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关于甘南文学，一位著名作家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少数作家用自己傲人的创作成就与独特的写作风格，形成了一道文学的“悬崖峭壁”，上面风景壮美绮丽，别人可以仰慕、叹赏，却无法攀登，无法仿效、跟随。这个具体有所指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可以作为这个比喻的补充的是，甘南文学中同时还有另一种重要景观——少数作家用他们对文学事业的默默耕耘、用他们贴近大地的心灵飞翔，成为甘南文学的一片“原野”，那里草木芬芳、山花烂漫，河流、山峦和地平线都有着优美的曲线。这片原野在自身构成一片深邃的风景的同时，还用她的辽阔、丰富、平坦，而接纳、滋养了更多走近她的文学心灵。无疑，在甘南文学中，完玛央金就是一位最典型的“原野型”作家。对于这个比喻，诗人刚杰•索木东的一段话可以用来作为注解：“作为一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在甘南高地上从事诗歌创作，并且在高原一隅坚持安静歌唱30多年的她；作为一个从1984年起就在《格桑花》担任编辑，并且在这个流水的营盘里坚守了30多年的她，完玛央金以她邃远的诗歌、细腻的文字和宽厚的为人、安静的品质，赢得了甘南文学界当之无愧的两个大字——‘大姐’！”。而诗人敏彦文则用了另外一个喻称“她堪称甘南文学的保姆”。
这样的称谓一方面当然与上面提到的完玛央金作为文联工作人员，作为《格桑花》杂志的编辑的工作有关，而更主要的是指她的文学作品惠及大众的某种特性：平易近人、有根性、接地气，用作家曾维群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安静”的品质。
另一方面是指她的创作面的开阔、文学成就的多维，指她在诗歌、散文、小说多方面取得的文学成就。完玛央金是从诗歌起步，在诗歌中成名的，她的不少诗作曾登上《诗刊》、《星星》等国家级刊物，入选过多种选集，出版有诗集《日影•星星》、《完玛央金诗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与诗人桑子、阿信一起被誉为是甘南诗歌的“三驾马车”。有论者认为，作为藏族、作为女性、作为甘南本土诗人，“三驾马车”中的完玛央金对甘南文学和藏族现当代文学的意义更为重要。
但是在完玛央金三十多年来的创作中，诗歌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中年后，她的创作逐渐转向散文，她数量更多的作品是散文。她的诗歌与散文，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而她的小说，则是文学才华的另一个方向延伸。在为数不多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脱离开作者的经验世界，在虚构与想象世界中探索的完玛央金。诗歌、散文、小说可以说是构成完玛央金文学创作的三驾马车，也构成她的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
一、诗歌：通向心灵之爱的隐秘小路
完玛央金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于诗人而言，是一个人的青春期写作的产物。这些诗歌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年代理想主义、思想启蒙的时代语境的印记。这一时期她抒写的主要是纯洁、透明的少女情思，诗笔稚嫩，文思清新，有着时代的单纯与清浅。与同时期诗人群体的宏大理想主义、集体主义抒情相比，完玛央金的诗歌更注重探索个人的的情感世界，抒写女性个体的内心体验，已经有了鲜明的个性风格。在这一点上，与舒婷等人的风格比较接近。
例如在《船及其他》中，抒情对象是一艘船，但抒情方式却是拟人化的，将船设想成是一个对话者“你”，整首诗是对“船”的属性的一种沉思（延伸联想）和抒发。主要是写了“船”带给“我”的一种安全感、托付感。而诗人潜在所表达的感情应该是对理想中的男性品格的一种想象，这里“船”就成了一种隐喻。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与舒婷的《致橡树》异曲同工的一种带有时代共性的抒情模式，甚至共同的语言方式：“我不能控制你的航向/甚至 选定一个泊位……我只能抱定这片/从你身上得到的安宁”、“啊，这只船/在这只我不能控制的船上/只有白色的舱门开启/我的心情/随着热爱风/热爱起四周的阳光”。《山包》是同一基调的诗，诗中的“你”是一座山包，而山包的伟岸与厚重，衬托出了“我”的弱小与仰慕：“就这样思念着/你在草丛欢笑/又是一座岛屿/传来安全的消息/让我停靠/无牵无挂”。《给星星》中，“你”是一颗星星。诗人把“星星”比喻为是一个男孩，惹人爱怜，但同时它又有自己的辽阔星空和远方。这首表达无边母爱的诗，又在母爱中蕴含了一种感情寄托，“那么，用我浩瀚的爱怜/运载你的一生/我曾经哭泣过的黑夜上空/你吮吸月亮的糖果”。诗的意境深邃、辽阔，情感透明、纯净，诗的感染力可直追冰心的《繁星》。而《 母亲们的身影》则从女儿的角度，反方向去写母爱的深沉与母亲身影的伟大。“那些弓着的/抱着草皮垒/矮矮的土墙的/母亲们的身影/使我面对草原/开始有一缕缕的理解”在这样富有雕塑感的形象中，我们又依稀可以看到艾青等上一代诗人的影响。
如果用今天花样翻新的诗歌标准来看，这些诗在技巧上不免有失之于简单、稚拙之处。。
而写于新世纪初十年内的诗歌，在风格上明显的有了新的变化，诗歌与生活的结合面更宽广，思绪更深沉。尽管诗中情感基调的透明与单纯依旧，但面对时代的变化和人生际遇的变迁，诗中出现了许多困惑的、怅惘的、不确定的东西，还有困惑过后理性的沉潜、情感的内敛。
例如《阳光的手指》中，诗人的情感依然是纯情而透明的，但整首诗似乎在表达一份感情的困惑。然而困惑也是一时的思绪，当一切都成往事之后，蓦然回首，那些困惑都是一种一去不返的美丽：“有一种责任/不是愿意担负就能担负/有一种分别/说过许多“再见”/还是要刻骨地牵念/那些感动自己流泪的话语/事实上 却把勇气/一步步藏起”。诗中流露处一份深深的情思，同时透着一种执着、一份理性。这样的情感方式几乎是完玛央金同类抒情诗的共同特点。同组诗中的《苹果》则是坐在苹果树下，手握苹果，对人生产生的一种忽然感悟，在人类情感力学的意义上，这一发现不亚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但诗的境界朴素、清浅、纯粹、灵动。《风暴》一诗暗喻生活的一个突然转折，但是究竟是怎样的转折，诗人却隐而不提，只是说“往日的人与事/悄悄退出/一种复苏的声音/响在四周”。在完玛央金的诗中，具体的叙事内容从不出场，呈现的只是这些事件在诗人内心引起的海啸，有些则是余震，这是完玛央金诗歌的另一个特点。从中体现的也是诗人面对人生困境或内心冲突时的基本态度。
以《女子诗抄》为题的一组诗，则比较集中地探讨了女性的身份、角色、命运等问题。《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这诗中写了两个场景，一个是审美化的诗意场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坐在白杨树下，一起看蓝天、白云、麦田、小路。这个场景本身有表层化的特点，不触及生活的复杂性。而另一个场景则是属于日常生活范畴的，指涉日常生活的幽闭的那一面，那是关于“和一些粉红 洁白的/盆花一起/住在西边一座小楼”上的“一个女子”的。但最后，两个场景在在关于女人命运的意义上汇合到一起了。诗歌放弃了理性言说，只是呈现了场景对比，但其中命运的意味却十分浓重。《大姐》则表达了一种身份的困惑与抗辩：“大姐很早就被安放在/大姐的位置上了/大姐在心里喊了多少遍/“我也是个女孩子”/没有人听见”。其实，这是一种性别角色与社会角色对女性的强制与规约，体现了社会结构中潜在的性别权利的不对等。从女性主义者的立场来看，这是一种性别独立意识的自觉警醒，而本诗表达的则是一种委婉的反抗。诗中写的似乎是别人，但殊不知，在生活中诗人本人也是被“固化”在这样一个“大姐”的身份之中的。《 离梅四十年》是写女人的生活体验，在“四十年”的时间中，一个女人经历了身份的变化，和生活内容的交替更换，一首38行的短诗，写尽了女人一生的沧桑。
而以《与白纸有关的片段》为题的一组诗，则表现了另外的人生杂感。《病历》中“病历是我/无奈的断断续续的存在/是无力消融的雪花/不知目的地落在我的门前/还像一朵朵甜蜜的约定/保守着我们中间的秘密”，诗歌表现了面对“病历”这类事物，诗人无奈的乐观，甚至自嘲，甚至把“生病”当做实施“一个计划”的机会。而《纸条》是一首有趣的诗：“忍不住开放的一朵心花/香气四溢……纸条 与这一切没有关系/它是一条密码/期待那柔情来作美妙的破解”。诗中的“纸条”与“操作”、“文件夹”之间是什么关系？在前网络时代，“纸条”是“秘密”的代名词。而诗中把电脑上的一封信，当做小时候的一个纸条，传递着同样的一份内心的秘密。由此来看，完玛央金的每一首中，都有一个故事，或者诗人内心的小秘密，但是诗的叙事及其隐晦，诗人只露出其中意义的部分，仿佛那些闪亮的枝条或叶片，但隐去了主干的叙事部分。那些风暴的核心发生的故事，只有诗人自己知道，她只让我们看到风暴过后留下的痕迹。完玛央金的大部分诗是这样，因此，给人一种感觉：她的诗可以欣赏，但不可破解。《纸鹤》中将纸鹤看作一种飞翔的命运，期待落入一只温厚的手掌。《诗歌或是小说》在思考写出来的诗歌、小说与作者彼时或此时的联系，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品“穿身而过”的意象。《思维跑在了词语的前面》这首诗用时空交错的画面，表达了一种思绪和感慨，诗人感慨的是新旧两种生活方式在同一个写作时间里的并置与共存，不同时代的事物在同一个诗歌空间里交替呈现，在现象的对比中体现出某种意味。这也是一种完玛央金式的“现代意识”或“现代感”。
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1935年的粮食》这首诗具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因为完玛央金的诗歌大都表现的是自己熟悉的平凡、细微的生活，但《1935年的粮食》的题材涉及到了宏大叙事。诗歌以一个历史片段为主线，将地方叙事、政治抒情、诗意想象等元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特定时代的历史情状的速写。诗中写到的的历史事实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在历史叙事中它已被固化为地方志记述中的一段文字。诗人让时光倒流，将抽象的叙事还原为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风雨。她让历史的血肉重新流动在它的骨骼上，让历史自己来讲述那个生动的场景。
作品把握住了那种历史氛围：历尽艰辛的红军的疲惫、坚定和肃穆：“一队红星向前移动/连日的雨，连日的饥饿”；处在政治边缘地带的土司的严肃、谨慎以及些许困惑：“土司大庄院/一些神色严肃的人匆匆进出”。这些都暗示了那个历史时刻的严峻性。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两个迥然不同的群体都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当然，在这两群人之间无言地传递着的是土司以及他的人民的善意，以及相应的红军的感恩。“看不见土司怎样小心又迅速地/打开粮仓/躲避一方”，“红军又怎样捧起这些救命的粮食”这些句子及其传神地烘托出了这一切。一种深厚的军民雨水情意和风雨同舟的历史默契感在看似平淡、简约的诗句中涌动着。
诗人用一些典型的意象和场景来突出这种氛围。“三五年”是个十分重要的时间元素，“三五年”、“红星”、“土司庄园”这几个历史符号作为核心意象联系在一起，在中国革命史上，本身就具有无比丰富的叙事内涵。“粮食”又是一个连接性的核心意象，它在这首诗里被赋予巨大的叙事所指。它不仅在横向上连接起了几个历史意象，而且在纵向上连接起了历史与现实：“三五年的粮食/一粒也没有失落/收藏在几代人的心田”，“ 三五年甘肃甘南卓尼辖地的粮食/站进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历史毕竟翻过了那一页，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历史时刻在一方百姓心中留下的不灭的历史记忆。因为这个历史时刻，甘南草原上，一个叫卓尼的地方在中国的历史版图中闪闪发光。
近年来的几组诗，则显示诗人到达了一种走出自我，回首来路、沧桑看云的境界，思绪更加抽象，诗风更趋复杂。
组诗《在落叶和日光中行进》、《在我们的村庄》等集中抒写秋日的思绪，抒发对现实的陌生之感，以及时光流逝之感触，还有对亲人的思念，整体上表达了一种苍茫的心绪。《雪的话题》《明月》《云彩》《只剩一个字》等诗思绪更加抽象、飘忽，我将其称之为“诗歌中情绪的意识流”。组诗《回首》中的《回首》这首只有22行的短诗是一个指涉十分丰富的诗歌文本，开头的两节诗形成一种激活、唤醒的力量，为“回首”打开一个纵深的时间向度，呈现一个宽广的抒情空间。整首诗的主题是人生回首与现实况味。但无意中也指涉了语词世界与生活世界相互生成、相互赋形的关系，探索了经由语词的小路进入无限的经验世界的可能路径。因此这首看似简单的诗中，其实包含着一个人漫长的、独特的生命体验。
而这组诗中的《 遗失》这首诗也很有特点，我们可以以此为例，来谈谈完玛央金诗歌的叙事特征。“讲段故事：/雪 猛撒过来 脚踏车倒在路边/脚印伸向野菊花丛中 /黄昏更加浓烈/玻璃窗后 /女人白皙的脸上/幸福荡漾”。这是典型的完玛央金式的诗歌叙事方式，说“讲段故事”，实际上什么故事都没讲。诗中只是用情绪、感觉来组成叙事元素，而非事件本身。诗中没有必不可少的叙事元素，能让我们看出情感的生发点，它们只有一种内在的情感逻辑和情绪秩序，而无外部的因果逻辑和时空秩序。因此，这样的诗歌是内在的封闭的，它只展示一种形态、轮廓、氛围，一种情绪，如烟似雾，而非事件本身。
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完玛央金的诗歌，是属于个人情感的，是个人精神中最隐秘的部分，它只是个人内心的自我对话。我们看到在她的大多数诗中，有一个对话者“你”，因此这些诗篇可以看作是和一个潜在的人物的对话。而这种对话，其实是“我”对假想中的“你”的一种诉说。或者，这个“你”只是被构想出来完成“我”的自我质疑与自我辩驳。这个“你”甚至可以是一个陌生的对象，或者是一个不可理解之人。作者故意把这个“你”推得很远，很模糊，很抽象，甚至带有一种敌意或者对“我”的世界的威胁，而“我”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和这个“你”达成理解，达成共识，达成默契，从而最终到达一种理想的境界。而这种境界，没有“你”是不完整的。
因此，我们无法单篇解读完玛央金的大部分诗歌。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她的诗歌却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意义：在这些诗篇中，她写出了一个高原女性的情感状态，她的喜怒哀乐，她的欢乐、困惑、彷徨，她的失落，她的挣扎，她的不屈，她的坚定，她的憧憬、希冀等。联系诗人的生活来看，诗人完玛央金的大部分时间，贡献给了公众生活，贡献给了单位、工作，分享给了所有和她一起共事的人。这个完玛央金，是一个宽厚、无私而且善良、包容的大姐，是一个事无巨细为他人分担、操心的领导、同事。但公共生活的庸常性几乎耗尽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个性气质与特殊禀赋。然而在这种与消耗、磨蚀的抗争中她尽可能地保留住了一个内在的自我。这个自我高贵、美丽、脆弱、独立特行，这个自我是一个纯粹的女人。这个女人在岁月中有时是时光深处的少女，有时是现实中成熟、坚强的女性，她在诗歌中变幻着女性的角色。最主要的，她还是一个写作的女人，她用诗人个性化的感受方式、表达方式，来体验着生活，表达着自我。对生活有完全个人化的感受。由此，形成了完玛央金诗歌鲜明的个人化抒情叙事风格。
二、散文：用流水往事叩开的岁月之门
完玛央金的诗歌主观色彩强，是诗人与自我的心灵对话。而她的散文则是心灵的打开部分，是与往昔岁月的对话。诗歌纯抒情，隐去了叙事，而散文敛去了抒情，展开的是绵绵不绝的叙事。诗歌像一场又一场的雨，散文则像一条静水流深的河。她的诗歌与散文，形成了互文。诗歌中的谜语，在散文中也许有谜底。从散文看诗歌，从诗歌看散文，再从诗和散文来看诗人，我们或许就对完玛央金的写作世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
完玛央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作为60年代生人，故乡卓尼的人事、风物和二十世纪七、八、九十年代那段特定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迹。那个时代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那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夹缝中的时代。它在意识形态上是严酷凌乱的，在经济上是贫穷落后的，但是在民间，人的精神世界中却普遍的有一种贫瘠中的富饶与美好，粗粝中的生机与活力。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受到这个时代的滋养。而在甘南这样偏远的地方，这个时代所受到的政治的冲击相对小一些，因而时光的脚步在这里更为缓慢一些。这里既有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进入，也还大量的保留着农耕游牧生产方式下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那是一种已经被工业文明初步地整合过的“田园牧歌”生活。那时，河水清澈、自然葱茏、炊烟袅袅，没有车水马龙，没有灯红酒绿，没有锦衣玉食，人们的生活清贫、简单、自足，人质朴而单纯，亲情醇厚而天然……几十年后再回首，那个时代的生活氛围依然散发着某种奇异的温暖光晕，让人留恋往返。从散文中可以看出，完玛央金的审美观念、生活观念一部分长久的固定在了那个已逝的时代。再往前的岁月属于历史，模糊而遥远；切近的现在，喧嚣而光滑、精致，却少了岁月的暖意。只有那段岁月，是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她用自己的一支笔，留住了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卓尼、洮岷地区一去不复返的一段岁月里的光彩与温度，特别是那段岁月里特有的美好与温暖。一个作家，能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已经无愧于岁月了，哪怕现实把我们遗忘。而我们当代的不少作家，他们与生活是一种夹生不熟的关系，他们可能写了大量作品，但他们的作品缺少生活的温度，缺少生活的味道。他们的笔能制造文字，却留不住时间，握不住光阴。
完玛央金散文中的一部分作品侧重写人，一部分重在记事，还有一部分是在整体叙事中既突出事又描写人。
写人的篇幅中，例如《窗花》写一个民间剪纸艺人，更是写清贫岁月里的一种审美生活，一种贫寒中的温暖。整篇散文基调温暖，冷暖对比清晰。《舅舅家》写关于一碗鸡蛋面的记忆，但主要写舅舅、舅母的宽厚仁慈，他们清贫中的善良与慷慨。《牛姓舅舅》主要写亲情，以及亲情背后通过“牛姓舅舅”透出来的一种高原人的生活状态，以及环境造就的性格。《小侄女和以前的一些事》写了“小侄女”——一个农村女性从天真、稚气的美丽小女孩到成为被生活拖累得满脸沧桑的中年妇女的半生际遇。尽管作家只是用了简约的勾勒叙事，并未发表任何感慨，但作家对侄女的爱惜、同情以及对和侄女一样的农村女性命运的思考、关注都流溢在字里行间了。
当然，作家不只是写那些给人温暖、美好记忆的人，以及她倾注了悲悯、同情的人，她也写那些给人别样触动，让人产生思考的人。例如《 重要人物》通过几个片段，讽刺了社会上的特权、极权人物，但是她的讽刺是温和而且幽默的。文章结尾写“我”也当了一回“重要人物”，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被人亲自接送。这样的幽默意味有点削减了前面的讽刺力度，但是从中也可看出作家视那些所谓“重要人物”为浮云的超然态度。《土豆和它带出来的事儿》中，关于土豆与“高官”同学的描写也极富意味，但是作家只是点到为止，对于世相百态，她并无意去深究，这也是她的个性使然，是她和其他作家的区别：别人感兴趣的，她漠然置之。别人所忽略的事物，她却兴趣盎然。
在记事的文章中，《回老家》用童年视角写计划经济时代回老家的情景，重点写交通方式的变迁，“坐车”的艰辛。隔着几十年，那种拖家带口坐大班车的细节依然历历在目，过去时代的氛围扑面而来。有一种老照片似的亲切。《下葬》既写一场葬礼的过程，又写家族叔辈往事，既有丰富的民俗细节，又描摹了乡间的人情世故，叙事内容十分厚重。《出生卓尼》是一系列往事的闪光片段，需要一根叙事线索把它们串起来，正如作者自己说的“我往往不能整理好关于卓尼的记忆，它们呈碎片状，却相当明晰执着，贴服在头脑四壁，使我不经意间的一回头，一聆听，都能被它轻柔和甜蜜地划伤，我似乎被一根无形的丝线牵引着，要面向它，品味、遐想，频频受感动……”。尽管这样，读者也是被带入她的卓尼，也被她的往事划伤。《那个大院》记录了文联大院里那些与文学有关的岁月，保存了珍贵的时光片段。《我的五月》和《结婚》则是完玛央金少有的袒露个人生活片段的作品，“去他家”相亲以及娶亲场面的细节描写及心理活动，隔着岁月栩栩如生，几十年前的一切如同当下一样被再现出来。完玛央金对于细节的记忆、氛围的呈现能力，是令人惊叹的。
在近年来的散文中，《昨天的太阳当头照》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组。《墙》、《房子》、《巷道》、《菜园》、《院落》五个篇章组成一个农家生活的几乎全部内容， 她用文字再造了一个逝去的时代，呈现了以往的生活场景。居住这方土地上的这群人，这些江南移民的后代，这些农耕世家，他们的日常生活细节织成一张意义之网。《墙》是：“那是些有故事，会讲话的土墙。”“黄土的墙……隐藏着一些秘密。”《房子》首先详尽介绍了民居的构造格局，像一幅展开的民俗画卷。然后描写了充满灶台、土炕的烟火气息和灯光人影、鼎沸的人声，使这幅画充满生命活力。《巷道》一章写了巷道的幽深、静谧，以至于风声树影的响动都有点惊悚的意味。在乡村，由于日常劳作的苦累，人们对人生苦难的感受就有些钝化，而一旦被唤醒，那就是一条命运的河流。细水长流的平常日子，巷道里的日常景致更是让人流连忘返。温暖的阳光下悠然自得的老人们，使整个流年岁月都暖和起来了。而走过巷道的大辫子姑娘招来的目光和议论，则说明乡村的一种审美情趣。《菜园》则是一首五彩缤纷的乡村蔬菜的交响乐，刘老汉家的儿媳妇的故事是其中最谐趣的乐章。《院落》是最后一章，也是一个结语，先写一场热热闹闹的婚事，笔锋一转，写到多年后曾经喧闹过的院落的萧条和破败，破败的原因在于人的不同选择。应该说，在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院落这样的命运也是正常的。
在这组散文中，作者流露了一种惋惜和伤感的情怀：“伸向村外的土路多年后被柏油覆盖，一个个院落也消失在森林般竖起的高楼之下，你来我往的人少了，防盗门隔离了烟火的味道，封锁住了村里乡亲一日三餐客套却是从不曾缺少的问候。单元房要装载许多新的内容了，脚踏水泥地仰头看天，还是昨天的太阳，昨天的云彩。”其实，改变的不止是乡村的自然景观，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在逝去的生活方式中，保留着人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那是我们弥足珍贵的传统，是我们精神的根基。更令人担忧的是，生活方式可能导致的人的精神的畸变。我们不仅担心失去故乡，更担心失去心灵，失去我们心灵中的文化基因，变成无根的人。也因此，我们格外缅怀“昨天的太阳”。
完玛央金的散文，很少涉及族群、国家，历史这类宏大主题，她只写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的有限生活，这些生活中也主要写往事。她长于叙事，长于细节描写，却不注重抒情，不注重说理。她在叙事中保持了情感和理性的双重克制，既不煽情，也不去刻意阐发什么微言大义。她只是行云流水般地叙述出来，让情感和哲理意味从叙事中自然的生发出来。她在叙事中也不刻意去结构布局，不设计情节、冲突，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浑然天成。
说她的散文是日记体的也可以，说它属于非虚构也成立。她有意识地突破了散文固有的模式、概念、章法，也突破了文体的边界，是完全自在、自为的一种写作。例如组章《 心倚洮河（随笔）》、《美丽甘南》、《出生卓尼》，单篇散文《捋艾花》等，这些文章没有主线、没有结构，兴之所至，信手写来。而这种写法是需要深厚的阅历和功力的，这种写法使她的散文有非常独特的个性风格，在甘南散文中自成一家。
三、小说：掘开日常生活的深度与广度
如果说完玛央金的散文世界是一个有限时空里的平面叙事的话，她的小说则通过想象与虚构抵达了平凡生活的另一种高度，她的笔触从行走变成了飞翔，在一个“可能性”的高度上，她看到了她所熟悉的那些小人物在大地的尘埃中的翻滚与挣扎。
短篇小说《一顿饭》写村干部（大队长）高智的烦恼生活，小说用平面铺陈的叙事，写出了乡村的贫困与生活的零碎、村干部们的辛苦、辛酸与无奈处境。事实上，这是当代西部偏远农村的村干部们普遍面临的现实状况。“一顿饭”是高智欠已过世的父亲的，成为叙事的核心、情感的纽带，也成为了人生处境的一种象征：小小的芥子大的村干部也陷入了忠孝难以两全，家事、公事难以兼顾的困境。小说直面生活，触及问题，表现了一个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敏锐与关注。
《弟弟旺秀》则是一部中篇力作。小说没有情节主干，但细节充盈，叙事绵密。老实本分的农村青年旺秀从放羊、开出租车、在榨油房帮工，到外出打工被骗入传销组织，再到家庭发生婚变，最后对一切遭遇表示“想开”、认命，决定低头生存。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旺秀媳妇，也是一个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农村女性。她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放弃了道德底线，造成无奈的生活与伦理的无奈的现实困境。小说表层是写旺秀一个人的奋斗、挣扎与失败，其实是反映了像旺秀一样的一批当代农村青年的生存状况。旺秀们是当代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广大群体，作家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书中对此也有大量的描写。而当代社会的经济、文化结构还没有给他们提供一种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有保障、有尊严、有体面的生活的空间。旺秀们该有怎样的生活？这是小说提出的沉甸甸的问题。这样触及现实矛盾的小说，在近年来的甘南文学中是少有的。
《遥远的高原（三题）》三个短篇也各有精彩之处。《出差》是一个关于对陌生人的信任的小故事。小说结尾出现的戏剧性转折提升了整篇小说的张力。银措这个人物塑造的好，那种少女的陌生感、紧张感很到位，叙事中情感的分寸感把握的很好，平淡而意味深长。《相亲》的开头非常自然。两个藏族青年男女纯真的情愫，淡而有味，是当代小说中少见的单纯、美好。《巧娃儿》写两个小男女在纯真交往中的情趣，在情趣中写出了野趣，颇有沈从文《边城》的味道。
完玛央金的这几篇小说，情节不够曲折跌宕，冲突不够尖锐激烈，心理描写不够深邃，而且还有散文化的倾向，但是她的小说却有一种十分耐读、而且也经得起细读的特点，那就是自然、细腻、朴素、简洁、流畅、节奏感强。她的小说细节绵密，被弱化的故事冲突全靠大量细节来支撑。
从叙事技巧来看，她的小说似乎深受中国古典小说例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的影响，表现在对生活原貌的平实描写，人物、细节描写中的纯白描手法，用人物自身的动作、对话来表现心理、推动故事，人物语言的活泼、贴切等等方面，完玛央金都显示了一种柔韧而精细的得自传统文学的特色。同时她也似乎受到十九世纪初英国简•奥斯汀小说的影响，比如对于日常生活的素描，叙事笔触的细腻，描写的真实、简洁、充满生气和情趣方面，也与奥斯汀颇有相似之处。她还兼有类似沈从文的展示人性的淳朴、自然与景物描写的清新乡野气息，深得汪曾祺小说中的闲淡、情趣、自然、悠远之神韵。她的小说不以故事取胜，也不以技巧见长，也不以思想的深刻为目标，她追求的似乎是故事之外的一种意味，一种情趣，一种引而不发的生活启示，其中就隐含着作家的思想阐发、伦理和价值判断。
这些特征使得她的小说仿佛是带着浓郁的泥土味和烟火气息的、浑然天成、不事雕琢的一件天然的艺术作品。
四、人生：生活是一部写不完的大书
完玛央金之所以在甘南文学中赢得“大姐”、“保姆”这样的尊敬和定位，一方面因为她是甘南当代文学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她与甘南文学一起成长，见证了它的筚路蓝缕，见证了它的繁花似锦。她为甘南的文学事业哭过、痛过、欢欣鼓舞过，因此，当她蓦然回首的时候，她说那是她“人生中最灿烂的岁月”。在这一历程中，她在工作岗位上对文学事业做出的默默无闻的奉献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对此诗人敏彦文有过十分恰当、准确的概括：“近30年的岁月中，完玛央金始终坚守在这块文学的花园里耕耘不辍，以她绵绵细雨一样的宽容、坚韧、细致、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和甘为文学献身的孺子牛精神，苦苦支撑着《格桑花》文学期刊这片甘南文学的绿洲，发展、培养、扶持和推举了一批又一批文学作者，从而使甘南文学得以薪火相传而致形成今天这样一个独具特色和实力不俗的局面。可以这样说，甘南文学能形成今天这样的实力和作家诗人群，完玛央金功不可没。”
但还有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文学生涯在她身上塑造而成的一种“堪称风骨的纯个人的魅力与沧桑”（诗人桑子语）。在她身上体现了许多人所向往却难以达到的一种理想境界——在生活中写作，在文学中生活。如果文学“创作”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白纸黑字的书写行为，也包括各种知行合一的文学实践的话，可以说她的生活、思想、写作都融入了文学世界之中。借用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的一本书名来说，她的人生就是“写作人生”。她把生活当作一部大作品，用笔、用脚印、用平凡的劳作来书写。正因为这样，完玛央金是沉静如水的。在一个加速度的时代，在今天这样急功近利、心烦气躁的时代氛围中，传播媒体的畸形发达导致了作家群体的整体危机感，造成了不得不靠发表作品的数量、靠在文学公众平台上的频频亮相维持“存在感”的“丛林”生态链，驱使着作家们进入了一种资源匮乏性、自我消耗性的写作。当许多作家拥挤在快车道上去争抢“制高点”的时候，完玛央金是淡定、从容的，因为她的“存在”是靠自己对文学的信念（也许来自唐祈先生的“思想纯净、性格单纯”、“诗人要用生命写诗”的教导真正影响了她的一生），靠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而确定的，不需要外在的任何功利性的标签来证明。来自生活的慷慨馈赠源源不断，一颗诗心被岁月滋养着，诗意无处不在，生命因此充盈而美好。用自己的笔写自己的心，这样就够了。这样的人生，自然就会延伸成一片繁茂的文学原野，就会成为一道辽阔、深邃的风景。
2017年8月21日
原刊于《格桑花》2017年第3期
完玛央金，女，藏族，甘肃卓尼县人。1962年出生，毕业于西北民院汉语言文学系。现供职于甘肃甘南州文联，《格桑花》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甘肃作协会员。1982年起发表诗歌、散文作品，入选《她们的抒情诗》《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西部的抒情》《藏族当代诗人诗选》等专集，著有诗集《日影•星星》《完玛央金诗选》和散文集《触摸紫色的草穗》，多次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安少龙，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教师。教书之余兼及文学评论，主要关注甘南本土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主编有《甘南乡土文学导读》（华中师大出版社2013年出版），有文学评论若干篇在省内外文学期刊、学报上发表，曾获第二届甘肃文艺评论奖，第六届黄河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