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尘埃落定》荣获茅盾文学奖20周年分享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电视节目制作人关正文，出版人曹元勇，同现场读者分享了各自品读小说的故事和感想。本书作者、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由于雾锁成都机场此次未能到场。通过视频连线，他在家中举起一瓶茅台酒遥相庆贺，吐露了自己当年的创作历程和20年来的点滴收获。作家阿来
《尘埃落定》是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出版二十多年来，这部长篇小说以独特的叙述视角、诗性的语言、宏大的历史视野，愈发为世人所关注喜爱。小说迄今累计销量达数百万册，更曾改编成同名影视剧、话剧。
沉寂三四年才得以出版：“阿来为那个未曾被表达过的世界命名”
《尘埃落定》以一个有先知先觉能力的傻子少爷的视角，讲述雪域高原上最后一个土司家族的崩溃，以诗意灵动的语言，书写了一个时代尘埃起落的寓言。小说塑造了一系列鲜活饱满、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傻子少爷、土司太太、侍女桑吉卓玛、银匠、行刑人尔依等；同时建构了一幅真实生动、深入日常生活细节的土司制度下的藏族人生活图景。正如阿来在本次活动上所表示的，“文学书写在总是考虑变的时候，也需要充分地注意到，甚至是充分地坚持住什么是文学不变的东西。”《尘埃落定》正是以这种“不变”的力量，走进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内心深处。
小说创作完成于1994年，却数度遭到出版社的拒绝，直到1998年才得以出版，两年后便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持续畅销至今。“其实每一部书都有每一部书的命和运，这里面既有人力，当然必须有人力，总要有作家拼着命把它写出来；那么同时其实任何一部书都是在一个非常特定的时代环境中，一个文化氛围里获得它的最初的那个动力。”李敬泽就此点评道，在他看来，《尘埃落定》是为世人打开了一个非常新的文学经验和生活世界的视野，“为什么要说《尘埃落定》是‘为万物重新命名’？就这些经验而言，藏族的生活、边地的生活，所有这些实际上是没有在我们过往的文学中被充分地打开过的，是没有赋予它形象，赋予它语言，没有给过它一个表达的。阿来为这个世界，这个还未曾被表达过的世界，给了一个命名。”
《尘埃落定》的故事从一个下雪的早上开始，“只有春雪才会如此滋润绵密……也只有春雪才会铺展得那么深远，才会把满世界的光芒都汇聚起来”。不只是雪，小说中塑造的一切，野画眉的叫声、长满草莓花的牧场、“骨头里冒泡泡的爱情”在《尘埃落定》的世界里都具有了独特的诗意象征。与会嘉宾认为，《尘埃落定》不仅充盈着古典文学的气韵，也融入了藏语的表达，还贯穿着他充满灵性的“以自然之眼观物”对自然万物的敏锐感知，也正因此，这部小说立足于对人的书写，却同时是一部置于天地之间的恢弘巨著。
从藏族出发，“更像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微缩景观”
分享会上，阿来谈到了自己开始文学创作的历程：“个人经验会促使你去思考一些人生当中不太思考的抽象问题，比如命运，或者我们跟周围社会的文化、地方历史的关系，当所有这些兴趣激励你去了解时,那种写作的冲动自然就出现了。”
为了写作《尘埃落定》，阿来曾走遍阿坝地区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研究了18个土司的家族史，查阅过小说文字50倍以上的史料，因此方写就了这部兼具文化真实性和奇崛想象的波澜壮阔的史诗巨著。阿来在这部作品中既试图还原最后一个土司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也为读者呈现了藏族人日常生活的鲜活细节，以虚构的形式表达了多元的、动态的藏文化。《尘埃落定》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便具有了民族共通性和世界性的一面，具有了跨越民族的打动人心的力量。阿来创作这部作品时便生活在已经汉化了的川西藏族小城，对他来说，“血性刚烈的英雄时代、蛮勇过人的浪漫时代早已结束”，而这部小说可以帮助自己聊解“乡愁”。
关正文就此表示，《尘埃落定》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从藏族出发的，但具有比较明显的世界性，更像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微缩景观。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宏大的世界观，我也觉得尘埃永远不会落定，它不会随着土司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因为有了这样大的一个世界观，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人类社会以及人性本质的观察的角度也好、经验也罢，在我看来都是非常丰厚的。”
阿来认为《尘埃落定》出版以后自己的好运气，让他对当下中国葆有阅读习惯的广大读者抱有信心。“我们最终要考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在世界上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格调、什么品质、什么标准。” 而近些年侧身影视编剧创作的同时，也让他对时弊不掩忧思，“一直以来，文学都是指导所有艺术创作最基础的东西。而整个影视，尤其在视频创作方向上，对流量的追求几乎是唯一的价值观。在这大数据逻辑和资本逻辑下，新人其实更难出来，大家都变得特别势利眼。”
李敬泽也认为，“文学必须在每一个时代里都面对自己问题，面对自己的挑战，做出自己的努力；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胜利者，不管是在九十年代还是现在，那些真正具有巨大才华的，同时又能够有力地回应这个时代内在的精神欲求的作品，都会在各自的命运里最后站出来、留在那儿的。”曹元勇就此表示，寻找好的作品并不一定非得局限于此时此刻，“20年前的一本好书，放20年之后它仍然值得捧读。当代已经留下了很多经典值得我们选择，值得通过新的方式或者通过各种办法，让跟这本书与有缘分的读者相遇，这正是今天的编辑要做的事情。”
原刊于“澎湃新闻”2020年12月28日（记者：王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