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开年，话剧《尘埃落定》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大江南北。一时之间，中国话剧界都在欢呼惊叹、热议着这个置身事内超然物外的“傻子少爷”。而话剧《尘埃落定》在编剧和导演语汇上对于原著精神内核的处理，另不少观众盛赞“文学性终于回归戏剧！”，也引发了一次“戏剧该如何改编文学”的“世纪大讨论”。

        4月10日，《尘埃落定》原著作者、作家阿来飞赴上海，与话剧《尘埃落定》编剧曹路生、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杨扬、文艺评论家孙孟晋、话剧《尘埃落定》出品人、九维文化董事长张力刚、话剧《尘埃落定》出品人、四川人艺党委书记罗鸿亮、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上海分社社长曹元勇齐聚一堂，讲述“后疫情时代”复活经典的缘由，探讨史诗质感、诗意呈现与戏剧冲突并存的可行性、呼唤文学回归戏剧舞台，共同实现了一次“戏剧与文学”的深刻对话。

话剧解决了小说的设问

        阿来在观看《尘埃落定》后，曾经留下了八个字的评价“水乳交融，天衣无缝”。活动上再次谈及话剧的改编，阿来补充道：“精气神都在。”

        在阿来看来，小说《尘埃落定》的成功，不是人物关系或者是题材的结果，而是“语言的胜利”。那么在戏剧改编中，如何在特定的空间中，用特定的戏剧形式讲述这个故事，并且表现出故事之外的“语言的胜利”，成了主创团队最大的挑战。

        阿来坦承《尘埃落定》写的就是他自己，记得《尘埃落定》里面有一句话，快结尾的时候，傻子总结自己一生，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我即身处其中，同时又飘然抽离”。“很多时候我们我们全情投入在自己的生命里，可是我们没有时常抽离出来旁观过自己、评判过自己？我们随波逐流得多，抽离得少。《尘埃落定》在话剧舞台上，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舞台的设计，让阿来觉得恰好是最大的胜利。“原来我始终没想过，结果一看彩排，我觉得对了。一方面他是叙事者，同时他也是参与者，而且同时非常自由，在这个戏里戏外，自由出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第二点就是群众性演员。他们既在演绎具体的剧情，但很多时候他们又变成了有点抽象的符号性的群众，这些群众性的场面，是带着抽象感的。”

        “我觉得抽象很重要。抽象性的表演，有点像是中国传统戏曲中表演方式，当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时候，在烘托气氛，同时也在推动剧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处理方式，也是非常巧妙的地方。

        阿来说，话剧《尘埃落定》的再现是戏剧舞台上的一次伟大创新：“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现实主义戏剧的要求是狭隘的，只是对于生活的再现与模仿。但是《尘埃落定》做到了在戏剧舞台追求独特的戏剧性。这是很不容易的。”

        因此，阿来盛赞话剧《尘埃落定》的改编“水乳交融”。“我知道话剧里的台词有些是我的，有些是剧作家的，但我在看戏的时候，完全分不清。这就是水乳交融”。

原著小说那么好，为什么要解构它？

        18年前，曹路生一口气读完了《尘埃落定》原著小说后，就沉湎于小说诗意的语言难以自拔，“甚至可以说是很震惊！”

        正是因为“舍不得放掉”阿来原著如此诗意美好的语言，所以曹路生在改编时有意保留了主人公傻子的大量内心独白，并以此贯穿剧本，这在18年前的话剧舞台上，是现代前卫的，甚至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对此，曹路生表示，“话剧的特色就是语言。在各种先锋派戏剧提出不同见解的当下，我依旧这么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曹禺、老舍的剧本可以流传下来、常演不衰的原因。”

        不同于以往生活化的话剧，曹路生坚持用傻子的视角来叙述：“这种叙事方式是十分丰富的，里面的通道不止两个，还有三个四个五个，时而是自己的内心独白，时而是对话时的潜台词，时而是介入人际关系时的对话，时而是上帝视角的叙述，时而是对历史的描述，时而是富有哲理性的批判。”

        当时曹路生阅读阿来小说的时候，脑海中就出现了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开场时当舞台灯亮，傻子和卓玛正在进行着鱼水之欢，而汪波土司的部队正蓄势待发，一方面是说讲了傻子的信心，另一方面交代了复杂的背景。第二个出现的场景就是结尾——灵魂出窍，不同于《雷雨》这类戏剧作品“正思”和“反思”相结合，抽丝剥茧表达故事的艺术形式。用“凤头、猪肚、豹尾”的传统戏剧理念来说，这两个场景被曹路生认为是剧作中的重场戏，也是完成“一戏一格”戏剧创作的最大亮点，尤其是当最后一幕中，死去的傻子还在诉说，但却被困住的叙述方式，“是一个新的叙述方式”。

        “只有话剧，才是最适合改编阿来的。唯有用傻子的叙述方式来构建这部作品，才能保持小说的精髓和内蕴其中的哲理和思想性。”曹路生表示“我们总说要解构原著，可是小说《尘埃落定》那么好，我为什么要解构他？我所做的，不过是让更多的人看到阿来的诗意，阿来的精神内核。”

        若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阿来的艺术特色的话，应该“诗意”二字再恰当不过了。不仅仅是语言的诗意，更是精神世界的“诗意”。阿来表示，这源于汉藏不同民族的世界观、爱情观与生死观。

让戏剧回归文学

        让出品人张力刚下定决心完成《尘埃落定》这个项目的原因是2020年影响全中国人的那场疫情。在疫情之前，九维文化成功运营的项目中90%为国外项目，如《巴黎圣母院》《摇滚莫扎特》《大河之舞》等项目的成功曾让张总和整个公司对于市场的前景和公司的发展极其看好。但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国外项目被搁置，业务几乎全线停滞，这无疑对董事长张力刚来说是“当头一棒”。

        在那个关口，他想到了《尘埃落定》“当时代迅速发展，‘聪明人’依靠经验主义的判断已经全面失效，那么在快速的变化中，我们该何去何从？”他又重读了一边小说，“我希望这个故事能让所有迷茫的人有所启迪。”

        从《白鹿原》到《平凡的世界》，从《巴黎圣母院》到《乱世佳人》，九维文化几年来完成了许多经典的“复活”。所谓“复活”，不是让“逝去的东西活过来，而是让文学从书里走出来。”为什么选择“文学经典”，张力刚表示，“近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剧作家占了一半。而我们的剧作家，感觉离作家很远。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戏剧回归文学？或者说至少让剧作家可以跟文学家，并驾齐驱地去做一些事情？”

        对于文学改编的生命力，张力刚表示：“它不会过时，至少能演十年。”而《尘埃落定》的另一位出品人、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罗鸿亮则表示：“隆隆的炮声是时代的礼炮，炸毁了土司的纸醉金迷。这一次的胜利，是道路的胜利、理论的胜利和制度的胜利。我认为，《尘埃落定》是改革开放4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的一次伟大献礼。”

大家说——

        文艺评论家孙孟晋：小说和话剧拥有不同的颜色、但有着共同的色调。小说的颜色，是从容的，超脱的，又有许多民族血液的东西；而话剧的颜色，是凝重的、浓厚的。读完书看完剧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两种颜色竟然神奇的融合在一起，相辅相成，完美融合。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杨扬：好的文学作品跟好的戏剧是有重合的。《尘埃落定》完成得很棒。

        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上海分社（KEY-可以文化）社长曹元勇：话剧的改编，让我看到了阿来所有的诗意，所有的浪漫和所有的哲理，引发我无限的思考。

原刊于“四川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