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一篇评论中这样评价藏地作家龙仁青小说创作宽厚的背景与视野：“出生于青海湖畔铁卜加草原一个游牧家庭中的龙仁青从小就徜徉于汉藏双重文化之中，加之所受的良好的双语教育，使他能够自由穿行在汉藏文化时空中。赤岭东西两麓一直以来就是青海“茶马互市”的重镇，民族交往呈现着纷繁复杂的状态，农民与牧民在经济、文化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上的交往互动更是频繁生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互动的历史、汉藏文化交流的背景，加之龙仁青个人的家庭背景三重因素使得龙仁青既拥有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穿越能力，又葆有一种恒定的悲悯精神。”这是交织在龙仁青小说中的不同文明形态构成的一个空间维度。在表现这个维度时，龙仁青像一个精心侍弄庄稼的老农一样，以丰富、宏阔的知识结构梳理了青海这片大地的肌理。他博闻强记，注重储备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常识。龙仁青的生活智慧和阅读资源的交织为其创作提供了足可支撑的细节保障。
如果注目龙仁青小说的另一种结构形态，我们会发现龙仁青的写作视野又从都市与草原这种不同的文化地理形态层面构成了他小说世界的另一个空间维度。“城，所以盛民也”；市，本义为充满嘈杂声的买卖之所。在词典中，城市是指人口、房屋密集，工商业发达的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然而在文学的隐喻中，都市是能源消耗的，人际关系复杂与疏离的，人与自然对立的。这种张力，就给了作家足够生发的空间。龙仁青的这一维度在小说中体现出不同的境界。大抵说来，是如同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言：“每个民族的民族性秘密不在于那个民族的服装和烹调，而在于它理解事物的方式。”龙仁青对“城乡”这一主题探索出的不同境界反映了他作为藏族作家基于母语文化思维对现代性的理解。这里的“乡”广义地指向它所具有的“城市之外的区域”和“故土”之意，因而“草原”和“牧野”就得以被涵盖。
纵观龙仁青的小说，第一重境界还未彻底脱离对“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化书写。在《乱海子》中，作家的笔触仍旧停留在草原，但“都市”所象征的现代化已经悄然侵入，有经济头脑的儿子曲珠圈起自家的草场“乱海子”搞起了观光旅游，父亲巴拉难以接受自家草场来客人还要收酸奶钱，曲珠的功利和刻薄也是缘于在都市所受到的伤害。 当“变”的石子轻轻投下，危机与变动就层层荡开：伦理的、信仰的、生存的……当坚守的根基被撼动，谁能应对这波纹带来的眩晕？父亲巴拉在夜晚见到乱海子“闪烁着暗淡的寒光”时，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评断立现。《歌唱》也是这样一个主题的书写。来自草原的女歌手来到都市，她所秉承着的草原规则与都市规则之间处处无法兼容，伦理观和价值观的冲突使得歌手群措从手足无措、撕裂阵痛，到决绝离去，反映出的仍旧是“城乡”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从《光荣的草原》中白蹄马所承载的草原文明和摩托车所承载的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到《锅庄》中旅居都市的藏人扎仁的迷惘无依和来自草原的牧人米吉的信念执着之间的冲突都呈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特征。这种创作模式反映出的小说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某种固守。但即便如此，龙仁青的小说仍有所不同。他的游牧生活经验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的统合趋一、草原规则与伦理观念对等级、权力文化的超越等等都使得龙仁青的这种模式具有不同于简单化的“控诉”式书写的主题魅力，从而构成其小说立足于“城乡”彼此对立、伤害的第一重境界。
九叶诗人唐湜有一个观点：“诗歌应该体现诗人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成。”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小说作家。龙仁青凭着一位小说家的敏感和勤奋在“城乡”主题上继续掘进，挖掘出其小说的第二重境界。龙仁青在11年前创作的《奥运消息》中的草原就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一张刊登了上海姑娘陶璐娜奥运夺冠消息的报纸悄然被风吹到草原，在县城工作，回乡探亲的万玛得知后欢呼雀跃。面对此景，就像第一次见到望远镜，少年次洛“睁大了眼睛”，惊奇不已。望远镜的神奇和奥运消息一样，必将从此改变次洛的生活。草原的平静不再，但是就像作家有意选择的儿童视角一样，对与错，是与非可能重要，也可能并不重要，我们无从得知。因为“变”这个现代化巨兽已经显现端倪，以摧枯拉朽之势来袭，我们也无从抵抗。《巴桑寺的C大调》中僧侣们对于美国人麦迪和他的录音机的“惊奇”与萨义德笔下西方人对阿拉伯面纱的“好奇”具有一定同质性。这种不同于对立模式的结构方式试图以藏地最典型的寺院和僧侣体现藏地人们对现代化的好奇。这种好奇不是对立与彼此伤害。《咖啡与酸奶》更是相对概念化地反映出藏地青年一代面对传统与现代时的复杂精神样态。这种结构模式接近卞之琳在《断章》中所传递出的意蕴：世界，本就是由不同角度和参照比对出的存在。当事物并置，尤其是某种错位的并置，就会产生奇妙的意境和蕴涵。
当并置代替对立，犹疑取代伤害，龙仁青显然传递出他对“城”与“乡”的进一步思考，并将这种思考艺术化地呈现出来。放下简单的对立，试图反映现代化进程的现状，这种境界赋予了龙仁青小说以特殊的意义。不同于我们惯见的文本，它无疑是能够激发阅读兴趣的。
常年徜徉于城乡之间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转换，龙仁青并未走向伴随年岁增长的“近乡情怯”及其所传递出的情绪记忆，而是转向进一步关注当下，关注现代化浪潮之下藏地人们的精神现实。这一现实反映在“城”与“乡”主题的结构方式上，就较之前两重境界更为宽厚、高远，呈现为交往、对话的主体间性模式。
短篇小说《倒计时》以瑙如和他的母亲两代人的爱情故事揭示了一个古老的主题——等待。从瑙如母亲的等待到瑙如的等待巧妙地反映了时代与文化的变迁。在一个藏地故事里加入“梁祝化蝶”、“白蛇传”等另一文化系统中的“等待”故事。这种文化语境的杂糅使小说超越了短篇的容量，主题的互文形成了与其容量不相符的小说灵魂的密度。《大剧院》则以一个县城龙头琴独奏演员在大都市舞台上的“失范”，制造了意外的收获：喝了酒的嘎特尽情欢舞，超常发挥。这是一种草原规则对都市规则的挑战，看上去散漫的行为正好中和了规则的整饬。虽然小说的主题稍有概念化之嫌，但它体现的两种文化冲突与交融共存、互补的现实状态具有独特的蕴涵。
《唐僧肉》则运用了民间笑话最常用的误会法来处理藏人在都市的种种境遇：小主人公仁旦被叫成“肉蛋”，“阿妈洛仑”（藏语“更老的母亲”之意）与“姥姥”的差异，晨练的不同方式，语言不通的误会••••••这些都使得小说充满了意趣，令人莞尔，也不禁唏嘘。最终，小仁旦郑重地把小孩子的零食“唐僧肉”拿给阿妈洛仑，希望她长生不老时，这个温情脉脉的误会就成为整个文本的灵魂所在。当我们以文化之名简单地制造文本上的冲突时，龙仁青敏锐地意识到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文化杂糅与融合，并将其生动地呈现出来。这是一个作家的勇气所在。因为他意识到对于草原人来说，都市可能不仅仅是高楼大厦间沉重的阴影，不仅仅是玻璃幕墙灼目的刺痛，可能它还赋予了人们自由、独立和某种友好。阿妈洛仑在超市的购物体验就说明了这一点。说明这一点，在今天这个“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写作还大有市场的时代，龙仁青至少需要有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勇气。说到勇气，龙仁青和作家徐则臣在一次对谈中提到：“除了写作，我还喜欢摄影，每次到草原去拍片子，我就会有意识地避开那些过于现代化的东西，比如电线杆或一些建筑物等等。尽管，从保护草原生态原貌以及草原所承载的文化这个角度来看，我对这些现代化的东西的过度敏感，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问题就在于，所有这些，已经是草原的现实，或者说，已经成为草原的一部分，我们就应该有面对这样的现实的勇气，不但要有勇气，还应该乐观地接受和看待这一切。”
社会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提倡交往与对话。人类从来都不是一个原子式的孤立个体，我们之间的共在关系，即主体间性支撑着我们的生存。基于这一点生发的多元、包容、对话的理念成为今天时代的共识。龙仁青对此是有思考的，他曾提及：“近年来，我开始创作一些生活在城市里的少数族裔生活的作品，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角度，是因为我认为在这些从草原走进城市的人们身上，最能够显而易见地看到当下的少数民族生活，最能够看到社会与自我、历史与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交错和融合，以及其中的心痛、苦难和于某种与心灵相关的东西的渐行渐远。我想，这是我对我目前的创作的一个新的思考。”所以他用文学的形式展示了这种思考和境界。
在宽厚、高远之余，龙仁青的第三重境界仍然是复杂微妙的。有时这种对话不是在不同主体间、不同文化间展开的，它属于更为精微、难以体察的一种层次。《转湖》就是这样一篇小说。巴尔扎克说过：“偶然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小说讲述多杰和措果这对夫妻本打算按照传统在羊年去转湖，然而行前的一次偶然免费体检事件阻止了措果，她需要迅速手术，以免贻误病情。小说中体检卡的偶然出现像是命运活脱脱现身，它主动喻示疾病（死亡）的方式颠覆了人类一直以来对命运的被动接受，现代化的锐角总是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刺伤这个民族的人们传统、甚至有些浪漫地追求命定与前定的生活方式。以转湖为象征的轮回观带有宿命的意味，而命运的示现打破了这种带着惯性的生命观。多杰与措果没能去转湖，这种来自命运的阻止具有超越性，超越了可见与具象，是对人类情感与命运的神秘莫测和对生死、时间等意义的不竭追问。
像是攀着杰克的魔豆茎，龙仁青走在追求第三重境界的道路上。这使他的小说在藏地成为此类主题写作的一个坐标。从草原出发，他开始自觉架构起游牧与农耕、都市与草原等多重维度的文学空间。从冲突到交融，从对立到对话，龙仁青一路走来的写作经历在时下仍然聚集着的众多“愤怒”者那里，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尤其是在一些本民族写作者那里，龙仁青已经走远。
原刊于《青年报—新青年周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