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1岁的索南才让在《金银滩文学》发表了小说处女作《沉溺》。当时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蒙古族牧民根本想不到，十多年后他会在《收获》发表小说《荒原上》，并凭借这部中篇成为青海省第一位鲁迅文学奖得主，也是全国第一批“85后”鲁奖小说家。
在第八届鲁奖颁奖典礼上，索南才让特别感谢了两个人，一个是当年最早发现他的文学编辑，一个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只读过小学二年级，并不能完整地读下一本书，但在牧民和作家之间，她更重视作家这个身份：她相信丈夫是在做一件对文化有意义的，并且是了不起的事情。
今年春天，索南才让的最新小说集《找信号》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的7篇新作和《荒原上》一样——深入现代化浪潮下牧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眼下索南才让没有羊群了，他把家里的牛交给弟弟管理，日常住在县城，写作、煮咖啡、慢跑，让两个女儿在县城接受教育，但也始终保持一个月回牧场三四次的节奏。在最近的写作中，他试着去寻找一种更好且有效的方法，他想为日渐势弱的游牧民族文化做点什么。
“我现在仍然认可我牧民的身份，在作家（身份）之前，我永远是一个牧民。一个牧民，不能去放牧自己的牛羊，不能去照看自己的草场，那么除了已知的这些影响，它牵动发生的还有什么？自从搬住进县城，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近日，索南才让就自己的文学写作之路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他还坦言，鲁奖首先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彻底重构了他的生活。前阵子他奔波于南京、北京等城市，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回想起来直呼“累人”。
这个年轻的小说家，现在最大的愿望是重新找回大块儿的完整时间，安安静静地写下去。
好的故事总是吸引着你，让你也想试一试
罗 昕：我们先来聊聊你的成长经历吧。
索南才让：我出生在一个蒙古族牧民家庭，在12岁的时候便从学校出来，开始了放牧生活。那时候和我一样的孩子有很多，上学的倒很少见，我的童年其实是愉快的，好奇于各种新奇的事物。童年的事情很多都让我印象深刻，但要说到最深刻的，我想，可能就是在草原的帐篷录像厅看录像、看电影，那是我童年乃至少年时候最期待、最欢乐的时候。
罗 昕：还记得当年看电影的场景不，哪些电影让你印象深刻？
索南才让：当时天一黑，我就琢磨着去帐篷录像厅。因为录像厅是流动的，今天离我近，明天就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了，但无论它到哪里，每个夜晚我都会出现在那里。风雨无阻。我有很多记忆深刻的电影画面，比如《乱世佳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非常投入专注，我想除了这部电影本身的魅力，还因为这是我看的第一部全部由外国人演的电影。
罗 昕：你从什么时候意识到存在“游牧之外的世界”？
索南才让：其实严格说来，我是在正式地、真正地了解游牧生活之前，就已经知道外面的世界，因为我从六岁就离开了牧区，离开了家，到了我姨娘家去生活，在那里上学。那也正是我刚刚懂事的时候，所以我首先知道的是县城、汽车、马路、上班、单位、工作以及小城生活的各种事物。反而是草原，游牧生活是在这之后进入我生活的。
罗 昕：你的上学经历是怎样的？
索南才让：我的上学经历不能说是多么坎坷，但也特别不顺利。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在我们县城上学，但好景不长，在三年级时因为闯祸，我就不能在这个学校上学了；我转到我舅舅家去，我舅舅家在农村，我在他那住了一年半；之后我又回到了县城，留了一级，到了另外一个班里面。那时候我四年级，但是这第三次上学也只坚持了一年，等到我12岁满了，我不想去上学了。我父亲和母亲也没有坚持让我去上学，于是我就开始了放牧。
罗 昕：小时候你想过“长大了要做什么”吗？听说你从14岁起就挖过虫草，做过工人，还当过保安、配菜生、铁路护路工、兽医。
索南才让：我是在放牧的空隙中零零散散地经常出去打工。做过很多工作，都是底层的，比较辛苦的工作。这些工作锻炼了我的性格，磨砺了吃苦的精神。我得以在很小的年纪就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体验了不同的环境，人情世故的掌握也比同龄人丰富，这对我后面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因为有这些经历，我的创作才没有显得那么拘束。
罗 昕：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书籍的？
索南才让：真正接触书籍，开始有阅读，是从学校出来以后才开始的，那应该就是十三四岁的时候。我接触的第一本书是《天龙八部》，从武侠小说开始，我一头扎进书籍的大海，在里面漂泊，从此再也没有出来。
罗 昕：你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
索南才让：鲁迅、沈从文、余华、莫言，福克纳、海明威、帕慕克、托尔斯泰、库切……太多了。我的阅读从武侠开始，进入严肃文学，再进入外国文学，然后读到希腊悲剧，深受震撼，再回到中国古典文学……扩展了范围，读历史和杂记。我对植物学和动物学越来越感兴趣。所以我的阅读范围一直在变化，在扩大，但最终爱的还是文学作品。
当阅读到了一定的阶段，对阅读有了更高的追求，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评判所读到的文字的时候，我想可能就是我产生书写文字冲动的时候，它是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好的故事总是吸引着你，刺激着你，让你手痒，让你也想试一试。我想我的写作初衷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罗 昕：第一次“试”是在什么时候？
罗 昕：大概是21岁，有一天突然坐下来，一口气写了短篇小说《沉溺》。故事是写一个青年有一天突然想给自己过生日，因为草原上还没有人过过生日，他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于是他召集一些好朋友给他过生日。过完生日他去参加赛马会，结果被马摔死了。
只要开始写作，痛苦和快乐就一起存在
罗 昕：在鲁奖颁奖典礼上，你特意提到了当年《金银滩》杂志的执行主编赵元文，他是你最早的伯乐？
索南才让：赵元文老师是刊发我第一篇小说的编辑。也是他几次三番去找我，想让我继续创作，他是我文学创作的一个恩人，我对赵老师的感激是因为如果当年他没有去找我，没有刊发我的作品，我必定不会再去写作了，我会早早地就放弃这件事情。正是因为有他，才会有我的将来。
罗 昕：在文学这条路上，你有过自我怀疑或者想要放弃的时候吗？
索南才让：说实话，我几乎每天都在怀疑，每天都在自我否定。只要我一开始写作，我就会有烦恼，就会有痛苦，但这又跟快乐和幸福是一起存在的。
我觉得一个作家开始对自己的文字负责任的时候，他肯定会怀疑自己的文字，肯定会怀疑写下的文字的意义。至于说放弃也有的，但这是较早年的时候，写不进去，看不到进步，丧失了信心，就会想到放弃，但这个放弃，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放弃。因为我心里知道，如果让我真正放弃，我不会答应。这种放弃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责难，一种惩罚，好像是要用这样的一种态度去督促自己做得更好。
罗 昕：我还注意到，你是典礼上唯一一位感谢妻子的获奖者。她是怎么支持你的？她往往会是你的第一个读者吗？
索南才让：我妻子既在精神上支持我，让我不要放弃，或者不要灰心，继续写作，也在生活中尽最大可能给我提供写作的时间和环境。她不会读书，她只读过小学二年级，并不能完整地读一本书，但她偶尔也会看一看，她认为在牧民和作家这两个身份的选择上，她更重视作家这个身份，她觉得我是在做一件对文化有意义的，并且是了不起的事情。
罗 昕：你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生过冲突吗？
索南才让：只要还在生活，只要没有豁达到看开了一切，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想要享受生活，想要享受一种带有堕落性质的生活带来的那种快感，但是我的精神不允许这样做。因为精神知道，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控制不好，后果会很严重，这种冲突是经常存在的，而且那么平凡，以至于让人觉得这就是生活的一个最经典的常态化。
罗 昕：你的牧民同伴会看你的小说吗，会谈起你笔下的故事吗？
索南才让：我的那些朋友们刚开始知道我写书的时候，不解其意，更不太懂作家是什么意思。我只好跟他们说我在写字，在写故事。这样一说，他们就懂了。然后我又跟他们说，你们的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都写进了故事里面，并且在你们的故事当中加进去了其他的很多事情。对此他们是特别好奇的，我会给他们讲一些故事的内容，有时候会引发他们的一场讨论，讨论我写得好不好。
鲁奖带来了名誉，也彻底重构了生活
罗 昕：这个讨论很有意思。你现在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
索南才让：因为住在县城，所以我不必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就先去忙牧场的事情。我首先会到工作室，煮咖啡、吃鸡蛋。然后磨磨蹭蹭地翻一会儿书，大概八点多，我会开始一天的写作。我一旦进入创作会很专注。就是说我不知道时间流逝，因为我感觉自己没写几个字，已经到中午了。然后回家吃饭，午休，下午两点再到工作室。下午我一般不会写作，如果有需要修改的稿子，我会修改一些，再处理一些杂事。更多的时候是读书，或者写毛笔字，四五点钟我会出去进行一次慢跑。
罗 昕：你觉得鲁奖给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索南才让：鲁奖首先给我带来了名誉，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彻底重构了我的生活，将我之前拥有的那种完整时间写作的状态冲击得支离破碎，所以我现在得想尽一切办法给自己提供，寻找一些整块儿的、大块儿的完整的时间去创作。除此之外，鲁奖给我的书的销量也带来了明显的增长，这是特别好的事情。
罗 昕：你怎么看待销量这件事？
索南才让：我倒是很希望能够畅销、长销。畅销说明当下阅读的人多，长销说明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罗 昕：写作时你有哪些固定的习惯？
索南才让：会有一些比较固定的习惯，比如我每天在工作室写作，我喜欢把窗帘拉下来，但是也不能让房间太黑，也不能太亮，那个光线，是柔和的那样一种光。我喜欢在书桌上摆上我喜欢阅读的一些书，我不会在写作的时候去看，我只是在写作间隙中瞄一眼就心满意足。还有，我写作的时候必须要喝咖啡。喝咖啡是我很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在创作早期，白天没有时间，只能晚上写作，但晚上太困了，用咖啡提神，时间一久就形成依赖了。
罗 昕：你会给自己定写作计划吗？你最满意的写作节奏是什么样的？
索南才让：我一直在给自己制定写作计划，我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计划的制定，就是你写作成功了一半。就我自己而言，最正确、最不影响第二天创作、也最合适的节奏是每天写1000字或者800字，这是我自己慢慢调整摸索出来的一个最佳的状态。
罗 昕：前段时间你离开青海，在南京、北京等地参加文学活动。身处这些文学现场活动，你有什么感受？
索南才让：参加活动第一是你要说很多话，要跟很多不同的人说很多话，这个比较累人。而且做活动你也要说很多话，一说就一两个小时，累人，你还要参加饭局，更累人。所以尽管认识了那么多朋友让我很开心，但身体的疲乏也让我感到吃不消。
网络像一把巨斧，把“之前”和“之后”劈开了
罗 昕：什么样的人和事，会让你有非写不可的冲动？
索南才让：具有广泛代表性和自己特殊的节奏感的人，或者是会产生持续性影响，却常常被人忽视的，那样的事情会让我有去写的冲动，我会感到好奇，会对这些人和事进行探究。我觉得这些人与事所代表和隐含的东西很有意思。
罗 昕：新书《找信号》里的作品很多都有关牧民的精神世界，有关良心，有关救赎，有关灵魂审问。在你看来，牧民的精神危机源于哪些影响？
索南才让：《找信号》里面的所有作品都是我近三四年内写的。牧民的精神危机，尤其是青年一代牧民的精神危机，我觉得来源有两个，其一是网络的覆盖，这对牧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断崖式的，就是说网络带来的东西像一把巨斧，把之前和之后一斧劈开了。如果说之前牧民们还保留着一种游牧文化的节奏，那么网络来了之后，这些通通都没有了；第二就是现代化进程的快速——交通的便利，生活的便利……各种便利的介入——让牧民的状态从草原生活向城市生活进行转变，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他被很多很多城市包围着。草原的宽广被快速地压缩着。
罗 昕：看《午夜的黎明》，其中有一段话很打动我，是说眼前的一切，包括历经几十年风雨的土墙、远处的山、山背后的天空、天空的云等等。如果羊群不在了，这些也都“与我无关”了。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最珍贵的存在，那么对于牧民呢？在现实生活中，你想过自己不作为牧民的另一种生活吗？
索南才让：我没有想过自己不为牧民另一种生活会是什么。尽管我现在住在县城，离自己的牧场有几十公里，但我经常回去，我还有很多事情在那边，我需要去做，所以我没有断开和牧场的生活，我觉得这种生活可能挺适合一个作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创作，但也有其他一些不好的地方，我现在仍然认可我牧民的身份，在作家之前，我永远是一个牧民。一个牧民，不能去放牧自己的牛羊，不能去照看自己的草场，那么除了已知的这些影响，它牵动发生的还有什么？自从搬住进县城，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罗 昕：之前你和《收获》编辑吴越说起“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就是最后的游牧人”。你怎么看待你的孩子和游牧之间的关系呢？
索南才让：我们这一代都是经历过那种传统游牧生活的人，但是我们的孩子却不会。我们的孩子几乎没有参与过游牧，或者说没有参与过真正的游牧生活，他们现在的生活，将来的生活几乎已经能够确定了，就是上学、工作、住在城市，做一个城市人，不再是一个草原人了。他们会在感官和经验上彻底与游牧文化断绝，但是我相信在基因的传承，在血液的流脉中，他们依然是游牧之子。
罗 昕：最近你在写什么，写得顺利吗？
索南才让：最近一直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写得不是很顺利，因为各种事情的扰乱，我中断了两次，每次都长达半年之久。但我会写完的。
原刊于澎湃新闻APP
索南才让，蒙古族，青年小说家。1985年出生于青海。在《收获》《十月》《花城》《小说月报》《 民族文学》《青年作家》等杂志发表作品，作品入选《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选刊，以及《2020青春文学》《2021中国短篇小说20家》《2021中国微型小说年选》等年度选本。有作品入2020收获文学榜，曾获“《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佳作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青稞文学奖、红豆文学奖、青海省青年文学奖、青海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等。2022年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罗昕，女，澎湃新闻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