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你是从哪一年开始诗歌写作的？最早激发你写诗的灵感是什么？
1988年。虽然早在1985年，我就在《飞天》“大学生诗苑”栏目发表了诗歌处女作，但我还是把1988年看作是我真正开始写作的时间。在已经出版的《惊喜记》和即将出版的三十三年诗选《裸原》中，起点都是1988年。这一年，我结束了学徒期，结束了模仿，一种带有浑茫的异质文化气息和凛冽寒意的高原意象出现在我的书写之中。现在回首一望，路径清晰可辨，从那一年开始，我走向了自己的诗歌宿命：重塑一座人神共居、雪意弥漫的高原。
2、请选择2—3位对你的诗歌创作最有影响的古今中外诗人或艺术家。
我是杂食者，相信开卷有益。早年受限于环境，到手的资源有限，所以来者不拒；随着互联网普及，阅读资源变得丰富，才有了选择。影响也是阶段性的，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十年前读，味同嚼蜡，近来重新拾起，竟是甘之若饴，欲罢不能。如果非要列出一个名单，那应该是：王维、杜甫、苏轼、歌德、里尔克、博尔赫斯、布罗茨基、策兰、米沃什、特朗斯特罗姆、勃莱、昌耀……
3、你写诗一挥而就，还是反复修改，还是有其他写作方式?
早期写作，一挥而就者居多，1997年参加“青春诗会”，听到工地少年张绍民那句“闪电是不能修改的”，颇感认同。到了后来，渐渐地少了自信，多了困惑，生出敬畏，一件作品往往需要反复打磨和删改。前不久给某诗刊写过一篇创作谈《身边的自然》，里面原本有这样一句：“……草木的语言如此简省、节制，我诗歌的语言也越来越滞涩，不知道会从哪儿突然断裂。”发表时，因字数要求，这句话被编辑删掉了，但这正是我目前写作的状态。
4、你如何看待生活、职业与你诗歌写作的关系？
我说过一句：“诗即生活”，这句话仍然有效。职业是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不能例外。没有凭空而来的诗，诗的根，就是生活。当然，诗不可以像散文小说那样直接摹写生活，诗歌是修辞的艺术，它源于生活，却必须超离于生活和现实，是生活之盐。反过来，诗也会涵养和滋补枯燥的职业生活以及漫长人生。
当我坐在电脑桌前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俄乌战争打响了！我不得不停下来，切换地址，进入百度要闻页面，关注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没有人会置身事外，不管你是以何种方式介入。
那么，新的问题来了：诗，如何面对战争？如何面对灾难？
诗人无法也不能从生活（战争和灾难）的现场撤（逃）离。即使肉身逃离了，精神和灵魂也会留下来，在以后的岁月中一遍遍反噬你。
于是，我们读到了这样的诗歌，它诞生于战火中不幸的敖德萨：
“手推车像阳光下的肠子一样爆裂——”
“我们听不见的声音使海鸥从水面上嗖嗖飞起。”
5、你关注诗歌评论文章吗？你写诗歌评点、评论和研究文章吗？
会适当关注。说明白一点：当我对某人的作品感兴趣并想进一步了解他的创作以及创作之外的一切的时候，就会花时间去泡书店、图书馆，或进入百度、知网搜集与之相关的资料，不限于文本评论，日记、书信、传记、图片……都会感兴趣。我也会关注他人对我的评论，一方面是出于礼貌，更重要的一点：来自他人的视角和判断，无论是出自善意的提醒还是其他方面的批评乃至诋毁，都会引起我的警觉，从而反思自己的写作。评论当然不能左右我的写作，而我也不会无知狂妄到拒绝来自任何他者的提醒、建议或批判。我个人很少写评论和研究文章，不是不想为，而是不能为。我觉着我做一个诗人尚算勉强合格，但与一个优秀评论家之间，实隔着不止一重山水。不写，不是矜持，乃藏拙也。饶过我吧，央我写序并评论的朋友们，在此，一一谢过！
6、你如何评价现在的中国诗坛？
不算很好，当然也不算很坏，正常吧。
确实有过很坏的时候，但真的有过很好的时候吗？
在众声喧嚣中保持清醒，不独需要一份定力，一份洞察，还需要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和勇气。
我很少去抱怨什么，我只在意做过什么，做过多少和做到什么程度。
7、请写出你认为最重要的三个诗歌写作要素。
摒弃万虑，专注凝神。这是指写作时的状态和态度，“修辞以诚”，“雕虫千古事”，“敬畏其事”，不仅是为诗为文的前提，也是路径。
注重意象、隐喻。意象和隐喻是重要的修辞手法，普遍使用于诗歌创作中。诗意或诗境通过意象呈现，又借助隐喻进行雕刻、塑造、拓展，这是诗区别于其他文体最基本的特征。
凝练、节制。这是对语言内里的要求。
8、请提供你自写作以来的10首代表作题目,并注明写作年代。
《小草》1990年；
《速度》1998年；
《在尘世》2012年；
《那些年，在桑多河边》2014年；
《河曲马场》2016年；
《裸原》2018年；
《惊喜记》2018年；
《陇南登山记》2020年；
《雪》2020年；
《暴雪》2021年。
阿信（1964——），男，甘肃临洮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长期在甘南藏区工作、生活。著有《阿信的诗》《草地诗篇》《那些年，在桑多河边》《惊喜记》《裸原》等多部诗集。曾获徐志摩诗歌奖、昌耀诗歌奖、陈子昂年度诗人奖、梅尔诗歌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