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增喜欢文学创作，但作为一位政府官员，由于政务缠身，很少有闲暇能够像一个专业作家那样在艺术的天地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然而，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和艺术表达的强烈冲动，促使他“忙里偷闲”，进行一种“非职业”化的创作，时不时地写就一些文学篇章。这种爱好、兴趣几十年来没有中断过。最近五六年以来，大概是因为政务减少的缘故，难得“清闲”的他文学产出有了明显的提高，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不少影响颇大的艺术佳作，并出版了题名为《小沙弥》的作品集。
丹增的人生经历与生活体验，以及由其职业所影响、决定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生活态度，直接影响、决定了其“非职业”化的文学创作的艺术风貌和作品的思想文化品格。客观地说，收集在《小沙弥》中的作品，从艺术表现形式的角度看，并无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朴素自然的语调，自若轻快又时而带有调侃、诙谐意味的语言表达，以及颇具现实主义风格的“实录”内容，大致就是丹增作品呈现给我们的整体风貌。这种看上去“陈旧”、“老套”，没有新鲜艺术招法的文学创作路数，在艺术表现技巧和手法早已千奇百怪的当代文坛，乃至西藏文坛，只是中规中矩的艺术制造。但是，丹增创作的意义不在这一方面，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也不体现在艺术形式这一维度上。丹增的创作，以及他作品的主要艺术价值，在于它们所蕴含的深广的历史文化品格和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上。具体而言，丹增的创作行为本身，以及他的作品所展示的具有“实录”品质的内容，包含着深厚广远的历史内涵和现实“实证”意义，而从作品具体细微的字里行间、情节片段中所透露出来的作者的现代理性意识和现代宗教文化观念，也真切地体现出了一个藏族现代知识分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与辩证态度。这是丹增这位“非职业”化作家超出许多“职业化”的当代藏族作家的地方。他的创作在此一点上，为我们考察、认识新一代藏族知识分子的思想裂变、人生选择、生活道路提供了比较典范的艺术文本，也是我们理解、阐释近代西藏必然走上解放、民主道路的最鲜活的“历史文献”。因为丹增笔下的许多“故事情节”，完全是他个人人生经历的艺术化演绎，而这种演绎又与西藏当代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几乎是同构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丹增个人的人生踪迹，就是西藏当代历史变迁的缩影，从他个人的命运转变中，大致能够倾听到西藏当代历史进步的足音。换言之，西藏当代历史的变迁和文化传统的转变，影响、决定了像丹增这样渴望走出雪域高原的藏族民众的命运，历史的巨大转折造就了像丹增这类新一代藏族知识分子。历史给予了丹增们实现个人价值和创造民族历史的机遇，而他们也参与和见证了民族走向新生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位参与并执行西藏地区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文化革新与建设政策的高级干部，他的创作以艺术审美的方式尽可能广阔地展现了当代西藏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得以展开、推进的根本动因。这为我们从社会历史文化的高度来考察、审视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靠依据。
科学理性精神与社会现代化是近代西藏走向进步的两个重要保障。自近代以来，以藏族为主体的西藏各族人民，就开始向着这个方向不断地探索追寻。由于复杂纷繁的历史原因，这种探索与追寻始终无法获得一种明确、稳定的指示性力量作为其支撑，结果总是有始无终，被历史的惰性死死拖住。西藏社会只能在封闭、落后的历史漩涡中止步不前。历史等待着一种除旧革新的力量来开辟新的发展道路，从而激活沉寂太久的社会激情，把民族发展带向新的天地。新中国的成立为西藏的新生奠定了基础，而西藏的和平解放则直接为西藏社会走向现代化和科学理性精神的传播创立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契机。历史终于为西藏打开了一扇“旧颜换新貌”的大门，而如何从这扇大门里走出来并担负起历史使命，把历史契机转变成实实在在的社会变化，需要一大批能够承担起未来西藏历史发展、进步的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丹增正是在这样历史转折关口，顺应时代的需要而重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航标，从而把个人的人生轨迹与西藏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更新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成就个人人生价值的同时，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历史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并身体力行、始终不渝地践行着自己的光荣职责。丹增的这种人生历程和社会履历，在《小沙弥》这本文集中得到了比较翔实而辩证的艺术再现。在丹增的艺术书写中，个人的生命历程是由民族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而民族的历史进程其实就是无数个像丹增这样肩负着历史使命的个体生命历程的总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个体的生命轨迹是能够折射出特定时期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因而，阅读丹增的相关作品，大致能够洞悉到历史曲折前行的深层原因，看到粗狂的历史背后更为细小但却对历史发展至关重要的各种因素。
与近代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发展都需要先进的思想之火的烛照、启蒙一样，近代以来的西藏地区，也需要科学理性精神之火的烛照，才能激活新的发展活力，跨越坚固的历史壁障。面对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与侵略野心，最好的自我保护和发展就是不断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和发展机能。在西藏高原这块氤氲着浓重宗教文化传统气息的大地上，革新的艰难绝不亚于中国其他地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有一些具有卓越远见的藏族人士试图引进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但顽固不化的历史传统却难以接受据说是带有“邪气”的新鲜器物和思想观念，以保护神圣的宗教佛法为借口把它们拒之门外。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从堡垒内部寻找突破口和借助外力的驱动完成历史的跨越，成了民族跨越历史障碍的关键一步。其实，在旧西藏上层集团内部，不是没有远见卓识、头脑睿智的开明人士，只是这些人势单力薄，又无旁力给他们以支持和驱动，先知先觉者只能成为历史惰性的牺牲品。
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叶左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运动，终于为后来的开明智士打开了冲出历史堡垒的大门。丹增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应时而上，走在了时代发展的前列，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沙弥，成长为西藏社会发展的决策者和民族文化传承、更新的引导者、实践者。民族的历史发展与个人价值的实现，在丹增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结合与真实体现。而这种结合与体现在看似“拉家常”、“谈琐事”、“抒恩情”的《童年的梦》和《念恩师忆母校》等作品中得到了清晰地展示。
按照一般的阅读思路，许多读者都乐于把这两篇充满了作者个人深厚情意，语调欢快、活泼的记事、抒情散文视为作家对个人往事、经历的深情回忆。以这样的阅读眼光看待它们，这两篇作品无疑就是“抒情言志”的小制作，不可能包蕴超越个人情怀的历史文化内涵。从文学接受多元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切入视点是合理的。但这种仅仅聚焦于个人经历和抽象情感的阅读指向，将会遮蔽这两篇作品所包含的更为阔大深远的审美内涵，尤其是当面对像丹增这样一位人生经历承载着丰富的当代西藏历史发展信息的作家时，这种遮蔽就显得更为刺目。考虑到作品本身所包蕴的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和作家个人人生经历与民族历史进程的同构性，我们有必要以更为高远深广的眼光审视这些“言志抒情”的散文，挖掘它们所包含的深厚的社会历史意蕴，勘察近代以来西藏社会寻求现代文明之路的过程和走向社会主义文明之路的根本动因。
从表层内容看，这两篇作品描述的是作者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求学经历。这些经历在作家笔下是以一种举重若轻的面孔出现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位身居高位、声名显赫的公众人物，作者并没有刻意把自己的早期生活、求学经历渲染上浓重的社会色彩，没有刻意强调自己人生经历的非同凡响，从而留给人一幅“天生我才”、“天将降大任于我”的“舍我其谁”的面目。但这种“轻描淡写”并没有完全弱化作品所包蕴的社会文化内涵。如果回到丹增早期生活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就能够感受到作品中所描写的那些充满了生活气息与感性色彩的故事细节，其实暗含着历史风潮涌动的巨大波澜，如此一来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把丹增的个人经历与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视为同构过程。或者说，丹增的成长经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微小缩影。
《童年的梦》一文中的“梦”到底指称什么，文内没有明确陈述。联系作品的核心内容，可以把它归纳为“由好奇心激发的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冲动”。作品对这种由好奇心引发的渴望与冲动的表现，是通过两件具有象征意味的现代器物的出现来完成的。这两件器物分别是“镜子”和“手电筒”。这两件器物是由来自遥远的外部世界的马帮带来的。这种带有鲜明的现代文明色彩的器物的出现，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具有历史震撼性的“事件”，因为它们对包括年幼的丹增在内的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稀奇古怪”的生活用具，其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对人们陈旧的思想观念的冲击和旧有的精神体系的动摇。尤其是对年幼的丹增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道路的影响，完全是革命性的。对丹增来说，这些文明器物的出现，不仅仅激发的是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而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的启蒙与萌生。这种启蒙与萌生，在丹增之后的人生选择中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印证。对于手电筒和镜子给自己精神观念带来的巨大冲击，丹增在文中有过一段精彩且极具象征意味的描述。
那束在无垠的黑暗中闪闪灭灭、晃来晃去的光柱就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游荡在夜空下的灵魂。黑暗中的事物可以被看见，无疑于一个未知的世界被开启了一扇神秘莫测的窗户。那个晚上我一夜没睡。我相信家里的人也被我搅得难以入眠。因为我用手电筒去照那些看家护院的狗，它们在黑夜里也从未见识过如此明亮刺眼的光束，惊慌得大呼小叫，吠声一片，似乎想把射来的光柱一口啃掉。其实我的惊讶也和它们一样——我可以在黑暗中看见我想看的任何东西！这些狗跟白天相比怎么有些不一样呢？它们看上去不像家犬而像森林中的狼，面色凄惶、眼珠发绿、耳朵竖起、撩牙暴露、行动鬼祟。树上那些露宿的野鸡才更有意思，当手电光照射过去时，这些家伙竟然一动不动，缩着脖子瑟瑟发抖，就像被一支光的利箭射中了一样。我手持电筒在宅院里蹿上蹿下，再也不用担心哪里有门槛、哪里是坑洼。以往对黑暗的恐惧已被手电筒的光芒驱赶得无影无踪，我感觉自己就是驾驭黑暗的勇士，在过去从不敢涉足的地方如入无人之境。那从我手中飞出去的光束就像一把锋利的宝刀，将强大而深沉的黑暗一劈两半。黑暗中的魔鬼在哪里？大人们说的每到夜晚就四处游荡的阴魂又在哪里？我要用手中的电筒把它们都照出来，让它们在手电光下原形毕露，哪怕为此闹得鸡犬不宁。刺激和兴奋让我闯进了家中的佛堂，我想看看平常供奉的护法神们夜晚里都在干些什么，是在和魔鬼打仗呢，还是和我们人一样在睡觉。可是当我把手电光照到护法神的脸上时，我却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差点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1]
那是我的第一个不眠之夜。许多年后我都还记得这个激动人心的夜晚，以及心灵深处所受到的巨大震撼……一面镜子和一支手电筒向我展示了与喇嘛经师所描述的世界全然不同的景观，这种新奇得令人坪然心动的景观不是让人如梦初醒，而是仿佛置身梦幻般的世界。哪颗童心没有梦，哪个孩子不梦游？在枯燥乏味的经书和魔幻般的镜子与手电简之间，任何一个孩子都会作出符合自己天性的选择。镜子和手电筒，成了一颗不安分的童心通往山外世界的方向和路标。 [1]
这幅带有个人化色彩的童年景象，给丹增的生活与心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前来自佛经的那些神圣不可怀疑的观念开始动摇，生活面临着新的抉择，人生处在了十字路。丹增彼时所面对的人生境遇，其实恰好应对了走向历史关口处的旧西藏在选择历史方向时面临的历史境遇。丹增生于1946年12月，五年之后的1951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西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由于历史发展与文化地理因素制约，西藏在许多地方还保留着旧有的制度体系和文化传统，彻底完成制度上的脱胎换骨和文化观念上的除旧更新，还需要漫长而艰苦的历程。这期间，最为需要的是社会思想观念的革新。换句话说，当时的西藏需要一套能够适合建设新的政治制度、文化体系的思想观念来逐渐取代已经不适应民族发展、时代进步的，带有历史惰性的思想意识，从而为新制度的确立，新文化的创制提供精神支撑和动力。这种新的思想观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科学理性精神。谁来担负起学习、传播这种科学理性精神的历史重任呢？历史选择了丹增和他的同辈们，而丹增和他的同辈们也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来了这一振兴民族的历史重任。从上面所引述的片段中，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具有文学社会学意味的历史推演：镜子和手电筒作为现代文明器物，可以被视为是科学理性精神的一种具体表征，童年时对这些现代文明器物的好奇是成年后理性精神确立的必然阶段，而成年后理性精神的确立是童年好奇心发展的合理结果。这一合理结果在传统的政教合一体制和宗教文化根深蒂固的西藏，具有像手电筒照亮漆黑漫长的黑夜一样的巨大功效，为西藏逐渐摆脱沉重的历史羁绊，走向进步文明设立了路标，指明了方向，扫除了障碍。
镜子和手电筒是一种具体而实用的器物。镜子可以使人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手电筒能够去除黑暗。如果把这种功效进行一次抽象化的表述、提升，那么镜子与手电筒的功效其实可以直接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改变人们认识世界、体认自我的思维意识和文化观念，为人们提供一种相对而言更为可靠的认识理念。对于当时的西藏来说，这种理念就是科学理性精神。因知识与经验所限，年幼的丹增还无法知道那些由镜子和手电筒激发的好奇心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且最终演变为一种全新的观念意识。但经历了历史巨变和参与、见证了民族发展历程的他，对此的认识却是极为明晰深刻的。
人们面对任何新生事物，总是从好奇心和敬畏心开始的。拒绝它其实就是在拒绝这个不断前进的时代，拒绝自己求知的心灵。当解放军来到西藏时，他们不仅带来了更多的新奇东西，还带来了农奴翻身解放、社会进步发展的全新观念。不管向我灌输何种信仰、文化，年少的我更向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向往到山外的世界去开阔自己的视野。当一个和蔼可亲的解放军营长问我愿不愿意到汉地去念书，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新的知识时，我几乎没有多加考虑，甚至没有告诉我的父母，就和一批翻身农奴子弟一起，跟随解放军去了汉地。 [1]
后成大器的丹增认识到了接受新鲜事物与社会进步的辩证关系，也深刻理解了好奇心和求知之间的辩证逻辑。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宽阔的政治文化视野，使他对教育对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其中的逻辑是，科学理性精神不是靠诵念经文得来的，而是从现代教育那里获取、培养的。这是他重视教育的根本原因。丹增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自己重视教育的理念。在长篇散文《忆母校念恩师》中，他以一种极具感性化的方式，表现了自己对教育的热爱与重视。
关于《忆母校念恩师》，很多读者把它看做是一篇“感恩”型的抒情散文，认为作品表达的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学子对母校培育之恩的感激之情。这样的认识是一种比较常规的阅读感受，因为作品的一些主要内容的确是在讲述作者本人的求学经历和抒发对母校恩师的感激之情。在认同这种阅读感受的同时，我却认为这样的审美认知只是一种极为表层的感性阅读行为，它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这篇表面上看来情感外露，实则包含着作者对求知、教育，以及通过求知、教育所获得和培养起来的科学理性精神对西藏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也就是说，丹增以真挚的抒情笔法所表达的对母校恩师的感激之情，其实是在他切切实实地认识到求知、教育对个人价值的实现，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民族的强盛进步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后自然而然产生的。在《忆母校念恩师》一文中，丹增既指出了求知、教育对个人命运选择的决定性意义和个人价值实现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它对一个国家、民族发展、振兴的深远意义。
我今生对教育虔诚的爱，正源自我的母校——西藏民族学院，因为它不仅是我接受现代教育的起点，也是我人生历程迈出的第一步，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我看到一座座冰川雪峰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个藏族儿女渴望知识，渴求教育的目光，那是一种使人刻骨铭心的目光，他流露出来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千年期盼！如今我回想起来还触目惊心。同样，我还看到了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后，更多的人被教育改变了命运的事实，看到了自治区的兴旺发展，看到了藏民族的进步。毋庸置疑，这些变化，无不与教育有关。[2]
我在母校几年的学习和生活，使我真正认识了现代教育，也让我开始懂得了人生的哲理，更让我对教育有了由表及里的理解和思索。这让我不断加深对教育的认识，不断增进对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思考，不断增强做好教育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坦率地讲，是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是教育使我学会了在以后的工作中关注教育、感激教育、热爱教育并积极投身教育事业的发展。 [2]
丹增对现代教育重要性的这种认识与表述，绝不是虚妄之言，也不是立足于自己身份地位所限定的位置所发的官腔官调，而是从当代西藏历史发展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正如丹增所言，“由于地域的限制和社会制度的束缚，藏民子女除了能够接受一定的宗教教育之外，很少能够受到与时代同步的现代文明教育。这种状况直到西藏解放才开始发生变化。”[2]时至今日，现代教育对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性已经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共识。但回到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西藏社会文化环境中，情况可能会恰恰相反。纵向对比就会发现，正是像丹增这类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对传统思想意识产生质疑的藏族民众顺应历史潮流，以无所顾忌的探索精神登上历史前行的滚滚车轮，才为西藏的未来开辟了一条走向光明的道路。丹增以及他的同辈们所走过的个人追求之路，汇集起来就是西藏当代社会发展进步之路。而这批人无一不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受惠者。这种历史景象不仅仅体现在丹增的人生道路中，也体现在与丹增同时代的其他藏族同胞的人生轨迹中；它也不仅仅出现在丹增的文学作品中，还大量地出现在其他一些专业作家创作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中。翻阅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可以发现，第一个藏族地质学家、第一个藏族摄影家、第一个藏族现代音乐家、第一个藏族人类学家……他们早期的人生轨迹几乎都与丹增早期的人生道路是相似的：走出高原，接受现代教育，然后为建设家乡、为振兴民族，为促进西藏的进步繁荣而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个人道路与民族发展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是历史赋予丹增他们那一代人的神圣而重大的使命。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生命个体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也能看到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奋发进取、不断前行的身影。这是丹增的艺术作品呈现给外界的珍贵的历史景象。他的创作在平淡无奇的表现形式中，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这是其创作的价值所在。
丹增的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在上面论及的内容，还体现在他以开阔的文化视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辩证认识与所秉持的态度上。丹增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与宗教文化现象有关的情节，其中所要表现的核心主题是对良善、宽容、利他精神的提倡与赞美。一般读者认为，这是丹增深受宗教扬善惩恶观念的影响而萌生的悲悯情怀，表现了他宅心仁厚的慈悲心和对人间美好精神家园的渴望。在评述被认为是丹增代表性的作品《江贡》时，《小说月刊》的授奖词是这样表述的：
《江贡》讲述的是江贡活佛的十一世转世灵童阿措如何由一位牧羊少年成长为一位活佛的故事。在作者心平气和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一颗凡俗之心坚韧顽强地洗除杂念，变为一盏澄澈的明灯，照亮雪域草原，照亮芸芸众生。在作者不慌不忙的刻画中我们看到一代活佛引领下一代活佛成长，慈悲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是作家丹增奉献给尘世的精神灯火，这灯火照亮人心，照亮世界。[3]
这样的评述代表了绝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感受。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完全认同这样的评述，但换个角度来审视丹增对传统宗教文化的认识与态度，并联系他的其他相关作品，做一些互文性解读，可能会发现更为重要的、更需要我们去发掘、阐释的社会文化内涵。
把宗教文化现象视为一种审美资源，并不断地征用、纳入到实际创作中，这是西藏当代文学中一直存在普遍现象。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这种创作现象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蔓延，形成了一种遍地开花的繁茂趋势。这种创作取向无可厚非，因为生活在西藏的作家们最直接、最切实的生活感受往往就与宗教文化现象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的描写对象更是如此。如果不以这些活生生的现实资源为作品的内容展开创作，那么西藏文学就可能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根之木，也彰显不出自己的特色。当然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有些作品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宗教文化的痕迹，但这种情况是凤毛麟角，而且得不到重视，因为在读者看来，这种远离宗教的文学创作反而显得不太真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重点。这里所关注的是，同样是征用、吸纳宗教文化现象，同样是具有宗教意味的艺术创作，在不同作家那里，往往会体现出作家不同的宗教文化观念和态度。
自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上出现“文化寻根”潮流以后，文学的地域化与民族化成了一种指引作家审美取向的鲜亮旗帜。不少作家开始在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园地里走笔挥毫，试图闯出一条不合大流的路子。检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历程，这种艺术追求成绩显赫，西藏文学在这方面也成就辉煌。借这股东风的余力，1990年代之后，西藏文学在地域化和民族化方面大面积掘进，而最突出的表征是宗教文化现象在作品中的频频出现。大量征用宗教文化事项成了当代西藏文学一个显著的审美倾向。作为一个藏族作家，丹增要书写自己的人生，要反映西藏高原的人事变迁、生活情态，不可能不涉及宗教文化现象。但丹增对宗教文化现象的描写与反映，主题旨意和认识态度与其他作家有着很大的不同，正是在这一点上，能够发现丹增创作的现实意义和文化建构价值。
在丹增的创作中，我们能够明显的意识到，他对宗教这种深刻影响着藏族民众精神意念和生活方式的文化现象，有着非常明确、辩证的认识。在情感上、心理上，他肯定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其正面的积极意义，那就是引导人们向善向美。对于宗教作用于社会的这种正能量，他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与充分的肯定。这种倾向与认识在《江贡》、《我的高僧表哥》、《第二佛陀》、《早期恨与近期爱》等作品中尤为明显。在这些作品中，他集中演绎、阐释了佛教所提倡的宽容、慈悲等人性品质中最能够彰显出人的存在意义的要义。而这种宽容与慈悲在世俗人间就是“爱”的代名词。因此从根本上，丹增所肯定、赞美的宗教精神和信仰，是超越了阶级、民族、集团的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精神品格。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对人间真爱的由衷赞美与殷切期盼。在《生命的意义》、《香格里拉》、《藏狗》等作品中所真情讴歌的人间大爱，正是这种超越一切现实利益的宗教情怀在世俗人间的真切落实。在《香格里拉》中，面对众说纷纷的“香格里拉”，丹增表达过这样的“香格里拉”理念：
想到这里，吐露我的心思，香格里拉是一种文明，是敬畏大自然的文明，是友爱一切众生的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是人与人礼让的文明。正如经书中说的那样，香巴拉王国的人们，不仅享有优美仙境的自然风光和丰沛的物质资源，人们还不执、不迷、不愚、不贪。 [1]
显而易见，在丹增的认识范畴内，宗教的宽容、慈悲、利他主义、淡泊名利，与世俗人间的的友爱、谦让在精神上是完全相通的。都是一种超越个人一己之利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的情感、伦理诉求。具体而言就是忘我的“大爱”。
对于宗教所具有的这种积极功用的认同，并不意味着丹增对一切宗教现象和宗教行为的无条件接受。作为一个有着坚定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作家，他对宗教的虚妄性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宗教可以给人带来心理安慰，能够引导人向善向美，但却不是促进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的利器。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在西藏社会不断迈向小康目标的历史征程中，宗教的现实作用是有限的，真正的进步还需要依靠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先进的技术手段，以及全体民众的辛勤努力。因此，对宗教中那些落后的负面因素，丹增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它对人的合理欲求的扼制与社会进步的羁绊。
丹增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明确、辩证的宗教文化态度，是当代一些藏族作家所没有的。不少当代藏族作家在书写宗教文化时，表现出的往往是模棱两可、暧昧不清的态度。我们当然不能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判定这种态度是有问题的。毕竟创作仅仅是作家的一种文学审美行为。我们也不能仅仅依据作家的文化态度来判定作品艺术水准的高下优劣。但当丹增把自己的宗教文化态度在创作中明确亮出来的时候，就不能不说他的创作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文化内涵，不能不指出，他具有明确而积极的文化重构意识。这种文化重构意识的积极意义在于：在目前风潮渐盛的偏狭的“文化认同”趋势下，这种态度无疑具有混淆视听、正本清源的作用。
从一个在枯寂清冷的环境中诵经念佛的小沙弥，到声名显赫的高级领导干部，丹增的人生转折多少有些戏剧色彩。但把他的一生经历放置在当代西藏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偶然中的必然。丹增的人生经历与半个多世纪的当代西藏历史，是一次步调一致的和谐共振。当丹增利用难得的闲暇，把原本属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与生命感悟，用“非职业”化的创作方式铺叙成文学篇章时，这些文字就自然而然地重现了已经远去的历史的身影。因此，阅读丹增的作品，就是重温一段艰难曲折的历史。尽管这种审美形态的历史并不是过往历史的原始形态，但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某些“真实”细节，并搜寻到引导后来者认识历史的丰富信息。
参考文献：
[1] 丹增：《童年的梦》，《小沙弥》（小说散文集），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第77页，第78—79页，第277页。
[2] 丹增：《忆母校 念恩师》，《小沙弥》（小说散文集），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页， 第229页，第233页，第229页。
[3] 2012年《小说月刊》双年奖授奖词，见《小沙弥》封底。
丹增，作家。1946年12月出生，西藏比如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毕业。曾任西藏自治区、云南省委副书记，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 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胡沛萍，1973年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四川师范大学“大西南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与当代藏族文学。现供职于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迷乱的星空——中国当代文学片论》《边地歌吟：阿来与扎西达娃的文学世界》《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史论》等6部。曾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三等奖、《当代文坛》杂志优秀论文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