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的写作习惯跟很多作家不一样。灵感来的时候，阿来会“强制”自己不写，等又一次产生写作冲动，再抑制下去。“反复多时，最后不得不写的时候，我想确实到时候了”。写小说之于阿来的意义，是“一个情绪总有表达的愿望”。

        阿来非常在意生活体验对于写作的积累。日前，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阿来说，不管是书本上的学习，还是在大地上和人群中行走所积累的经验，都是在生活中创作出来的。“我觉得，我是从生活中来的”。

        在写《尘埃落定》前，阿来一度怀疑写作有没有意义。因为一场临时起意的行走，在当地老百姓的口述中，阿来走进了土司家族的世界。后来有了电脑，他看着窗外，敲下《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因为小说《尘埃落定》，阿来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他从茶马古道上偏远、贫困、闭塞的小村庄，一路走向顶级文学殿堂。

        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过去10年后，阿来创作了他的长篇小说《云中记》，于2019年出版。“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阿来去做过长达8个月的志愿者。阿来并未把那段经历转化为文学创作，直到十载过去，“那一天城市警报拉响，突然想十周年了，再也紧绷不住了。以前看到的场景、人复活了，就开始写了”。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阿来本来打算做一名一线志愿者。“结果因为我的年龄和基础疾病，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疫情期间，阿来创作了一部和疫情相关的十几万字小说，但觉得现在发表出来“还是不太恰当”。

        “写作不光需要构思，还要有一种情感、一股气。气如果断了，虽然故事能接上，但不是那个气息了，大家一看会觉得这个小说好像是两个人写的。所以，我如果继续写，可能会把前面十几万字作废，重新写起。但这十几万字费了很多心血，有些舍不得，就先放下来了。”阿来说。

        几乎每个熟悉阿来的朋友都会提到，阿来对自然抱有极大的热情。评论家谢有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跟阿来出去，好几次山路间走着走着，突然就发现他掉队了。“看见他在路边草丛中拍一朵小花，他对植物有异乎常人的热情”。

        阿来感慨，写作者必须认真地生活。“像一个作家一样生活、学习，把游历都变成自己创作的一部分”。对阿来而言，积极充分地生活之后，一部小说、一本书，是会“自然发生”的。

        中青报·中青网：之前你提到，《尘埃落定》不是刻意要写的故事，而是在大地行走后偶然诞生的故事。你为何很重视行走的体验和写小说的“时机”？

        阿来：我不想把写作变成博士论文，不是按照市场要求一步一步每天按照计划来写。如果要在写作过程中真正体会艺术创作带来的激情和忘我的境界，我觉得必须是沉下心来的。生活是像艺术一样的，所以我像艺术一样生活，学习、读书。

        前年我去智利，当地大学请我去教学，我就制定了20天旅行计划——我拿着一本聂鲁达的诗，在诗集中勾出这些地名。我要去这些地方，为什么？因为诗人写到了。许多国家我没有去过，是因为没有读过他们作家的书。

        中青报·中青网：朋友都评价你对自然的好奇心很重，很惊讶你可以叫出很多植物的名字，什么时候开始萌生对自然的兴趣？

        阿来：二十几年前我们去爬山时，我们真的是“驴友”，背一个大包，一路上所有东西都是释而不解，最多拍两张风景照。经过漂亮的岩石，不知道是哪个地质运动期间形成的，但它有它的历史，它有它的故事。我写过山，上面长了植物，我们一无所知。

        青藏铁路通车，南方报系找记者去报道，请复旦大学的葛剑雄老师和我当顾问，遇到文化、地理上的问题问我们俩。但他们出去采访，我和老葛待在帐篷和汽车里很无聊。那时候是5月，春天刚刚到来，残雪消融，雪地里的报春花开了，这么顽强的生命，这么漂亮。原来我是一个不喜欢摄影的人，但那时候我发现自己有巨大的缺陷——不关心环境，不认识身边跟我们一样的生命。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学拍摄，一直到今天。

        青藏高原的植物，不敢说百分之百，80%以上我是认识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认识，而是科学系统里头的归类、效益和应用，等等。我在登一座山的同时，还能认识这些植物，这感觉就是现在说的“生命共同体”。

        中青报·中青网：如果有一天生活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状态，你想去哪儿？

        阿来：今年疫情期间我取消了两个日程。一个是布拉格，去看布拉格音乐节。我是古典音乐迷，前年去看了两场，不过瘾，今年我订了一整套票，结果全部报废了，还损失了一笔钱。

        另一个是哥伦比亚。我经常说“带着一本书去旅行”，我去过秘鲁、智利、古巴、墨西哥，这些国家都出过最好的拉美文学作家，比如智利出过聂鲁达，哥伦比亚出过马尔克斯，想去看看，但今年两个计划都泡汤了。

        中青报·中青网：对于深度文学，你在坚持什么？你的标准又是什么？

        阿来：我没有标准，古往今来文学有标准，不用自己制定。文学史给了你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杜甫、李白、曹雪芹他们的标准。标准在那儿，我们只不过是假装忘记了而已。美国的哈罗德·布鲁姆写过很多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书，什么是好小说？他说非常简单，不要那么多定义。第一条是认知的力量。有的小说满足人的一种心理需求，客观讲，我不相信带来了什么。我更希望的是人能直面现实，遇到困难就战胜它。

        第二条是审美的文学。文学的基本工具是语言，中国语言从《诗经》时代开始一路发展。如果世界上有哪个语言最适合做文学的，过去很多人认为是法文，但我认为是中文。

        第三条是文学要给人带来智慧，不是看了就傻乎乎的。要引人思考、引人思想。

原刊于《中国青年报》2020年12月8日

        阿来，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阿坝藏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 《月光下的银匠》《蘑菇圈》，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非虚构作品《瞻对》《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大地的语言》等。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