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凯（左二）在甘肃临潭格桑花藏蜜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采访，交流合作社发展情况

        与作家高凯的电话接通时，他刚刚完成反映中国作协对口帮扶单位、甘肃省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临潭县脱贫攻坚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拔河兮》的第三遍修改。高凯是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的作家之一，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他原定今年元宵节时再去临潭的计划，他想采写那里已中断10年、却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万人拔河”活动，并将之作为全书的尾声。采访取消后，原先的结尾已重新构思写作。留在兰州的家中，他更多地是在一遍遍修改打磨已写好的篇章。

        今年春节前，高凯曾约在兰州市安宁区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的6名临潭县洮滨镇巴杰村村民做了一次采访，这也成为他为全书所做的最后一次外采。那天，高凯带去了两瓶烧酒，临走时还为其中两人购换了新的防寒服。临近春节，工地上活儿已经很少了，几位村民却都没有回家，只是在聊天中表现出对“万人拔河”活动的憧憬，以及对各自未来婚娶问题的忧虑。因为村落地处偏僻，几位年轻人在出来打工前甚至都很少去过县城，而这一问题更是当地所有家庭都要面临的头等难题。这次见面，让高凯历时45天、跑遍全县16个乡镇的临潭之行变得更加完整了。

        几个月来，从采访到写作的不断思考，让高凯更加感到，与贫困的斗争仍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就像他初到临潭写的第一首诗那样，“与贫困拔河，拔出穷根”，“把那些人从彼岸拉到此岸，一股劲撼天动地”。

迫不及待地想去写一个真实的临潭

        2019年9月19日，高凯与全国20多位报告文学作家和各自推荐单位的代表等，一起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作协组织召开的脱贫攻坚形势政策报告会和“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启动座谈会。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作家们听取了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的报告，中国作协领导寄望作家们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用手中的笔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留下珍贵的文学记录。会议结束后，高凯马不停蹄地先去了西安，为另一部报告文学交付初稿，之后回到兰州稍事休整。国庆节刚过，他就带着简单的换洗衣物和手提电脑出现在了临潭县城。“我有些迫不及待了。”在参与此次创作工程的所有作家中，高凯几乎是最早到达采访目的地的作家之一。

        “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临潭来。”对于“扶贫写作”，高凯并不陌生。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甘肃籍作家，2015年起他就开始参与甘肃陇南地区的扶贫工作了。通过对口帮扶贫困家庭，他主动思考造成贫困问题的深层根源，并以写作的方式对此持续予以关注和表达。去临潭采访前，他已多次参加过不同单位组织的扶贫采风创作活动。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2015年夏天，在甘肃省委的安排下，由他牵头组织拉起了两个作家采风团。这次活动历时一个月，行程数万公里，几乎跑遍了甘肃全省。之后高凯便发表了反映庆阳革命老区精准扶贫工作的中篇报告文学《七月流火走庆阳》。正是那一回，他才第一次全面地对自己的家乡、对西北内陆黄土高原上的贫困问题有了更深切的体会：“精神贫困才是最大的贫困，而文化扶贫才是最根本而长久的扶贫。”

        也因如此，对此次被委派采访中国作协在临潭所做的扶贫工作，高凯更加感到责任重大，期待也更高。在他看来，临潭的贫困反映的不只是临潭的问题，而临潭脱贫的困难与成功也同样不只属于临潭。“我想让更多的甘肃人、外地人都走近一个真实的临潭，了解它、帮助它并改变它。”

对扶贫认识的深度决定着扶贫书写的高度

        在县城看了三天材料后，高凯就迫不及待地下乡了。比起数据，他更急迫地想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一个更加实在的临潭。临潭地处山区，乡镇间直线距离虽近，但山路弯曲、难走费时，因此采访从一开始就定下了以临潭和卓尼县城两地为“据点”、向八方进行辐射式深入的方案。每天清晨，高凯与随行干部进村下乡，晚上赶回县城整理笔记，同时着手初稿写作，一天有约三分之二的时间会花在往返路上。比如有一次在前往巴杰乡的狭窄山道上，他们与一辆百姓拉药材的车迎面相遇。按县里不成文的规矩，必须给百姓让道，于是司机就在一边是山崖、一边是山墙的山路上倒车一两公里，才终于找到一个可以错车的岔路口。因此，每到一个乡镇，高凯都显得更加“贪心”，他想抓住有限的时间尽可能采访更多典型和鲜活的故事。连续一个半月，他先后采访了临潭县村民、村干部300多位，各式各样的十几万字速记写满了整整四大本。他想通过自己的写作理出一个答案：临潭的穷与这里到底有什么关系？几百年、几十年来生活在临潭的人们又是怎样世代艰难地与穷困作着斗争？

        采访中，高凯努力想从人们口中找到真实的答案，也试图从中发现脱贫攻坚的力量与希望。在《拔河兮》里，他总结了造成临潭贫困的地理与历史根由，写到了这里曾普遍存在的大龄文盲问题。没有文化，连扶贫政策都理解不了，谈何其他？他也写了新时期8个村“上访”主动要求脱贫的故事，写了少数民族聚居区脱贫工作的不易，写了教育正在如何深刻影响着这里的下一代。

        高凯还写了外地和中央对临潭的帮扶，特别是写到了这里建起的中国作家创作基地。中国作协自1998年拉起临潭的手之后，由一届届领导班子和一轮轮派遣干部、作家们组成的接力扶贫队伍，通过独特的“点穴式”扶贫，持续经年地对临潭给予人、财、物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重点推进，使“文化润心、文学助力、扶志扶智”的理念在当地深入人心，使贫困人群的精神能量得以激活。中国作协的扶贫干部克服困难、深入调查研究，为扶贫方案的规划和实施出谋划策，并努力改善当地教育情况，同时通过发现、培养和扶持当地的青年作家，使临潭变成了一个文学的富矿，一个拥有了自己的文化产业并能为更多人提供更好生活的地方。这些内容都在作品中有所反映。

精准讲述中国的扶贫故事是作家的使命

        临潭让高凯收获了许多感动，而离开临潭时他的写作也行将完成。2020年新年到来的头一天，《拔河兮》的初稿写作终于全部告结。坐在桌前，高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感到自己已用这10万字、7个篇章的作品写出了临潭脱贫的方方面面。其中既有临潭的现在和过去，也有人们长年同贫困斗争的内心世界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初稿完成后，高凯小范围地将文稿发给了部分朋友，其中有作家、评论家，还有临潭的基层干部、文学爱好者等。从大家的反馈中他感到，当初立下的创作目标基本实现了。从当年记叙陇南扶贫感受的长诗《陇南扶贫笔记》起，高凯就认为，多年来自己以扶贫为主题的写作是一脉相承的。从诗歌、长篇散文再到长篇报告文学，他写的都是文化扶贫、精神扶贫。特别是这次在临潭，让他积蓄多年的思考、情感与写作冲动终于又找到一个更好的出口与载体。“贫困的根子还在文化。” 2019年12月，应邀参加第四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的高凯将此次采访的心得整理成文，在会上作了分享。他说，贫困是人世间的一种寒冷，而“精准地讲述中国的扶贫故事，则是作家们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2020年2月28日，高凯的《拔河兮》节选首次在《文艺报》副刊整版发表。内容节选自作品的最后一章，他表示这一章正是全书的主旨所在。在这部分里，他集中笔墨书写回顾了中国作协20多年来用文学助力扶贫的漫漫历程。他把许许多多曾经参与和见证临潭扶贫工作的中国作协领导和干部、作家以及普通人的名字，都一一写进了这部记录临潭脱贫历史的报告文学中，将他们的坚韧不拔与临潭取得的巨大变化写到了一起。

        “《拔河兮》首先感动了我”，高凯对记者这样说。那场预想中豪气冲天、万众齐心的盛大拔河场景今年虽然看不到了，但让高凯欣慰的是，他已用自己的笔，把临潭的故事永远留给了临潭与未来。

原刊于《文艺报》2020年4月17日

        高凯，1963年生于合水，当代实力诗人。现任政协甘肃省委文史委员、甘肃省文学院院长、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八骏文艺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甘肃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和甘肃省诗歌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优秀专家和国家一级作家。出版诗集8部，编著40余部。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甘肃省文艺突出贡献奖、首届闻一多诗歌大奖、《芳草》汉语诗歌双年十佳、《作品》杂志第十二届“作品奖”等奖项和荣誉。曾为《光明日报》“新闻人物”专栏新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