗学博士,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副研究员,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基地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俗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宁夏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及宁夏高等学校科研项目各1项。成果曾获宁夏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