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民族文学》2017年发表的小说作品，在发现其丰富多彩的多元化叙事的同时，我们又能比较清晰地意识到，这些来自东西南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关注着一些共同的主题，他们笔下的芸芸众生，在中国转型期的巨变中，遭遇着各种不同的现实考验，却又陷入了同一种历史命运的漩涡之中。

宿命与历史

        阅读这几十篇小说，挥之不去的一个词就是“命”，或者“命运”“宿命”，它像阴魂不散的幽灵，缠住了许多人物的生活，甚至决定了他们的生死。当然，令人欣慰的是，还有人相信，命运可以改变。罗家柱（彝族）《做仙姑那些日子》里的叙述者，父母双亡，不能继续读书，但她不愿在农村跟着大姨妈装神弄鬼，决定到城里边打工边补读，以后上大学。这个天真的叙述者也知道，教育是社会流动性的保证，也是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最后底线，更是穷人改变命运的最后希望。在这2017年的岁末，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中国教育的悲剧性事件，在这种氛围中来读马金莲（回族）的《听见》，就会觉得小说充满了寓／预言性。一个贫寒的农家子弟，父母含辛茹苦送他上了大学，不说让他光宗耀祖，也想让他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回到中学做老师，本想认真工作，把学生带好，可没想到第一次做班主任，就因为无意中弄伤了学生，阴差阳错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也许是他倒霉，碰到了一个固执而厌学的学生，还碰到了一个无良的家长，不然不至于那么不济。但显然把责任推给个人太轻松了。那只顾维护形象的校方，那教导新老师要“拿”住局面的老手，特别是同样生活在一种难堪境地中的学生家长——意味深长的是，马金莲将其设计为一位小学教师，他在别人的诱导下，抓住机会讹诈，导致鸡飞蛋打。他们共同构成了悲剧诞生的社会环境。小说结尾的少年“什么也听不见”，实在是一个巧妙的隐喻，这世上，我们听不见他人发出的信息，也不知道命运自身的安排。父亲和学校试图教给他的信念坍塌了，他切断与生养他的地方的联系，出发去省城寻找未来。书本和大人们让他厌憎，能教育他的只有事实。一切都错位了，脱节了。小说并没有写他为什么要去省城，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有时候，小说必须对照着来读，才能看清前因后果。阿郎（藏族）《簪花》中的富贵，人本来长得壮实，聪明机灵，成绩优异，因为父亲出车祸去世，辍学回家，多年过去，家境日益贫寒，沦落到犯罪的地步，而“我”虽然各方面不如富贵，却在高中毕业后考上警校，现在成了负责捉拿富贵归案的警官。造化弄人，在这命运的逆转中，却也透露了世界的真相。也许太多的时候，我们把偶然的东西当成必然了，并为此花费许多心机来加以论证。

        必须承认，视野和立场的转变也意味着作家描述的世界的转变，这一点在郭雪波（蒙古族）《那根结有疙瘩的攀绳》中处处留下踪迹。这里的关键不是攀爬，人人都想往上走，这没什么说的，关键是你攀爬时候的姿势。按小说里主人公洪泰吉的说法，动物用什么姿势走路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的，蛇有百足，但它只能扭曲爬行，不能像人那样直立直行，至于蚯蚓，本就无脚，更不用说了。为了印证这一点，小说其实明里暗里写的是一个轮回和命定的故事。土匪“青沟二鬼”即使参加过义军，其后代也仍然是土匪习性，再有钱，也要强奸妇女、盗杀别人的牛；出卖主人的叛徒的后代，今天也仍然在勾结外人盗匪之流，根本不顾结义兄弟之情。倒是洪泰吉，屡被欺骗出卖，在洞明世情之时，仍然葆有一份纯良。这才是生命解不开的疙瘩。可以理解的是，作品并没有提供坚实的逻辑来自圆其说，仿佛这是自然法则。同样是写仿佛不可改变的命运，杨芳兰（侗族）的《跃龙门》虽然艺术技巧上没有《那根结有疙瘩的攀绳》那么老到圆熟，却多了一分质朴鲜活。那来到城里谋生的乡村妇女明珠，没有多少文化和技能，只能摆地摊，跟城管和警察周旋。最后似乎柳暗花明，觅到赚钱良机，又得佳婿，却因卷入非法集资招来无妄之灾，命殒新房，令人唏嘘。攀和跃，都是那样地艰难。

        但如果只能停留在宿命上面，人类的历史也就真的终止了，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文学当然要提供属于自己的关于人类历史的想象。益希单增（藏族）《困惑的年代》里，反抗乌拉差役的好人反而被判处死刑，反动统治让人无法理解。受压迫者只能寄希望于人民解放军，期待他们废除差役，实现那些冤死的反抗者的理想。第代着冬（苗族）《口信像古歌流传》里保长欺负农民，农民愤而杀死他，参加红军搞革命。如果说这几篇小说写的还只是自发地反抗命运的安排，并把希望寄托在外面的强大力量上面，那么，益希单增（藏族）的另一篇作品《准备燃烧的空气》则表现了人物的内在的自觉。小说里写道，崇信宗教的人认为，这世甘愿受苦，下世才能享福，可里面的人物，修行的达索和年轻的亚西都不信。镇长科巴小时候就喜欢弄死小动物，当官后作威作福，鱼肉人民，大家痛恨他却拿他没办法，解放军和共产党即将到来的消息鼓舞了几个年轻人，他们决定组织大家用石头打死万恶的科巴。可马上出了叛徒，到了约定的日子谁也不来响应。所以亚西说，“奴隶总归是奴隶，不大会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嚣张的科巴还是被石头击中太阳穴而亡。小说的悬念是，据打石头特别准的达索说，年轻的布朵掷出的石头其实并不是朝科巴飞去的，谁知道却会转弯，打中科巴，“这是命中注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我们可以猜测，实际上是假装外出转神山的达索暗中投石，击中了科巴。石头不会拐弯，改变其线路的只能是人。按照通常的说法，重要的不是作品描述的时代，而是作品是什么时候写的，刘荣书（满族）的《纪念碑》因此值得重视，小说试图将历史和现实勾连起来，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历史的真相固然晦暗不明，今人的态度却可堪玩味。不管烈士所为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历史，但肯定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包括刘家两姐妹的。毫无疑问，包括妹妹和宣传部干部在内的许多人，都在榨取烈士的“剩余价值”，那没有竖起来的纪念碑，不过是个象征。

        今年《民族文学》上，还有许多作品，都深浅不一地涉及“命”这一话题。有的沉重，有的轻松。有草原上姥姥和舅舅一家悲苦的生活与小孩子的困惑惊恐凝结为艺术精品的描述，那是古筝（蒙古族）的《面壁》；有祖辈拼命保护下来的传家宝竟然被鉴定为赝品的悲喜剧，那是白崇人（回族）的《瓷枕》；也有意外走了一次桃花运却因此仕途蹇滞的黑色幽默，那是向延波（土家族）的《美人痣》。就说那本来极有希望的谷成泽，聪明能干又有领导赏识，照说应该一帆风顺，可按全城有名的相面先生的说法，他作为男人因生了一颗美人痣而难得提拔。你说，这是命中注定，还是其自由意志与行为选择的结果？原来，依据算命先生的口诀，这痣生错了地方，如果长在女性身上，那就是绝代风华了。这是另一种错位。袁玮冰（满族）的《暴风雪》里，主人公在过年时赶去另一个城市跟母亲和弟弟家团聚的路上，被暴风雪围困，车外还有两头饥饿的野狼窥伺，导致他开始怀疑人生。小说描述了一系列人生选择的错位，也留下了许多缝隙和疑问。小说曾描述郑之江与姜莹交往刚开始时的初心，“姜莹的美貌让郑之江心动，郑之江的阔绰令姜莹羡慕”，按这个逻辑，那就简单了，一场意外的暴风雪，可能让俩人的打算都落空。这倒是真的令人倒抽一口寒气，命运的安排如此严峻，人生变成了一场冷酷的玩笑。

人性与情境

        在《那根结有疙瘩的攀绳》里，那无法改变的命，有一个更常用的称呼，叫“人性”。这是一个在人类文化中使用广泛却又充满歧义的词汇，人们常常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类行为归于人性作用的结果。其实那更应该称为习性，是长期实践养成的习惯，并非难以改变的本能。文学既被称为人学，自然要把塑造人物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而非仅仅反映社会现实或描述事件情节，但这两者又确实紧紧缠绕在一起，根本无法分开。

        人只能在社会和情节中，也就是某种特定的情境中活动，决定人物的行为的，与其说是所谓普遍而固定的人性，勿宁说是这种由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的情境。格致（满族）《虎啸图》里，并不是人们喜欢锻炼和减肥，而是因为这是“老大”的要求。在局长大人看来，手下的人都有问题，都需要“修理”。主人公也不是不喜欢老虎，而是因为这幅画正对办公室让人感到压抑。可局长喜欢挂在哪里，就得挂在哪里。最后还装上了监控。自由与服从，哪个是人的天性？体重是个人隐私，头发本来属于自己，可由于“老大”的一句话，马上就必须去除。

        小说里甚至指出，其实头发也不属于“我”，而是别人（男人大春）的东西。杨胜应（苗族）《普通话》里，主人公左右为难，不会讲普通话，不好找工作，还会成为大家的笑柄，可千辛万苦学会了普通话，回到家乡又被当成“忘本”受到责骂，长辈和亲人不接受他，连即将到手的艳福也泡汤了。语言本是沟通交流的工具，可在某些情境下，却变成了沟通的障碍。

        许连顺（朝鲜族）《女儿六岁初长成》里，女性与母性的勾连构成了生命的圆环。害怕失去孩子的母亲与永远不会有孩子的“我”，在男权社会里彼此确认，相濡以沫。梁志玲（壮族）的《噪音》所书写的，则是母爱的复杂性。有洁癖的小让认为自己有点矫情，“小姐的做派，丫鬟的命”，其实是自己有所选择，也有自己做人的原则。当然，世界对她来说，就是种种让人难受的噪音。一个失去母爱的人，很容易体会到人生的另一面。经历了多种变故之后，她终于敞开了胸怀，包容了另娶的父亲及继母，将婴儿的啼哭当成天籁。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并没有将母爱自然化、本质化。噪音其实是人与世界产生联系的证明，人不能活在真空里，了无牵挂，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不是人的理想生存。袁仁琮（侗族）《支撑》写的是母爱的伟大，题材本身并不出彩，但是内雅拼命把孩子送去读书，最后独自一人留在农村，那种内心的寂寞让人心酸。幸好，还有负责任的支书和好心的乡邻——这是支撑的另一层含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用现在的流行词汇，这几篇小说都充满了正能量，重塑了人与人的关系。

        同样是写远离父母寄居在外婆家的童年，同样的孤独与无助，同样是由这种生活中产生“杰作”，羌人六（羌族）的《火房子》与古筝的《面壁》大异其趣。在半讥刺半自嘲的叙述语调的掩护下，叙述者为自己纵火烧毁外婆家的草房子进行自我辩解，那种恶作剧与破坏的快意，让人很难相信这出自一个只有六岁的小孩。也许，这只是一个报复的想象，甚至是一种反讽的表达。小说也指出，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会修正人们对过去的理解，外婆家的人现在提起的是他们对“我”的恩惠，而“我”的回忆里却全部是受欺负的耻辱与难以忍受的孤独。阿舍（维吾尔族）《吉日》以一个少年初中生阿则尔的视角，观察成年人的世界。一场意外的车祸，不但反映出城市里芸芸众生的生存现状，也折射了社会关系与人类心灵的各种幽微。在那混沌初开半懂不懂的少年眼里，作为社会支柱的中年人面临各种生活难题，势利又各怀心思，让尚且单纯的阿则尔很不顺眼。年轻人则压力更大，四处奔波努力争取过上好点的生活，又常常事与愿违。倒是年迈的爷爷奶奶，也许经历得多，看淡了尘世的纷争，还对礼俗保持遵从，对他人也能有起码的尊重，小说不经意间描写的两个细节，爷爷让阿则尔给肇事司机倒水和奶奶让他给离开的司机送油香，给了少年真正的教育，他回头就不跟大家一起热闹，而是独自陪着爷爷，剥葡萄给那受伤后无法自理的老人吃了。生命中有温暖，但只呈现给那些追求温暖的人。

        当今之世，随着追逐个人利益满足个人欲望的诉求的合法化，以及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等等的合力作用，逐利已经被当成必然的人性，我们已经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人并不这样来理解人的生命与价值。野海（土家族）的作品《菩萨看得起的人》，似乎是空谷足音，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受。小说一开始就引出了一个悬念，杀猪卖肉高手陈老三竟然不愿意在政府的帮助下脱贫，他并不懒，杀猪的技能高，也有利可图，可他平时只要生活勉强过得去，就不会多杀一头猪，而现在竟然宣布封刀了。原来，陈老三喜欢的女人的老公说，他死后就让女人跟陈老三过，因为梦见菩萨对陈老三笑，“说你是好的”，女人转述说是陈老三“杀猪利索，从不让猪多叫唤一声，又说你只要养得活自己，从不多杀一头猪，菩萨看得起你，他也看得起你”。也就是说，陈老三虽是个屠夫，但本质上是个善良的人。可他为了讨女人欢心，就跟她说要多杀猪快致富，让她今后过清闲漂亮的日子，导致她不理他。为什么呢？陈老三这才想起女人曾对他说过，“只有你这种纯粹的天真烂漫人才杀得了生，心愿越好，下手越狠，手脚越是干净利落”，并不希望他多杀生。他不接受扶贫的原因也正在这里，“人坍塌了，没谁能扶”。这个由扶贫引出的另类故事，让我们窥见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不一样的人，还有对人的不一样的理解与想象。夏鲁平（满族）《棒槌谣》里的张丽君，是个通灵的萨满，别人想通过她找到山里的野人参（棒槌），但她发现老萨满所说的万物互相依存确实有理，你在此处得到就意味着在其他地方失去，最后她失去了看见人参的能力，反而觉得欣慰。

和解与救赎

        人类道德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有说源于同情的，有说起源于维护群体利益的，最有意思的说法当数债务说。当然，这是一种对事实的抽象，并不是真正的经济上的负债。不容讳言的是，在经济主导人类生活的现代，人们常常用经济问题来置换或解决道德和法律问题，就像王华（仡佬族）所塑造的陈泊水（《陈泊水的救赎之路》），一开始他也认为，金钱可以补偿自己年轻时所犯的罪愆。随着情节的深入，他发现其实金钱无法平衡与挽回过错与罪行，他又自己举报自己，要求司法对自己进行严惩。吊诡的是，受害人并不领情，她出于害怕再次受到社会伤害的心理，断然否认了他的犯罪。他的赎罪之路永远走不到头。

        小说其实隐含了另外两个可能的主题：一是陈泊水其实成了集体罪行的替罪羊，其他参与者很容易将他的行为归于他个人，从而将自己解脱出来；由此出发，第二点，更致命的是，陈泊水是唯一良心发现的人，却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时刻受到内心的折磨与煎熬。这种“小人坦荡荡，君子常戚戚”的现状令人不寒而栗。木兰（侗族）《白光灼灼》里的郭小惠，因为诬陷陈嘉铭强奸，导致后者一家人陷入困境，妻离子散。她的内心里一直被负罪感压迫，最后想为他翻案，即使这意味着她会因诬陷和伪证而坐牢。相比之下，这篇小说的容量小了些，自我救赎容易了，就不能充分显示文学的力量。

        犯罪是一种极端状态，但这不等于说，那是人生的例外，许多时候，那倒是一种本来面目的表征。人对人的伤害，有时可能是无意的，有时候动机轻微却造成严重的后果。陶丽群（壮族）《打开一扇窗子》里的女儿，因为误会当地在长辈临终前由后代开窗的习惯，以为那是抛弃自己的亲人，所以一直对开窗心存恐惧，由此导致害怕窗户本身。她也由于母亲和姑姑强迫年少的她在父亲弥留之际开窗而一直耿耿于怀，母女隔阂。母亲临终前，又轮到她来开窗。言语不多的母亲告诉她，要生孩子，否则死的时候连开窗的人都没有。她终于理解了母亲与习俗的含义，与姑姑一起相互扶持着走向窗户。这里窗户是一个隐喻，要打开的其实是人的心灵和心结。母女的和解让小说获得了温暖，也给予读者以安慰。马碧静（回族）《宁静的顿亚》里的穆奶奶，晚年来到城里，她并不喜欢城市的生活，邻居都互不认识，对门的年轻女人态度显得警惕而高傲，让习惯了村里互相扯皮的她很不适应。过马路也让她害怕，还是六岁的孙子教会她怎么过的。但小说的重点是三位发小互为“债主”，大家都要向对方讨“口唤”，求饶恕。当然最后真相大白，每个人都欺骗了对方，但这种欺骗的出发点算不得绝对的自私，重要的是，结果是好的。而穆奶奶发现，其实对门那个外表冷若冰霜的女人其实也是一个好人。小说也许写得简单了些，好在真诚。人的一生短暂，确乎没有时间记仇。

        不过，和解与救赎都绝不是容易的事情。好的文学作品，当然应该充分描述其中的艰难困苦与复杂、曲折。句芒云路（苗族）在《手语》里，通过故事中套故事的形式，把一段消逝的历史勾勒出来。这里有背叛与复仇、误会与和解，也有冷酷与热情的交织。而小说中描写黛玛母亲与庆生叔各自砍手与剜心送给对方的诡异与壮烈场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父辈间的爱恨情仇。这一切最终转化为黛玛的艺术生产，更令人唏嘘。尹向东（藏族）描绘的人物刀登（《猎手》），本是一个柔弱的人，在听闻父亲死于仇家之手后，千方百计锻炼自己的胆量，费尽心机寻找杀父仇人，可到最后，不但杀父仇人已死，他还悲哀地发现，自己根本没学会如何把刀子送进任何生命的身体里。如果说余华的《鲜血梅花》戏仿武侠小说，让主人公陷入“扑空”从而失去生命意义的话，《猎手》则更进一步，或者更准确地说，将复仇的故事反转过来，写出了复仇本身的虚无。陈思安（蒙古族）所塑造的大娘（《大娘》），并不是为复仇而复仇，她并不愿意过追凶这种凶险的日子，所以当小铁表示想加入他们的时候，她让他回去好好生活。宋阿曼（回族）《贤良》里的李七生与秦云珍，其命运的联结源自煤矿间的冲突斗殴。他们的父亲原来分属两个矿，一新一旧，产生了利益冲突，双方在矿上高层的教唆煽动下，发生明争暗斗，导致了四个矿工的死亡，其中就有他们的父亲。小说暗示，李七生参与了导致云珍父亲死亡的瓦斯泄漏事件。李七生后来“创业”（放高利贷、开赌场）发财后，与云珍走得很近，其实有补偿她的意思，但小说并没有点破这一点。从农村来的王晓龙，为人正直，也喜欢云珍，就劝她远离李七生这个“人渣”。不幸的是，晓龙母亲从山崖上摔了下来，住院需要一大笔钱，走投无路的他只好求助于李七生。李七生没有推辞，借钱给这个曾经对他无礼的男人，当他是朋友，让他分期还，并且不要利息。那个似乎十恶不赦的人，其实骨子里并没有那么坏。小说并没有太多的曲折，结局也还算温暖，但是王晓龙最后遭遇“一分钱打倒英雄汉”，使得全篇的悲凉之雾弥漫开来。说到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负债者。

逃离与回归

        虽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曾经由国家推行过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另类道路，但总体而言，工业化、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农业社会在这一百多年里的大转型和巨变，成了现代文学最核心的主题，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所谓乡土文学，从鲁迅和沈从文开始，其真正的内核就是城乡关系问题。在《民族文学》2017年发表的小说中，包括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作品，多数是描写城乡关系的，或者有城乡关系的影子。由于对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理解的视角不同，这些作品也就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

        如果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说法，现代当然是城市建立了对乡村的统治的时代，城市对乡村人口有巨大的吸引力，乡村为城市提供了各种新鲜血液。而乡村之于城市，常常只是消遣休闲的余兴所在，最好的一种可能也就是满足一下紧张工作之余或空虚心灵的怀旧想象。卢应江（苗族）的《星星和霓虹》中的母亲，像《支撑》里的母亲一样，辛苦培养女儿，让她到城里去读书，却又牵肠挂肚，怕她在城里受苦。而电视里经常报道的各种城市负面消息，又加深了她的疑虑。可女儿却不这样想，她把那些消极的东西都当成城市美好生活的代价，习惯了就好。在星星和霓虹之间，后者更有吸引力。这不光是代沟的问题，也不是只在中国出现的问题，其实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创历史新纪元以来，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状况，在世界文学中早就成了一个常见的题材。雷蒙•威廉斯在其《乡村与城市》中曾做过这样的概括：“对于乡村，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对于城市，人们认为那是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识。强烈的负面联想也就产生了：说起城市，则认为那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说起乡村，就认为那是落后、愚昧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星星与霓虹》与许多当代小说一样，再次印证了这种说法。

        我们讨论的小说中，多数都描述过令人感到破败的乡村景象，或者虽有漂亮房子，但却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声音，如果有的话，也是老弱病残幼。而俄狄小丰（彝族）《萨河情事》写的是现在可能多数人意识里已经是过去时的情况，逃离包办婚姻。小说把主人公僻远的故乡萨河写成愚昧落后的地方，因为要换环境，到了并不喜欢的广州，这里包容了他，也给他和自己喜欢的女人留下了空间。可惜的是，小说对主人公复杂的内心矛盾的刻画过于简略，缺乏应有的张力。杨仕芳（侗族）的《望云岭》里的大哥杨树根，因为害怕村里人不理解曾经从事皮肉生意的王菊花，所以一直待在城里陪心爱的女人不回来。小说采取元小说的形式，为故事设计了两种结局。一种是王菊花已死，大哥带其骨灰回来；一种是其实王菊花并没有死，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杨树根建了一个假墓。无论如何，王菊花其实都回不来了。有人不愿意回来，有人想回回不来，也就有人回来。冯昱（瑶族）《割树脂的人》中，在城里打工的小梅说，年龄大了，要是被公司炒了鱿鱼，就回农村割松脂，虽然是开玩笑，却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能性。这是目前的农村土地制度给所谓“农民工”留的一条后路。但这条后路也正在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何鸟（彝族）《玩笑不分真假》里何老左一定要留下月亮田，不想让这块村里最好最肥沃的田被开发成休闲农庄，供城里人娱乐。可在大家都不再种田的时代，他能坚持多久？况且小说设计中，他没有任何其他赌注，只有他的孙女。所以作品最后通过孙女何小白之口，说“金山银山都有花光的时候，只有土地才永远养活我们祖祖辈辈”，总让人感到底气不足。至于彭绪洛（土家族）在《兰草谷历险记》中竟然让主人公带着一家人到一个世外桃源的山寨中隐居，不得不说实乃天方夜谭，如果不说是异想天开画饼充饥的话。试问当今世界，哪里还有世外桃源，连登珠穆朗玛峰都会发生“撞车”拥挤啊。

        外面的世界可能很精彩，也可能面临各种未知的风险和厄运。周子湘（满族）《慢船去香港》里的茉莉，为了多赚几个钱支撑风雨飘摇的家，到香港邮轮上打工，没料到船上等级森严，她长得好看，但学历低，只能干端盘子的工作。为了爬上好一点的位置，她向副船长献身，却没想到换来的是更悲惨的命运。临跳海前，她交代爱她的阿财把她送回家，回家的其实是她的骨灰（又一个骨灰！）。遍地是黄金只是一个传说。自然，这个故事略显单薄，也是旧的话题，但恰恰因为这是一个好久以前就存在的旧话题，却表现了一种仿佛不可改变的普遍性。金革（朝鲜族）《骨头》也是写背井离乡的痛苦，相形之下，内涵却要丰富得多。寿根到韩国打工，因为赚不到钱，穷困潦倒，导致妻子离婚，另嫁他人。在韩国时，各种不顺与受苦，让他充满乡愁。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他回国后的遭遇。为了保证城市水源和发电，家乡旁边的水库扩张，村庄即将被淹，他回家捡拾父母的骨殖另葬。这次回乡之行本该一慰其思乡之苦，可回来后却发现，记忆中的冷面馆踪影全无，空地上机器轰鸣。乡村里只有少数老弱病残，连帮忙迁坟的人都没有。就是这破败的乡村，也马上要消失了。破镜重圆已不可能，儿子不但对父亲充满怨恨，还因自己买的滑板受伤住院。而且，父母的遗骨只能进行水葬，以后连怀念的地方都没有了。一切都已泯灭，或物是人非。想象中的故乡是温暖的，实际上面对时却苦涩冰凉。这种尴尬错位，旧的已经消失，新的尚未出现，让寿根觉得过去美好的梦已经离自己远去。

        也有些作家试图捕捉乡村生活的可能性，如陈刚（土家族）《余温》里的李树明，打工一年拿不到一分钱，包工头还跑路了。他不愿再出门打工，留在村里帮人播种收割，反而收入八千块钱。村主任许诺帮他争取精准扶贫项目，翻修房子娶亲。当然，这里解决的是乡村里个别人的问题，而不是改善整个农村的现状。向本贵（苗族）《花垭人家》里的曾子齐，不想到外地打工，就在村里找门路，经历各种失败，连女朋友也跑了。当然，好心的作家给他设计了一个光明的出路，他的家乡在国道边，离城不远，他种了桃林，让城里人来赏花摘果，品尝农家绿色食品。让农民回归，本身并不是坏事，不过，不管是季节工，还是为城里人的“野兴”提供服务，恐怕都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可是，就是这样的想象，今天也很少出现在作家笔下了。农业的工业化、商品化，最终将把乡村带向何方，也是现代性的隐忧之一。

        光盘（瑶族）的《重返梅山》则是一个极为另类的“回归”故事。在一个“自我”无限膨胀，而这个“自我”又被压缩到只考虑经济和消费、只顾眼前利益甚至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的时代，作为公司董事长的“我”竟然以“缴空税”的形式，获得梅山的开采权，只为了不再采矿，而是种草种树，恢复梅山被采矿破坏和污染的生态环境。显然，商人放弃逐利的“本性”，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作品为了使这一行为显得可信，设置了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来让其合理化：一是曾在梅山当过多年土匪后又成为抗日英雄的爷爷总是想重回梅山，“我”阅读他的日记感受到前人对梅山的热爱和期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二是恒通公司十年前的开发让梅山无数人中毒死去，让“我”有负罪感。小说延续作家荒诞即现实的风格，特地写梅山只留下了一个人毕富生（想想这个名字！），他因为全身是毒，必须喝毒水吃毒物才能活下去。活在梅山的人需要毒！在这个残酷的黑色幽默背后，我们可以品味出作者的激愤。小说由此引出第二个诡异的描述，梅山开矿明明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可是那些活着的人还强烈要求恒通公司加大投资力度，重新开工生产，当地政府更不用说，因为只有开工了才有税收。作品以各种不合常理刺激我们，警醒读者，什么才是真正美好的生活。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我”的行为毕竟只是个人意志的结果，如果没有一种普遍的觉醒，特别是发展思路的调整和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恐怕梅山生机的恢复只能是杯水车薪。可以安慰读者的是，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小说毕竟想象了一个资本家的良心发现。

哀悼与希望

        现代就是一个旧事物不停消亡，新事物大量涌现的时代。由于这种变化过于剧烈，旧时代的逝去总让人产生留恋的忧伤，但人们也可能意识到逝去的将永远无法追回，哀悼也就成为另一种常见的情绪。上文曾分析的《骨头》无疑反映了这种对想象的美好的哀悼。格绒追美（藏族）《格萨尔王出山记》，穿插说唱艺人演绎的英雄史诗与现代社会的各种碰撞，虽然也有活佛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展现掘藏神迹的描述，但更重要的事实是，小说并置了这样几个场景：当活佛在现代西方大都市里引起炫目的光芒与天雷龙吟之声时，说唱艺人固然正在演唱千古流传的唱段，可在帐篷的另一角，侄子们却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着爱情肥皂剧。那种英雄时代已然消逝的惆怅油然而生。无独有偶，赵敏（藏族）《玉龙第三国》里的凄美爱情故事也和那神山一样，只对主人公显现一次，留下的是永远的痛。

        哀悼固然让人明白逝去的对象无法挽回，只能打开新的一页，忧郁常常让人无法忘怀过去，造成心理的封闭，但适当的忧伤也可能产生新的希望的空间。丁颜（回族）《蓬灰》里的索菲亚，在学校时因为忙，信仰就模糊了，结婚后丈夫的家庭有严格的传统，她又回到那种认真的氛围中。可现在她和丈夫到了深圳，事情就颠倒了过来，丈夫整天就忙着赚钱，似乎其他东西，包括宗教规矩都不在乎了，这种错位让她很不理解。她碰到了从兰州到深圳来教饭店厨师做正宗兰州拉面的哈伦师傅，他对食物的要求很严格，但别人都觉得他过于认真。两人之间有点惺惺相惜，但哈伦待的时间很短，他有家庭需要照顾，工作也在兰州，很快就回去了。这次短暂的相遇，反而强化了一种孤独和忧伤的感觉。说过再见后，索菲亚知道自己不会再见到哈伦了，“人来人往的地球其实是一个空旷的海洋”，经历世事多些的哈伦就比较平静，但也意识到，“还是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声音”。现代在这里就意味着与陌生人相处，并克服由此产生的孤独感。希望与忧伤，就像一对孪生姐妹。

        所以，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木祥（彝族）《洪水中的村庄》里，主人公虽然饱受无端非难，包括心怀鬼胎的叙述者的造谣诬蔑，但仍无怨无悔地以集体事业为重，并用保护村庄就是保护自己的家园的说辞，动员大家牺牲小我。王剑宁（回族）在《消失的马群》中设置重重悬念，曲曲折折的故事后面，明确坚定地表露对世界的信任。一场短暂的六月风雪过后，记忆非常好的马群莫名其妙地消失，让羊倌一头雾水，也让破案者不断吃瘪。是狼？狼已经接近绝种，不可能有能力劫走马群。是人？怀疑对象又一一排除。最后马群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野马。谜底揭开，原来是野马群带走了它们。

        小说这样的叙述，表现出对人的信任，对自然环境恢复生机的信任。韩静慧（蒙古族）在《光棍的房子》里，描述了村民们有关老甘图的各种说法，有说他是最有福的，有说他占了便宜的，但没有他自己的陈词。村主任最后决定去听他自己怎么说。这就展示了沟通的愿望，因为其他村民的说法都可能包含利害关系，从而构成影响真正的交流的“噪音”。而在图尔逊•买合木提（维吾尔族）的《沙村人家》里，几个好心负责的人主动把臭水塘疏通蓄水，改善了大家的生存环境，可却被人说成贪了钱。他们受到委屈，就互相倾诉。这时，事情发生了转机。有越来越多的人围拢在他们周围，聆听他们。只要愿意倾听他人，就有希望。你可以把这当成文学的寓言，先是自我发声，然后互相倾诉，才会有人聆听，产生交流，消除隔阂纷争。这也就是《民族文学》2017年小说给我们的最终启示吧。

原刊于《民族文学》2018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