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南当代文学中，小说创作曾有过人才济济、独领风骚的辉煌时期，也有过青黄不接、创作乏力的沉寂阶段。但甘南有着得天独厚的小说创作资源，也有可观的创作人才储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许，在诗歌的繁荣已经达到一定饱和度的今天，甘南社会加速度的当代发展进程正在为小说这一文体开创着一个更大的叙事空间，积蓄着充沛的叙事能量。从青年作家王小忠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势头。
王小忠是一个善于探索，不断突破自己的作家，一方面他在创作的文体方面不断求变求新，比如他在奠定了自己作为甘南诗坛代表性青年诗人之一的地位并在省内外有了一定影响的时期，却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散文和小说创作，并沉潜数年、笔耕不辍，在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另一方面，他在创作题材和关注内容方面勤于思考，深入开掘，在散文和小说中都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叙事路径。散文方面，近年来他的以甘南藏地农牧村生活变迁为题材的“非虚构”系列大散文，以独到的现实视角、问题意识、打破文体界限的叙事手法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小说方面，他更加深入地介入甘南藏地的社会现实，聚焦现代化进程中，在多民族多元文化结合地带生成的各种由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症候，而且有意识地对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体系、乡村社会伦理等方面的变迁进行了持续性的观察，并在多部地方生活气息浓郁、矛盾冲突集中、思考空间开阔的中短篇小说中得到了多方位的呈现。
一、乡土甘南：老的主题与新的叙事空间
将王小忠定义为一个地域性作家应该是比较准确的。首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甘南本土作家，无论在诗歌中还是在散文、小说中，王小忠的抒情、叙事空间基本上都是以甘南为坐标的，甘南风物、甘南文化、甘南的人和事是他写不尽的题材资源。另一方面，王小忠有一种地域性的自觉，即他较早地摆脱了地域性的思考局限和言说定势，而进入对甘南生活的沉潜体验、独到观察和冷峻思考，从中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观察视角、叙事层面和表述方式（由此，我们也可以从地域性自觉的角度解释他的创作从诗意抒情向现实叙事发生转变的原因）。他近年来创作的一系列小说集中体现了他在这一方面孜孜探索的收获。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景观来看，伴随着当代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乡村的“沦陷”和“荒芜化”是世纪之交以来学界和作家们普遍关注和言说的一个话题，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主题。北大教授陈晓明曾提出过“乡土叙事终结”论，认为对于乡土传统文化和伦理的消失，包括贾平凹在内的当代作家们“或多或少正流露出一种挽歌式的心理与告别情绪”。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社会，乡土传统的消失并不等于乡土的消失，无论任何时候，乡土是人类最后的家园。那么，面对乡村的“沦陷”，当代作家除了深情回眸、吟唱挽歌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非虚构”写作浪潮的兴起，一种介入性的写作姿态正在生成，不少作家置身复杂的现实生活内部，对人们关注的一些重要社会现象进行现场式的呈现与思考，他们正在重新审视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形态上的变化，观察乡村农民的生存方式和伦理变迁，直面各种复杂的生存逻辑与伦理秩序，探讨中国乡土社会的发展出路。在这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力量，在乡土叙事和乡土想象中，应该说还有着巨大的空间。
可以说在这一点上，王小忠近年来的思考和创作正好切中了这一重大文学主题，因为他的小说集中关注的，是甘南乡土社会的当代变迁以及变迁中派生出来的各种现实问题。而他的探索实践，也为甘南文学开辟了一条乡土叙事的可能路径。
二、羊皮的消隐：失去的温暖与坚守的疼痛
《羊皮围裙》（原载2015.7《红豆》）是一个精致、温婉的中篇。小说的核心人物是老银匠嘉木措，故事的叙述者是老银匠的女儿拉姆草，通篇是“我”讲述的“阿爸”的故事。小说主要讲几经周折，老银匠“纯手工打制银饰”的手艺没有找到真正的传承人，这门手艺无可奈何的失传了。
“羊皮围裙”是小说中的核心叙事元素。“羊皮围裙”来自一只放生羊，“围裙”作为未能实现的善念与救赎意识的一件纪念品，成为主人公祖孙几代人的精神寄托。后来更成为宗教信仰与职业操守的一件信物。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已斑驳破旧不堪，但它在老银匠心目中是神圣的：“那块羊皮围裙周身满是小洞洞，颜色早就看不见了，但干活的时候阿爸总会系上它，然后戴上那副黄铜架梁的石头镜子，显得十分严肃。所有工具一一摆放在手边，他不让我靠近，也不允许说话”。“羊皮围裙”也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一个精神符码。“羊皮围裙”是温暖的，也是破旧的、易碎的，它注定要被时间所遗忘、所淘汰。老银匠加木措所有不合时宜的持守都与它有关。这是一个有些残酷却无情的事实。但是人类的奇怪之处就在这里，有一些人注定不会顺应潮流随机应变，而是固执地抱残守缺，抱着心灵的残片沉淀在时间深处。因为那里有最美好最纯净的信仰寄托。
在表面上看，小说写了一个民间手工艺如何传承的问题，但是，在深层，小说揭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悄然发生的一种无可挽回的变化。小说中“阿爸”所收的那些徒弟们，都被一只无形的手驱赶着，鬼使神差地去趋向现实的利益和欲望。从深层来看，这是时代的问题，因此，在小说里老银匠要找一个满意的徒弟这一单纯的心愿竟然成了一个难题。然后这一难题分化为这个正在转型的社会所面临的几个普遍难题：一是时代变迁、人心不古的“人心变化”的难题，二是人自身的难题，即淳朴与芜杂、善念与邪念、信仰与欲望、持守与抛弃、忠贞与背叛等诸多二元冲突构成的“人性好坏”的难题，三是传统道德伦理、传统工匠精神与现代生活观念、现代机械技术之间的冲突。表面上看，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走向了自己的归宿，但是往深里看，这些都是小说中个体的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
更深层次地看，小说表达的是工匠文化伦理的消亡。王小忠的情感倾向是明确的，即认为那些行将逝去的传统中寄寓着人类最美好的一些精神性的东西，老银匠的手艺就是这样的传统之一。这里，重要的不只是手艺本身，而是手艺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比如，看到小银匠急于掌握技术摆脱贫困并发财致富的热切劲儿，“阿爸说：‘小银匠，你不是说你到这儿来为了给草原上的牧民打制更多的首饰吗？这里不缺匠人，缺的是手艺人，你知道吗？当你打制出一尊佛像，听见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你就有资格在这里打制首饰了，那时候你也许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香巴拉。’”在这里，老银匠和小银匠对“匠人”和“手艺人”概念的理解有着境界上的巨大差异，而两人所追求的目标更有天壤之别。看到第一个徒弟南木卡的粗心、贪婪，老银匠说“做首饰不但要认真仔细，最要紧的是良心。”但在他所试用过的三个下一代年轻人里，没有一个把“良心”当做是最紧要的，南木卡重利忘义，反而向师傅索要工钱；道智表面忠厚，内里却不仅色迷心窍，还财迷心窍，学到手艺后盗窃了老银匠珍藏的金佛逃之夭夭。而他最终选择的徒弟小银匠，在老银匠倾其所有把自己的手艺绝活和相依为命的女儿都交给他以后，小银匠却禁不住外面喧嚣的世界的诱惑，先是抛弃了老银匠托付给他的为牧民们打制首饰的事业，继而抛弃了银匠善良的女儿拉姆草，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的人。当初为了让小银匠成为一个有信仰的手艺人，阿爸曾流着泪说：“打做佛像才是一个匠人真正的手艺，它不但包含着虔敬，而且还有善良和慈爱。当你真正成为一个手艺人之后，面对那些无论慈祥或狰狞的佛像的时候，你都会听见他们在说话，他们都在说世界上最善良的话”。但到小说的结尾，我们在小银匠的身上看不到一丝最后的善良和慈爱。
小说中老银匠的精神世界是稳定的，甚至是固化的。在急遽变化的时代，他内心所持守的东西像化石一样古老而冥顽。老银匠的那些观念就如他亲手打造出来的银器一样古老、坚实，也如银器上的光泽、纹饰、质感一样散发着高贵的光芒。它们愚直、脆弱却美好，维系着一种温暖的、令人缅怀的生活观念和方式，维系着一个物质贫瘠却人性丰盈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民族的古老的生活传统在前工业化、前现代社会的一种回光返照。最后，老银匠和他的手艺，就像小镇拆迁时他固守着的那间小破屋一样，最终都将被现代化的推土机推入时代的废墟。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事实。而小银匠们，在这个时代里，在传承传统与穷则思变之间做出了主动、积极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带有对传统的背叛与亵渎的意味，但他们已别无选择。小说也写出了小银匠们灵魂深处的挣扎，行为上的踟蹰与徘徊。但他们一旦选择了新的生活，则如蚕蛹般破茧而出，一种新新人类就单身了。随着老银匠含恨、抱憾与古老的银匠铺一同倒下，随着小银匠携带财富的冷酷铜臭光鲜登场，草原深处的小镇世界无可避免地沦落为粗鄙、轻薄之地。与许多乡土情结深厚的当代作家一样，王小忠在这篇小说中表达了一种对传统的回眸与挽悼。小说充满了感伤色彩，叙事语言也是温和、舒缓的。
即使如此，王小忠也没有简单的把问题归结到人性自身的复杂性上，而是看作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价值观“迷失”与“沦丧”的过程。乡村现代化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海螺沟里的青草疯长着，白塔和转经房屹立在那里，像是等待大家的到来。奇怪的是大家似乎都不愿去那儿。”“一心一意放牧的越来越少了，不大的街道两边全是挨挨挤挤的铺子。”“小银匠在屋子里不知道想了些什么？他开始不满足了，成天唠叨着要开最大的铺子，要把首饰卖到最好的价钱，要让所有来小镇的客人只光顾他一家。他还说，等有机会要重新修建房屋，要建小镇上最大、最漂亮的房屋。”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人身上被激发出来的改善生活境遇的巨大热情与投身新的生活的旺盛活力本身是值得肯定值得赞许的，但小说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温婉地提醒我们，在匆匆奔向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否遗失了什么？如何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留住那些承载着传统文化的古老手艺？也许，只有当“现代化”推进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后，当物质生活的满足不再是小银匠们唯一的人生追求目标之后，乡村才会迎来人性复归与价值伦理重建的契机。
小说中关于银匠手工艺的细节和场景描写，是有着深厚的生活功底的。王小忠正是在这样的生活考察中，感同身受地体验了老银匠之痛与传统之殇。
《缸里的羊皮》（原载2016.6《红豆》）与《羊皮围裙》有着同样的主题，但少了《羊皮围裙》中的温暖色调，多了几分粗粝色彩和批判意味。小说中描写的几个人物，每个人都代表着草原上当下现实中的一个人物类型：楞木代是安分守己、忠厚老实、靠自己的手艺勤劳持家过日子的一类恪守传统的藏族青年典型，但是在小说中，他的鞣制羊皮、做皮袄的传统手艺和好匠人的名声，被班玛次力买回来的几台缝皮袄的机器打败了。最终，他既失去了客户和市场，又不会使用新式机器，沦为一个破产的牧民，进而精神失常，成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对于楞木代这个人物，作者既有同情，也有惋惜。同情他的厚道、辛劳，惋惜他的愚笨、保守。楞木代的手艺代表的是一种熟悉的、温暖的、稳定的生活方式，而“机器”代表的是另一种高效、精致但陌生的新的生活图景。而对于楞木代的结局，作者持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客观、冷峻的态度。
班玛次力所代表的则是那种急于踏上新的生活出路却始终找不到入口路径的一类青年人。他们盲动、狂躁、奔突，而因为主、客观原因，他们的每一次尝试都伴随着财产方面、道德方面、人性方面的巨大的损伤与代价，而且这是一个一路沦陷的过程。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社会在急遽变革，却没有给班玛次力这一类人提供多少出路和机会。如果盲动的本能与物质的诱惑结合起来，它们就会生成一种盲目的破坏性力量，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灾难。班玛次力不仅毁了楞木代的手艺，也断送了他赖以维生的职业资源，还严重摧毁了他的精神世界。当然，也毁掉了一家人的生活，断送了自己妹妹的幸福。小说借班玛次力这个人物典型，揭示了当代草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令人深思的一类现实，带有反思、批判的色彩。
小说中含辛茹苦、善良隐忍的云毛草则是另一种典型。其实，在王小忠笔下，有一个这样的当代农村女性的人物形象系列，她们有着基本相似的人生处境、人生态度，也有着同样的传统美德、美好人性与悲剧人生。她们可以说是时代的失声者，边缘之外的边缘人，甚至是社会变迁的牺牲品。在这些小说中，她们往往是人性之善、之温暖的最后承载者。王小忠笔下的这个人物类型是值得特别分析的。
而小说中作为叙述人的“我”，也是置身于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但是“我”的身份十分模糊：作为班玛次力的同学、暗恋着云毛草的人，“我”是这个家庭的变故的见证人；而作为有着教师职业的“国家干部”，“我”在这个家庭故事中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作为一个人物却在小说的故事发展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作者的这一处理是否在无意中表达了现实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农牧村的现代化进程中，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是否也是一类边缘人？是否面对嘈杂的现实，面对云毛草们的遭遇，“我们”只能空怀着一腔同情与怅惘却深感无奈、无力而无所作为？相比较而言，“我”是比班玛次力、楞木代是更有时代缺陷的人。因为前者毕竟还处在积极的行动之中，而”我“却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与勇气。这是否又是作者表达出来的乡村变迁中的另一个普遍的时代特征？
三、城里的夜色：“金手指”的魔力与杂色地带的迷失
短篇小说《金手指》（原载2017.2《湖南文学》）写了一个牧民拉加才让想投资致富的单纯愿望以及一连串的努力，与当代城镇灰色现实的一种相遇，造成的一种令人错愕的结局。小说的叙事在两个平行的维度上推进，第一个维度是几个回忆性片段：拉加才让曾经的足浴店体验，神秘的金手指技师带来的梦想与希冀；另一个维度是拉加才让想通过开一家足浴店依靠“金手指”快速致富的欲望，与拉加才让带着这个梦想在家乡的辛苦融资。而两条线索随着金牦牛足浴店的顾客意外死亡事件汇合到一起。金手指技师的消失，使拉加才让的发财计划化为泡影。
小说同样写了草原深处的牧民对城镇生活方式的向往，以及变革自己的生产方式的尝试。这是一种单纯的、一厢情愿的美好幻想和愿望。但其中的反差何其之大，拉加才让们绝对想象不到城镇的灰色生活地带是一条深不见底的浊流，其中潜藏着多少人生的险恶与危机。小说中，拉加才让对“金手指”所代表的幸福生活的期盼越强烈，其改变自己生活的意志越坚定，“金手指”背后的现实的阴暗面所带来的幻灭感就越沉重。现实生活的不同层面的这种隔阂，在试图穿越它的人身上造成了悲剧性的遭遇。但作者有意识夸大了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反差，造成了某种喜剧性的叙事效果，将时代的悲剧性包裹在其中，多少缓冲了现实的尖锐粗粝给读者带来的刺痛感。
在表现牧民的城市想象与现实困惑、精神落差方面，这篇小说的主题、叙事内容与万玛才旦的著名小说《塔洛》有某种不谋而合之处。
短篇小说《夜如铅》（待发）的人物类型、主题与《缸里的羊皮》《金手指》有重合、相似之处。小说开头部分的场景，写出了桑吉这个在遥远牧场上长大的牧民，对“城市”的陌生感与不适感。尤其是对城市秩序和繁荣的表象下面隐藏的光怪陆离的杂色现实的困惑，以及受到的撞击与怅惘，为小说主要叙事情节的展开铺垫了一种心理背景。
如果说《金手指》里，拉加才让所遭遇的是现实本身的浑浊性与复杂性的话，《夜如铅》里的桑吉遇到的则是在市场经济的扭曲下，在欲望的驱使下，导致的人自身人性的变异，这是现实生活中更加变幻莫测的部分。而桑吉的受骗，也有他个人的过错，是自己的贪念，让他跌入别人设好的圈套。小说中的人是具体的，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欺骗、背叛则有超出现实逻辑的抽象性，它象征着人性深处那寻常难以企及的黑洞。
小说一开始写到生意上受了骗而一贫如洗、失魂落魄的桑吉，误入羚城某可疑的休闲娱乐场所，在饱受歧视与奚落之余，意外地得到其中的一风尘女子的同情、帮助，这与小说主线中意外地受到所信任的“人民教师”和“好朋友”的合谋欺骗的遭遇形成了某种对应，深化了关于人性的主题。
而小说中大部分的故事情节，作者是让桑吉在一个寒冷的雨夜蜷缩在羚城一建筑工地的角落里“回忆”出来的，这一叙事位置，隐喻着桑吉们所处的人生环境的冰冷、严酷，与他们所遭遇的现实处境的粗陋、逼仄。
小说最后，桑吉坐在夜班车上经过金沙江畔，山谷里的夜色漆黑一片。小说用夜的黑表达一个隐喻：人性比夜色更黑。而认识人性之黑，这是像桑吉这样从稳定、单纯的生活环境中走出来的人必须要接受的一堂人生课。
四、你是我的亲人：藏汉一家的习俗对撞与情义融合
短篇小说《铁匠的马》（原载2017.6《芳草》）写的是一个藏族村落里一个普通家庭似水流年中的生活往事，没有强烈的冲突和曲折的情节。在许多日常生活的场景和器物中，一些叙事的线索渐渐浮现了出来，一缕人物之间的温情也开始在流溢。小说写了“六指儿”——一个“汉家男人”因生计所迫，来到一个藏族村子，借住在丧偶的藏族妇女周毛塔家里，靠为牧民钉马掌为生。有着苦难身世的“六指儿”的沉默、勤劳与善良，赢得了经历同样坎坷的藏族妇女周毛塔的好感。但二人始终以礼相待，未提及婚嫁，更未越过男女界限。他们相濡以沫，互相帮扶着共度艰难生活。但贫寒的生活中也有温暖和希望——周毛塔的儿子道尔吉与“六指儿”意气相投，情同父子。随着道尔吉长大成人，他成为一个草原骑手的梦想越来越强烈。铁匠用毕生的积蓄，用生命最后时刻的挣扎与努力，帮助道尔吉实现了骑手的梦想。
因为这篇小说描写的都是正面的人和事，是平凡的生活场景，也缺乏戏剧性冲突，因此这是一种慢叙事，需要“慢”的功力和火候。也需要一些技巧性的东西。在这一方面，小说也有一些精心的处理。比如，“六指儿”是汉族铁匠的一个绰号，在小说的叙事情境中，“六指儿”这个绰号显然比他的正式姓名要有效得多。在“一个陌生的外乡人流落到村子里的”特殊情境中，一个具体的汉族姓名符号从发音到字义上一开始也许会处处彰显出“族别”特征，反倒有可能成为人际认同的一种障碍。因此，作者从姓名符号上对人物进行了一种“去族别”化处理，让他的身份符号特征消隐，这一方法无疑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落脚在藏族村子的“汉家男人”，他的姓名无人知道，人们也不感兴趣。人们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的“在场性”，是他的形象、他的作为、他的人品。而“六指儿”凭借“打铁”“钉马掌”的手艺和他的谦卑、沉默、老实、本分，赢得了村民的一致认可、信任、甚至尊重。可以说他一定程度地融入了藏族村民的生活。而且，随着小说叙事的推进，我们看到，“六指儿”与周毛塔一家的融合，是一种生活、情感层面上的深度融合，一种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在“关系”层面上的被承认、被接纳。
虽然小说人物描写的重心在“六指儿”和周毛塔身上，但小说的关键人物是道尔吉，他对“六指儿”的认可是小说最关键的叙事情节。小说也描写了道尔吉对“六指儿”的态度变化过程，从好奇、亲昵到信任，再到猜疑、疏远，再到内心真正理解、感情上完全接纳，这是一个由外到内，步步升华的过程。其实，成为“骑手”只是一个成人仪式，“六指儿”的一片苦心是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不仅要懂得男人的骄傲、勇敢与荣誉，还要懂得男人的自然、宽容与担当。就这样，帮助道尔吉长大，也就是帮助周毛塔完成了最大的心愿，回报了周毛塔的情义，铁匠的人生就圆满了。而在道尔吉心中，“六指儿”的人性中的善与爱所产生的感召力量，则与他的人生信仰结合起来了，从而生成一种恒定的精神能量，而嘛呢旗则是这一精神的象征。
这是一个藏汉家庭融合的故事，在看似平淡的日常叙事中，涉及到善良、道义、情义、爱，以及信仰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在这个故事中，作者让两个民族的伦理传统和个体人性中深厚的民族美德基因内在地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使家庭中的每个人都超越了现实的物质困境、道德伦理困境，跨越了情感障碍，而在生活、情感上完全融合在了一起，达到了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
而中篇小说《谁厉害》（待发）可以看作是与《铁匠的马》同一题材的另一篇小说，但是这篇小说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叙事内容。小说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在一个家庭中藏汉融合的复杂性和艰难性的一面。
“谁厉害？”是一个突兀的、咄咄逼人的标题，这个标题就预示了小说内在冲突的尖锐性。“厉害”是一个日常生活用语，用途广泛，却语义含混庞杂。在书面语中，一般是指将某件事做到极致，得到他人认可与羡慕的意思。而在民间用法中一般是指某人在某一方面占据优势，占了上风，拥有主动权的意思。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观察生活，让他判断家里的几个人“谁厉害”。“爷爷严厉的样子让加措想起刘启林说过学木匠的那些事，他觉得爷爷还真厉害。再厉害也没有把刘启林教成木匠。加措反过来一想，还是觉得刘启林比爷爷厉害。可是刘启林害怕卡卓草，他们到底谁最厉害呢？”。随着小说叙事的展开，在这个孩子混沌的内心世界里，“厉害”的标准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一开始，在父母亲的打架中，谁的拳头硬，谁打赢了谁，谁就最厉害；后来，随着家庭生活的每况愈下，在家里谁最有本事，最有出息（有出息的标志就是做成了某件事，挣到了钱，改善了家庭生活条件，也让村人刮目相看），谁就最厉害；而当家庭面临破裂的危机，家人陷入绝望境地的时候，谁最有责任感，最有爱心，最有同情心、包容心，谁赢得了“我”（加措）的尊敬和爱，谁就最厉害。这是“厉害”的最深的一层意思，这最后一层意思涉及对小说人物的人性判断，价值判断，是小说的主题所指。但小说在前半部分乃至在主体部分，大量写的是前两个层面的意思。到小说的结尾部分，第三层涵义才浮出叙事表层，升华了小说的主题。
通过前两个层面，小说一方面展示了一个贫困的、也是特殊的家庭不幸的生活，这个家庭在怨恨、争吵、暴力冲突中一天天濒于分奔离析，却尚能凑合在一起艰难度日。家庭中每个成员都充满了挫败感：“爷爷”作为一个过时的、被时代淘汰的木匠，因空有一身木工手艺，却无法将手艺传承下去而抱憾终日，更因为有一个懒惰成性、不成器、在外面名声很坏的儿子而郁郁寡欢；母亲卡卓草在“我”的眼中是一个粗壮、野蛮、充满暴力倾向的女人，动不动就对自己的丈夫拳打脚踢，用拳头征服了她的那个懒汉丈夫，让他成为全村有名的窝囊废，也成了全村人的笑柄。她的暴戾的拳头也经常落在“我”的身上，让“我”的童年对这个母亲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恐惧记忆。同时，卡卓草在“我”心目中也是一个复杂的女人，因为她说着“我”听不懂的藏话，还曾经急切地想教“我”学会说藏话；她身上保留着许多“我”难以理解的个人习惯；还因为她有时也流露出一个女人少有的温情；最主要的，是她风里来雨里去，一个人承担起了一家人里里外外的生活重担，像一头不知疲倦的母牛一样拉着“家庭”这个沉重的破车，才不至于使这个乖戾的家庭破散。因此，卡卓草在“我”心目中就有几分神秘色彩。而“我”始终耻于承认其为“父亲”的刘启林，在“我”眼中是一个从形象、人格、行为各方面一败涂地的男人。他是导致家庭贫困的根源，也是造成家庭不幸的罪魁祸首。而“我”和弟弟刘天亮，是两个笼罩在这个贫困、冷漠、乖张的家庭阴影中的不幸的孩子。因为缺乏关爱，缺乏正面的家庭教育，更因为贫穷，“我”因厌学而辍学。但“我”又无法逃离这个家庭，只能任由幼小的心灵饱受家庭暴力、生活变故和绝望情绪的一次次伤害。小说在叙事中，把“谁厉害”的底线埋伏得很深，因而先是让物质层面的“厉害”占据着主要的情节，造成一种浓重的压抑氛围。最后才让精神层面的“厉害”出场，给人柳暗花明、绝处逢生之感。
跳出小说中的儿童视角，客观地看，刘启林这个人物形象是作家所塑造的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现实中的一类畸零人的代表，这个形象身上集中了乡村社会的男人几乎所有的陋习与恶行：懒惰、失信、猥琐、自私、丧失了尊严感、羞耻感、荣誉感，甚至连是非对错的价值观也沦丧了，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小说中写他曾帮助他人诱骗、组织妇女卖淫）。尽管在乡村的历史上每个时代都不乏这一类人，但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在乡村伦理和乡土价值观急剧崩坍的环境中，这一类人的身影更加活跃更加刺目一些。在当代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一种无法忽视的客观现实。
而作为叙事者的“我”，无疑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就这个人物自身来说，他是一个不幸的少年，生活在这样一个畸形家庭中，心灵从小就受到了伤害。他对发生在爷爷、父母亲身上的一切，懵懂不解，但每天都处在父母言语、肢体冲突的暴力、丑陋环境中。于是，一颗幼小的心过早变得敏感、复杂、乖戾、阴暗、冷漠，甚至早早的在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他恨父亲，也恨母亲，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袖手旁观、幸灾乐祸，甚至像个冷漠的旁观者一样想要分出“谁厉害”。他也恨自己生活的多瓦村那个环境，恨村子里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恨他们的街谈巷议和流言蜚语。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幸的、绝望的孩子。通过这个孩子的眼睛和内心世界，王小忠写出了乡村生活阴暗、丑陋的一面，从而更严峻地突出了关于当代乡村的一个启蒙主题和拯救主题。
小说中的卓玛草是叙事中的核心人物，也是解读这部小说的关键人物。卓玛草虽然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地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但是依然没有换来一家人的理解，更不要说感恩。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她是一个来自“山那边的”牧场上的女人，是一个说着家人听不懂的藏话、有着自己的习惯和信仰的女人。为此，儿子不理解她，公公和她有隔阂，在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中，丈夫不但没有从精神和感情上完全接纳她，他的观念还时不时地与村民们的愚昧与偏见同流合污，带给卓玛草一次次的伤害。在这一点上，卓玛草是孤独的，更是艰难的。她顽强地承受着这一切，在内心里坚守着自己最后的信仰。小说的叙事无意中突出了在卓玛草这个女人的天性中来自她的民族文化基因的那份坚强、坚韧和无限的包容力。丈夫刘启林不务正业、酗酒、败家、一次一次让她伤心，她都忍受了；不懂事的儿子疏远她、责怪她，甚至踢飞了她燃着的桑枝，她也忍受了；村子里不三不四的人们一直以来对她身份的蜚短流长，她也忍受了。但是当刘启林借着酒疯砸了她珍藏在橱柜里的佛像之后，她忍无可忍了，她的愤怒爆发了，她拿起了切刀来捍卫她生命中最后的东西。尽管这样，她在盛怒之下也只是砍下了丈夫的三根手指，而没有伤及他的性命。因为她心中还有这个家，还有她的孩子们。这里又体现出这个平时暴躁且动辄用拳头说话的女人人性中善良宽厚的一面。
这个情节是这部小说的转机，也是小说中的人性得到救赎的契机。被治安拘押释放后的卓玛草，带着孩子们去了她的故乡——“山那边”遥远的牧场。在那里，她请阿克金巴为他们一家人念了祈求平安吉祥的佛经，大儿子加措（叙事者“我”）在草原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与愉悦——在这里，小说有意识的把山那边的“多瓦村”与山这边的牧场做了一种对比：山那边是一个因商品经济冲击而失却了信仰、失却了传统美德，因而迷茫、混乱、失序的世界，而山这边是一个辽阔、宁静、祥和而稳定的世界，因为这里的人们相信善，相信因果、缘分，相信宽容。信仰的力量使卓玛草的内心更加坚定。这里的一切也深深地触动了“我”（加措）的灰色、枯败的心灵，使“我”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和热情。而小说中写到的伤愈后的刘启林悄悄修复好了被自己摔碎的佛像相框的细节，也预示着浪子回头的契机，预示着这个家庭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的可能。
这篇小说很难说是王小忠迄今最好的小说，但它肯定是王小忠迄今最复杂的小说之一，因为小说涉及了一系列对于作者来说无疑很难处理的棘手题材。因为小说中所有的东西都具有无比的真实性，也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它们在社会现实中却又是一些十分沉重的边缘话题，难以从正面言说。题材的敏感性是一个方面，自不必说。还因为与这些人和事纠结在一起的，既有民族的因素、经济的因素，也有具体人物个性的因素、还有普遍人性中的深层因素。既有时代因素，也有传统因素，既有外在因素，也有内在因素……所有这些东西在价值层面上似是而非，非对非错、混沌难分，增加了叙事的难度。
但是，最终，王小忠从重浊的物质层面的生活“土壤”中剥离出了几颗晶亮的精神层面的珍贵“矿石”：人性深处的善、爱、宽容、坚强。它们既是普遍人性的核心根基，也是所有民族的文化所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更是弥合人与人之间一切隔阂、伤痕、间隙的良药。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得小说的叙事从底线上反弹，境界豁然开朗，突出了生活灰色地带的重围。
在这两篇小说中，王小忠对乡村变迁的思考的触角延伸到了对当代乡村家庭关系的观察、审视。但他独辟蹊径，找到了一条特殊的路径：在多民族、多元文化交汇的地带，一个家庭中民族融合的微观景象——那些受到日常生活细节、家庭成员的文化基因和个性、家庭经济基础、村落风俗习惯等因素影响、制约的一个家庭的生存图景。在文学叙事中，这可以说是一个传统话题，在叙事传统中这个话题又有许多稳定的叙事元素，总体来说是一种多元文化互证、互映、互补，相得益彰的和谐叙事。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伴随着社会转型，这一题材中又有了一些新生成的不确定的叙事元素，其中的变量因素主要与现代化进程与商品经济对传统价值体系与生活方式的冲击有关，尤其与乡村中人的变化有关。王小忠敏锐地看到了其中冲突性的叙事元素，并对其进行了挖掘与呈现。无疑，他的这一类叙事对于乡村当代伦理的修复、人文精神的重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生活与表述之间的张力：打开叙事艺术的可能空间
在王小忠的小说中，故事是最重要的叙事元素，其次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就是说，他的小说重在“讲故事”、“写人物”。这一点上，他的小说承继了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不断求新求变求异的当代作家群中，王小忠可以归类于那种保守型同时也是“坚守”型的作家。
而他的这种坚持，这种选择，是一种写作意识的自觉。这与他的创作资源有关，他所表现的，是西北藏汉多民族结合地带游牧生活、农耕生活由传统向现代城镇生活转型的题材，所处理的是转型过程中生成的涉及价值观、伦理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各个层面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其中盘根错节的各种观念冲突与行为纠结。而在叙事中他所持的，则是一种本土立场、地域视角（比如他的绝大多数叙事者，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即村里人或当地人）。这种选择决定了他的写作必须是贴近原生态生活的，或者是从生活内部出发的。因此，他自觉地摒弃了在叙事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先锋实验，而用一种直面生活、关注问题的态度，用一种老老实实的方法写作，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
王小忠小说中的叙述者角色，多半是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而且是弱者，或儿童。有时是一个既参与叙事行动之中又置身事外的边缘人身份，如同学、朋友，知情者。有些则是叙事者隐身的第三人称叙述。叙述人作为小说人物，使得小说的视角一般都是限制视角，无论思想力度、情感深度、价值判断标准都受到人物身份的限制。这样的叙事视角，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生活的原生态，既混沌未明，也使小说的叙事有其自身的情境逻辑，包括乖张、偏狭。这样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其追求的真实性、乡土性、地方性。
王小忠小说在叙事上形成了一定的模式，例如从这几篇小说来看，基本模式或者是一个牧民受到某种诱惑，来到城市，结果上当受骗，遭遇挫折和损失的故事；或者是一个老手工艺人，晚景凄凉，但更凄凉的是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手艺继承人，围绕着“找徒弟”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或者是一个汉族男人来到藏族村寨，或一个藏族女人来到一个汉族家庭，所发生的文化融合的问题……而小说中的故事冲突也有一定的模式性，即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观念冲突，家庭中的亲情冲突，人际间的友情冲突等等。因此，王小忠小说中的人物也构成了某些类型系列：那些靠其诚信、韧性、忠厚，在付出经济损失之后，经过努力，赢回人品，回归故乡与信仰的牧民；那些身怀某种传统手工艺的老人，如银匠、铁匠、木匠、皮匠等；那些被社会改变了品德的人，如小银匠、杨才荣、班玛次力、刘启林等混混儿、浪荡子；还有那些善良而弱小的人，如银匠的女儿等一些草原上的女性。
但他的小说中的冲突很少表现为人与人的直接冲突，或人性善恶的激烈冲突，而往往只是价值观念的冲突。冲突中各方都有损失，却没有真正的赢家。冲突的意义在于：“冲突”是时代进步或人性成熟的一种必然代价。
其中，作家王小忠的同情都在他笔下的那些弱者的一面：善良的老人、儿童、妇女；那些进城谋求发展但屡屡上当受骗、一再失败，失去立足之地，流落在“城市”里无处歇脚、饱受歧视与压抑的牧民；那些观念上因过于怀旧而抱残守缺、不接受新生事物，守着传统工艺不放，守着古老的职业道德不放，最终成为失败者，被时代淘汰的老手工艺人……但作者的重点不在于同情，而在于要写出他们身上的美德，写出属于传统的那些美好的人性品质，写出对于传统信仰、伦理、美德等价值体系的消失的惋惜。
王小忠对“城市”和“现代化”的感受也是复杂的，他始终无法放下一个农民儿子的身份，对城市文明有一种不适感、排斥感甚至恐惧感，这种感觉在他的叙事中往往转化为对城市文明的一种冷峻的批判。例如：“车辆吼叫着，发疯般从他身边飞过。行人稀疏，笑容里却有着不易觉察的诡秘。”“央金二路渐渐迎来了一天里最为安静的时刻。堆积起来的压缩板、剪碎的钢筋、狮子一样凶猛的挖掘机，这些未来世界的主宰者此刻也停止了叫嚣。”（《夜如铅》）这样的笔触。
但是王小忠小说的不足也是比较明显的：例如，由于作家过于聚焦现实问题，且采取了与现实的平行视角，因而与现实胶着太紧，太拘泥于生活的真实，拘泥于故事的原生态，而未能拉开适当的叙事距离，导致小说的角度太近、视角太满，因而小说虽然泥土气息、生活气息浓郁，但缺乏足够的艺术张力和美学意味。这一特点也使小说始终存在着一种沉重感、压迫感、紧张感，影响阅读感受；其次，在对生活素材的艺术化处理方面，虚构与想象作为一种现实，未能在小说中得到应有的重视与表现。“非虚构是告诉我们生活是怎么样的，而虚构是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的可能性或人性的可能性，也是文学伸展的重要空间。因而，他的小说虽然叙事内容充实有余，艺术空间却不够开阔；其次，他的小说还存在主题在历史向度、精神向度、哲学向度方面的开掘不够，叙述语言缺乏柔性与弹力等不足。
然而，这并不是说王小忠的小说没有技巧或者缺乏技巧，事实上，王小忠是甘南作家中阅读面最广、接触当代前沿的文学信息、先锋文学作品及其理论最多，也是危机感、压力感最大因而创作最为勤奋的作家之一。但是，他并不去刻意追求技巧，也不有意识彰显作品形式方面的特征，也不偏向于玩味某种美学意味，他是把技巧内化于看似平实、朴拙的叙事之中了。他的小说往往有巧妙的结构布局，精心选择的叙事视角，较为准确的叙事素材取舍，对叙事描写的“度”和思想、情感抒发的“分寸”的较好的把握，因而他的每部作品都能给人带来一种新的冲击。客观地看，形式与思想、技巧与题材的磨合，对于许多作家来说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才有可能找到一种最佳的叙事方式。王小忠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域叙事资源，有着一个作家良好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艺术探索意识，更主要的是，他还是一个拥有深厚潜力的年轻作家，他的小说创作正在路上，因此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他的小说创作充满期待。
《格桑花》2017年第四期（责任编辑：完玛央金）
安少龙，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教师。教书之余兼及文学评论，主要关注甘南本土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主编有《甘南乡土文学导读》（华中师大出版社2013年出版），有文学评论若干篇在省内外文学期刊、学报上发表，曾获第二届甘肃文艺评论奖，第六届黄河文学奖。
王小忠，藏族，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协会员。著有诗集《甘南草原》等两部。散文集《静静守望太阳神：行走甘南》等三部。作品入选《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中国年度最佳散文》《2013青春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等十余种选本。曾获“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奖”“黄河文学奖”“《红豆》年度小说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