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尚恩：您是浙江人，因为援藏，后来又决定调藏工作，至今在西藏生活了10年。在这个过程中，您经历了怎样的心灵转变？
陈人杰：我是浙江天台人，研究生毕业以后在杭州工作，后来有援藏的机会，就在2012年到了西藏。在西藏那曲市申扎县，平均海拔4700米的地方，我整整工作了7年。可以说，来西藏是个意外，但也是冥冥注定的事，从而开启了血亲般的爱之旅。一个游子，或者说一个内心的“逃亡者”，突然被置身于原始的蛮荒之境，我所看到的生命似乎都以原初的血液流淌。人在原始的自然面前，顿生渺茫之感、敬畏之心，这与杭州西湖经过千百年来的人工雕琢的美完全不同，所喷发的诗意也是天壤之别。在西湖的歌舞柳风中，是很难唤起宇宙意识、祖先情结、苍生情怀的，而在羌塘草原，不长一棵树却生长精神和传说的藏北腹地，抬眼望去，都是人类文明难以掠取和改造的自然，保留着特提斯古海隆起为世界屋脊以来的冰封时间和地理形态，我无时不被星星垂怜、被露珠指点，仿佛每一片草叶都处于起源、发端和重新开启的时间。在这里，身体之墙突然被拆掉，灵魂潜入了这大地之家，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感动。在这自然的伟力前，隐蔽和敞开、黑暗和澄明、辽远和封闭、孤独和胸怀、呼喊和哑默永远以其存在的本质，以更高的对立统一深深地启示着我：这里就是灵魂的家园。对于西藏，短暂的停留是不够的，需要身心长时间地融入和观照，付诸生活，就像水滴一样渗入它的大江大河里。
黄尚恩：《西藏书》是您到西藏后写就的第一部诗集。从中可以看出，西藏的山水、风物是您进行诗歌写作的重要灵感和素材。您是如何从大自然中提取诗意的？
陈人杰：诗歌的源头离不开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头顶悠悠苍穹，四周荡荡莽原，与心底升起的渺小的感情、混沌的玄理，相互交融，共同催生出美妙的诗句。但现代人在杂事中奔波劳累，常常忘了关注自然，更不要说与自然对话，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变得相对疏离了。在一些诗歌作品中，欲望完全凌驾于自然之上，堆积着个人的情感宣泄。西藏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基本保留了较为原始的自然性和宗教性。所以，米拉日巴笔下的自然是充满着和谐、明朗与欢乐的，是真正的在观照自然时产生的“泯物我、超生死”的愉悦。西藏的神奇不言而喻，从自然事物到宗教文化，但有多少人真正读懂它。现在的时代多的是游客心态，走一路炫一下。然而，西藏所吐露的隐秘的生命含义，需要你独对万物静修冥思才能等来内心启明。来到西藏，我时刻承受着大自然带来的冲击，感受辽阔世界对于语言的刺激。我慢慢感觉到，我不再是这片土地上的旁观者，而是它泥土上的居民。我行走于雪域高原的每一条肌理，抚摸着花朵、青草、小溪、石头和群山，将自我沉入这奥妙里。所以，《西藏书》吟诵自然，以期从宁静中升起诗歌本质的抒情性，在自然中搜索诗歌的金子。
黄尚恩：从《西藏书》到获得鲁奖的《山海间》，写的都是西藏题材，但无论是从诗集分辑还是具体诗作的运思来看，诗人的主体意识增强了。您作为作者，如何看待这两部诗集之间的连续性和变化性？
陈人杰：这两部诗集之间的差别还是挺大。《西藏书》主要记录的是2012年至2017年援藏期间的观察和感悟。其中写到的内容和情绪包括：初到高原的陌生、惊奇，对当地大美山川、地理、人文的体验，对援藏事业的凝视等等。不可否认，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种游客心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我走遍了西藏大部分的地方，更加全面了解高原的现实生活，也更加深刻体悟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是说，写《西藏书》的过程，也是自我心灵不断成长的过程。后来，连续三届的援藏工作结束，我决定调到西藏工作，整个心态又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援藏的时候，我再怎么融入，也只是个援藏干部，像孙悟空，一只脚在地上，另一只脚在天空，有很多退路、念想，随时可以在浙江、西藏两边跑。但当决定留在高原上工作，两只脚便重重地落在现实的土地上，再也飞不走了，就必须重新思考和这片土地、人民的关系，只有建立血亲般饮水思源的感情，才能彻底地融入，开拓属于自己的新故乡，创造属于自己的精神星空。因此，《山海间》对于我而言就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山海间》是我在高原上“走”出来的心灵之书，是大地诗章，是精神版图上的诗歌地理学，是我留在西藏之后的灵魂拷问之诗、精神再造之诗，也是我向着诗歌高原迈进的愿望之书。因此，在创作这些诗的时候，可能会注入更加强烈的主体情感，同时随着对写作对象更加熟悉，笔法也相对更加娴熟、从容一些。
黄尚恩：诗集《山海间》中的短诗《月亮邮戳》、长诗《光的谱系》等，都直面了新时代的主旋律题材。您在写这些诗歌的时候，是如何进行情感和技术的处理，以避免陷入口号化的困境？
陈人杰：就新时代诗歌而言，现实题材是一个巨大的营养宝库。我在《山海间》中进行了大量的现实题材书写。比如说，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给长年牧守边疆的卓嘎、央宗姐妹回信，她们的事迹引起广泛关注。如何从小处入手，呈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含蓄委婉中隐而不发，营造无尽的想象和诗意空间，使政治诗写得轻盈深沉？我想起了个人的援藏经历，不也是在一封封的书信里寄托着“两地情书”，想起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露出海平面的只是冰山的那一部分小角，庞大的、深沉的部分却一直被掩埋在大海之下，也想起了李白、杜甫、苏轼笔下的月亮，还有进入邮政时代之后的邮戳……最后凝结出“月亮邮戳”这一书写在天空中的意象。“月亮邮戳”不是“千里共婵娟”的现代表达吗？念及此，虽然如水的时光将一切变成过去，却也促使了一首诗的诞生。《月亮邮戳》中写道：“春风吹开雪莲花的时候/我给你写信/信封像雪一样白/上面盖着月亮的邮戳”。新时代诗歌还是要回到文本本身，除了要关注题材的选择，还要强调一种审美创造性，将思想性和艺术性更好地结合起来。
长诗《光的谱系》处理的是易地搬迁、脱贫攻坚的主题。2019年11月，我来到八宿县林卡乡叶巴村驻村，亲身经历了叶巴村75户贫困户整体搬迁到县城附近西巴村的过程。能够搬到更加安全、舒适的环境生活，这无疑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但叶巴村毕竟是这些搬迁者世代生活的故土，我在他们眼神中看到了不舍和惆怅，因此，在写作中，我将自己多年农村的生活经验切入其中。人生的丰富性、诗歌的深刻性，都需要我们回归事件本身，所以，我在诗中写道：“这早起的草是中年之书/乡邻如同抽走的偏旁/虫鸣月光，是萧瑟的减法”。而这故土也不会完全荒废：“有些东西不会真的消失/它趁我不在的时候/人间失去的/鹰，正从天空找回”。自然的力量会修复这一切，使之成为新的生命的家园。对于县城新生活，“从敞开的庭院到平地高楼，从泥土到钢筋水泥”，“我要重新研究潜藏在物象里的性格地理学”，看看他们如何成为城市新人。在这个过程中，“故土的风，吹着新居，一直吹，吹向鸿蒙的未来”，村民们在对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的辩证思考中走向新生活。我想，我就是尽量在诗歌中提供多个思考侧面，多角度地真实地反映出村民们的生活发展、精神变化。
黄尚恩：《山海间》中有很多篇章是站在高原回望江南。高原的经验、江南的经验是如何在您的诗作中实现融合的？
陈人杰：西藏和浙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区域，但都给了我诗歌写作以巨大的营养。在江南，我可以写出很多小情小调、委婉柔美的诗作，但是到了西藏以后，一旦进入关于高原的写作，就比较可能写出一种崇高、壮阔的境界。我是尽量把这两种元素融合起来，进行一种新的诗歌创造。比方说，在《山海间》里写到一个意象——“世界屋脊的瓦片”。我们知道，“世界屋脊”是高原的经验，而“瓦片”是江南的经验，带着发现的眼光，将两者一叠加，就会出现新的意象。
在长诗《与妻书》和《山海间》中，更是多方面融入了高原和江南两地经验。我刚到叶巴村驻村的当晚，回想起自己在藏北援藏的7年岁月，如今又到了藏东横断山脉的旮旯角落，从人间天堂杭州，到几乎不见灯影的村落，此中滋味只有经历了才能体悟。我无法不生发命运的寻问，并思索诗歌在一个人身上到底肩负着怎样的使命与荣光。尤其在静夜，当我听着怒江的涛声，恍惚中仿佛这涛声也是来自钱塘江。一时间，江南的岁月，援藏的时光，一并涌上心头，深感沧海桑田、时代变迁，天空似乎有一道神谕劈过：你既无路可循，便只有以诗救赎，把黑白相间的日子化作诗歌的金色矿藏。于是才有了用生命经历写成的血泪之书《与妻书》，和为西藏脱贫攻坚、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出的文学答卷《山海间》。“放心，我们的孩子/我照顾好，白云上的孩子/你轻轻擦去忧伤……”，“你看，儿子又长高了/他的年龄，恰是你在藏的年轮”。《与妻书》便成为我和家人的生命记录，其中写到聚少离多的命运对话，以及新时代援藏干部英雄气儿女情的“精神地理志”。而在《山海间》中，我主要聚焦的是自己从浙江杭州到西藏申扎，再从申扎到八宿的一个偏僻村落，想到一个人的生命线到底有多长，只能通过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于高冷、孤绝、自省中，一次次拓宽内心的精神疆域，仿佛故乡和他乡，一半在九霄高悬，一半在体内下沉，以我为虹，架起两个天堂间的对话，神性和苦难，都在用闪电划开诗行。在地理上的山海间，在大时代背景下，变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小小注脚。
黄尚恩：您在创作谈中说，诗人“要秉承杜甫等现实主义诗人的诗歌精神，持有恒常的悲悯之心”。您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是如何实践这一诗歌观念的？
陈人杰：到了西藏以后，我深切地感受到，诗人要有苍生情怀。因为你关注自然，关注每一棵草、每一块石头，你就懂得万物有灵、万物平等。在《山海间》中，有首诗叫《冻红的石头》：“高原并不寂寞/世界上，不存在真正荒凉的地方/孤独，只是人感到孤独/一天夜里，我看到星星闪烁的高处/雪峰在聚会/又有一次，我从那曲回来/看见旷野里的石头冻得通红/像孩童的脸。而另一些石头黑得像铁/像老去的父亲/它们散落在高原上，安然在/地老天荒的沉默中/从不需要人类那样的语言”。我们要善待大自然，相信那无形的力量。
更重要的，诗人要热爱生活——只有这样，生活才会热爱诗人。说出生活里的光和盐，就是说出生命里的爱和痛。从最初的诗集《回家》，到《西藏书》，再到《山海间》，都有很多笔墨关注身边的普通人。当然，书写西藏大地上的牧民，视角可能需要做一些转变。他们有信仰作为支撑，很少为生存的困境而抱怨，置生死于天地间。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像一棵饱经风霜的树，顽强坚韧，具有一种宗教感。“所有的日子都是一个日子，所有的道路都是一条道路”，从这里，我仿佛看到了所有的情感最终都指向灵魂深处的家园。
黄尚恩：您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
陈人杰：作为一名靠语言的星粒取火温暖的人，我来西藏难免有精神寻根的意味，希望通过诗歌来一次精神飞升。只有内心像泉水一样和西藏山川融在一起，才能完成超越。我现在主要是在写《高原高峰》这一部诗集。在这其中，当然不能缺少关于喜马拉雅山的长诗。我想把它的山川、地理、宗教和苦难的历史结合在一起。通过走边防，我也了解了我们边防工作的艰辛、强大，以及边防部队肩负的光荣使命。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诗歌语言进行挖掘、深化，写出时代性的诗歌，以感恩这片土地、这个时代。此外在天人合一、万有相通的中华文化中，青藏高原，这片庄严神秘静穆的母土完美象征着高原高峰的精神版图。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坐标，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更是每一颗艺术良心仰望的精神高地，我期待这份属于诗歌和西藏的使命荣光。
原刊于《文艺报》2023年2月27日
陈人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三届援藏干部，后调藏工作。多组作品入选年度中国最佳诗歌多种版本。入选《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60年诗歌精选）、《“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等，出版诗集《回家》《西藏书》《山海间》等。荣获2014年度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杰出贡献人物。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五届中国长诗奖、第二届“浪漫海岸杯”国际爱情诗大赛特等奖、第二届徐志摩诗歌奖、《诗刊》青年诗人奖、《扬子江》诗学奖、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特别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