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掩卷《咖啡与酸奶》从书房的窗户里极目西望的时候，似乎看到了青海湖西畔的铁卜加草原，那个被龙仁青称作“被美丽和梦幻围绕的草原”是作家的故乡。在城市里被楼宇阻挡的视野会在草原上广袤的地平线上展开，曾经具有多年草原生活经验的索飒说，“是大草原的地平线，惹得人心野了”，“也是地平线教给了我们带有质感的‘视野’的含义”。在龙仁青的书写中“地平线”给予了这位从出生到少年均习染其间的作家无形的生命教化，《咖啡与酸奶》中藏地空间叙事以此为背景在读者面前展开。
一、“在地性”叙事中地方经验的书写
北大教授陈晓明在分析莫言小说创作特质时，使用“在地性”的概念，陈晓明认为“莫言小说最突出的特色，可能是他始终脚踏实地站在他的高密乡——那种乡土中国的生活情状、习性与文化，那种民间戏曲资源以及土地上的作物、动物乃至泥土本身散发出来的所有气息……一句话他的小说有一种‘在地性’”。这种创作特质在龙仁青小说叙事中也有鲜明的体现。龙仁青小说创作中的“藏地空间”从文化地理角度看属于安多藏区，安多藏区从地理分布上包括今天的青海省（除玉树以外的）全部藏族居住区，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州，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从历史上看，以河西走廊为主的“丝绸之路”和以青海河湟为主的“唐蕃古道”，都与安多藏区紧密相连；从自然地理风貌看，安多藏区大多是广阔无垠的草原，龙仁青的家乡铁卜加所在的环青海湖草原就是其中一座天然牧场所在地。这里盛产良马，对藏传佛教的真诚信仰，使安多藏族人爱护和敬畏自然界一切生灵，爱马、识马、善骑、骁勇。对于作家而言“空间”的意义还在于，在地理空间的背景下展开文学想象的空间，作家对于地理空间的观察和表达，往往能够呈现他整体的文学观念和视阈，并体现在他的作品里。在与徐则臣先生的对谈中龙仁青曾说：“土地，以及土地上令我们的生命生长、延续的一切事物，都是故乡的同义词。”
细读龙仁青藏地文典小说卷《咖啡与酸奶》，作家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几乎在19篇小说中均有呈现，它们不仅是小说情节得以推进，人物形象得以丰满的必要元素，也是龙仁青小说独特气蕴的具体表现。
在龙仁青的藏地空间叙事中，作家细致描摹脚下土地上的自然环境，生活于期间的牧族生活经验和精神状态。作家笔下藏区的植被繁盛而富有文化意蕴。《绽放》里叙述者讲述在草原最美好的季节里，草原上金黄的梅朵赛琼，黄蕊紫瓣的鲁目梅朵，低矮匍匐的邦锦梅朵，高举花束的咗毛嫩玛梅朵都在寻找槐花的次洛身边葱荣生长；《巴桑寺的C大调》中因为高原植物的罕有吸引美国植物学者的到来，“穿过丛林，沿着溪流指引的方向，久美和麦迪沿着山谷一路走来，一朵朵野花香他们走来：金黄灿烂的梅朵赛琼、星星点点已经过了开花季节的雅毛唐哇、开在山畔迎风招展的鲁姆梅朵、异香扑鼻的梅朵热佳、三三两两在山头傲然绽放的梅朵欧贝（作者注，均为藏族野花名，分别为蒲公英、雅江粉报春、紫苑、狼毒花、金源绿绒蒿）”作品中呈现出让读者炫目的植物品类的书写让人不禁看到，作家宽博的高原植物学知识；它们的藏汉品名，自然形态气味，分布状况，如此娴熟的书写是出自作家对脚下泥土气息的熟识。当经历了所谓现代文明的欧洲社会开始用科技手段论证植物是有多种感受力和主动选择性的生物时，藏地牧族天然的对于植物的亲近和熟识在作者笔下自然呈现，对于生命的尊重和亲近是藏族朴素的万物有灵宗教情感的体现。藏族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交互感应的联系，龙仁青的小说中主人公可以直接与自然对话，《光荣的草原》中扎括和云彩不见不散的邀约和倾心谈话，太阳和白云之间的打斗嬉闹，一般而言被称为拟人的手法却是藏族日常思维的一部分，龙仁青在接受刘大先先生访谈时谈到魔幻现实主义时曾说：“他者所谓的‘魔幻’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庸常的生活”。《巴桑寺的C大调》中寺院的僧人在夏天最好的季节足不出户地进行“夏修”，以免外出踩杀生命，“要把这美好的夏天留给那些看的见看不见的花草和小鸟小虫子它们。”《歌唱》中把手机震动声当做寺庙红衣僧人诵经声音的爱唱歌的藏族女孩群措，不理解城里人为什么要打死一只正在叮她的蚊子，群措看来这是杀生，嘴里便开始默念六字真言；《鸟瞰孤独》和《鸟巢》中无论在草原还是在城镇，筑巢的鸟都会给人无言的慰藉，这是人与鸟同为自然万物之一者中，生命给予生命最质朴的源于生之本能的安慰。
在刘大先先生的访谈中，龙仁青曾谈及“富有质感的生活经历、经验”对小说家创作的意义。龙仁青小说给人以质地醇厚的审美体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对藏地空间中自然景观、牧民生活情景、习俗和经验的生动书写及其与小说整体叙事风格的有机融合。“平坦的草原，其实是起伏不平的，特别是帐篷前的沼泽地，更是体现出了曲直多变的万千姿态。”（《水晶晶花》）这个草原真实的状态：“茂密的青草，一经踩踏，本来顺光或者逆光的草叶一下子改变了角度，便也一下呈现出了不同的色泽脚印来—两串暗绿色的脚印，就这样赫然出现在央珍和少年走过的略略泛着青光的浅绿色草地上了。”（《水晶晶花》）这样情境合一的描述让人自然联想起汪曾祺《受戒》里英子和明子船桨划过的芦花荡；“天色已经很暗了。方才，阿爸往帐篷中间的火灶里加了许多干牛粪，这会儿正呼呼地燃烧着，火苗不断从炖着茯茶水的壶底蹿出来，……在蹿动不止的火苗下，阿爸的黑影也忽大忽小的蹿动着，谁也看不清他的表情。”（《遥远的大红枣》）这种人与自然之火的亲密接触在草原上是生活常态，它同时存在于我们民族记忆的深处。与徐则臣先生的对谈中龙仁青曾说“书写故乡或者赞美故乡，是我所认识到的文学的功能之一。”通过龙仁青的笔墨读者看到了丰实的具有质感的藏地空间。地方经验的书写让让龙仁青的小说始终根植于安多藏区铁卜加草原，这里的牧民的生活情况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这里的植物、动物与人同为自然之子，在存有广袤地平线的苍茫草原上生生不息，“在地性”的叙事成为龙仁青小说鲜明的特质之一。
二、多层次叙事中隐秘情感的表达
龙仁青的小说不注重情节的首尾连贯，而是着力于呈现一种人物的心理状态，《鸟瞰孤独》中香毛措和林子的情感叙述，《遥远的大红枣》中尤布、阿爸与遥远年代中阿妈的往事，《倒计时》中母亲的隐秘岁月，可以看出作者有节制的叙事风格，简练甚至接近隐忍的情节编织似乎来自于藏族固有的思维模式。青藏高原自然生态环境相对严酷，本地民族保护脆弱环境的意识与宗教信仰紧密相连，视草地、草原为活的有生命的物体，虔诚地保护它们极力限制对物质资源的索取和开发，从而形成“节制性经济”，这种生存文化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因为“有节制性”的思维方式成为藏族思维方式的一部分，对丰沛情感的有限度的表达成为龙仁青叙事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模式。
安多藏区的民间故事叫“纳达”，意为古时候的传说。在安多藏区，到处都是口头传播的民间故事，篇幅一般短小精悍，《尸语的故事》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一种，这是一本类似于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的框架式结构的故事集，顿珠奉龙树大师之命前往远方寒林坟地扛回一具如意宝尸，途中必须缄口不言，但宝尸会讲起精彩的故事诱顿珠开口，于是故事便一个一个连缀而来。这是一种在安多藏区产生于广泛影响的“故事套故事”的故事叙述模式，它可以将讲述者丰盈的情感在多个层面有节制的进行表述。龙仁青的小说中也常采用这种秘鲁小说家巴尔加斯·略萨提到的“中国套盒”式的故事结构，同样它在藏族民间叙事当中亦成传统。
《倒计时》有三个层面的叙述。第一个层面讲述小伙子瑙如爱上姑娘梅朵，梅朵是个熟稔藏、汉、英三语的导游，全国各地到处跑，思念梅朵的瑙如做了个倒计时牌等待梅朵的归期。漫长的等待中瑙如进入了回忆，“回忆”将故事带入了第二个层面的叙述，主人公是自己的母亲，成年后的瑙如体悟到，在阿妈的心里也有着倒计时的牌子，以政治斗争为纲的年代，瑙如的阿爸阿妈忍受生产队长阿桑的“找茬”，阿妈心里的倒计时牌子上慢慢靠近的时间是可以不看阿桑脸色的时间；第三个叙述层面是由瑙如的阿妈的失神回忆带入的，这一部分是经由瑙如的观察展开的虚写，牧民的阿妈娘家曾是丹噶尔古城的藏商，后因叔叔染上大烟家境衰败，丹噶尔城解放阿妈便嫁给了阿爸，一切似乎平淡无奇，但当阿妈在商店里看到化蝶的梁祝和相偎的许仙白蛇两张明信片，故事的讲述却发生了急转。阿妈把它们当成年画买来并贴在家里的墙上，每当有闲暇，阿妈就会坐在土炕上，仔细看两张明信片，有时眼里面还满含泪水，年幼的我不得其解。许多年以后，当了记者的瑙如给阿妈买回梅兰芳演艺生涯的明信片，阿妈再次回忆起“年轻时的一桩事儿”，只因一句“儿子啊，以后你找女人，不要让人家女孩子等你，要给人一个准时间，肯定的时间”作结。小说中第二个叙述层面阿妈的倒计时牌随着《格萨尔》又可以重新说唱而翻倒了终点，但第三个叙述层面，阿妈始终没有作为叙述者展开故事的叙述，情感隐而不发，而作为观察者的瑙如“恍然觉出原来阿妈心里还有一个一直没有翻完的倒计时牌”，与之相对应的第一叙述层面，随着梅朵的回归青唐古城墙下有情人紧扣十指，似乎是对第三层叙述未完成故事穿越时间的完结。
故事多层次的叙述中，瑙如对梅朵的等待，阿妈与阿爸艰难岁月中的相濡以沫，阿妈青年时爱而不得的悲情往事，三个叙事层面中“爱情”主题的相似性使得“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模式得以有效叙述，阿妈隐忍的情感在多层叙述的最深层次，“有节制的叙事”给读者以含蓄内涵的审美感受，使得小说达到言有尽意绵延的艺术效果。《绽放》、《遥远的大红枣》、《情歌考》等作品中也呈现出多层叙事与隐秘的情感，它可以看做龙仁青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类型。
三、跨越性叙事中的藏族精神的呈现
这里所说的跨越性是从时间和空间二维角度来讲的。藏传佛教中讲轮回，在这种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宇宙之轮循环往复，时间序列中过去、现在、未来永恒循环，时间在空间中的绵延不会影响和区别生命的自在状态。龙仁青小说在时间的跨越中体现藏文化的一脉传承，《巴桑寺的C大调》里民国山湾巴桑寺的太阳“依旧蹲坐在西山顶上，有着持重老成的高僧大德一般的庄重和平静”，《鸟巢》中当下曲果小镇的太阳“就像是一个深谙人生世事，有着丰富阅历的老人，沉稳而又粗然”。民国时期美国植物学家麦迪到巴桑寺拜谒神树“拉香秀巴”，采集植物标本；时光轮转《绽放》里汉藏双语寄宿小学的次洛在查美河岸草原寻找雪莲和槐花，寻访阿奶郎洛妮幽深的身世。上世纪70年代盛夏巴桑寺僧人久美身后姑娘的歌声，几十年后查美河岸次洛听阿奶郎洛妮的吟唱。小说中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但藏族人对青藏高原富有山川地貌罕见的地理的情感与瑰丽的审美想象没有变，对幽密深切滴爱情意蕴的表达和书写没有变。
安多藏区的自然地貌、山湖风物是极具心理张力的地理空间，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这样的空间中时间的、物质的、思维的、想象的与外来文明交相碰撞，龙仁青小说中注重表现这种空间置换中的文化融汇。所谓的空间置换，即是地理空间的置换，从草原到城镇、从旅游风景区到国家化都市；也是心理空间的置换，表现当下社会环境中藏族人在多种文化、多种语境、多种思维模式之间的穿行和游弋。
爱德华·W·萨义德说：“每一种文化的发展与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存在。自我身份的进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进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
龙仁青小说中空间跨越带来的与“他者”文化的交汇中，藏族精神首先表现为文化自信背景下的自在状态。《大剧院》中，县歌舞剧团的舞者们要为嘎特的龙头琴独奏伴舞，为的是在T城大剧院演出，这是一场进入都市为寻求城市文明认可的藏族民间艺术表演，团长斗戈严肃庄重的神情印证了活动的重要性。临行斗戈提醒嘎特不能再喝酒，这是现代文明对传统艺术表达样态的规约，而龙头琴演奏本是草原民族畅饮间传情达意的艺术手段，显然二者在叙事文本中出现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二重对峙。小说结尾偷偷喝了酒的噶特载琴载舞的表演似乎回到了篝火闪耀下的草原上吹奏的人群中，同时也得到了剧院观众热烈的掌声。这是藏族文化具有生命力的表现形式，因为笃定的宗教信仰在外界环境迥异不同的空间中，依然保持恒定的民族心理的自在行，从而与周围空间文化共生共荣。
藏区牧族头顶湛蓝悠悠苍穹，极目广袤无碍地平线，四周草原雪山广阔浩渺，都能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升起的玄理和道德追求共同融合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到藏族牧民幽默、达观和乐天知命的性格，这同样是一种民族精神自在性安稳恒常的表现。龙仁青的小说中也有对世相机智幽默的讽刺。《咖啡与酸奶》中吉吉、旺措对小伙子扎度善意的调侃，年轻的扎度寻觅爱情中左右逢源式的交往方法遭遇尴尬的处境；《看书》中让“我”心生感动的读者也是“我”的朋友，竟把读书当成一种烂俗的社交手段，让虔诚读书写作的“我”看到世相的另一面。这同时表现出藏族文化开放性的一面，它善于自我嘲讽与修正，善于在文化交流碰撞的时空背景下调试自我的精神维度，在秉有不变精神信仰的前提下用幽默诙谐的口语或文字叙事阐释生活的智慧，文辞轻捷却意味隽永。
正如萨义德所说，每一种文化的发展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与竞争，在互视的过程中发展自我。巴赫金说：“在两种文化发生对话和相遇的情况下，他们既不会彼此完全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却相互丰富起来。”藏民族是一个开放的和在多元文化交融中丰富和发展的民族，在当下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藏族文化固有的开放性在龙仁青文学想象的空间中给予了生动的，富于反思性的表达。小说身负龙头琴的青年小伙子，无论是《鸟巢》中的少年、《香巴拉》里的坚赞、还是《大剧院》中的噶特，他们都向往北京或已身处都市，去远方的寻找求索意识是藏族民族性中的一部分。《咖啡与酸奶》中去日本演出的吉吉，《歌唱》中参加歌手选秀综艺节目的群措，《倒计时》中世界各地带团的导游梅朵，藏族女性以更有实力的姿态演绎新时期藏文化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
龙仁青小说创作的深刻性在于，他不仅看到文化杂糅历史进程中藏族文化因宗教精神而表现出笃定的自在性，因民族性格固有的知观、乐天而具有的开放性，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时代变迁中他怀有挽歌情结和悲剧意识，这种意识我们可观具有深重“历史感”的当代作家写作，老舍的《断魂枪》、汪曾祺的《鉴赏家》、李航香的《最后一个渔佬》、姜安的《远去的骑兵》，历史的演进总是充满了悲凉感、沧桑感和轮回感。龙仁青敏感的意识到新时期多元文化的交汇，一定会从某种意义和角度对原本固有的藏民族文化生态产生一去不返的改变，民族历史的演进也一定会经历一个复杂、迂回的历史发展阶段。《光荣草原》中曾以盛产宝马为荣的安多藏区，摩托车替代了马的逐牧功能，马曾经的荣耀消失，牧民们把自己的马卖了出去，只有扎括作为曾经草原上最好的骑手的儿子对身边的白蹄马依然怀有原始牧民对马最真挚的情感；《乱海子》中因为旅游开发巴拉家的乱海子成了儿子曲珠眼中发家致富的好地方，面对儿子为了多赚钱儿和导游故意让车抛锚困住游客，巴拉怒斥儿子“不能昧了良心”，山坡上的巴拉看着大大小小的湖泊，“像一群贪婪的眼睛”，只有巴拉不断在阿尼关拉神庙前念诵赞歌；《情歌考》中安多藏区民歌“斯巴鲁钦”濒临失传的边缘，图丹是我老婆家乡的一位传承者，随着图丹突然因车祸而溘然长逝，斯巴鲁钦的歌声只留在他转交给我的优盘和手机里。这一系列具有挽歌情结的描述，是在龙仁青对历史的深层体悟层面产生的，他要表达的是一种自己精神成长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中逐渐凝聚起来并日益成熟的精神体验。
龙仁青作为一位根脉深植安多藏区的双语创作作家，具有丰富而鲜活的牧族“在地性”经验，在小说的叙述和主人公多层面的情感表达中，这些经验融入文本叙事的经脉中，他用多层次叙事手法有节制的传达藏族精神生活深处隐秘的精神体验，在跨越性叙事中表现新的时代背景下藏族文化中的“常”与“变”。从而，一个多维立体、生动可感的藏地空间出现在多元文化交融的叙事谱系图上，这也势必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得到更丰富的呈现。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六辑
龙仁青，小说家、翻译家。1967年出生于青海湖畔。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省《格萨尔》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青海省民族文学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创作出版有“龙仁青藏地文典”（三卷本）、小说集《光荣的草原》《锅庄》等；翻译出版有《当代藏族母语作家代表作选译》《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仓央嘉措诗歌集》《居·格桑的诗》及《格萨尔》史诗部本《敦氏预言授记》《百热山羊宗》等，约300万字。曾获中国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青海湖》文学奖、《红豆》文学奖等，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终评。
冯晓燕，女，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