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传因明学的发展
　　梵文Barman的含义是“新知”，藏文称测马(Tsedma) ，即“真知”或“正确的认识”。“新知”一词为什么译作“真知”或“正确的认识”呢？这是由于因明学规定：正确的认识必须符合“新知”的条件。“新知”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万事万物都处在一刻也不停地发展变化(无常)之中，如果人们的认识静止不变，老停留在一种看法上(即恒常)，就会变成“过时的黄历”。事物在不停地发展变化，认识也就应该准确无误地反映发展变化中的事物此时此刻的状态。只有这样符合现实的反映，才算是正确的认识。事物的变化不是重复一种状态，正确的认识应当是不重复的、崭新的。第二层意思是说：因明学的任务是面向未知领域的，利用因明的认识方法，能发现新问题，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所以称做“新知学”。
　　“测码”汉文译作“量学”，如《集量论》、《释量论》。现在通称“因明”。“因明”相当于藏文论证学(Sdags Rigs)，专指测学的推理规则部分，与认识论是相对的。严格地讲以“因明”代替“量学”并不全面。但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既已叫成习惯，也就不好改变了。所以我在这篇文章中也只好将“测码”称做“因明学”了。
　　以揭示人类认识规律、锻炼提高思维能力为宗旨的因明学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就与佛学一起传入了藏区，经过无数藏族学者的研习吸收、消化改造、提高发展，变成了藏学中一个闪光的组成部分。随着藏学在国内外影响的日益扩大，藏传因明学这个名称在知识界并不那么生疏了，很多从事哲学、逻辑学研究工作的同行和国内外藏学界的朋友也很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但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和亲身经历的不足，在别的民族当中真正了解藏传因明学的人士并不多。过去虽然有些人曾写文章介绍过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但介绍得并不全面，也很不具体，甚至有些情况与事实并不相符。
　　有些人以汉传因明比较和臆测藏传因明，认为“那是一种理论体系不完备，推理方法落后，实用价值不大，与西方的形式逻辑无法相比的东西”。实际上这种看法与事实并不相符。
　　汉传因明的经典著作只有陈那的《正理门论》和《正理入门论》(有人认为《入门论》是商伽罗的著作，但其中“三品”说的观点足以证明此书并非商伽罗所作)。作为系统阐述因明原理的陈那的代表作《集量论》据说曾经翻译过，但译文早已失传，对汉地的学术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门论》和《入门论》中只谈到了一些简单的推理规则，对因明认识论和推理的理论根据均未作详细介绍，因此可以说二小论只是陈那学说的一个片段。汉文中不但没有代表印度因明后期学派的七鼓大师法上(传说法上曾与持不同观点的论敌进行过七次论战，七战七胜，击胜鼓七次，故得“七鼓大师”的称号)的大小《合理论》，就连号称因明二祖之一的法称的因明七论都只字未译，难怪吕才向玄奘的弟子神泰等人提出40条反驳因明的意见时，他们除了说“不能精悟，妄为穿凿”的话加以指责外，竟不能回答。而藏传因明翻译的资料比较齐全，陈那、法称以下20多位印度因明权威的论著都有译文。这个问题后面将要介绍。
　　藏传因明有1200多年的研究、传承、实践的历史，中间从未间断，而汉传因明在唐朝以后便失传，直到本世纪以来才有一些热心的学者开始重视起来，进行了一些研究。而唐人对因明的研究也还处在初级阶段，相当于藏传因明的第一阶段，即翻译和文字注释阶段。今人的研究虽然有一些进展，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料的限制，研究的范围也仅仅局限于推理规则部分，未能从因明理论的全方位开展研究。
藏传因明自11世纪末俄大译师(公元1059年～1109年)在桑普寺设置因明学科以来，便成了寺院传统教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不仅把因明看做是打开佛学宝库的金钥匙，而且把它看做是开发青少年智力，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培养辩论技巧的有力武器。藏传因明的教学方法也与众不同，不是单凭教师的讲解和阅读，而是通过对各种问题开展辩论、开扩思路、吃透原理来提高思辩能力的。历代培养出来的因明人才之多，著作之丰富，普及程度之广，就连因明学的故乡印度也是无法相比的。而汉传因明传承研习深奥难懂，正如石村先生所说的那样，“离开当时的口语很远，今天更觉得难懂如‘天书’”，把广大读者拒之门外，没有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之间有了很大的差别。
　　藏传因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翻译介绍阶段，也可以称做引进阶段。这一阶段从7世纪下半叶由嘎巴华则翻译法称的《因明一滴论》、《他证可行论》和展巴南喀翻译法称的《关系研究》起，到俄大译师重译《释量论》，开创新因明止，约经历了300多年。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一批从印度留学回来的藏族译师在印度大师的配合下，进行因明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这一时期也曾有过几位擅长因明的藏族学者像琼布扎赛、麻盖洛等人在许多地方讲授因明，但还没有形成像后来那样的固定学制和大规模的辩经院，学习的人数较少，学习的内容也只限于法称的小论《正理一滴论》和中论《正理彻悟论》(有人译作《定量论》)。
　　第二阶段，从俄大译师就任桑普寺堪布(公元1096年)，创办五部经学院(五部经是：因明学、般若波罗蜜多、中观学、昆昙学、律学)，到宗喀巴大师(公元1357年～1419年)开创新学之前，延续了将近300年。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俄大译师和恰巴曲桑论师为代表，后期以萨班(公元1182年～1251年)为代表。前期对因明学发展最有影响的有两件大事：一是俄大译师仿照印度中古时期的最大经学院那烂陀的体制创办了五部辩经院，使因明和佛学的研习走向了正规化的道路。这一时期桑普辩经院培养出了一大批因明和佛学方面的人才。据史书记载，俄大译师的亲传弟子中授徒讲学的高足弟子出了2万多人，其中专讲《正理彻悟论》的有255人，专讲《正理庄严论》和《大合理论》的有55人。第二件大事是桑普寺第四位主持恰巴曲桑论师(公元1109年～1169年)开创了“名物集辩”(有人称“集学”，是通过分析、推理、论证的方法，认识、辨别各种概念、范畴的内涵、外延和事物名称的关系，提高分析、思辩能力的一种学说)，为后期的“集辩”奠定了基础，为因明辩论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这一时期在陈那、法称的经典理论的理解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一代大学问家萨班，为了得到因明真髓，投师于克什米尔大师释迦舍尔，第三次校定《释量论》译文，写出了第一部藏人自著的因明论《正理宝藏》，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建立了自己的因明理论体系，开创了“宝藏”学派。宗喀巴以前负有盛名的大多数因明学家都出自这个学派。宗喀巴的因明老师聂闻更嘎巴尔和仁达瓦大师均出于萨迦学派。
　　这一时期藏族佛教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带徒讲学、著书立说、自由辩论之风盛极一时。几十个不同的教派都在这个时期先后诞生，除桑普之外德瓦见、侧公唐、嘎瓦敦、角木隆、苏尔蒲、那尔塘、热瓦斯多等前期的大型辩经学院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这种情况对宗喀巴的新学派诞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个阶段，从宗喀巴大师(公元1357年～1419年)开创新学派开始已有600多年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在学术思想上起了划时代的变化，把因明、中观等五部和密部四续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宗喀巴在《缘起颂》中说：“研读各派学术论著，使我产生了更多的怀疑，心如火焚、焦虑不安。”德国哲学家阿伯拉尔说：“怀疑把我们引向研究，怀疑使我们认识了真理。”宗喀巴就是以怀疑前人的许多观点为起点，步入了他划时代的学术生涯。他反对盲从和轻信，主张深入研究考证，用因明的分析推理方法检验包括印度佛学大师在内的前人的各种观点，决定取舍。就是在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下，他和他的继承人对前人的学说展开了系统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宗师在他的一生中除了对成千上万的门徒讲授因明学外，还著有《因明七论解惑》、《直觉论释》、《因明认识论》、《直觉论讲学笔记》二种等，并且在《中观两论》、《二义析论》、《般若金珠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密集明灯疏》等著作中零零星星地谈到许多有关因明方面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批判了以为因明“非内明”因而轻视因明学的错误观点，提高了因明教育的地位。
　　他的亲传弟子中对后期因明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有三位：贾曹·达摩仁青(公元1364年～1432年)号称因明论王，学术地位仅次于宗喀巴。他的著作共有8大函(每函约30万字)，其中有关因明的著作有10部，占全部著作的一半，而以《集量论解说》、《释量明道论》、《彻悟大论》影响最大。 克珠杰(公元1385年～1438年)以聪慧善辩著称，16岁时和持旧因明观点的鲍当大师(鲍当大师是藏族历史上著述最多的一位学者，一生写出了各种论著132函，约4000万字)进行论战，一举战败对方，一鸣惊人。他的著作有《因明七论解惑论》、《释量理海论》等因明著作5种，其中《释量理海论》以析理透彻著称。更登珠(公元1391年～1474年)从小聪明过人，师承宗喀巴及贾、克二大弟子，因明著作有《释量论善说》、《因明总义理论》。以上三人虽然都是宗喀巴的亲传弟子，但在因明理论方面各有各的见解。这对宗喀巴一派的重理轻经、深入探讨的学风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萨迦派大学者高冉巴总结藏地因明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时说：“对于正理二祖论，雪域共有三种说：七论相互参照说(指萨班以前的第一阶段的情况)，选择诸家长处说(指第二阶段萨班学派)，各凭自己见解说(指宗喀巴三大弟子开创的新学派)。”(光珠《知识总汇》)这些话高度地概括了藏传因明发展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
　　由宗喀巴三大弟子开创的因明新学派无论从因明学教育的发展规模，还是从培养人才和理论研究的成就来说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宗喀巴以前，藏区只有十几所规模较大的辩经院，其余大部分寺院都没有正规的学制，有条件的地方只搞一些因明讲座。宗喀巴以后从前后藏、川、康、甘、青藏区到内外蒙古草原建起了上千个大大小小的辩经院，大辩经院学僧多达5000～7000人(如黄教六大寺院)，规模小的也有三五百人。凡有辩经院的喇嘛寺都有大致统一的学制和学科内容。各辩经院都有因明学科，专修因明3～5年，答辩合格将获得格西学位。这些大大小小的辩经院对因明教育的普及和因明专业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从11世纪到20世纪初在藏族学者中著因明论的有117人，其中宗喀巴学派的就有89人，占总数的76％；因明论著作221部，其中宗喀巴学派的共有183部，占总数的81％。从现代人的眼光看，著书的人数和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在靠手工木刻版印刷，对著书资格要求特别严(藏族过去的习惯，没有相当高学术地位不著书，即使写出来也不会有人资助刻版)的时代，一门学科出这么多著作家和著作，在同一时代恐怕没有哪个民族比得上。从因明原理理解的深度、思路的开拓、推理形式的发展成就来看，后期远远超过了前期。宗喀巴学派发展到后期内部又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学派。在新学各派中出现得最晚而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是郭莽学派。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嘉木样协巴(公元1648年～1722年)，他以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才能把因明等五部理论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他的因明著作共有8部，由他推导的一些定理和经他修改补充而更趋于周密完善的因三相定义等已成为后来的因明学家们共同遵循的经典原则，在他离世后的200多年中谁也未能超越他。

二、藏族对因明学的贡献
　　藏族对因明学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文献的翻译和保存。
　　文献资料对研究工作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是学人皆知的。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文献资料，影响全面系统地掌握理论原理，因而产生这样那样错误看法的也时有所见。藏族在因明理论文献的翻译方面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藏族对因明文献的翻译从8世纪末开始，延续到13世纪。在百科全书式的丹珠部共有陈那、法称、天王慧、释迦慧、壮严师、胜军、法上、莲花戒等25位印度因明大师的68部因明著作，这些著作都是从5世纪到9世纪之间产生的名著，其中大多数原文早已失传，也无其他文种的译文。但这些古文献资料在藏文中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二)对因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藏传因明对陈那、法称的学说并不是照抄照搬和简单地教条式地继承，而是在广泛吸收因明百家学说的丰富的思想基础上，展开自由辩论，广开思路进行研究，使因明学说从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因明——测码。藏传因明对印度因明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使定义和概念更加趋于周密和完善。如因三相定义在陈那的《正理入门论》中只作了“对象(被证明对象)有此属性，同品有，异品无”这样一些粗略的规定，在法称的著作中进一步限定“必定是对象的属性，同品定有此属性，异品定无此属性”，到藏传因明学家后期的著作中对因三相的每一条定义增加到四个限制词，从正面和反面排除了各种可能产生的歧义(见嘉木样协巴的《因理辩析》) ，使“因”的定义达到高度完善和周密。对其他定义也作了同样的补充和修改。
　　其次是推理形式的简化。陈那改造旧的五支论式，提出了三支论式，这在因明史上一向被认为是划时代的进步。而法称却提出了二支论式，认为“比喻是因法之间的关系的例证，已包括在因法关系支中，不应另作一支”。12世纪初桑普寺主持恰巴论师开创因明集辩以来，在辩论实践中广泛采取简便的驳论式取代了古老的三支论法和二支论法。驳论在二祖的经典著作中只粗略地提到了一些，但没有详细的规则。藏族集辩家将四边八门法则与驳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十分周密而又简便的论证形式。这种驳论式推理形式既可以用于反驳，也可以用于自证，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在萨班的《正理宝藏》中只提到三种驳论式，在更登珠的《真理庄严论》中提出了14种驳论式，在晚期的《集辩》中已归结为20种驳论式。
　　再次是知识内涵的深化和外延的进一步拓宽。因明是认识和形式逻辑融为一体的一个学科。在因明经典著作中涉及到许多有关理性思维和哲学方面的问题，诸如客观与主观、物质与精神、语言与思维、具体与抽象、共性与个性、统一与对立、原因与结果、时间与空间、存在与非存在、相对与绝对、肯定与否定、现象与本质、事物与名称等等问题。如果不掌握这方面的理论知识，很难深刻全面地理解因明理论。藏族因明家把以上这类问题的解决视为打开因明宝库的钥匙，在因明学中增加了以掌握有关知识为目的的《知识集辩》(有人译作《集学》)这个十分重要的内容。《知识集辩》不但解决了因明中的许多难题，而且加深和拓宽了因明的知识领域，提高了因明的推理技巧。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验。
　　宗喀巴称“严谨周密的逻辑思维、知行结合的求实态度、准确巧妙的文字表达能力”为“世间三宝”。他还说：“没有坚实充分的论证作后盾的观点，就像插在泥中的木橛，始终站不稳脚跟。”这充分表明了历史上藏族学者对理论联系实际和逻辑思维的重视程度。因明这门思维科学在一千多年前被译成藏文以来作为一种认识事物、提高理性思维能力的工具在实践中广泛应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提高，形成具有雪域文化特色、实用价值很高的一门学问。

三、藏传因明学在实践中的应用
　　藏传因明在实践中的应用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发智力、培养逻辑思维能力。藏传佛教寺院不是单纯的宗教活动场所，而是　　仿照印度那烂陀和布嘎摩拉希拉建立的一种综合性大学。规模较大的寺院都开设有十明学科，有严格的学制。“十明”之一的因明是寺院的基础课程之一，入寺的学童首先要学《因明集辩》和《因明七论》，专修因明3～5年，从对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物的辨析开始步步深入，培养分析判断、推理辩论的能力，养成周密思考和准确的、合乎逻辑的表达习惯。
(二)用于佛学的学习。佛学是建立在高深哲理基础上的一门高度抽象的学问。龙树、无著等印度佛学大师的著作绝大多数采用了逻辑论证的表述方法。要读懂这类经典著作，首先必须掌握因明知识，故称因明为“打开佛学宝库的钥匙”。通过读经又可以锻炼和提高使用因明思维规律进行推理分析的技能和技巧。
(三)用于学术研究。藏族历史上有成就的学者，都是用因明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检验前人的学说，找出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新的观点，促使各种学说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现在有人称“藏传佛教是佛学理论发展的高峰”。这种理论高峰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掌握因明思辩方法有关。
(四)用于写作、演讲等其他方面。藏族习惯上很讲究语言的逻辑性和表达技巧。写文章，特别是说理性文章多用因明的推理、论证、反驳的形式。一般演讲说话也讲究语言的逻辑性，推敲用辞周延与否、前言后语有无矛盾。巧妙机智的辩论“对歌”相当流行普遍，甚至相互开玩笑也多采用因明的思辩方式，在学术问题的辩论中应用因明的论辩方式就更普遍了。
　　通过以上诸方面的广泛应用，藏传因明在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经验又使因明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藏传因明这个独具特色的思维逻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