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学》是西藏自治区文联的机关刊物，是全国创建较晚的省级文联期刊。《西藏文学》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秉承文学的人民性原则，驻足西藏，面向藏区，不仅促进了西藏地域文学的长足发展，也以文学的形式向世人展现了西藏的人文历史文化景观，体现出西藏文学的地方性想象和高原文化的自我认同。

        《西藏文学》不同阶段的主编承载着不同的历史使命，这些主编及同时期的编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学举措，有力地促进了西藏文学和《西藏文学》刊物的发展，在《西藏文学》的刊物发展史上留下了各自浓墨重彩的篇章。《西藏文学》的历任主编（1977——2011）为：修义忠和周艳炀、叶玉林和秦文玉、李佳俊、金志国、闫振中、克珠群佩，并可以时任主编所面临的文学境况大致划分为六个阶段，草创阶段、突飞猛进阶段、低迷阶段、沉潜探索阶段、回归阶段、走向成熟阶段。《西藏文学》的每个发展阶段不仅带有当时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浓重印记，更在具体的刊物栏目及文章的刊载过程中带有强烈的时任主编的文化观念、文学认知的印迹。

        1、关于修义忠主编，周艳炀曾回忆道：

        不知是因为编辑部的新成立，抑或是修义忠同志谦逊、严谨的领导作风，我们的编辑部的工作很快正规、有序地运转了起来，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一个个意气风发地出外跑稿，回家编稿，以及跑厂、督印又忙活了几个月，终于编印出了《西藏文艺》试刊号……我们在义忠同志带领下就是带着这种欢快和激奋，又全身心地投入到《西藏文艺》的创刊号组稿、编稿的繁忙工作中去了。我们接受了从前的教训，把培养、提高作者队伍提到了我们工作的首位。因而我们走出编辑部，多次把有作品但不很成熟的和没有作品但很想学习写作的作者都请到我们租借到的某招待所或某学校的教室、礼堂里来开办创作学习班，或改稿读书班。此外，我们还对少数有才气、有写作基础的而一时因工作繁忙或想不出招来把他们观察、体验到的生活编写成作品的作者，采用上门谈心，通过谈天说地来启发诱导，打开他们的思路，进而具体地帮助他们把亲身经历或观察、体验到的生活情景，编出小说、散文的框架，或诗歌分段的结构来；运用翻身农奴民改前后那种喜悦和激动的话语，大胆地进行写作，为他们代言，讲出翻身农民想讲的故事，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唱出他们想唱的歌……直到1978年夏，从内地支边进藏了一批大学毕业生。这可乐坏我们的老修同志，多次跑到组织部去请调，批准后挑选来秦文玉、范向东、赵根法三位大学生，担任小说、散文、评论编辑工作……老修同志……在一次研究布置工作时，给了我一个光荣任务：要我留意物色几名有学历，有作品有编辑能力的中青年来编辑部工作……老修……宣布李佳俊同志编评论，丽华同志编诗歌。这样编辑部的力量大大加强了，老修再次把培养、提高现有作者群的理论、写作水平的工作摆到了编辑部工作的首要位置，亲自带领我们举办各种类型的创作学习班，或理论研究班……因此，我们的《西藏文艺》的质量提高很快，刊物的地方特色逐渐增强，故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范向东回忆称，“难忘的是我们的老主编修义忠。老修是山东人，抗日根据地渤海老区出来的，论学历并不高，他是自学成才的，只上过根据地的最高学府——渤海中学。很早就参与了《渤海日报》的工作。他是由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采编部主任任上奉调进藏，任过多年西藏人民广播电台采编部主任，后又调任我们《西藏文学》的主编……老修最大的特点，就是他那一身融合了‘老八路’和‘老西藏’作风的正气……其实老修从文几十年，文字修养并不低。”修义忠先生曾经也包含深情地回顾了《西藏文艺》期间的工作感受：

        说起来只怕是当今的小青年很难相信，在那十年动乱的岁月里，昔日那些叫得响的作品，大都被扣上了“毒草”的帽子而遭到批判、打入冷宫；大凡在文学艺术界小有名气者，十有八九背着一个“臭老九”的黑锅，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西藏文艺》面世以后，理所当然地首先对他们寄予了应有的关注，满腔热情地重发他们有代表性的旧作，组织和发表他们的新的作品，使之重见天日，扬眉吐气……我曾不止一次登门拜访土家族诗人汪承栋……当党的政策终于在他身上显了灵验，他一扫闷在心中的浊气，又一篇长篇巨制《雪山风暴》，便在《西藏文艺》上面世了……诚然，创刊号封面的《西藏文艺》题字，原本是罗志龙同志请上海一位著名书法家书写的，实属来之不易矣。可是，主要因为我的鉴赏能力过低和其他考虑，在征得编辑部同仁的赞同后，便贸然给郭老寄去一信，求他老人家为《西藏文艺》重新题字……郭老的题字飞跃千山万水，实实在在地给我们寄来了。

        从上述亲历者的回忆，我们大致能够勾勒修义忠主编的简单经历。修义忠，山东人，渤海中学毕业，早年参与报刊、广播电台的采编工作，后奉调进藏在广电单位采编部门工作，为人谦逊正直，有强烈的责任感，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和文学修养，熟悉文学采编流程。刊物草创时期，修义忠临危受命，主持刊物工作，初期，主要是壮大发展编辑队伍，并带领一班年轻的编辑们着力发现、培养作者队伍，提高作者们的文学修养，不断地推出文学新人、文学新作；另外，修义忠还大胆地刊发西藏老作家的作品，唤起老作家们的创作激情，使得停笔多年的老作家重新回到文坛，极大地壮大了西藏文学的创作队伍；再有，文坛宿老郭沫若为《西藏文艺》题写刊名，这对于新生的《西藏文艺》而言，意义重大，意味着文坛的认可，意味着《西藏文艺》承载着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热烈希望，而这是修义忠先生一力促成的，可见其丰富的社会阅历、过人的政治觉悟。

        在修义忠的带领下，仅仅三年时间，《西藏文艺》（汉文版）由季刊扩展为双月刊，并逐步形成《西藏文艺》（汉文版）的西藏地域文化风格，开启了《西藏文艺》高原文化身份认同与建构的文化征程。

        尽管修义忠在《西藏文艺》工作时间有限，但他极为关注编辑队伍的建设，后来在西藏久负盛名者如马丽华、李佳俊、范向东等人，先后被修义忠看中并成为《西藏文艺》的编辑；关心文学创作者的写作水平的提高，先后通过不同形式举办作家培训班、作品审稿会之类的活动，扶携了一大批西藏本土作家。而且，修义忠的关注编辑、关注作家队伍建设作为一种工作惯例为后来人所认可、接受，并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因此，《西藏文艺》（汉文版）创刊之初就有一支深谙报刊编辑之道、熟悉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编辑队伍，这就为《西藏文艺》（汉文版）的深入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或者说形成了一种作家化的编辑队伍的传统。

        2、周艳炀主持《西藏文艺》（汉文版）编辑工作期间，继续延续修义忠主编的工作风格，并将之发扬光大，主要表现在强化刊物的西藏特色，注重挖掘具有地域文化气息的优秀作品，进一步扩大了《西藏文学》的办刊规模，进一步充实了编辑队伍，为西藏文学的深入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首先，周艳炀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代作家，久负盛名，他深谙文学创作基本规律，并且在长期的革命工作生涯中生成了非常敏锐的政治和文学嗅觉。熟悉西藏，关注西藏，使得他的文学创作基本紧贴西藏革命历史发展的实际需要，并善于发掘西藏的时代文学题材，采用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创作了众多的作品。在藏工作三十余年间，他先后发表诗歌近500首、歌词100多首，创作川剧《雪山泪》和《高原春雷》，出版诗集《尼玛夏》，童话长诗《小鹿格桑》、《森林里的审判会》《桑珠湖之歌》，散文集《森林趣话》，创作拍摄西藏第一部电视剧《还愿》，收集翻译出版《昌都情歌》共280首民歌。周艳炀的作品基本上属于西藏书写，表达他对西藏的感知、体验及眷恋。

        其次，周艳炀又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出色的编辑家、出版家。他是《西藏文艺》最早的三位编辑之一，经历了《西藏文艺》的试刊、创刊、改刊等早期的多个阶段，并在组稿过程中努力推动老作家们创作激情，激励年轻作家们敢于创作，鼓励如金志国、廖东凡、扎西达娃、色波、吴雨初、杨从彪、杨建中、西绕拉姆、魏志远、李永才、赵乐斌、周长海、詹仕华、许明扬、郭中朝、何映森等人不间断的创作，为确保《西藏文艺》（汉文版）充足而又稳定的稿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周艳炀带领编辑部同仁不断地革新刊物的栏目设置，一方面通过栏目来吸引、规范作者们的文学创作，同时，又以文学栏目的形式规约西藏文学的文体建设，为西藏作家群体的独特的文体意识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在1982年到1984年的《西藏文艺》（汉文版）的栏目设置方面，基本是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美术五个板块。1982年第2期的《新春寄语》中，将本年度的规划告知读者：

        从今年第二期起，从形式到内容，力争有一个较大的改观——

        小说。要广开题材领域 ，重点反映“今天”。重点反映农牧区。力求“短、精、深”，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新颖感。

        增加报告文学的发稿量。

        诗歌。提倡创新，支持探索。拟以反映我区题材为主，欢迎区外作者其他题材的佳作，欢迎惠寄小叙事诗。

        散文。要有大的突破。将开辟“西藏风情”、“古刹巡礼”、“西藏文物”、“八角街头”、“青春的旋律”等栏目，以及杂文、随笔、格言、谚语等。力求用散文这一文艺轻骑，迅速地反映今日西藏进步的步伐和崭新的面貌。

        评论。增加的栏目有《高原作家介绍》《高原文坛》《民间文学欣赏》《古典文学评介》 《新作短评》《争鸣园地》《作者、读者、编者》等。

        装帧，增加彩色插页画；封面、插图、版面设计要有相应的较大幅度的改进。既富有藏族地区特色，又鲜明、美观，雅俗共赏。

        《西藏文艺》立足“今天”、立足高原的自我文化定位至此基本实现。小说方面侧重短篇小说，既是刊物本身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促进西藏地区短篇小说发展的举措，只有先写出优秀的有深度的短篇小说，才有可能驾驭长篇巨制；报告文学作为时代的轻骑兵，既有文学性，又具有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历史场面的全景性、思考问题的深入性，适合表达社会重大命题，而这正是《西藏文艺》当时的短板之一，周艳炀主编期间对此大力提倡，有意为之，在某种程度上，直接促进了西藏报告文学的发展；诗歌方面，他强调西藏气派，并热切呼唤现代叙事诗的创作；散文方面，改革力度最大，涵盖内容最为丰富；评论则考虑到高原性、民族性、民俗性、传统性、新颖性、交流性等多方面的融合，事实证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述的互动良好，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良性发展；注重装帧，这在《西藏文艺》（汉文版）历史上是第一次，且成为日后《西藏文学》非常具有西藏特色的文化表达传统。因此，1982年的《西藏文艺》（汉文版）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表达着高原的蓬勃的张扬的甚至是激进的文学、文化气息。与此同时，《西藏文艺》（汉文版）汉编部还不断地培养文学新人，1982年10月，“协助和配合尼洋河畔驻军某部”组织了“部队业余文学创作读书班”，培养了众多的军旅作家，推动了新时期西藏军旅书写的发展。

        1983年第一期即推出“雪野诗”栏目，彰显具有高原气息的诗歌气质，激励众多的作者们瞩目脚下的那片土地，仰望头顶的那方星空，书写属于时代的激情与沉思，高扬来自历史深处的心灵感应。同时，周艳炀等人认为年轻的诗人在高原的诗坛上驰骋往复，标举起雪野的大旗，表明“他们企图创建一个具有西藏特色的诗歌流派”，以此为契机，《西藏文艺》（汉文版）迅速推出专栏，刊发了一些老诗人和评论家的关注，在1983年第5期设置了“<雪野诗>论”小单元，集中刊发了五篇评论,从多个方面谈论雪野诗甚至雪野作为西藏表达的标签的意愿。“雪野诗”应该与周艳炀有莫大的关系，诗人的气质、编辑者的视野、老西藏的情怀促使他完成了这一西藏当代文学史上的壮举。

        1984年，《西藏文艺》（汉文版）改名《西藏文学》，并且由双月刊改为月刊，而且目录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原来的横排目录变为竖排目录，由从左到右的顺序，变为从右向左。此次变更很突然，未见有任何的说明或预告启事之类的文字。这在《西藏文学》刊物史上似乎也属于首次。月刊刊载的文章数量迅速增长，青年作家的作品大批量地刊载，有力地推动了西藏文学的发展，甚至是西部五省民族文学的发展：

        《西藏文艺》（汉文版）当时是中国整个藏区唯一的省级汉文文学期刊，在藏区新生的文学期刊群中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我们也注意发掘和培养川青甘滇的作者，特别是藏族作者。我们还请各省区藏族自治州的期刊给我们推荐佳作。那时全国的藏族汉语作者还都刚刚起步，外省区某位作者的作品，被西藏的省级刊物作为“区外佳作”首登或转载，在当地文化界，往往就引起轰动。对该作者今后的成长，能起到良好地推动作用。他们本地的州县级刊物，也往往以此视为自己的成就，所以也积极与我们配合。

        1984年8期的《西藏文学》刊发了马原的《拉萨河女神》，9期刊发色波的《竹笛·啜泣和梦》，可以说是拉开了西藏文学辉煌的序幕，直接催生出西藏魔幻现实主义的书写潮流。这一切成绩的取得与周艳炀等人的文学观念和不遗余力的有力推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3、叶玉林亦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著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多种文体的作品，还出版有美学论文集，并长期从事文化管理工作，理论政策水平高。他主编《西藏文学》期间，是《西藏文学》乃至西藏文学最为耀眼的时期。

        一方面，经过前期的积累，进藏的大学生们逐渐对西藏有所了解，渴望表达西藏的愿望非常强烈，本土的作家经过锻炼，已经在主动地表达着他们的理解和感受，再加上当时各种社会思潮、文化思潮、文学理论等的大量引介，为作家们的写作打开了一扇窗户，促使西藏文学进入到一个井喷时期；另一方面，据亲历者回忆，叶玉林的人格魅力突出，“由于他为人低调，待人宽厚，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在他周围聚集了许多藏汉族文学英才。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十分喜爱和关心青年作家，使《西藏文学》成为世界屋脊上一片生机勃勃、百花盛开的文学沃土，诞生和成长了一批在西藏、在全国乃至在国际上也具有知名度的杰出的藏汉族作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而且叶玉林思想开放，“他以开放的思想和胸襟，不动声色地打破了以往有形无形的禁锢，放手让我们这些编辑们组稿，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才智创造力——在区内，走向西藏各地。发现新苗，抓紧培养；西藏之外，主动联络，务求好稿。就这样，《西藏文学》很快就凝聚起西藏和其他藏区一支可观的文学队伍，并且在国内文坛崭露头角……我们的刊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园地，许多作家诗人从这里起步，走向全国和世界……假如没有叶老师，是否还会出现如此繁荣的局面，是大有疑问的”。

        1985年《西藏文学》恢复了原有的目录编辑方式。这一时期，最浓墨重彩的莫过于魔幻现实的文学写作，1985年第1期，《西藏文学》刊载了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同期，陆高的评论文章《魔幻的，还是现实的？》评述扎西达娃的“这一篇带魔幻味道的小说”；同期，还刊载了关于马原的《拉萨河女神》的两篇评论文章及马原的《我的想法》；及至1985年第6期，《西藏文学》推出了《魔幻小说专辑》，共五篇作品，并配发《换个角度看看 换个写法试试——本期魔幻小说编后》文章：

        西藏因其神奇、神秘而令人神往。高原上阳光强烈，大气透明度好，似是一览无余，然而你若想窥见深层的东西却难；藏族人坦率淳朴，然一经交往你便会发现他们与汉族人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都不尽相同，更不待说风情习俗等等了。写西藏的文学作品，如何能表达其形态神韵呢？生活在西藏的藏汉族青年作家苦恼了若干年，摸索了若干年，终于有人从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中悟出了一点点什么……所谓“魔幻”，看来是光怪陆离不可思议，实则非魔非幻合情合理。凡来西藏的外乡人，只要他还敏锐，不免时常感受到那种莫可名状的神秘感、新鲜感、怪异感；浓烈的宗教、神话氛围中，仿佛连自己也神乎其神了……魔幻只是西藏的魔幻。有时代感，更有滞重的永恒感……目前仅是试笔，欢迎各方读者及评论家众说纷纭。

        虽然不能说叶玉林在其中起了绝对的作用，引导作者们采用魔幻的手法表现西藏的现实，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主编，他的认识已走在了作者们的前列，他以及当时的编辑们共同助力西藏年轻作家们的魔幻表达，先锋的文学表达姿态引起文坛的关注、模仿，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建设，功不可没。同时，从1985年1期开始，《西藏文学》开始连载萧蒂岩的《野人“人性录”——野人考察随笔》，共八篇，这一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应和了西藏魔幻现实的书写情调，张扬了西藏地域文化的神秘、神奇，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西藏、渴望从内部认知西藏。还在1985年，《西藏文学》11期推出《诗歌专号》，极尽全貌地展现西藏诗歌写作的情态，可视为是对“雪野诗”书写的继承，直到1988年1——8期推出《太阳城诗会》栏目专稿，“全面地展示藏区诗人的最新成果最佳水平”，尤以8期的《太阳城诗会》专号达到顶点，“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青藏高原诗歌创作队伍的新老作者荟萃、阵容及风采”。同一时期，《西藏文学》开始有意识地推出作品专辑，包括《进藏大学生专号》（1986年1期）、《在藏大学生专号》（1986年2期）、《旅游文学专号》（1986年5期）、《藏族小说专号》（1986年6期）、《藏族古典文学专号》（1986年8期）、《诗歌散文特辑》（1986年9期）、《女作者专号》（1987年3期）、《西藏青年作家小说专号》（1987年9期）、《青年作者专号》（1988年5期）、《青年作者专号·杜培华作品小辑》（1988年6期）、《子文作品小辑》（1988年7期）、《吉胡什妮作品小辑》（1988年10、11合刊）、《新春小说特辑》（1990年1期）等，这些专辑从不同的角度尽可能地展现西藏文学的面貌，展现西藏文学青年作家队伍的创作实绩，对青年作者的文学写作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极大地繁荣了西藏文学甚至是藏区文学或曰是西部文学的发展。没有宽阔的视野、博大的文学情怀，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这是叶玉林主编期间最为恢弘的贡献之一。

        另外，叶玉林主编期间，《西藏文学》极为关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如1989年推出的大型报告文学《拉萨大骚乱记实》全面地描述了1987年10月拉萨骚乱的经过，以及党和政府的处置举措，澄清事实的真相，回击了敌对势力的污蔑，向世界展现了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的“处突”实力和利民举措。

        4、李佳俊是西藏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评论家之一，他的评论及时、快捷地与作品互动，显出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宽广的理论视野，影响了一批写作者的文学创作。

        李佳俊主编《西藏文学》期间，恰逢一些有成就的藏汉族作家因多种原因离开西藏，西藏文学开始走向低落的时期。为此，《西藏文学》有意识地挖掘、培养新一代的写作者，其中既包括还未曾离藏的在八十年代较为活跃的作家，也包括新起的藏族年轻作者，以延续西藏文学的辉煌，这一举措为西藏文学的后续发展培育了生力军。其中较为突出的，一是刊发了大量的小说作品，强调小说书写的多元性和创新性；二是推出蓝天诗潮栏目，刊发有关西藏生活、西藏情缘的诗歌作品。对此，吉米平阶认为尽管“那是一个文学逐渐走失的年代，但《西藏文学》给我们展示的，仍然是一种坚守，一种执着”。

        5、金志国可谓是临危受命。最晚在1993年年底，金志国接任《西藏文学》主编职位，至2001年调离岗位，历时7年之久。

        金志国是新时期西藏培养的第一批作家，主要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其写作“无论是对着雪域高原的文明、道德、宗教，抑或是人本身的探索，都渗透出一种对净土的寻找”。《西藏文学》1985年6期的魔幻小说特辑专栏刊发了金志国的小说《水绿色衣袖》，他在一个时期是作为西藏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而活跃在文坛上的。实际上，金志国的魔幻注重的是对西藏文化的主观理解，表达的是身处两种文化境遇中的作家的体验、思索，他没有刻意彰显一种文化陌生感，而是一种体验式的写作，呈现出“心与境谐”式的平和，因而他的作品清丽雅致，诗味颇为浓重。

        为了扭转《西藏文学》面临的困境，金志国甫任主编，《西藏文学》编辑部即决定“自一九九四年起，本刊将扩大作者面，热忱欢迎全国各地作者踊跃投稿。本刊设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文学评论等”，说明稿源此时已成为制约刊物发展的瓶颈问题，也表达出金志国期望通过优秀作品重振刊物的辉煌的良好意愿。经过编辑部的努力，《西藏文学》在艰难的处境中继续摸索着前进，“在大型纯文学刊物步履维艰的今天，《西藏文学》能保持如此的局面，委实不容易”。尤其是1995年度，《西藏文学》编辑部有众多影响深远的举措，表现有三：其一，在1994年底评选了九四年度获奖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但评论和报告文学空缺，值得注意的是设置了新人新作奖，获得该奖项的是刘益友和加央西热，而后者在本世纪初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并以颁奖词的形式褒扬了获奖作品的文学和文化价值，这一举措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作家们的创作激情。其二，在1995年2期推出《诗歌专号》，刊发了法国的龙沙和美国的阿什博瑞两位诗人的汉译诗，主体是全国各地包括部分海外诗人的作品，最后还刊载了陈嘉映先生《海德格尔论诗》一文，力图打造、经营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诗歌刊发阵地，其志不可谓不壮。其三，《西藏文学》在1995年3月24日举办文学评论座谈会，“就如何繁荣西藏的文学评论创作”展开讨论，认为“《西藏文学》在推出有实力的作品同时，尤其应注意抓好评论工作……最好采取作品研讨会的形式，既提高了作者的水平，也提高了文学评论的档次”，“在谈到西藏文学评论不景气时，与会的评论家，作家和编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市场经济的影响；二是时下评论文章的书卷气太重，难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三是评论队伍不稳定，人才流失严重”。

        在此基础上，1996年1期的《致读者》中，《西藏文学》编辑部表达出“辞旧迎新之际的复杂感情，正如冬日里的雪域高原，寒冷但却有世界上最炽热的阳光”，并承诺“在新的一年里，《西藏文学》这扇窗口将向更广大的读者敞开。开拓视野，丰富内容，立足于西藏，却不囿于地方性。我们增设了‘作家忆旧’‘想念西藏’‘跨世纪诗库’‘永恒的星座’等栏目。将要增设‘小说精品’、‘作家书简’‘西藏冒险’等栏目”，《西藏文学》希冀能够以全新的面貌展现纯文学期刊的活力与魅力。诚然，这一年的《西藏文学》不断地锐意创新，不断地推陈出新，基本实现了既定目标。直到2000年前，《西藏文学》基本是一直秉承如是的栏目设置方式，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一扫1990年代初期的文学沉寂局面，绽放出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生机和活力。

        然而，2000年《西藏文学》又迎来一次悄无声息的变革。但这一次的变革是以失败告终。究其本意，是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势，以期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更上一层楼，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赢，但由于步子走得太大，甚至是远离、背弃了文学的路向，导致积累了多年的文学品牌轰然坍塌。这其中既有外在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办刊思路出了偏差，如倡导“新奇趣雅”的编辑方针，追求的是雅俗共赏，“在立足西藏本土文化的同时……关注‘外面’精彩的世界”，而将刊物定位于“中国神秘文化第一刊”，丢弃了纯文学的办刊立场，最终导致失败。尽管《西藏文学》及时地调整办刊方向，回复原有路向，强调西藏文化的本土性，却在一个时期表现出消沉的气息。

        金志国主编期间，是《西藏文学》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但是他虔诚的文学坚守、确定不移的变革为《西藏文学》新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众多的年轻作家，尤其是藏族年轻作家，促进了西藏文学的大踏步的发展。

        6 、闫振中接手《西藏文学》主编（2001年第3期—2004年第4期），恰逢2000年改刊事件的余绪阶段。如何振奋西藏文学的写作态势，如何让新老读者关注纯文学刊物，就成了闫振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2001年4期，《西藏文学》出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1951—2001》（特刊），刊发了几位离任或现任的西藏自治区首长的作品，且刊发了一大批“老西藏”的回顾性的文章，还刊发一些歌颂西藏当代英模的文章，这一期内容非常丰富，为热爱西藏、关心西藏的众多人士提供了表情达意、抒怀写志的文艺舞台，表达出《西藏文学》依然矢志不渝地秉承着“老西藏”精神，依然坚守文学的西藏特色、文化的高原气息。这是《西藏文学》廓清2000年改刊事件余绪的最佳明证，也为《西藏文学》再次腾飞提供了最佳契机。

        2001年6期，《西藏文学》刊载小说6篇，散文10篇，报告文学1篇，诗歌18首，评论2篇，这样的规模、体量是很罕见的。这就为《西藏文学》的再次崛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02年，《西藏文学》再次改刊为大16 开本，栏目设置多冠之以“雪域”“高原”字样，譬如“放情雪域”“雪野诗歌”“高原纪实”“雪域诗坛”“西藏故事”“西藏散文境界”等类，强化西藏的本土特色、高原特色，通过文学的方式塑造西藏形象。这一时期，《西藏文学》推出了众多的文学佳作，并且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文学创作者。

        7、克珠群佩（2004年第5期—2013年第2期）于2004年4期成为《西藏文学》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并被委任为执行主编。这一期《西藏文学》编辑部公布《征稿启示》，宣布“《西藏文学》从本期开始由原大16开本改版为16开，并增加适量图片，《西藏文学》办刊方向仍定位以反映藏区文学题材为主，坚持纯文学导向”。这表现出，新一届编委会将目光从西藏扩大为藏区，题材范围扩大了，稿源就扩大了，作者群体也就更为多样更为庞杂了。并且，《西藏文学》编辑部人员结构发生了变化，主编克珠群佩，副主编郭阿利，编辑部主任邵星，编辑白玛娜珍，助理编辑刘梅，封面、板式设计张鹰。克珠群佩是藏学专家，也出版过藏文作品集，还主持过高校的学报编辑工作；郭阿利是“藏二代”，熟悉西藏，擅长小说、报告文学写作及摄影；邵星熟悉编辑工作；白玛娜珍是作家，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皆有佳作，鉴赏能力非凡；张鹰进藏工作近三十年，是著名的摄影家。这样一支年轻、精干，富有激情和创造力的编辑队伍，他们迅速展开工作，在短期内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果：选载新近出现的长篇小说，设置女性作者散文专辑，设置翻译作品栏目，推出作家作品专辑，设置校园阅读等。克珠群佩主编在2007年的总结可以窥其一斑：

        随着西藏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西藏文学》也必将迎来她再次的辉煌，将进一步得到社会和大众的关注。《西藏文学》培养了一大批著名作家诗人，《西藏文学》又依托这些作家诗人赢得举世瞩目。作家的成长需要园地，刊物的发展离不开作家。目前，《西藏文学》有一支深爱文学事业，热爱本职工作，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编辑经验的编辑队伍，并已拥有一批热心的读者和作者。两件事情特别令我欣慰：第一，近年来，西藏本土爱好文学的青年越来越多，我们今年连续组织了两次“新人新作”栏目，展示文学新人的新作；第二，众所周知，西藏文学评论相对西藏文学创作一直较为薄弱，女性评论者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可是最近我们比较集中地收到了十多篇出自女性之手的文学评论。

        到了2008年第4期，《西藏文学》编辑部有一次发布《重要启示》，与以往的约稿启事不同：

        近段时间，《西藏文学》收到很多区内外作者通过邮寄和电子信箱发来的文学稿件，我们很高兴。各位作者对《西藏文学》的关注和厚爱，我们表示诚挚地感谢！同时，由于许多作品不符合我们的办刊宗旨，导致无法选用刊登，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西藏文学》创刊以来，一直承袭着“立足西藏、面向其他藏区，反映西藏及其他藏族地区的社会生活”的宗旨。这个宗旨，限制了我们的选材范围，希望广大读作者投稿时考虑作品的内容和题材，以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

        出现上述情况，意味着《西藏文学》的稿源充分，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写作者将目光投向《西藏文学》；同时，《西藏文学》也再次向作者们、读者们申明办刊宗旨。至于《西藏文学》稿源井喷的原因，估计和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有关系，更多的人能亲自上高原体验西藏风情，情动于中而成文；另一方面，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迫着人们的了解和思索，更促进了《西藏文学》的深层次、宽领域的发展。

        关于“面向藏区”的承诺，《西藏文学》接连推出四期民族地区文学专辑，分别是2010年第3期之《青海作品专辑》和第5期之《四川专辑》，2011年第2期之《甘肃作品专辑》，2012年第3期之《云南专辑》。这些专辑的推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奠定了《西藏文学》藏区文学领军的地位，也促进了各地作者之间的交流，丰富了作者们的视野，扩大了当代藏族文学的文学影响力，引起了学界尤其是评论界的极大关注。

        纵观《西藏文学》（1977-2012）的发展史，历任主编及众多编辑表达西藏声音、传播西藏文化、塑造西藏形象，甚至是藏族文学、藏地文化的努力值得钦佩，他们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式的编辑工作推动了西藏地方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引领了西藏文学地方性想象的营构方向，强烈表达出高原文化的自我文学认同，丰富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地图的建构，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