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作为中国藏区文学的一个重镇的康巴文学势头凶猛，涌现出了许多特色鲜明、题材各异的作家、作品。诗歌、散文、小说三大体裁都呈现出了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其中藏族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尤其引人注目。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康巴藏族长篇小说创作的活跃期。一些重要的作家都有长篇小说问世，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青藏词典》，江洋才让的《灰飞》《怀揣石头》《康巴方式》《马背上的经幡》《牦牛漫步》，亮炯朗萨的《情祭桑德尔》《布隆德誓言》《寻找康巴汉子》，泽仁达娃的《雪山的话语》，达真的《康巴》《命定》，尹向东的《风马》等，是最近十几年康巴藏族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这些长篇小说大都把康巴大地作为展开作品故事情节和演绎人物命运的地域、文化背景，以交汇融合的开阔文化视野考察康巴大地的风云激荡和生命流变。而这批长篇小说也因为受创作者地域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对康巴地区藏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观念和心理意识特别关注，在行文中给予了多样的书写与表现。由此，这些长篇小说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显现出了一些共同的审美取向。比如，对康巴藏地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的编排演绎，对藏族传统文化精神和心理对藏地民众精神世界的形塑与日常行为的影响的反映与揭示，对康巴大地上民情风俗的描绘，对地域、民族历史的反思和未来发展的忧虑等。上述审美取向和主题表达，在不同作家的笔下的呈现方式自然各有不同。不同的作家因生活经历、个人性情、文学素养和艺术趣味的不同，往往会在题材选择、主题表达、行文运作的切入点和具体的表现手法、叙述视角、叙述态度等这样一些可能包含创作者情感偏向、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内涵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就笔者目前阅读到的这些长篇小说来看，的确存在着诸多显著的差异。在上述长篇小说中，尹向东的《风马》可以说是一部个性鲜明的康巴藏地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虽然在题材上也以康巴历史变迁为建构文本的主要材料，以康巴大地为人物生存活动的地理背景，以康巴文化，尤其是以藏地传统文化为主要的背景文化；但它在具体的细节性内容与叙述姿态方面，却显示出了尹向东个人的审美取向和伦理态度，以及这种审美取向与伦理态度中所包含的作家对生命存在的深刻体悟。
对琐碎、平淡的日常生活情状的细致入微的描绘和表现，是尹向东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书写维度。他善于在纷乱驳杂的生活中捕捉那些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活动场景和生活细节，以冷静温和的笔调把它们铺成在纸上。这种艺术取向在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已有所体现，而长篇小说《风马》则把这种取向推向了能够达到的新高度。这篇小说虽然从头至尾都涉及到了康定地区的时局随着整个中国时局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的历史事实，而作家也在不少地方以近乎实录的笔法讲述一些看上去颇具宏大意味的历史事件；也表现出了作者试图在更为开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开小说故事情节和表现诸多人物的生活遭际和存在状况的艺术视界。但就整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和作家落笔着墨的轻重程度看，小说的着眼处、用力点却是吃喝拉撒这类构成生活的汪洋大海的基本日常生命活动。当然，这些生命活动由于其活动场域设定在了康定小城这个地处多种文化交汇融合，各色人等杂居相处，各种势力你争我夺的特殊地域文化空间，而显现出了独有的特色。而其最显著的一个特色是对锅庄生活的细致描绘和展示。
在展示锅庄里的生活时，作者始终着力凸显锅庄生活主体的一个身份特点，那就是异乡人。小说里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异乡人，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来到康定，从此落脚在康定城里谋求生活。异乡人是他们的身份标签，康定则是他们展示自我存在价值的舞台。小说中最主要的两个人物仁泽民、仁立民是这类异乡人中的典型代表。通过这两个人物的活动，小说以点带面地展现了康定城这个独特的地域空间里活动着的生活群落的生态流程。仁泽民、仁立民原名仁青翁呷、仁真多吉，是生活在朵翁玛贡玛草原上的牧民后代，因躲避仇杀而流落到康定，从此变成了康定城里的居民。尽管有了落脚点，但他们的生活并不稳定，一直处于风雨飘摇的波动中。时局的动荡不安，低廉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无论是一开始的吃白食，还是后来在锅庄里干体力活；不管是弟弟仁立民与恋人的私奔，还是哥哥仁泽民给军人做保镖和翻译；无论是弟弟再次回到锅庄靠体力糊口，还是哥哥凭借康巴汉子的勇武豪气获取较好的生存空间和物质享受，都没有使他们过上想要的生活。不稳定，是他们生活的最显著的特征。与兄弟俩一样，那些来自异地的人们，生活同样处于颠沛漂泊的不稳定状态中。即使是那些手握大权的地方大员和贵族之家，也像风中的树叶一样，飘来荡去，无法找到生命的归宿。那些野心勃勃的各级军官，那些心存幻想的土司后代，一个个都是无根的飘萍，在生命的洪流中起起伏伏，找寻不到安顿自己肉体与灵魂的生命之港湾。
对于生命无根状态的描绘，从显性的层面来看，是对特殊时空里的生命状态的艺术展示；从隐性的层面看，表达的是作家个人对生命存在形态的体验与感悟。作品中许许多多异乡人和他们的生存状态，显然寄托着作家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深刻体悟和哲理性思考。从作品所讲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遭际中可以看到，在作者的眼里，人生就是一场漂泊，永不停歇，直至生命彻底消失。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是异乡人，而异乡人的生命遭遇又充满着不确定性。借用佛教中话来说就是“生命无常”。这是这部作品通过对各色人物的命运遭际所揭示的“存在真谛”。小说中除了集中讲述仁泽民、仁立民兄弟二人的人生经历和波折来着力揭示这一“存在真谛”外，还有一些人物的命运遭际以各自的方式揭示了这一真谛。比如日月土司的三个儿子的命运轨迹。
日月土司的三个儿子有着相对高贵的出身和优越的家庭环境，因此他们不会像其他一些处于底层的异乡人那样，必须得为了生计而东奔西跑；也不会居无定所、寄人篱下。但他们同样避免不了漂泊流离的生命遭遇。大儿子江升最初因继母的排挤而被父亲送到了离康定很远的木雅村。顺其自然的江升倒也认可了命运的安排，决定远离权力争斗，出家修行。但土司权势的衰落一次次把他拉入是非争斗的漩涡之中，让他无法自我保全。为了家族事业，他听从继母的劝告与弟弟的妻子结婚生子，以此保全土司家的血脉；土司权势衰败后他有机会过上安稳的生活，但因为曾经显赫的身份地位而肩负起谈判劝和的使命，结果病死于回来的途中。这样一位与世无争、宅心仁厚的“准出家人”，也无法避免一生漂泊的命运，着实令人喟叹不已。土司家的二儿子江科被视为后世土司的接班人，但时局的动荡与政体的改变，并没有使他如愿以偿。他被心怀厚望的母亲送到遥远的内地——雅安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他自己也心怀大志想有一番作为，可惜水土不服身患大病，在回家的途中不幸病逝。流离之苦带来不仅仅是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还有生命的消失。三儿子江芳也心怀大志，先随二哥在雅安学习，回到康定后继承土司家的大业，试图挽回逐渐衰败的家势，但却在有勇无谋的鲁莽行事中客死异乡。日月土司家族的三个儿子客死途中的命运安排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生命哲学的高度上与生活在康定的那些混迹在社会底层的异乡人是相同的，那就是：生命是只不过是漂浮在生活的大海上的一叶扁舟，永远都找不到停泊的港湾。这是《风马》这部小说所蕴含的第一个层面的主题要义。小说的开头和结尾用具有象征意味的情节，夜很好地暗示了这一主题要义。开头的情节是弟弟仁真多吉被父亲从帐篷里提起放在马背上，在哥哥仁青翁呷的带领下逃离朵翁玛贡玛草原，这是他们人生漂泊的开始，动荡不安从此伴随着兄弟俩。小说结尾处弟弟仁立民（仁真多吉）虽然强忍哥哥被冤枉致死的悲痛，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但一场地震却瞬间把他的生活之梦轰毁了。当站在废墟上的妻子的喊声传入仁立民的耳朵后，他知道自己又一次开始了居无定所、漂泊流离的生活。在仁立民的人生历程中，这是他无法摆脱的宿命。其他人物，比如王怀君、本巴、七斤、桂枝、程爱民、洋汉儿，甚至那些把生意做得很不错的锅庄主们，都是来自外地的异乡人，他们同样有着漂泊不定的命运遭际。
如果说颠沛流离、变动不居、流浪漂泊是《风马》所展现的生命存在的具体化状态；那么，小说在表现这种流离的生存状态时，还着力表现了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稳定与恒常。这里所指的稳定和恒常的内容具体而言就是生活方式、心理意识和普遍的人性。小说中多次提到“折多河不停地流淌着”，这本身就富有象征意味，蕴含着意味深长的生活哲理。“折多河流淌着”暗示生活的变动不居，而“不停地流淌”又意味着某种恒常的东西的存在。康定城里的生活的确是变动不居的，人们的生命的确是无常的；但在变动不居中，在生命的无常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变的东西，依然存在着一些恒久的东西。小说对此也做了很好的表现，而它的深刻性也为作品增加了艺术厚度。
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心理意识的超长性稳定，是作品要表现的“生命恒常”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从宏观上看，那些以各种原因来到康定的异乡人的生活始终处于变动不居、漂泊流离的状态之中；但从具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的细节上看，却很难发现他们精神内核和心理意识方面明显的根本性的改变。逃难者一生都是逃难者，背夫始终都是背夫，在锅庄里干杂活的始终都是干杂活的，即使是他们心怀改变现实处境的动机和愿望，但也无力、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生都过着波澜不惊、毫无生气的生活。能够吃饱肚子，夜里能有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现实。当然，这种波澜不惊、毫无生气生活现实，倒也培育了康定人超稳定的心理结构和看待人世的平和态度。作品对康定人的这种心理结构和平和态度有过多次的描写。最典型的细节是对四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人物的多次描写。洋汉儿、花婆婆、半脸西施、卖烟的高爱民四个人在小说中并不是作家塑造的主要人物，但这四个人物却贯穿小说的始终。就表现康定城里的人们生活状态的稳定与他们看待变幻不定的人世的平和态度而言，这四个人物的重要性并不比其他人物弱。在这四个看似闲人的人物身上，蕴藏着康定城精神机理的运行秘密，也蕴含着作者对纷繁杂乱的人世景象的思考与审视。
小说中这四个人物反复出现，而且出现的时间点往往都是每一次康定城发生较大动荡之后。他们每次都以一种恒常不变的状态出现。这三个人物以“不变应万变”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对待时局变迁，应对各种社会变化。真可谓“任凭风浪起，我自归然不动”。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是整个康定城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当然，他们也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处境，除了用辛勤劳动来换取维持生存的基本钱财外，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按照相同的节奏和方式在岁月的长河里扑腾着，任凭时间把生命的时光侵蚀、分化。这就是康定人超稳定的心理结构和处世态度。小说中多次通过叙述者“我”的感叹，强调了康定人的这种稳而不乱、温而不火的精神气息和生活态度。比如，从黑夜里逃到康定后的第一个清晨，还在惊恐不安中的“我”对康定的第一感受是：“太阳照亮整座城市后陆续有人走出家门，他们在沿街的牙黄色条石上或广场边坐下来，带着一种淡定闲散的深情享受早晨的温暖。”如果说此时“我”看到的这种淡定闲散的生活状态，与此前“我”经历的恐惧不安和一夜的仓惶奔波所产生的强烈反差有关，毕竟那是一种令人魂飞魄散的恐怖经历，疲惫的身心和不安的心灵渴望获得安宁，当看到康定城里的人们平静安宁地来来往往时，不由地拿它与自己落魄的处境相比照，感受到的自然是闲散淡定；那么，之后“我”多次感受到康定人在社会局势混乱不堪时表现出的闲散淡定，就是康定人习惯性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了。到后来，甚至连我也深受感染，融入其中。“在那些空余的时间里，我习惯坐在罗家锅庄大门外，门外两侧，摆着牙黄色的条石，供人们闲时晒太阳聊天。那黄色的条石经人长期坐，表面已磨得非常光滑，像浸润了人的汽油，玉一样泛着暗光。我坐在条石上，望着街道和桥上往来的人群。”
这就是康定城里的人们在变动不居的“乱世”中养成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处惊不乱，悠闲自得。他们也许原本有着改变自己命运的巨大冲动，甚至在经历过许多打击、挫折之后还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人生“理想”，就像弟弟仁立民始终没有放弃过要在康定扎根生活的追求那样。他们也许曾经在遇到惊天动地的动荡时有过惊恐不安的切身体验，并为此产生过逃出康定的念头。但在经历了那么多纷乱动荡之后，他们的心性逐渐走向了稳定和淡然。在他们眼里，那些看上去流血死人的事情并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境况，顶多产生暂时的波动而已。他们似乎看透了人世纷争的真相，其实不过是戏台上吼一吼喊一喊、跑跑跳跳、打打杀杀的表演而已；大幕一落，一切都会归于寂然，回复原状。“时局变来变去，似小孩过家家，无非这样”，这是康定人经过生活的洗礼之后所感悟到的人世“真谛”。他们的闲散与淡定，就是他们透视各种表演式的纷争乱象之后所选择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是鲜活的生活锻造出了他们的这种超然淡定的生命品格。当然，康定人能够养成这种闲散、淡定、超然的生活态度和生命品格，也与这一地域空间的宗教文化有关。康定既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据点，也是一个物资集散地，过去的茶马古道就途径康定，康定算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康定同时还是一个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地方。这些内容在《风马》中也多有描述。而文化方面，藏族宗教文化占据着较为明显的主动地位，因此其影响也较为广泛、深入。而佛教文化所提倡的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修为来生的生命主张和生活观念，自然会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精神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毫无疑问，这是康定人闲散、淡定、超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的文化根源。这文化根源与康定人对生活本身的深刻体悟交互作用，促生、培育、滋养了他们以不变应万变的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
如果说对琐碎、平淡生活的细致描绘，表现出的是作者对底层民众生命存在的深刻体察；那么，对普通身上所表现出的生命态度、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描写和揭示，则反映了作者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体悟。而这种认识和体悟则往往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高远视界。在小说中，尽管具体的故事情节带有特定的时代、空间局限，也就是说它们都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之中，是有特定的事由引发。但体现在事件或人的行为中的生活内涵，却超越了事件或人的行为本身，带有一种恒常的普遍属性。小说中人物的许多人的行为和处世态度绝不仅仅是某种特定情势引发的偶然表现，而是具有普遍的人性基础。可以说，尹向东在《风马》中着力表现的就是这种恒常不变的人性和超稳定的心理意识。
与作品着力反映和揭示康定人稳定的心理结构和处世态度相适应的是，作者叙事态度上的平和自然和叙事视界上的开阔超然。用同情、宽容、慈悲的态度和情怀来对待、包容笔下的人世与纷争，是《风马》这部小说所坚持的叙事理念。而这也是这部小说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因为小说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和穿透力也源于此。
《风马》叙述上的平和自然主要体现在人物描画和叙述者对小说中人物的态度上。当然，整部小说并没有着力塑造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只注重用细致入微的自然笔法把人物放置在生活流中加以呈现。这里的自然笔法指作者态度的自然平和，不对人物进行理想化的提升和设计，不对笔下的人物做任何道德评价，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大奸大恶的人，作者也很少用既定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进行人格与品行方面的优劣评判，而是超越了既定的是非善恶的道德藩篱。在《风马》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和事件，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利害关系和利益冲突、矛盾纠葛，事件中也包含着各种利害关系，但我们却几乎看不到作品对任何人物的善恶评判，看不到作品对任何事件的是非臧否。作者完全用一种平和超然的叙事态度对待出现在康定大地上的人世纷争，并引导笔下的人物走向更为开阔的生活天地。仁泽民、仁立民原本是怀着复仇的欲念逃离草原来到康定城的，他们最初的目的是等到自己足够强大时返回草原，完成父亲临死时留下的遗愿。但他们却并没有把为父亲报仇的意愿牢记在心，而是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淡忘了父亲的遗愿。尤其是弟弟仁立民，始终对复仇心怀疑虑，也从不把它当回事。兄弟俩复仇欲念的淡化，是岁月对人的仇恨这种妄念的改变，也是作者试图通过时间的流转来化解人物内心的仇恨。于是，兄弟俩没有把复仇当做唯一的人生动力，即使总是把复仇放在心上的哥哥仁泽民，最后也放弃了报仇的念想，而弟弟则把扎根康定当做生活的主要目标。即使是在面对“仇人”时，他们虽然情感上有些愤恨，但却始终没有动手。他们之所以没有动手，是因为那几个所谓的“仇人”，对过去的仇杀根本不了解。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充分显示了作者所秉持的超然的叙事理念。这些所谓的“仇人”听说兄弟俩来自朵翁玛贡玛草原，把他们视为老乡，并为此感到异常兴奋，在弟弟的婚礼上饮酒唱歌。这个细节具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它暗示，所谓的“复仇”是没有依据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仇杀早已随时间的流逝飞灰湮灭了，后来人已经无法回到当年的现场，岁月已经化解了那些所谓的“仇恨”，新的现实等待着现在的人们去重新面对。这是尹向东在《风马》中对康巴大地上关于“复仇”这一具有深厚传统的民族习性所作出的回应。他试图通过自己开阔的生活视界、历史视野和平和宽容的叙事态度，引导人们跨越陈旧的伦理道德规范。如果能够联想到康巴人复仇观念和行为动机产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我们就会更为清晰地感觉到尹向东在刻画这两个人物时抱有的平和、超然的叙述态度，以及同情、悲悯的美好情怀。
对于仁泽民这个草原汉子，尹向东平和、宽容、超然的态度还体现在另一方面，那就是对他生活处境和行为方式的理解与同情。仁泽民带着弟弟逃离草原后来到康定，生活过得非常艰难，但依靠康巴汉子身上所具有的那种耿直、朴实的行事作风，他得到了身边人的赏识，因此逐渐过上了相对富足的生活。此时的仁泽民已不再是那个在城市里茫然无措的草原汉子了，他开始追求一种享乐的生活。除了不停地喝酒外，逛妓院成了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他甚至都住在了妓院里。小说是通过弟弟的眼光来观察仁泽民的这种看上去“堕落”不堪的生活方式的。对于这样一个时时惦记着父亲遗愿的康巴汉子，却在生活的漩涡里走向“堕落”，看上去实在难以理解。按照一般的情感逻辑，作为弟弟的“我”一定会对此感到异常愤怒，因为哥哥始终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仇恨，等足够强大时一定要返回朵翁玛贡玛草原，为父母报仇。但尹向东并没有让作为叙述者的弟弟按照愤恨的情感逻辑去讲述哥哥“堕落”的故事；相反，在弟弟的眼中，哥哥是一个值得信任的、真正的男人。他明知哥哥经常流连忘返于妓院，并与其中一个妓女相好，但他并没有为此而痛恨哥哥，也没有为哥哥的这种行为感到羞愧、难过，反而是常常为他的生活感到担忧，总是祈求他能平安无事。在对这一人物的叙述中，尹向东完全过滤掉了世俗层面上的道德评判，他只是让笔下的人物按照生活的本来逻辑运行在他们的各自的生活轨迹上。其实，即使那些在历史舞台上兴风作浪、玩弄权谋的“奸诈”之人，尹向东也没有以先入为主的道德标准做好与坏的定性判断。在他笔下，这样的人物同样是特殊生活境遇的产物，他们因此也具有复杂的性格特征，自然也就不能以既定的伦理道德加以评判。比如民国时期曾经把持过康定的政府官员陈遐龄。这位政府官员因多年混迹于官场，又适逢乱世，自然比较看重手中的权势，行为处事本能地会顾虑他人对自己权势的觊觎。因为日月土司在康定势力颇大且影响深远，对他造成威胁，他自然为此而深感不安。老谋深算的陈遐龄利用计谋把日月土司抓入监狱，导致日月土司越狱时不慎死亡。陈遐龄的这种做法显然很是卑劣，小说通过叙述者“我”表达了不满。但作者并没有把这个自身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历史人物彻底丑化。在随后的叙述中，作品讲述了关于陈遐龄的另外一个故事。即陈遐龄大义灭亲，枪杀自己外甥陈军的事件。陈军仗势欺人，到处作威作福、欺凌弱小。陈军为了一个女人而与他人争风吃醋，并胆大妄为地开枪打死了对方。听到消息后的陈遐龄赶到现场，毫不犹豫地当众枪毙了陈军。陈遐龄大义灭亲的行为自然有其稳定民心，获取康定民众的支持，树立自己威望的目的；但小说对相关故事的叙述，主要强调了陈遐龄在民众心目中大义灭亲的一面，其形象为此而有了亮丽的光彩。从对陈遐龄的描述可以看出，作者讲述人物故事，描绘生活现实，并不是为了分出是非对错与高下优劣。对于尹向东来说，以平等温厚的眼光观察生活中的人世纷争，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一切生命，是他所遵循的叙事理念。他的这种叙事理念在小说的另一个人物江升那里体现的最为集中、完整。可以说，江升就是作者为表现自己的叙事理念而特别设置的形象代言人。
江升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所占笔墨也不多，但江升却是小说中作者情感寄托最为显明、集中的人物。他的所做所所为，他的所思所想，他体现在个人行为、思想观念方面的性格特征、人格品性，与作者在小说中所通过各种形式的叙事所传递的艺术精神是相一致的。在此意义上，我觉得这个人物就是尹向东按照他的精神意念为自己设置的形象代言人。江升是日月土司的大儿子，是土司的第一任夫人所生。在他下面还有土司二太太所生的两个弟弟江科、江芳。因为牵涉到土司权位的继承问题，二太太出于私心让江升到离康定很远的牧区去生活，以免他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造成威胁。江升虽然有些不舍曾经熟悉的康定城和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但他似乎明白二太太的意图，也就欣然接受了家里的安排。到达牧区后，江升潜心修学佛经，打算做一个一心拜佛的出家人。但时局的混乱总是扰乱江升的人生计划，使得无法远离世俗，他不得不时时涉足家庭事务和关心时局。尽管如此，江升并没有对世俗的种种诱惑产生任何贪欲，更没有对风波不断的世俗社会产生怨恨，即使是面对自己的父亲被人陷害不幸身亡，家族势力不断衰落的严峻现实时，他依然保持着难得的冷静，把悲苦埋藏在心底。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对于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他都以平和安静的心态坦然处之，他心中唯一思忖的是如何减轻家人的忧虑、恐惧，任何让周围的人们少受些磨难。因此，尽管他想成为一个出家人，希望不再置身于世俗事务之中；但当家里有事，别人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还是会设身处地地为之着想，为他们奔波。他原本打算去拉萨朝圣，但随着江科、江芳两个弟弟的意外去世，在二太太的再三劝说下，他放弃了朝圣的打算，回到家里担负起了维持家族事业的重担。在重新回到家里这件事上，江升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高贵品格。他不计前嫌，对二太太为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把自己派送到遥远牧区的自私行为给予了谅解。他接受二太太提出的让自己与弟弟妻子结婚的建议，并在二太太临终之前举行婚礼，以便让她安心上路。之后，他自学藏医，免费为家庭困难的病人治病；为了避免无辜生命的死亡，他接受政府的建议，利用自己的身份、影响劝说草原部落与政府和解。江升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在人格品性与道德上没有瑕疵的完美形象，他就是一个慈眉善目的和平使者，一个超然物外、境界高远的道德楷模。他的为人处世，他的精神观念，他的慈悲为怀的悲悯情怀，正是小说叙事所要遵循和宣扬的。
《风马》中有一股巨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而这股巨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就潜隐弥散在作者以“佛”一样的目光观照笔下的人事万物，以释然的态度和情怀看待纷繁复杂的人事的悲悯情怀中。同时，这股巨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还蕴藏在小说所营造的一种透彻心扉的真实感中。作者没有对生活做任何的提升或降格，没有对人物做任何的美化或丑化。生活里的生命个体只是按照最基本的生存逻辑，最基本的生存本能在运行着自己的生命轨迹。没有过多的奢望，没有远大的人生理想、抱负，如果说有，那也仅仅止于过上稳定的生活而已。事实上，对那些匍匐于生活底层的普通人来说，这是无法超越、不可逃避的真实生活境遇。他们是贴着地面生活的那群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生命河流中的一朵随波逐流的浪花，他们一起汇合成了生活的洪流。在永不停息的生活洪流中，他们并不起眼，但却有着顽强的生命活力。他们像野草一样，只要扎下根系，就会顽强地破土而出，即使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要努力地吐出嫩绿的小芽。最重要的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生命的渴望与珍惜。这是生命源源不息的根本所在。当看到小说中的小人物八斤和桂枝这对夫妻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方式时，我们会更为深刻地感受到尹向东对康定人所持有的那种伦理态度的艺术力量。
八斤和桂枝这对苦命夫妻可谓是天生一对。苦难的命运让他们相遇相亲相爱，组建了一个简单、窘迫却温馨的家。结婚后两人恩恩爱爱，生活上倒也过得去。唯一的问题是八斤喜欢赌博，这给原本拮据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对于八斤的好赌，桂枝虽然不满，但却没有撕破脸皮与他闹翻，她的想法就是如何让八斤戒赌。后来八斤在经历了讨债人的“惩治”后，发誓言不在去赌。两人开始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两人间的故事不曲折、无悬念，但从表现作者所持有的叙事理念和揭示生活真实的层面看，却是小说中相当精彩的一个片段。其中八斤和桂枝夫妇在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时所进行的一番闲聊式的对话，蕴含着强大的艺术冲击力，其浑厚强大的生活内力直击人心。
讲来讲去，桂枝开始感叹生活的这点缺陷，她说都是上天安排好的，上天让人不能有完美，她和八斤能生活到一块儿，这已经够好了，这点缺陷也该存在，要不然，两人一直完美地生活，保不定会出啥意想不到的事儿。
我笑起来，那时刻我倒不相信什缺陷这些说法，我被他们之间的感情和她那种豁达的性格给深深感染，我端起酒碗说：“也真是亏了嫂子你这样的性格，要不然八斤这破烂事谁能忍得下来？来，我敬你们夫妻一杯。”
八斤坐边上只安静地听，讲到那些往事，他总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发现在这个家里，有桂枝在身边那暖融融的气氛中，他眼里习惯的怀疑完全没有了，余下的都是满足与安定。他也不时插一些话，讲当时的想法，见我敬酒，他端了碗起来，喝口酒说：“桂枝说得在理，要没这缺陷，我们也不会拾到这狗，现在想想，要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生活哪能像现在这样滋润，这也是另一种完美。”
八斤一说话，我再次哈哈大笑起来，没想到能有这样的人，不反省自己所带来的麻烦，反倒赞赏这麻烦之后的结果，倒像是所有好事都是他赌博带来的。
见我笑得开心，桂枝误以为我赞同她的道理，越发来了劲，说：“真是这样，世上的事谁能说得清啊，如果没有这狗，我们才真正缺失了。”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条狗，因某种缺失，达成了特别融洽的关系，彼此相依，共生温暖，成为康定一个独特的家庭，这就是八斤、桂枝和森格。
这是多么富有生活气息和底蕴的家常对话啊！在这些带有玩笑意味和自我安慰成分的对话中，其实满是生活的血肉。这些平凡的人讲述的就是他们一生都在过活的日子。其中透露出的五味杂陈的生活意味是那样的深长醇厚，而当事人博大开阔的生活胸怀，又让人如此感动、钦佩。这是生命之水无穷无尽的根本所在。尹向东笔下的康定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生命群落里，这个群落有着属于自己的生态体系。生活在这个群落中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运动流程和生存逻辑。它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像折多河的流水一样，日夜奔流，永不停息。它的所有欢乐与悲哀、轻快与沉重、幸福与苦痛、渴求与失望，都融汇在折多河的流水声中，随波而去、传向远方。《风马》就是折多河流淌出发出的声声叹息。这叹息中没有哀怨、不满、愤懑，有的只是对无尽生命的接纳与体悟。
余论
尹向东是一位比较重视创作技巧的作家，他很在意如何把故事讲述的有滋有味、不落俗套。《风马》正体现了尹向东的这种艺术追求。尤其是在叙述视角的选择上，尹向东努力尝试着用不同的视角来完成故事的推进。对于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来说，这是必要的审美意识，也是难能可贵的创作品质。当然，他的尝试有成功的地方，也有牵强之处。较为成功的部分是小说在讲述哥哥仁泽民“失踪”后兄弟重逢的那部分。这一部分在叙述上，由原来的第一人称“我”和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转换成了第二人称“你”。这一部分转换叙述人称，乍一看，感觉与整体叙述很不谐调，但仔细琢磨叙述者的情感逻辑，就会发现，这种安排其实大有妙处。它与叙述者“我”当时的情感需求和心理渴望是十分吻合的，能够非常恰切地表现“我”的情感波澜和内心世界。从小说的相关内容看，“我”与哥哥从小就产生了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既是情感方面的，也是生存方面的。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哥哥就带着“我”逃离了家乡，来到无亲无故的阿康城里。父母亲惨遭杀害，哥哥成了唯一的亲人，“我”不但在物质上要依靠哥哥，在情感、精神上也只能依靠哥哥。艰难岁月里培养的这种感情和精神依存关系，使得“我”与哥哥之间建立起了坚固的纽带，两个人都觉得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愿意离开谁。这在小说的许多地方都有所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的分离带给他们的必定是无尽的思念和深深的担忧与悲苦。期盼着重逢是兄弟俩的共同心愿，尤其是作为弟弟的“我”，对离开哥哥深感愧疚，也倍感思念。当突然间相遇时，激动、喜悦、亲切的情绪表露是人之常情。作品中转换叙述人称的部分，正是从兄弟二人失散之后偶然相遇开始的。用第二人称“你”来讲述两人失散后哥哥的经历，非常符合叙述者“我”期待、渴望与哥哥相逢，然后向他倾诉自己充满忧虑的挂念和相思的悲苦。可以想象得出，久别重逢之后，“我”面对面询问哥哥的那种急切情态。用“你”这一人称，不但能够真切地传达出相亲相爱的兄弟俩见面后促膝长谈、嘘寒问暖的场景，而且所展示的情景也非常符合人之常情。当然，此处如果不用第二人称来展开叙述，继续沿用“我”的视角来讲述失散后哥哥的经历，也是可以的，但其情感效果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当用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时，听众可能是与哥哥无关的旁人。对于讲述者来说，倾诉或诉说的分量可能会降低，转变成一种闲聊；对于听众来说，无非是听听别人的苦恼事情而已，顶多说几句安慰的话。当用第二人称“你”来讲述时，考虑到讲述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它营造的是一种面对面的交流场景，诉说的成分就大大增加，其艺术感染力自然也会有所增加。
尽管作者在叙述上尽可能讲究变化，以求取得更好的叙述效果，但还是留下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缺憾。最明显的地方莫过于叙述人称上的盲目选择所造成的不可靠性。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由弟弟以第一人称“我”的所见所闻来完成的。然而，让仁立民（仁青多吉）这个从草原上逃出来流落异乡的底层人讲述许多故事情节，显然很是很不妥当的。从小说内容的整个构成情况来看，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康定城里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生存境遇；另一部分是与康定城有关的历史变迁和政权更替。让仁立民以一个流浪者身份来讲述康定城里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讲述他在康定城里的所见所闻，不管是传说也好，还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好，抑或是他个人的情感感触和精神幻想，大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叙述者。这一视角与所应对的大部分内容是相契合的，当然也有例外。然而，让仁立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文化水平或文化知识的人去讲述与康定城有关的历史，比如土司制度、土司历史、民国历史、抗日历史等（尽管这部分内容在作品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显然超出了这一叙述者所具备的实际能力。很显然，作家把不应该由这个叙述者承担的叙述使命强行赋予了他，结果造成了一种不协调的情形。对此下面做些简略的分析。
先看第一种情况。“我”对自己经历和见闻的叙述。这部分基本上能做到所叙的内容与叙述者知道的范围保持一致，但也有一些地方越出了“界限”，破坏了作品的可信度。比如兄弟俩从草原逃到康定城的第一个清晨，当“我们”从饥饿与睡梦中醒来时，“我”看到了以下的情景：
早起的人们已开始忙碌，老陕街那边，陕西商人的铺面一间间都开了。锅庄里要远行的驮脚娃们，天不见亮就将茶叶和货物安置到马或牦牛背上，这会儿，他们赶着牦牛，赶着马队，走过铺满大青石板的街道，奔赴各自的目的地。挂在驮牛和马脖子下的铜铃叮当敲响，散在清晨冷冽的空气中
第一缕阳光从跑马山巅探出来，照亮西山的山头，慢慢下移，将半山腰上南无寺和金刚寺橙黄的金顶映照得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才进入城区。福音堂上高耸的十字架在阳光之中一点点亮了起来。太阳升高，光芒继续向下，澄澈而温暖的阳光洒在我们沉睡的身体上，并最终照亮了整座城市。刹那间布满全身的温暖让我和哥哥再次翻了个身，摇响的马铃和远行人的脚步都并未将我们惊醒。
如此详尽清晰的描写，显然很不符合“我”这样一个刚从草原逃到康定城里的外来者第一眼看到康定城时的真实情景和感受。要知道，“我”那时年纪还小，也是第一次来康定，而且是个草原上出身成长的孩子，没有什么文化知识。这样一个年纪幼小且没有任何文化知识的孩子，居然刚一睁开眼随意看看，就可以对康定街道上的房屋、商铺，以及出行的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就了如指掌，甚至都知道半山腰上有两个寺庙，连名字都说得出来。这显然是违背常理的，自然也是极为不可靠的。显而易见，这是作者越殂代疱的结果。如此一来，自然打破了叙述视角的统一与和谐，显得前后脱节。类似的情形在后面的章节中还有几处，在此不作赘述。
第二种情形中也存在着超越叙述者认知范畴，从而造成文本叙述的不可靠的缺憾。在小说的具体叙述中，对康定历史上的大事件，以及藏区一些重要的文化习俗的讲述，主要有两个叙述者来完成。一个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他以居高临下的俯视角度，呈现康定自清朝光绪皇帝（小说中的具体标识是赵尔丰实施改土归流的管理体制）到抗日战争结束国共内战开始这一阶段的的历史。其中的大部分内容由这一叙述者来完成。另外一个叙述者是“我”，也就是为躲避杀戮逃离草原的弟弟仁立民。就文本内容来看，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承担这一叙述任务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只有它能够胜任这一叙述任务。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限于自身生活环境、身份地位和认知界限，是无法令人信服地胜任这一叙述任务的。但小说在安排叙述者时，却没有很好地考虑每一个叙述者自身的身份局限，让“我”也担负起了部分内容的叙述任务。很显然，这样的叙述有时是非常不可靠的。当“我”根据自己听来的传闻展开叙述时，所讲述的故事至少还是有据可查的。但有些东西并不是听来的，也不是亲身经历的，而是直接出自他个人的思想意识，这个时候“我”似乎就是一个康定历史方面的专家和地方民俗学者。很显然，就“我”在康定的生活经历来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拥有地方历史专家所具有的学识和身份。其实，当我们听这位没有任何文化水平，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整天为了解决吃喝住行而辛劳奔波的年轻人讲述那些历史掌故和文化民俗时，听到的是站在叙述者背后的作者的声音。说到底，是作者在为读者讲述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细节。毫无疑问，作者的这种暗度陈仓、越俎代庖的做法破坏了小说叙述的统一性。如果能够在叙述者的设置上再精细一些，可能会使得小说显得更为和谐、完善当然，《风马》在叙述上所出现的不统一、不和谐的问题并不特别严重，因为作品时不时地交代，有许多事情都是传闻，而叙述者的讲述也有一些来自民间的传闻，并没有可靠的依据。这多少掩饰、弱化了这种不协调。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七辑
胡沛萍，1973年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四川师范大学“大西南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与当代藏族文学。现供职于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迷乱的星空——中国当代文学片论》《边地歌吟：阿来与扎西达娃的文学世界》《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史论》等6部。曾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三等奖、《当代文坛》杂志优秀论文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
李娜，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
尹向东（泽仁罗布），藏族，1969年生，四川康定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贡嘎山》编辑。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国内期刊发表小说近百万字，并有小说选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及年度选本，获过一些文学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