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因为长期以汉族作家小说创作研究为主所致的经验缘故，每每进入当下中国的小说艺术接受场域之前，便不由自主地将小说首先视为是一种充满复杂意味的灵魂建造工程，同时又是一种富有了很强精神蕴涵和探索思想的艺术实践活动，因而大凡从事小说艺术的人理当是如此意义和价值的呈现：或是引领小说宏大叙事的深入前行，大力书写了这个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或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展示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彰显了人物命运丰富复杂的审美内涵；或者是在小说故事情节的艺术处置方面显现出了新的美学动向，颇为具有审美接受的新鲜别致；抑或是在叙事艺术向度辉耀出特别韵味的美学魅力，标识了当代小说艺术的有力度的拓展。正是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经验判断和审美预设，使论者同藏族作家龙仁青的小说相遭遇时，领受到了极为明显的落差和相当的不适，因为在他的小说里，不要说题材内容的重大性、故事情节的复杂性、人物内涵的丰富性、叙事艺术的精致性，仅仅是小说叙事节奏中所显露出的那种特别的缓和慢，以及近乎一成不变的叙事风格，也会使人领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阅读挑战。静下心来细细思量，一个离开了藏族母语创作的小说家，试图以汉语形式的书写来尽快抵达小说艺术的成熟和老到，这确实是一件很有难度和高度的事情，需要有一个长期训练、艰苦磨砺的过程。从另一种角度看，龙仁青的小说又非常清晰地显现出一般汉族小说家所不太擅长的文学视野、题材内容、艺术观念、审美精神，以及融入了鲜明藏民族思维特点、文化性格内涵的艺术表达，即对于藏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宗教文明、地域文化、自然精神、人文意向等的审美叙事，因而龙仁青小说创作里所闪烁出的高地视野、草原意识、纯美仁心、善良情怀、人文意向、宗教情结等，恰恰又展现出了他小说艺术叙事的所长和优势所在。本文以龙仁青近期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咖啡与酸奶》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其小说创作的理论阐释和分析评价，揭橥这种所长和优势及其富有的审美价值。
一
一个小说作者的精神视野、审美固执关注和对于题材内容的选择、艺术表达的方式，往往与其生存的社会环境、具有的生活内容及其所形成的生命认识、人生经验、情感认同、文化意向等无不很高程度的密切关联。作为生于青海、长于青海也成熟于青海的龙仁青，无论是童年时代懵懵懂懂的乡土社会影像，还是成人以后清清楚楚的现实世界图景，无一不镌刻着雪域高原、草原牧场、乡镇城市这一连串离散又聚合、分置亦重叠的痕印。这样的痕印仿佛一种永不消退的坚硬持续之力，不断在暗中发力，催生了龙仁青对小说世界的渐次构造；特别是在童年时代的乡土社会生活经历和体验，不仅孕育了龙仁青素朴的善良情怀和质实的仁爱内心，而且对他的人文性格、情感认知、价值观念、审美判断构成了极深重的影响。
或许正是因了这样的善怀和仁心，龙仁青在小说创作个中所进行的题材选取和审美观照，便首先呈现为一种“向下”的艺术视角，即真实、真诚、真心地面向底层社会和普通民众，因而龙仁青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讲述的故事、描绘的场景，可以说几乎都是底层社会普通民众的主要生活内容和具体存在，这正如青海本土作家王贵如先生在论及龙仁青的小说时所揭示的那样：“龙仁青的小说比较多地着眼于社会底层的一些普通民众，聚焦他们平凡的、庸常的人生，描写和表现他们奔忙于衣食住行、婚姻爱情、生老病死这样一些很世俗的人生。对社会重大的、非常激烈的东西，换句话说，也就是对非日常性的生活，却很少涉笔。他的小说里没有多少重大的事件，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东西，而这大概是龙仁青小说比较有味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好的小说都离不开平凡人生和日常生活的支撑，都离不开世俗的‘人间烟火’的表现。读龙仁青的作品，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人间烟火’，感受到作者对底层的人文关怀。”诚如这位作家所言，综观龙仁青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场景乃至细节描写都体现出非常强烈的底层意识。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看，《大剧院》里的那个不喝酒便无法将龙头琴的演奏步入化境的藏族青年嘎特，《鸟瞰孤独》里的那位一想家便尤感孤独难耐的新兵蛋子林子，《光荣的草原》里的那个成天在草原上耽于梦想的藏族牧民扎括，《巴桑寺的C大调》里的那位远涉重洋来中国藏区探秘的美国青年麦迪，《玉树情歌》里的那个为了救助即将失明的藏族少年而不幸遇难的汉族姑娘童玲，《香巴拉》里的那位为了爱情不惜背叛自己的丈夫而偕同情人远走他乡的藏族女人金措，……这些人物基本上都存在于社会底层，是一群极为普通又平凡实在的黎民百姓；从小说叙事的向度看，《神泉》讲述了一个开发商为了推销借青海湖之名制作的假冒矿泉水而不惜“绑架”彭措乡长的故事，《咖啡与酸奶》展示了一对来草原旅游的年轻男女没能饮着咖啡便用奶乳互相浇头取乐的故事情节，《放生》叙写了藏族少年次洛首度参加放生羊仪式及其个中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情绪波幅的故事，《鸟巢》则描绘了一对黑背红腹的鸟儿筑巢乡政府机关办公楼顶的有隐喻意味故事细节和一个名叫卓玛的少女凝眸注视此情此景时的纯美内心，这些叙事内容大多同底层社会的普通百姓有关，作者或坦然从容的进行赞美歌颂，或温婉表达审美批判的意味，或者揭示故事的神秘蕴示，抑或是宣扬宗教文化和人生信仰；从故事场景构造的维度看，无论是故事发生的场面、人物活动的环境，还是宗教仪式的所在、自然纯美之境的呈现，主要是由高原、雪山、峡谷、草地、海子、湖畔、帐篷、寺庙、小街等这些富有地域特色、民族气息、乡土意味的具体环境构造而成。所以，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将龙仁青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场景进行连缀或叠合，便不难发现作者在小说创作中所富有的这种精神视野、审美观照、叙事策略，意在通过对这些底层社会小人物及其故事的讲述，着力彰显他们生存的现实状况、心理内容的纯质、自然情怀的深邃、内心世界的丰盈、信仰力量的坚实、灵魂意向的透明。
“在一个信仰缺失和灵魂动荡的年代，我们不要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推到他人头上、推到社会和时代的身上，这明显是非常不善良的，也是没有道德追求的。每一个企图修为向上的善人其实都是行走的寺庙，无论他身处何时何地何种苦厄之中。”这是当代作家陈仓先生在一篇小说创作谈里发抒出的慨叹和感触，他的这些话语里一方面指斥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精神病象——信仰缺失和灵魂动荡，另一方面是在忠告我们无论处于怎样的苦厄之中都要保持足够的人性善良。他的这些话不无深刻的现实意义和警醒作用，尤其对于从事人类灵魂工程建造的作家而言，更应该从中得到启迪和教益。从这个角度进行考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不少小说都或多或少地流露恶的倾向，不是将人物塑造得丑陋、畸形、病态，就是竭力发掘、渲染人性中的恶的成分，刻意宣扬恶是社会前进的一种动力的所谓论调，给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阅读烂制了为数不少的精神垃圾，从而导致了新时期小说最终的整体式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当然，论者不是反对作家写恶，而在于我们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叙事原则或叙事伦理，更在于要探明作家写恶的用意和目的何在，是宣扬恶还是批评恶揭露恶。
与上述小说创作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龙仁青的小说浸透着人的善念、善意、善怀，或者说作为小说作者的善美的内心和魂灵，这不仅仅是在他的一两篇小说里，而是弥漫于他的整个小说中。在此，我们不妨通过对《香巴拉》、《歌唱》、《人贩子》等所进行的分析来可见一斑。《香巴拉》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它主要讲述了一个名叫金措的藏族姑娘，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不惜破坏现有的婚姻关系和社会道德规约，最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同原来的情人坚赞一起私奔的故事。年轻的藏族姑娘本有自己心仪已久的对象坚赞，他们互相爱慕、两情相悦，本可以缔结美满的姻缘，从此踏上幸福的人生之路。但由于坚赞的家境实在是太过贫寒，金措的父亲便绞尽脑汁、百般阻扰，善良的金措被迫违心地嫁给了家境殷实、刚死了老婆的扎拉。婚后不久的金措第一次出门买东西，便在街上同坚赞相遭遇，瞬息之间爆发出的强烈情感冲动，令她做出了非常勇毅的决定：同坚赞私奔，一起走向那个充满美丽幻想的地方香巴拉。气愤之极的拉扎找上门来质问金措的父亲，并声称要去公安局报案；淳朴老实的金措父亲也措手不及、悔恨当初，但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女儿一定是同坚赞私奔了。这本是一个有损颜面、有伤风化、有违道德的严重事件，但是当亲眼目睹了金措与坚赞确实是一对真心相爱的情侣及其感人的场面时，无论是作为男人的扎拉还是身为父亲的公拉，都选择了宽恕和原宥。《歌唱》叙写了藏族姑娘群措在城市里进行人生拼搏和对于善良人性予以坚定恪守、忠实护卫的故事。天生一副好嗓门的群措，因为一次偶然降临的机遇展示了自己亮丽的歌喉，一举成为小有名气的歌手，由此便离开偏远的小牧村，独自一人在喧嚣的城市里打拼，成天过着晚出晨归的白夜般的生活。尽管这样的人生打拼很累，城市也不像小牧村那样的纯净、朴实和充满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总是抛出各种各样的诱惑、迷幻、乱象，扰攘、冲击、解构着群措内心的原装，但群措仿佛有巨大的内心定力，丝毫不为城市的这些所动，始终坚守自己淳朴的善良内心，护卫着本民族的文化规约。所以当省电视台编导要她面向观众演唱那首富有原创意味的“拉伊”时，她宁愿失去这个成名的机会也要拒绝，因为“按照藏族习惯，拉伊只能在野外唱，并且是在没有任何血亲关系的人群中才能唱”；当她在省上组织的电视歌手选秀节目里，一路过关斩将最后杀入前三强，但一听闻到玉树大地震发生的噩耗，大量的生命陷入危境急需援救时，她再一次选择了退出，成为一名救援灾区的自愿者。《人贩子》里的故事也很简单而普通，但显露出来的善意却很浓郁。因为得到县里有钱人的捐助，村里的寄宿制小学将获赠几十张崭新的小方桌，捐赠仪式隆重而简洁，分发桌子的场面也井然有序，但惟独小黑脸塔瓦没有分到，塔瓦的一声哭叫令身为村主任的尼玛感到了自己的失职，便立即将自己儿子嘎玛领到的那张小方桌给了塔瓦，内心受到伤害的嘎玛只好每天去塔瓦家里写作业，由此在暑期遭遇的一场大雨里溺水而亡。痛失独子的尼玛，心里极度悲戚、疼痛，成天精神恍惚，在县城看到一名颇似儿子嘎玛的小学生，便随手牵住，因而遭到街上过往人群的一顿暴打，骂他是人贩子。面对人们的误会和暴打，尼玛既未进行抵抗也不去申辩，只愣愣地站在那里默默承受。在这些故事的讲述里，每个人物形象的身上无不散发出情意的朴实、人性的善良、灵魂的柔软之美，作者笔端流溢出的也满是善意的理解、真诚的同情、由衷的赞许——这既是藏区人民共有的人性本质，也是小说作者所富有的人性本质——这就使得人物形象表现的善与小说作者表达的善达成了一种深度的交融与契合。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龙仁青的小说首先向我们呈奉出的便是一种浓浓的善怀和仁心之蕴意。
二
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因为居于亚洲大陆的深处，其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宗教文化相当浓厚，在物质文明的进程方面却相对滞后，再兼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和远离现代工业文明，这些都使得这片土地在最大程度上消解了复杂人性的侵袭、荡除了繁多的物质欲望、驱遣了喧嚣都市的扰攘。置身其间的一切，无论是作为生命鲜活的人、动植物，还作为无生命的各种物体，都似乎自然而然地浸透了浓浓的自然物象、大地情怀、宗教意念，对自然的亲近、对大地的崇拜、对宗教的虔诚，更是这里的人们情感含蕴、精神承载的一种理所当然，由是构造出这一方天地独有的深邃的人文景观，即或是偶然踏上这片土地的一个普通游历者，也能够深深领解和感触到它的干净与透明、辽广和博大、深然而神秘、信念的坚持、信仰的力量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最能够从真正意义上深度达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那种真诚相与、仁善包容、和美共契，即我们通常意义的真善美三种维度的达成。这些无疑给文学作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珍贵的创作素材，但许多作者皆是以一位过客的身份来去匆匆，作品里所表现出的也不过是对它表象存在的审美书写，未能传递出那种真正意义的深度达成，这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缺憾。
从某种意义上讲，龙仁青的小说创作里正显示出了这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在真善美三个意义维度上的达成。为了论述的思路清晰和符合学理逻辑，我们不妨以《绽放》 《大剧院》为例，首先分析龙仁青小说对于人与人之间在真诚、仁善、和美意义维度上的达成的艺术表达。《绽放》是一篇具有历史厚重意味的小说，同时也是龙仁青小说里少有的富于隐喻色彩的小说。次洛是藏区某寄宿制学校的一名小学生，教授他们藏汉语文和音乐课的老师叫扎门西，这样的姓名在藏语里并不吉利，但扎门西老师的汉语课、音乐课都上得生动活泼、特别有趣，令次洛非常喜爱和着迷。正是在音乐课上，次洛和他的同学们学会了那首四川地方民歌，但其歌词里提及的槐花究竟为何物，像谜团一样困扰着小学生次洛。学校放月假时，次洛像往昔一样前去拜望自己非常崇敬的阿奶朗洛妮，他同她说那些刚刚学会的汉语字词，并请教槐花为何，阿奶朗洛妮便在草原上随手摘了一株给次洛。槐花其实就是藏语里的咗毛嫩玛梅朵，只是因为汉藏两种语言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称谓。知道了槐花为何的次洛，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那首四川地方民歌，一旁的阿奶朗洛妮听到后也立马随之非常激动地唱起来，这让次洛很是惊讶。此事过去后不久，阿奶朗洛妮便溘然长逝。阿奶朗洛妮怎么也会唱这首歌？这首民歌同阿奶朗洛妮的生命、情感、历史又具有怎样隐秘而深沉的关联？不仅小学生次洛一概不知，就是整个牧村里的大人们也少有知晓。于是作者便适时地插入了历史叙事。原来阿奶朗洛妮是九世班禅仁波切圆寂那年，头人嘎贝在阿尼塞青山一座崖畔下发现并救回来的一名红军女战士，红军北上抗日途中因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剿和血腥追杀，阿奶朗洛妮所在的部队被打散，独自一人侥幸逃脱而流落藏区，被救的阿奶朗洛妮因为一直缄口不言，从此便以嘎贝仆人的身份隐姓埋名地生活在片草原上，从未离开过半步。阿奶朗洛妮为什么要刻意隐瞒自己的汉族血统、真实姓名和红军身份？她不知道中国大地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是历史的沉重、战争的残酷、理想的幻灭、生命的无助，还是为了报答这片土地的救命之恩、接纳之情、养育之功，抑或是她的整个魂魄已经彻底融入了这片草原而归入了最后的宁静？这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小学生次洛为什么不在自己的父母或知晓的藏族长者那里寻求答案，非要找阿奶朗洛妮来释迷解惑？除了阿奶朗洛妮是他们这片草原上唯一通晓藏汉双语的人和最年长者之外，可能更在于次洛与阿奶朗洛妮之间深度达成了人与人的那种真诚相与、仁善包容、和美共契——次洛对阿奶朗洛妮的无比崇敬，阿奶朗洛妮对次洛的无限仁爱。所以，作者在这篇小说里实际上为我们创造出了两种审美时空，一个是小学生次洛等人所具有的显在现实时空，另一个是阿奶朗洛妮所富于的隐在历史时空，两者之间既互为交错又叠合同一，由此显示出了一种意蕴的深刻。从这样的角度看，作者之所以将这篇小说题名为“绽放”，实质上指涉出了两个维度的意义：小学生次洛的童稚纯贞的心灵之花的绽放，阿奶朗洛妮的沧桑沉重的灵魂之花的绽放。但相比较而言，阿奶朗洛妮的这种灵魂之花的绽放，更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和历史的厚重性，因为它不仅仅是这位老人对于沧桑历史的跨越、对于存在世界的包纳，更是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精神贯融，其间历经了怎样的生存苦难、生命重创、内心痛楚、魂灵蜕变。
《大剧院》虽然也是对人与人之间在真善美意义维度上的达成的审美叙事，但在意蕴上却失之于《绽放》那样的深沉。藏族青年嘎特是某县歌剧团里的一名非常优秀的龙头琴演奏手，平时特爱喝酒，每次演出之前更是喝得酣畅淋漓，其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每一场演出都富有澎湃的激情和强烈的感染力，能够步入艺术的忘我之境。此次歌剧团受邀，将前往T城大剧院参加演出，因为规模大、档次高、竞者众，非凡的意义可谓非常重大，有如“历史性的时刻”，所以团里的领导斗戈极为重视，不仅要求演员们高标准的排练，还在组织纪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不能喝酒便是其中之一，为了防患于未然，斗戈还暗中预备了另一名龙头琴演奏手卡空，随时替代嘎特。对此，嘎特的心里颇为不满，认为这是斗戈在侮辱自己。在即将上台演出的一段空隙里，实在难耐的嘎特假借上厕所偷买了啤酒狂饮，但尚未喝完，便被一阵急急地催促声推上舞台。酒精燃烧中的嘎特在台上的表演近乎于疯狂：手中的龙头琴大幅度的摆动，脚上的皮靴猛烈地敲击舞台地板，脑袋里闪着篝火照耀的不眠之夜和人们尽情尽性的狂欢。演出结束时的一个插曲，更是让全场的观众一片大笑：嘎特向观众鞠躬致谢，一听易拉罐从其怀里滑出来，张扬地在舞台地板上滚动。当然，最后的结局也令人们始料不及：嘎特的激情演奏非常成功，而那个插曲也被人们视为是嘎特有意设计的一个幽默情节。很显然，嘎特私下偷着喝酒已然违反规定，舞台上出现的那个插曲更是一种添乱，但斗戈并没有怒斥、痛批嘎特，而是采取了包容、原宥乃至认同、赞许，或者说领导的斗戈与演员的嘎特之间实现了仁怀意义维度的达成，只是这样的达成在意蕴揭示的深度上有一定的欠缺。倘若更加深入系统地考量龙仁青的小说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小说几乎都是在呈现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达成，诸如《看书》里的报刊编辑与曾经的作者之间，《乱海子》里的父亲与儿子之间，《倒计时》里的情侣之间，《玉树情歌》里的夫妻之间，《咖啡与酸奶》里的店主与游客之间，《歌唱》里的歌者与师者之间，《神泉》里的乡长与商人之间，《巴桑寺的C大调》里的美国青年与中国青年之间等等，意在从更加多元的角度丰富的层面来探寻人与人之间在不同意义维度上的达成。据实而论，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境遇下，要彻底实现人与人之间在真诚、仁善、和美等意义维度上的普遍而广泛的达成，的确是一件有着极高极大难度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的出生、经历、素养、认知是如此的不同，构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千差万别，人与人之间能否实现真诚相与、仁善融合、心灵共契这样的深度达成，往往会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左右或影响。从现实存在的境况看，人与人之间在功利性层面上的达成，要远远高于人与人之间在情感、内心、灵魂维度上的达成，更遑论人与人之间在真善美向度上的达成。用文学的方式予以表述和呈现，不过是作家们的一种理想情怀和美好希冀，但也正是这样的情怀和希冀，让我们没有对人类自身失去信心，并从中生发出“一种心灵与心灵彼此碰撞产生温暖的渴望，发现人性的美好、人性的闪光”，所以只有实现人与人之间在真善美意义向度上的达成，我们才能相互理解、彼此信任、同享温暖。这或许也正是龙仁青执迷这样的审美叙事，以及他的小说创作所期望抵达的意义和价值。
三
倘若我们将自己的小说阅读视野予以进一步的拓展，将整个藏民族作家群体的小说创作作为考量的对象，便会发现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玩味和深思的创作现象：相对于汉民族作家而言，藏民族作家（也包括那些长期羁旅于青藏高原的作家）彰显出了对纯美自然、大地物象、深邃天宇书写的更加钟情和更为专注，更体现出了自然精神的深度、哲理意蕴的深刻，从而将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意义达成的艺术表达推升到了一个崭新的深层和全面，譬如阿来的小说、仓央嘉措的诗歌等等。于是有论者这样以为，他们不仅是一群离天空更近的作家，同时也是一群能够深入自然和大地的作家；因为他们离天空更近，便得以俯瞰自然和大地，又因为他们深入了自然和大地，就能够仰望到更高的天空。并由此予以推论认为，他们是一群兼具了大地情怀和天空意识的作家，他们在文学书写里传递出的情感的干净、思想的纯质、魂灵的透明、审美的清洁，是许多汉族作家无法抵达和不能媲美的。
作为这个作家群体里的一员，龙仁青也充分显示出了对自然、大地、天空的审美书写的钟情和专注，并在小说里不同程度地传递出这种情感的干净、思想的纯质、魂灵的透明、审美的清洁，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在彼此尊重、互为关爱、濡沫相融等意义维度上的达成。
吃过晚饭，扎括去遛马。他牵着那匹白蹄马，朝帐篷前面那片开阔的草滩走出。他感到他的背部有一些微微的灼烫，那是因为太阳在看他。快要落山的太阳看着这个高大健壮的骑手，心里有一种痒酥酥的感觉，太阳的眼睛里也有了怀春少女般的羞涩和骚动。扎括看到自己被太阳无限拉长了的影子，在他的前面四平八稳的晃动着，就像是一座走动的山。这真是太阳心目中扎括的形象。正如俗话所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在太阳看来，扎括就是这样一座走动的山。太阳泛滥的激情在扎括周身流动，草滩上平时温顺羸弱的青草传染上了太阳的激情，绿色的身姿因为亢奋而有了几分金红色，它们争先恐后地昂着头，向扎括围拢过来。扎括和他的白蹄马在青草的簇拥下有些应接不暇手忙脚乱。……迅速离开这里。
这是小说《光荣的草原》中的一段带有浓郁描述色彩的叙事语言。在作者缓缓流动的笔下，行走的白蹄马、远处的帐篷、前方的草滩、西边的落日、绿色的青草有如一个个精致的绘画元素，共构出了傍晚时分的草原是如此的美轮美奂。在这幅充满纯美意境的画图里，太阳是一个始作俑者，它既如一个羞涩、温情的怀春少女，又仿佛某位内心骚动的少妇，随时变换着自己的情绪，或猛烈地抛洒灼烫，或撩起青草的亢奋，向那位默然漫步于这片草原上的藏族汉子发动一波波情爱攻势，看似高大健壮的扎括被弄得心慌意乱、招架不住，最终迅速离开。显而易见，作者当然不是在讲述大地上的一场情爱故事，而是在表达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意义达成——人与自然之间完全可以成为如此自然融与又亲密无间的朋友或亲人。
她放轻脚步，向那片粉红色的云霞慢慢靠近，似是害怕会惊扰了它们一样。但水晶晶花们还是会在她向它们试图靠近的第一时间发现她，即刻以一种汹涌态势向她逼近，除非她停下脚步。而央珍也会每走几步就停下来的，这时候，她就会发现水晶晶花们也会惊悚地停下来，迅速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轻盈地随风抖动着，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央珍有意不捅破它们这小儿科样的伎俩，装着什么也没看见，继续迈开步子往前走去，水晶晶花们即刻收起它们若无其事的表情，即刻与央珍相向而行。央珍就这样沉醉在这种与水晶晶花之间的默契的游戏之中，沉醉在不断向自己涌来眩晕中，直到她走进花丛，把自己淹没在这粉红色的云雾中，再从花丛里一步步走出来，让粉红色的云雾在她的身后翻卷起伏。
这是另一篇小说《水晶晶花》里为我们呈现的纯美画境。一个名叫央珍的藏族姑娘，试图置身于水晶晶花们的世界，想在其中寻求到一种生命沉醉的眩晕感觉。但水晶晶花们是那样的充满防备心理和极其异常的警惕，因为它们不知道央珍的真实意图，更不知道央珍是否是一个善类。所以当看到央珍对它们没有任何恶意后，水晶晶花们才真正显出了自己的若无其事，放心大胆地让央珍走过自己的世界。在这一段充满诗意感的叙事话语里，我们同样觅见了藏族姑娘央珍与水晶晶花们之间，或者说人与自然之间所富有的那种意义维度的达成，两者之间既富有情感的干净、思想的纯质、灵魂的透明，又流溢出浓郁的真善美的蕴意。
上述作品不过是从某种角度或艺术层面书写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意义达成，但仍然只是龙仁青小说创作中的冰山一角，如果全面地考量他的这部中短篇小说集，或者是以一种更加细化的微度视角来进行分析，作者在其小说里对这种意义的表达或揭示，则充分显现出了深入性、丰富性及其多元化的视角，诸如《鸟瞰孤独》和《鸟巢》里所表现出的人与鸟之间的达成，《巴桑寺的C大调》和《水晶晶花》里所传递出的人与花之间的达成，《神泉》和《乱海子》里所呈现出的人与水之间的达成……这些表达犹如对一种系统性意义达成的构建，凸显出作者对于自然系统、自然内涵、自然文化、自然精神的全力探寻和深刻发现。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审察，作者在这个系统意义达成的建造中，并非某些汉族作家那样，总是以一种君临的高傲姿态和唯我的主观意愿，而是以一种平等、尊重、谦卑、敬畏、景仰的人性内涵和精神力量来进行，这不仅表达出作者同整个自然界乃至整个世界荣辱与共、互为彼此的文化深度和精神深度，而且昭示出一种文学表达或审美叙事的方向，这就正如著名评论家朱小如先生所揭示出那样：“五十年代以来的红色经典的叙事、改革开放后的反思叙事，我们积累的审美经验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在追求小说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总是偏向于社会性的问题。那么在龙仁青的小说里，可能这个意义就有所不同。它描写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的社会性物化的那样一个尔虞我诈的紧张的关系。它永远不处在那个关系中。这使我想到了我们文学这么多年的审美是不是走错了方向？龙仁青可能更还原于古远的草原的、原生态的和自然的那样一种亲情关系上，他带给我思考的是，中国的小说更多注意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恰恰忽视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可能只是一个环保的、和谐的问题，但我恰恰觉得龙仁青的作品里，其实他更接近的是人的自然性。”有鉴于此，我们能否从龙仁青的小说创作里获得某些文学创作的精神启示。论者深以为然。
四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曾这样评价龙仁青的小说创作：“穿行在雪域荒漠，游走于山川河源，龙仁青的笔触，浸染着来自高大陆的清新本真，迷恋着梵钟佛鼓，陶醉于牧歌野曲，龙仁青的文字氤氲着藏文化的奇异玄妙，在同质化日益抹杀着作家们的才情和想象力的今天，龙仁青的小说却表达出这个时代少有的异质性。这是青藏高原对他的深情馈赠，也是他致力于这种‘高地写作’所获得的殊胜妙果。我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够感受他的文字所散发出的不一样的气韵，以及那份宁静和缓慢。”上述这段非常精炼的评论话语，无疑概要出了龙仁青小说的特点及其所长，但任何一个处于前行时态里的小说作者，其创作不免会暴露出某些不足。论者以为，龙仁青小说中最大的不足，便在于其思想意蕴空间架构的复杂性和深度性的某种欠缺。诚然，在当今这个快速发展变化的世界，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地球的未来，更决定了人类自身的未来，用文学的方式书写人与自然之间在真善美意义维度上的达成，意在提醒人类对自然界应表现出必须的平等、友善、尊重或敬畏，这的确是非常富有现实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但他的某些作品里却似乎缺失了应有的哲理高度及其更为复杂、深沉的蕴涵，过多地流入了情感的、意绪的或单质的、浅层的书写和表达。对此，龙仁青先生不妨去读一些生态文艺学方面的有关理论著述，或者是表现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的文学作品，以此来丰厚自己的美学理论素养和生态哲学思想。除此而外，在小说的故事内容装载、叙事艺术的审美表达、语言风格等方面，也应当寻求主动积极的变化和拥有不断创新的思想意识，故事内蕴的异质性呈现、叙事节奏的缓慢运行，以及叙事语言的朴实、自然、温婉、柔和，固然有助于自己创作风格的形成和凸显出标识性的意义，但如果没有了变化和创新，其小说创作便会显露出某种意义的“滞止”。评论家雷庆锐先生在《多元文化交融中的文学表现——浅论青藏高原多民族文学》一文中指出：青藏高原多民族文学的多元文化构成主要基于三个方面，一是表现为各民族作家选择题材的多样性，二是表体现在文学语言的表现方式上，三是呈表于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的接受和借鉴，认为次仁罗布、班丹、万玛才旦、龙仁青、汪洋才让、梅卓、郭建强、肖黛、马汉良等作家在各自的文学创作中，“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多种西方元素和写作技巧，使自己的创作呈现出新颖而独特艺术风格。”相比较而言，龙仁青的小说里对西方元素和写作技巧所融入的含量则显得非常稀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该有的小小遗憾。尽管如此，龙仁青的小说叙事主要根源于他的善良情怀和仁厚内心，并且在小说里毫无保留地向我们无限敞开他的这种善良情怀和仁厚内心，较之于那些纯粹艺术游戏的小说把玩，这是特别值得我们肯定和赞扬的。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六辑
龙仁青，小说家、翻译家。1967年出生于青海湖畔。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省《格萨尔》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青海省民族文学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创作出版有“龙仁青藏地文典”（三卷本）、小说集《光荣的草原》《锅庄》等；翻译出版有《当代藏族母语作家代表作选译》《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仓央嘉措诗歌集》《居·格桑的诗》及《格萨尔》史诗部本《敦氏预言授记》《百热山羊宗》等，约300万字。曾获中国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青海湖》文学奖、《红豆》文学奖等，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终评。
孔明玉，教授，绵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晓原，绵阳师范学院科技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