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藏区临潭县位于甘、青、川三省交界的西北民族走廊之陇西走廊上,自古就是汉、藏、回、土、蒙等民族共同繁衍生息之地。自西汉开始,内地汉族不断西迁至这一带,对开发和建设洮州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自明清以来,随着中央政权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渗透和管理日渐加强,在洮岷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互动交流也更加密切和频繁。明清以来大量汉人迁移到这一地区,既带去了汉文化,同时他们也因通婚和经贸往来等吸收少数民族文化而不断变化。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发生着频繁的接触,二者既有相互的融入与涵化,也有冲突和对抗,血缘混同与文化融合相互交织,形成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密切互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1937年在《西北考察日记》中写道:“此间汉、回人士,问其由来,不出南京、徐州、凤阳三地,盖明初戡乱来此。遂占地为土著……”。数百年来,江淮文化与甘南草原农牧文化交汇形成了独特的临潭人文生态。
    牧风就是在两种文化的共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地方诗人。他原名赵凌宏,1989年毕业于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该校是一所诗歌文化非常浓郁的院校,走出了一批至今在甘肃乃至西部都有较大影响的诗人。在大学期间,牧风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先后在《诗刊》、《青年文学》、《星星诗刊》、《散文诗》、《散文诗世界》和《飞天》等刊物上发表诗作,出版有诗集《记忆深处的甘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他的创作以散文诗为主体,自然物象、中外诗人、名山大川以及民间生活都是其心理寄托的艺术载体,表现了诗人内心细腻复杂的情感。


    一、书生气派:像雨像雾又像风
    江淮遗风在临潭县随处可见。牧风的诗歌流露出类似江南书生一样的书写气质,这可能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他的诗有一种传统诗歌精神,按创作题材可分为凭吊、怀古、山水、羁旅思乡、咏史、咏物和咏怀等几类。凭吊诗和咏史诗比如:《唤醒屈原》《夜读李白》《凭吊》《深埋在记忆里的挽歌》等;咏怀诗有《夜听名曲》《秋天想起村庄》《耕耘者》等;咏物与羁旅诗有《以一种灵性贴近黄河》《河西走笔》《青海印象》《敦煌》《麦积烟雨》等。牧风是生活在现代草原上的现代人,可他的内心世界却如同一个多愁善感、忧国忧民的江南书生。他好似“洮州烟雨弥漫中走来的女子,风姿绰约,似一首首江南美妙的词令”(《烟雨中走动的洮州女子》)。
    作为一位颇具古人气质的诗人,他希望以“诗”会友,所以在《唤醒屈原》、《夜读李白》、《守望飞鸟》等诗中开展了与中外诗歌大家的对话。在诗人眼里,功名利禄如同过眼烟云,只有“诗歌”是永恒的,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会被历史铭记的,伟大诗人因他们的诗歌而永垂不朽。他在《唤醒屈原》中写到:“不见仗剑前行的三闾大夫,唯有楚辞体的脚印深陷汨罗江的波涛,千年回响”。万般皆下品,唯有“诗歌”高。牧风认为大唐的辉煌一半以上的原因是李白的存在,“如月洒脱的李白,漂泊的身影掩去了半个唐朝”(《夜读李白》),甚至人类的幸福都与“诗歌”息息相关,“你掘之心域的永不歇息的浪花和急流,它们正掀起印度福祉的心音”(《守望飞鸟—致泰戈尔》)。牧风怀念故去的诗人,由衷地赞美“诗歌”本身,表现出“诗歌创作”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的生存意义。因他爱诗,所以也爱诗人。他这样说伟大的诗歌和诗人给他的享受:“守望飞鸟,就如守望你的灵魂。大师啊,你光辉的语言令我通体发亮。入你精神的殿堂,我将赏心悦目,博大而精深”(《守望飞鸟—致泰戈尔》)。牧风把“诗歌”还看作他认识历史的钥匙,“挑起诗歌的灯笼,在一片荒芜上寻觅那段故事悲壮的光芒”(《古琴》),希望用诗歌来救助迷茫的心灵。牧风的多愁善感更多是为“诗人”而煽情,为“诗歌”而撼动。1989年,海子卧轨自杀。1998年,昌耀从医院楼上跳下。两位诗人离开了世间,但他们的生命却在诗歌中获得了永生。文人相惜,牧风这样解读昌耀之死:“昌耀,青海高原光芒四射的一颗星子,……。一个缪斯的精灵,一辆满载忧愤和苦难的战车滑出快车道,一部现代诗史的呐喊戛然而止”(《西宁的早晨》)。海子死后,很多人因海子而红。海子一直被误读,被争议,所以牧风说,已逝去的海子仍在“北国的铁轨上惨笑”(《九月,想起海子》)。(《九月,想起海子》)。
    吟风弄月、寄情山水是牧风书生气派的又一表现。听曲、踏雪、观画、羁旅无一不是一个江南书生的喜好。听曲,会联想到“江河之美,恰似婉转悠扬的韵律,在人忧伤孤寂之时,欣然跃上心扉的某个皱褶……”(《夜听名曲》)。踏雪而归,会为一次成功的潇洒而流泪满面,踏雪被认为是尘世一种美好惬意的追求(《踏雪》)。“诗人”会独坐在山崖上,仰望苍穹,独语思索,他会听到泉的长鸣、鸟的歌唱,会感受到黄昏的苍茫和原野的孤寂。“雪”在诗人笔下,并无高原的苍茫,有的只是赐予“风铃在飞雪中清脆而嘹亮,恰似强者勇往直前的号角,倏忽间让人心境宽阔,神清气爽”(《最后的雪意》)。牧风和古代那些读书人一样喜欢借景抒怀。在故乡牛头城下,诗人想到的是佛乐使一切历史安详,人与兽合为一体(《伫立在牛头城遗址》)。面对空旷的玛曲草原,诗人陷入深思:“一群来自南方的灵鸟伫立在河曲北岸,远远地眺望高原的草泽,如同流浪的我,不知何方安身”(《守望玛曲》)。
    羁旅咏物,忧国忧民是古人诗歌中的常见题材。牧风的诗歌相当一部分属于此类。临潭县古战乡是诗人的故乡,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刻印了明清江淮移民在甘南草原后的倥偬岁月。移民的后裔听着祖先的传说。移民的后裔们居住在农牧相融的高原之上,聆听着农耕的民谣,吮着草原的奶水,在两种文化的哺育下生活。牧风说:“故土养育了我,本人生于斯,长于斯,对故乡怀有更为深厚的感情。”他的《洮州大写意》是一篇歌咏家乡的宏大乐章。洮州被描画成了一幅具有浓郁江南气息的水墨画:“青烟茅檐,小桥流水”(《烟雨洮州》),而洮州的牛头城、莲花山和冶木河以其秀美的风光、厚重的历史、神奇的传说,每每令诗人驻足太息那荣光的沉落与沉吟的风雨。甘南是一块农业和牧业并举的土地,草原就成了诗人放牧心灵的牧场。和很多甘南诗人一样,牧风也有大量诗歌书写草原,但他并没有单纯地去赞美草原,而是去歌咏顽强生活在草原上的人类,因他看来,草原的不朽源于千万年厮守雪域的藏人,他在《甘南草原》中写到:“三千米海拔以上,我只谈论生存的不朽”。草原因藏文化的点染而充满神性,这是一个到处都有神灵驻守的家园,每座山都有一个神奇的传说,每条河都有一个温暖的名字,藏人在这里劈柴、喂马,关心着粮食和蔬菜。牧风说:“可爱的甘南,在青藏的腹地,迎着雪域的钟声和阳光下的经幡把生命的琴弦拨响。”忧患意识是每位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情怀。牧风还表现出甘南诗人的民间本色,西部的苍茫和旷远以及失学孩子的痛苦和眼泪等底层形象也被纳入他的书写视野,他说:“每当我远眺你们疲惫的背影,一种职业的责任向小虫一样 咬着我滴血的心”(《失学的孩子》)。他会不假思索地为耕耘者送上“八方飘来的鼓掌”(《耕耘者》)。


    二、 草原乐章:音乐的精灵挑亮世人的眼睛和拨动生命的琴弦
    在草原,你除了会看到蓝天、牛羊、青草之外,你听到更多的是音乐。牧风的诗歌简直就是一部交响乐。以题材可以划分为:牧歌、情歌、佛乐、生命之歌、苍凉之歌、江南词令以及仙女之歌等。以发声的乐器又可以分为:马蹄的声响、黄河的绝唱、百灵的绝唱、古琴的歌吟、钟声的轰鸣、佛号的传呼、横笛的长啸、群鸟的合唱、清泉的歌唱、风铃的嘹亮、牛铃之声、耕者之歌、乃至汽笛的嘶鸣、亲人的询问、牦牛的苦吟和虫鸣鸟语等。总之,牧风在他的每首诗歌中都有音乐的律动。牧风用诗歌创编这样一部草原乐章,其用意是以音乐的精灵挑亮世人的眼睛和拨动生命的琴弦。他用“音乐’的方式表现自己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强调对外界的感受与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融合”。例如他的《夜听名曲》:“岷江之畔,阵阵松涛,……。江河之美,恰似婉转悠扬的韵律,……,如蛟龙腾空,群马狂啸,人声鼎沸,生死拼杀,訇然天成”,既是对名曲的感受,更渗透着一位书生气质的诗人内心的那种抱负与不平静。再试读牧风的《黄昏独语》:“让黄昏苍茫孤寂的原野更加宁静,让涓涓细语和那些蠕动的生命唤醒山泉的长鸣,鸟群的歌唱,挖掘山村沉寂的诗情,愿这一切都成为黄昏最美的意境”,既是一位书生与大自然的对话,也流露出诗人多愁善感的情思和对生命的尊重。牧风的诗歌除了使用听觉感受外界外,还辅助以“色彩”。他在《水中绽放的莲-观友人画<莲>》中这样描莲:“湖水幽蓝一片,鱼群裸露着青白的身子。……。终于能闻到莲嫩白的身躯释放出的淡淡幽香,以至于昏钝的思绪顷刻间清醒过来。出水的莲,更似一朵洁白的云”。通过视觉,不仅描述了友人画莲的绝妙,更是表现了自己对莲的独特情思。显然,诗人通过“视觉”“听觉”与思绪的统一,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力,而且很好地提升了诗歌的诗情与诗意。
    牧风诗歌的音乐之美往往附着在一些富含草原意蕴的独特“意象”之上。他对意象的选取广泛而多样,并没有明显的核心意象,但有些是牧风比较钟情的,比如“草原”和“乡村”。“玛曲草原”被形象为是“西部中国的一首绝唱”,“奏鸣了千年雪域马帮的喧啸”(《玛曲草原》)。古城洮州总有“古朴的民谣”响起(《古城飞雪》)。《遥望甘南》纯粹就是各种声音在草原举办的音乐会:马蹄飘落的声响、在水草的露尖上的歌唱、春风里鸣动的古琴、支撑起民乐的经典、牧羊女月光一样的歌喉、千年马帮喧啸的琴弦、生灵的击节同鸣、牧人的踏雪而歌以及草原最美的绝唱。在《守望玛曲》中,诗人写到:“这是青藏高原的神秘地带,龙头琴划破了千年沉睡的夜色,沙哑的朔风弥漫着整个草泽”。
    牧风的很多诗歌又是一幅幅画卷,音乐之美令诗歌成了会发声的写意画。他的一些以农村场景和生活体悟为题材的诗深得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妙道,同时又经过了现代情绪的巧妙处理。诗歌《背影》并不同于表现古人闲淡清远的境界,而是一幅对农夫赴死一样劳动若有所思的大写意。诗与画的结合,江南文化与藏文化的熏陶,使牧风的诗歌还体现出一种甘南诗歌所独具的“神性”,具体表现在禅境的参悟和灵魂的安置两方面。音乐又恰好成为参悟禅境时的配乐和灵魂躁动时的安魂曲。例如《鸟音》《古钟之二》均表达对生命和生存的一种参悟。“佛号的传呼 一种揣透不透的隐语/用巨大的翅羽温浸了覆盖着的肉体”(《鹰是一种图腾》),则通过佛乐对人的灵魂进行了安置。《玛曲草原》中生命的琴弦被拨动,运用“佛光” “古琴” “沉钟”对生命进行了祭祀和为流浪的灵鸟安身立命。
    音乐律动使牧风诗歌回旋着一种轻缓的愁思和温馨的祥和。轻缓的愁思源自书生的多愁善感、救世济怀。当佛乐、民乐、古琴响起,让诗人的内心又趋于一种温馨的祥和。总之,诗人在诗歌里内心分裂,在诗歌里灵魂又得到了安置。


    三、 文体选择: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
    牧风在接受甘南著名藏族诗人扎西才让的访谈时说散文诗 “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其实,牧风是说出了散文诗在传统古诗的题材优势和现代诗歌的情绪表达二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很好的桥梁。古典诗歌由于“形式的僵化和语言的板结现象问题,长时间的作茧自缚使它已经无法接纳和展望正在变化的生活现实与语言现实”,所以传统的诗美空间已经失效。而散文诗由于形式的灵活自由,恰恰既能反映古人的抒怀习惯,又能包容现代的历史经验。牧风说:“散文诗传承了古老文化的神韵,又融合了现代浓郁的意识,它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总的来说,牧风选择散文诗写作,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散文诗对审美对象的把握方式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它在艺术表现上常常是因心造境,縁情写景,而甘南秀美的风光、多元的文化为情思的客观对应物(意象)的选取提供了足够的丰富空间。多声部的音乐合奏、四季草原的苍茫、浩瀚林莽之博大、蓝天白云的诗意等等都可以为诗人表达丰富而复杂的现代情绪任意抽取。
    二是散文诗偏重于表现的艺术,它是一种内心倾向主观色彩极明显的文体,而这种色彩极其真诚。散文诗不同于现代浪漫自由体诗歌滥觞于感情,也有别于现代派诗的朦胧晦涩,它找得了二着之间的一种平衡。滥觞于感情显得不可一世,朦胧晦涩又让人感觉阴暗难懂。散文诗体的选择正好符合牧风一贯的低调风格,又不难让读者理解诗人的独特心绪。
    三是散文诗体的选取正好符合诗人对“草原乐章”的偏好。散文诗的结构是心灵的,情感的,具有没有外在节奏和韵脚的音乐美,一句话,韵在骨子里。身处一个多变的改革时代,诗人的内心应该说是复杂的,他要不断调整和适应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而他适应的手段就是谱写“草原乐章”。商品经济的冲击、西方观念的影响、诗歌价值的转变这一切乱象丛生的现实必然要引起一个坚守传统审美情趣和诗歌创作的诗人的警醒和反思。草原乐章内在的音乐之美引起人心灵的平静,引起松弛和宁静的感觉,引起情趣的一致以及充分的满足。
    牧风希冀在他的诗歌中营造一个美好的家园,这必然使他的诗歌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大自然的情趣、人生的喜怒哀乐和亲情的弥足珍贵是他的诗歌最钟情的内容,然而这些正是现代经验最缺乏的,所以,牧风的美好家园只能建立在观念之上。其实,无论是甘南本土诗人,还是草原外乡人,甘南总是处于被不断地想象当中,这里牧草芳菲、炊烟袅袅,为精神流浪者充当着某种诗意的栖居地。席勒说过:“感伤的天才在努力克服障碍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些危险:完全地否认人性,根据自己的权利和职责,不仅使自己超出每个明确和有限的现实达到绝对可能的事物的领域——或者是理想化,而且甚至超越可能的事物的界限——或者是飞翔在幻想世界之中。”不过,我们太需要这种幻想来治疗我们的伤口了,就让牧风的诗尽情地飞翔吧。
    一、书生气派:像雨像雾又像风
    江淮遗风在临潭县随处可见。牧风的诗歌流露出类似江南书生一样的书写气质,这可能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他的诗有一种传统诗歌精神,按创作题材可分为凭吊、怀古、山水、羁旅思乡、咏史、咏物和咏怀等几类。凭吊诗和咏史诗比如:《唤醒屈原》《夜读李白》《凭吊》《深埋在记忆里的挽歌》等;咏怀诗有《夜听名曲》《秋天想起村庄》《耕耘者》等;咏物与羁旅诗有《以一种灵性贴近黄河》《河西走笔》《青海印象》《敦煌》《麦积烟雨》等。牧风是生活在现代草原上的现代人,可他的内心世界却如同一个多愁善感、忧国忧民的江南书生。他好似“洮州烟雨弥漫中走来的女子,风姿绰约,似一首首江南美妙的词令”(《烟雨中走动的洮州女子》)。
    作为一位颇具古人气质的诗人,他希望以“诗”会友,所以在《唤醒屈原》、《夜读李白》、《守望飞鸟》等诗中开展了与中外诗歌大家的对话。在诗人眼里,功名利禄如同过眼烟云,只有“诗歌”是永恒的,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会被历史铭记的,伟大诗人因他们的诗歌而永垂不朽。他在《唤醒屈原》中写到:“不见仗剑前行的三闾大夫,唯有楚辞体的脚印深陷汨罗江的波涛,千年回响”。万般皆下品,唯有“诗歌”高。牧风认为大唐的辉煌一半以上的原因是李白的存在,“如月洒脱的李白,漂泊的身影掩去了半个唐朝”(《夜读李白》),甚至人类的幸福都与“诗歌”息息相关,“你掘之心域的永不歇息的浪花和急流,它们正掀起印度福祉的心音”(《守望飞鸟—致泰戈尔》)。牧风怀念故去的诗人,由衷地赞美“诗歌”本身,表现出“诗歌创作”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的生存意义。因他爱诗,所以也爱诗人。他这样说伟大的诗歌和诗人给他的享受:“守望飞鸟,就如守望你的灵魂。大师啊,你光辉的语言令我通体发亮。入你精神的殿堂,我将赏心悦目,博大而精深”(《守望飞鸟—致泰戈尔》)。牧风把“诗歌”还看作他认识历史的钥匙,“挑起诗歌的灯笼,在一片荒芜上寻觅那段故事悲壮的光芒”(《古琴》),希望用诗歌来救助迷茫的心灵。牧风的多愁善感更多是为“诗人”而煽情,为“诗歌”而撼动。1989年,海子卧轨自杀。1998年,昌耀从医院楼上跳下。两位诗人离开了世间,但他们的生命却在诗歌中获得了永生。文人相惜,牧风这样解读昌耀之死:“昌耀,青海高原光芒四射的一颗星子,……。一个缪斯的精灵,一辆满载忧愤和苦难的战车滑出快车道,一部现代诗史的呐喊戛然而止”(《西宁的早晨》)。海子死后,很多人因海子而红。海子一直被误读,被争议,所以牧风说,已逝去的海子仍在“北国的铁轨上惨笑”(《九月,想起海子》)。(《九月,想起海子》)。
    吟风弄月、寄情山水是牧风书生气派的又一表现。听曲、踏雪、观画、羁旅无一不是一个江南书生的喜好。听曲,会联想到“江河之美,恰似婉转悠扬的韵律,在人忧伤孤寂之时,欣然跃上心扉的某个皱褶……”(《夜听名曲》)。踏雪而归,会为一次成功的潇洒而流泪满面,踏雪被认为是尘世一种美好惬意的追求(《踏雪》)。“诗人”会独坐在山崖上,仰望苍穹,独语思索,他会听到泉的长鸣、鸟的歌唱,会感受到黄昏的苍茫和原野的孤寂。“雪”在诗人笔下,并无高原的苍茫,有的只是赐予“风铃在飞雪中清脆而嘹亮,恰似强者勇往直前的号角,倏忽间让人心境宽阔,神清气爽”(《最后的雪意》)。牧风和古代那些读书人一样喜欢借景抒怀。在故乡牛头城下,诗人想到的是佛乐使一切历史安详,人与兽合为一体(《伫立在牛头城遗址》)。面对空旷的玛曲草原,诗人陷入深思:“一群来自南方的灵鸟伫立在河曲北岸,远远地眺望高原的草泽,如同流浪的我,不知何方安身”(《守望玛曲》)。
    羁旅咏物,忧国忧民是古人诗歌中的常见题材。牧风的诗歌相当一部分属于此类。临潭县古战乡是诗人的故乡,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刻印了明清江淮移民在甘南草原后的倥偬岁月。移民的后裔听着祖先的传说。移民的后裔们居住在农牧相融的高原之上,聆听着农耕的民谣,吮着草原的奶水,在两种文化的哺育下生活。牧风说:“故土养育了我,本人生于斯,长于斯,对故乡怀有更为深厚的感情。”他的《洮州大写意》是一篇歌咏家乡的宏大乐章。洮州被描画成了一幅具有浓郁江南气息的水墨画:“青烟茅檐,小桥流水”(《烟雨洮州》),而洮州的牛头城、莲花山和冶木河以其秀美的风光、厚重的历史、神奇的传说,每每令诗人驻足太息那荣光的沉落与沉吟的风雨。甘南是一块农业和牧业并举的土地,草原就成了诗人放牧心灵的牧场。和很多甘南诗人一样,牧风也有大量诗歌书写草原,但他并没有单纯地去赞美草原,而是去歌咏顽强生活在草原上的人类,因他看来,草原的不朽源于千万年厮守雪域的藏人,他在《甘南草原》中写到:“三千米海拔以上,我只谈论生存的不朽”。草原因藏文化的点染而充满神性,这是一个到处都有神灵驻守的家园,每座山都有一个神奇的传说,每条河都有一个温暖的名字,藏人在这里劈柴、喂马,关心着粮食和蔬菜。牧风说:“可爱的甘南,在青藏的腹地,迎着雪域的钟声和阳光下的经幡把生命的琴弦拨响。”忧患意识是每位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情怀。牧风还表现出甘南诗人的民间本色,西部的苍茫和旷远以及失学孩子的痛苦和眼泪等底层形象也被纳入他的书写视野,他说:“每当我远眺你们疲惫的背影,一种职业的责任向小虫一样 咬着我滴血的心”(《失学的孩子》)。他会不假思索地为耕耘者送上“八方飘来的鼓掌”(《耕耘者》)。


    三、 文体选择: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
    牧风在接受甘南著名藏族诗人扎西才让的访谈时说散文诗 “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其实,牧风是说出了散文诗在传统古诗的题材优势和现代诗歌的情绪表达二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很好的桥梁。古典诗歌由于“形式的僵化和语言的板结现象问题,长时间的作茧自缚使它已经无法接纳和展望正在变化的生活现实与语言现实”,所以传统的诗美空间已经失效。而散文诗由于形式的灵活自由,恰恰既能反映古人的抒怀习惯,又能包容现代的历史经验。牧风说:“散文诗传承了古老文化的神韵,又融合了现代浓郁的意识,它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总的来说,牧风选择散文诗写作,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散文诗对审美对象的把握方式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它在艺术表现上常常是因心造境,縁情写景,而甘南秀美的风光、多元的文化为情思的客观对应物(意象)的选取提供了足够的丰富空间。多声部的音乐合奏、四季草原的苍茫、浩瀚林莽之博大、蓝天白云的诗意等等都可以为诗人表达丰富而复杂的现代情绪任意抽取。
    二是散文诗偏重于表现的艺术,它是一种内心倾向主观色彩极明显的文体,而这种色彩极其真诚。散文诗不同于现代浪漫自由体诗歌滥觞于感情,也有别于现代派诗的朦胧晦涩,它找得了二着之间的一种平衡。滥觞于感情显得不可一世,朦胧晦涩又让人感觉阴暗难懂。散文诗体的选择正好符合牧风一贯的低调风格,又不难让读者理解诗人的独特心绪。
    三是散文诗体的选取正好符合诗人对“草原乐章”的偏好。散文诗的结构是心灵的,情感的,具有没有外在节奏和韵脚的音乐美,一句话,韵在骨子里。身处一个多变的改革时代,诗人的内心应该说是复杂的,他要不断调整和适应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而他适应的手段就是谱写“草原乐章”。商品经济的冲击、西方观念的影响、诗歌价值的转变这一切乱象丛生的现实必然要引起一个坚守传统审美情趣和诗歌创作的诗人的警醒和反思。草原乐章内在的音乐之美引起人心灵的平静,引起松弛和宁静的感觉,引起情趣的一致以及充分的满足。
    牧风希冀在他的诗歌中营造一个美好的家园,这必然使他的诗歌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大自然的情趣、人生的喜怒哀乐和亲情的弥足珍贵是他的诗歌最钟情的内容,然而这些正是现代经验最缺乏的,所以,牧风的美好家园只能建立在观念之上。其实,无论是甘南本土诗人,还是草原外乡人,甘南总是处于被不断地想象当中,这里牧草芳菲、炊烟袅袅,为精神流浪者充当着某种诗意的栖居地。席勒说过:“感伤的天才在努力克服障碍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些危险:完全地否认人性,根据自己的权利和职责,不仅使自己超出每个明确和有限的现实达到绝对可能的事物的领域——或者是理想化,而且甚至超越可能的事物的界限——或者是飞翔在幻想世界之中。”不过,我们太需要这种幻想来治疗我们的伤口了,就让牧风的诗尽情地飞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