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文君，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在2017年9月21日在成都举行的“文君作品分享会暨新书《迁徙的红柳》签售会上。对于这个有着和高原红柳一般顽强生命力的诗人、作家，我由衷地生出敬佩。
2017年4月中旬，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和阿坝州文联联合举办的“阿坝作家书系首发式”在蓉城拉开帷幕。文君的诗集《天上的风》面世。与此一起推介的还有著名羌族作家谷云龙的长篇小说《迁徙》、藏族女诗人康若文琴的诗集《马尔康马尔康》、羌族女诗人、第九届骏马奖获得者雷子的散文集《天真的梦与羌野的歌》、我的短篇小说集《摇曳的格桑花》等八部作品。
推介会上，文君以一副孱弱的身姿出现，我很惊讶滞留在她身上的病态和沧桑。听别人说，文君是经历过生死劫难的女人。如果不是有文学支撑着她那颗千疮百孔的心，她可能早把自己交付给了病床和浑浑噩噩的日子。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更多了解。彼此加微信保持联系。
2017年金秋，注定与一场文学对话邂逅。文君告诉我，她将在位于成都抚琴西路的“川景风情大酒店”举办“文君作品分享会暨《迁徙的红柳》签售会，”邀约我参加。我欣然允以前往。
9月21日午后，蓉城浸润在一片绚丽的秋色中。前来参加作品分享会的有文君的朋友、老师、闺蜜、同学和文友。
当文君着一袭白衣在主持人富有强烈感染力的介绍中走上讲台，以一种穿越时空的音律，向我们讲述她所经历的苦难岁月和在文学路上的执着追梦时，我的眼睛湿润了。透过她那单薄的身子，我仿佛看到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子怎样行走在那场没有约定的悲剧中。我仿佛能够听到一个天使的梦坠落在尘世里的疼痛和哭泣！
是的，文君就是在尽情享受着人生最美好年华的时候遭遇了不测。一场车祸把文君的下半辈子定格在无尽的噩梦里！她甚至来不及看到女儿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就倒在了病床上。
然而，文君还是活过来了。她终究站在自己身体的废墟上咬牙挺过来了。复活后的文君虽然变成半个残疾人，但同时也由半个残疾人涅槃出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
如果生活没有假如，文君在事业和爱情上可以是一帆风顺的。姐姐的知青牧场彻底粉碎了她的大学梦。所幸她当了几年电站工人后考起了内地一所水电学校。三年的中专生涯，文君的专业技术和文化学识得到了全面提升。在巴西秀美的山水间，文君迈开了她人生的第一步。她与爱人的牵手注定此生有一场浪漫的看海旅程。
有人说逆境造就人，苦难现英雄。对于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人而言，苦难能够消磨的只是他的肉体。他的思想、他的灵魂并不会因为身体的创伤而颓废。相反，有些磨炼还能创造奇迹。
文君正是在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不幸后邂逅了文学。从高原迁徙到都市后，文君在都江堰这块弥漫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地方一边经营着生计，一边经营着她的文学梦。
应该说，文君的创作原乡是若尔盖。尽管她在若尔盖并没有正式进入写作，但她原本就是个有才气的女子。她的文学情结早在那片厚土中开成了花，长成了果，酿成了酒。如果把文君的文字比喻成酒，那么她是以青稞麦子做原料，鲜花野果做调制，自然气象做良方。在都江堰，她不过是开启了这坛封存久远的女儿红让它散发出四溢的芳香而已！
文君在都江堰最先介入的是网络文学。这个时尚的名字激发了她对文学的极度狂热。在诗歌论坛上，文君认识了很多文朋诗友。这些人的出现无疑为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她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拼命游进了文字的海洋。虽然刚开始，她的出现并未达到预期的关注，但网名“疯娘”和由她组织的各种活动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的执着和狂热得到《山西青年》杂志社编辑部主任任晋渝的认可。他成了文君的老师。任晋渝的出现使文君从“散打”、“自由行”迅速过渡到正规写作中。因有良师的指引，加上她本身就具备的文字功底，文君在网络上很快就火了。“疯娘”组织的同题诗、临屏、舞会一时间把网络界搞得沸沸扬扬。文君的写作水平至此进入一个高度。
一个人的文学书写一定与他生活过的环境和历史背景息息相关。生于斯长于斯，故土一生都影响着所有游子的情怀。故乡永远是人们回望不尽和终生咏叹的主题。
文君的作品，有太多对家乡若尔盖的回望和眷恋。用她的话来说，除了自己的汉族血统，除了父亲留在祖籍上的身份，她就是一个藏族女儿。她的姓氏就是无数次出现在梦中和诗歌里的炊烟帐篷，草原牛羊，农田森林，蓝天白云，情歌牧笛。她从小和那些带着高原红的藏族孩子一样吃糌粑，喝马茶，捡柴火，割猪草，打麻雀，捉青蛙。
文君写诗，也写散文。她写自己的成长历程，写那些融入到生命和血液里的如烟往事。她的第一篇散文集《藏地女人书》中写过自己的所有亲人。她在诗歌《姐姐的知青牧场》、《十七岁的姐姐》里描写过姐姐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所经历过的苍白岁月。而她的弟妹都曾在最艰苦的乡村工作过，一栋破旧的木板房，四面透风的门窗，刺骨的风雪交织成一条条晦涩的青春之路。当今的年轻人很难体会到那时候的乡村有多荒凉，那时候的人们内心世界有多强大！
文君一家老小无一例外地被卷入了那个时代的洪流， 她的父母是解放初期到藏区搞援建的汉族干部。他们在藏区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他们一生都为柴米油盐奔波着，为艰难困苦呐喊着，为理想抱负挣扎着！
从文君的《马刀》里我们不难看出，建县之初的若尔盖局势很不稳定。因为1958年当地反动势力发动了武装叛乱，当时的社局和治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剿匪是文君的父辈都经历过的动荡岁月。作为通讯员的文君父亲，虽没有直接进入战斗，但传递情报的过程依旧布满凶险。他要一次次穿过匪徒的阻击，每一颗射向他的子弹都带着致命的气息。是一把马刀让他如虎添翼杀开血路及时上报情报。他和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一样，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文君的母亲是个含辛茹苦的女人。她跟随丈夫四处奔波，她抚养孩子受尽苦难。她像男人一样参加伐木队挣钱。她和巴西的老百姓一样，在水磨里磨糌粑，在猪圈里养猪仔，在锅台灶前计算生活。
《迁徙的红柳》是继文君的散文集《藏地女人书》、诗集《坠落云间的羽毛》、《天上的风》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文章中的“达扎寺的红柳”记录了作者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所见所闻。文君在文章中描写的人和事很多我都认识和了解。只是文君于他们认识在更早的那些年。那些人之所以能够在文君的字里行间弥留岁月的芳香，说明他们是那个特定年代具有特定符号的人。
文君的很多作品里折射出来的是深厚的藏文化气息。通过阅读“嘎玛日吉”、“白姐任继红”，我们可以追溯到“沐浴节”、“磕长头”、“转经”这样的传统文化魅力。她的书写无不传递着那一方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的信仰和精神追求。她的笔锋流淌着藏地文化的神律和多彩。
“嘎玛日吉”中的朗姆姨，她是文君小时候的邻居。这个人物在文君的心里有着神秘的印记。她的美丽、她的五彩丝线、她用树皮舀水的动作、她与丈夫的姐弟恋以及关于她是“蛇精”、“毒药猫”、“沐浴节”治愈她的皮肤病的传闻都定格在文君的童年记忆里。文君小小年纪就具备了细致的观察力和揣摩别人心思的能力。可以说，文君对朗姆姨的意向描述就是她文学的启蒙和雏形。
文君笔下的朗姆姨，我在达扎寺的转经路上常常遇到，她已经是个弓腰驼背的老人了。她的摇头病很厉害，以至于她说话都带着费力的颤音。我母亲在世时，她们经常在达扎寺转经。母亲学她的声音简直惟妙惟肖，仿佛她人就站在跟前说话。朗姆姨见到我时都会激动地招呼和夸赞我。我明白她想起了我的母亲。据说她的养子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孝顺，丈夫的早逝让她把孤苦的日子变成朝觐路上无尽的追思和祈祷。
“白姐任继红”写的是一位红军后代。她同样是我熟悉的人物。白姐的母亲叫陶秀英。是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战士。她和另外两名战士在求吉地区遭遇武装份子的袭击。战友被推下了涛涛江河，她幸免于难后受尽折磨在藏区生存了下来。
流落红军是雪山草地上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在藏区是异族人，受尽冷眼和歧视。他们大多数一生都在贫困潦倒中度过。他们的后代不是特别贫困就是身患残疾。因为流落红军在藏区只能选择患有麻风病、残疾或贫寒的家庭安家落户。我们在调查流落红军情况时，被他们生存的窘态所震撼。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到自己的故乡。一缕乡愁带进一杯黄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甚至比流血牺牲还要壮烈。他们是印刻在藏区的一枚特殊勋章。
“二月惊蛰又春分”中文君写的是父亲总机室的惊险岁月。读了她的散文才知道，在那个密布着雷电天气的乡村，我们原以为令人羡慕的机房也充满了危险和艰辛的守候。在没有网络的年代，总机室的上下联络关系着全县几万百姓的安危。
文君笔下的父亲是那个年代很多父亲的形象。他们守候的更多是对生活的信念和对理想的追求。
如果说，文君对故乡若尔盖的书写是一种精神的回望，那么对都江堰她就是灵魂的融入。这个充斥着文化和商业气息的大城市，这个以金钱和物质界定着身份的大都市，文君有过彷徨和忧虑。她不得不继续拖着病体抚养女儿，赡养母亲，伺候夫君，她像陀螺一样为柴米油盐奔波着。作为她下半辈子的居寄地，文君对都江堰是感恩和热爱的。这里是她人生的重要驿站，也是她新生的起点。
在都江堰，文君用极度弱视的眼睛搜寻着这个文化名城的历史底蕴。她游慧园，逛南桥，走旗松村，拜赵公庙。她忘情地吮吸着这座城市氤氲而来的文化气息，贪婪地捕捉着现代文明与历史文化交织而出的璀璨光芒。她用海棠的风骨锤炼思想，用桂花的气节洗涤灵魂，用腊梅的品格升华心智。她的文字带着泥土的馥郁，她的诗歌浸着山野的馨香，她的书写彰显着自然的灵气。
《迁徙的红柳》是文君写作风格走向成熟的标志。无论笔锋的凝练还是文风的指向，都显得行云流水，游刃有余。
散文中有篇“海的儿女”特别让我震撼。文君写她见到蛙哥时的感觉是“像一根针穿过了我柔软的心尖”。读到这里时，我全身震颤，头皮发麻！世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悲情的场景。一个瘫痪二十多年体重达两百多斤整日被钉在炕上的人，仅靠一台电脑，临窗挥洒着比大海还要浩瀚的智慧。他用挠钩艰难地敲击出那些励志的语言，令多少在生活低谷徘徊的人看到了希望。谁能想象他的世界竟在一张轮椅和破电脑上运转！
读到“海的儿女”，我突然就懂得了文君沧桑背后的隐痛，懂得了她说“燃字取暖”的无尽心酸。像她和蛙哥、香尘这样的人因命运的捉弄而坠入生活的底层。然而，谁能料到他们的内心从未停止过对生命的燃烧和尊严的捍卫，从未放弃对梦想和信仰的追求！他们有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才情和强大心智。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在残缺的世界里燃字取暖创造出奇迹。他们是匍匐在黑暗中的修行人，是绽放在废墟上的文学奇葩。
一个作家的成长可以是偶然的也可以是必然的。文君的文学起步虽然很晚，但起点却甚高。她写出的文字在网络上轰动了。作为网络时代一个才情飞扬的诗人，文君——疯娘，拥有无数读者。认识文君的人因她的诗歌而爱上了若尔盖，爱上了都江堰，爱上了所有与文君的文字有关的东西。好多读者因为读了文君的诗而嚷嚷着要去看大草原，看世界最大的高原泥潭沼泽湿地、看四川唯一一段黄河流经广袤原野的壮美和柔情、看世界名城都江堰古代水利建筑史上的奇迹……
文君的诗歌和散文在全国各地的征文上相继获得大奖。2016年，她的散文《妈妈的藏族女儿》（收录在散文集《藏地女人书》中）荣获四川省统战部举办的“高原人家”征文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2017年6月，由上海市作家协会、《文学报》社、《上海文化》杂志社主办，禾泽都林建筑与城市研究院、华语文学网承办的第五届“禾泽都林杯诗歌散文征文大赛”中，她的诗歌《瓦当物语》从来自全国7600多份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文君成了名人。但是一个真正的作家需要行走在山川大地才能写出散发大地馨香的文字。随着文君知名度的提高，她把一颗尘世的心过滤下来，把生命和思想都升华到了一个至高的境界。文君开始走进百姓人家，走进村庄古寨。虽然她的病体不时地困顿着行走的艰辛，可她仍旧跟随那些与自己一样热爱文学的友人出发在采风的路上。她用质感的文字，美妙的意境，禅意的思想呈现出一部部令人心旌摇荡的文学作品。她用文字的力量搀扶着那些弱势群体。她用文学的光芒给无数处于黑暗的人点燃了心灯。
比起文君的诗歌，她的散文可以说更趋向于一种直白的记录和叙述。她的每一篇散文都很短。这是因为她的视力不允许长时间写作。因此她要把笔端浓缩在很小的篇幅中向读者展示不同年代中人们生存的状态，生活的信念、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达和文化的复兴。从而牵引读者重温那些正在遥去的岁月，叩击那段灰色年代的人们有着怎样高尚的灵魂和道德标志。
精短不失为是文君写作的一个优点。“大道无形”，没有技巧便是技巧。
文君在写作路上始终心怀感恩。在网络上她遇到了师傅，遇到了和自己一样被病痛折磨着的香尘和蛙哥这样坚韧的作家。他们在文字的世界结为知己，抱团取暖。还有更多的人为她伸出援助之手，赞助她出书。文君用她的真情和文字回报着懂她的人，爱她的人，一路搀扶她的人。
接触文君的人和文君的作品后，我深深被她的经历和文字感动了。看完她的每一篇文章都能触动我内心的柔软和激情。
如果没有那场车祸，世间只能多一个幸福家庭和娇美妻子。但因了那场灾难，世间却多了一个才情飞扬的诗人、作家。她用一颗破碎的心支撑了文学梦，又用文字的魔力给曾经和自己一样的人建造了催人上进的精神乐园。我们因此而感恩一段催人泪下的灾难，从而诞生出一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和伟大诗人。
作为高原生命意向的红柳，它的确算不上是珍惜植物。它普通得就像每天的日出日落！它卑微得只需一杯泥土就可生根发芽。可是，在高原稀薄的空气里，红柳是任何一种植物都取代不了的生命代言。它扎根于广阔的大地，把一片又一片蓬勃的绿荫呈现给世界！
如果高原没有红柳，太阳会为之暗淡，星辰会为之陨落。而文君，正是以红柳一样的坚韧生命，以红柳一样的辽阔情怀回望故乡，赞美生活，书写人生！
2017年10月30日于成都
文君，女，原名韩文琴，四川省阿坝藏羌自治州若尔盖县人，现居都江堰市。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散文家学会会员，都江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诗集《跌落云间的羽毛》《天上的风》，散文集《藏地女人书》《迁徙的红柳》。曾获第五届“禾泽都林杯”城市、建筑与文化诗歌大赛一等奖等二十余次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