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走在西藏拉萨那条著名古老街道上的某个人一样，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慈悲、谦逊与和气。当然，他真实而自然的微笑，更像每一个普普通通的藏族人。
这几年，凭着一部部藏地题材力作的完成，藏族作家次仁罗布悄然走进读者的视野。他是如此谦逊，以至于你会忘记他的作品摘得国内多个奖项，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有的作品还被改编成影视剧本……
在次仁罗布细腻的笔下，人们可以更为真实地了解西藏，了解众说纷纭的西藏历史与藏族的民风民俗。他用一部部文学作品，深层地表达着这一民族的心路历程。
“文学为我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次仁罗布出生在藏族人视为圣地的拉萨，而且就在那条古老的八廓街长大。“至今，在八廓街居住与成长的岁月，是我文学创作重要的灵感来源。”
也许正因为如此，次仁罗布笔下总能透露西藏最为直观的人文风景，能够触摸到藏族人最本真的自我，仿佛这一切深入他的骨髓，深埋在他的血液里。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次仁罗布开始接触到一些文学作品。在姨妈家中，他总能搜罗到姨夫的一些旧书，如《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等，这些书令他痴迷不已。
文学的世界，在次仁罗布少年时期便为他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自己原本不熟悉的世界。他徜徉其中，变换着不同的角色。
上世纪80年代初，次仁罗布考进西藏大学文学系藏语言文学专业。他开始涉猎藏族历史、文学、哲学及宗教等。“这对后期我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特别是在藏地题材文学作品的呈现上没有了隔阂感，就像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次仁罗布说，“许多读者反馈说我所写的作品反映的就是当下藏族人的精神面貌及他们的所思所想，跟这一时期我的学习与阅读是分不开的。”
在西藏大学时，次仁罗布在一位来自内地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读拜伦、雪莱、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这为他今后的创作之旅打开了一扇更为广阔的文学之窗。“那些诗集在当时的西藏是买不到的，读过后，对我的触动特别大。”
那时的次仁罗布总感慨，人家怎么就能写出那么美的诗句呢？那种情感、那些词语，仿佛是有魔性的，读过让人念念不忘。
“于是，我就想自己也要尝试着写一些东西，开始有了一些很短的诗歌创作。”次仁罗布说。
上世纪80年代，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写作风起云涌，这类文学之风承袭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手法，刮到了雪域高原。次仁罗布开始接触到象征派诗歌先驱波特莱尔的作品，还有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等……这一切让他又一次深深地感到诗歌创作正在飞速发展，同时，这也给他带来困惑。
至今，次仁罗布还能深刻地回忆起那一时期自己的不自信。他笑笑说：“看过这些作品，我甚至有点不敢写了。”
1986年，次仁罗布从西藏大学毕业，分配到昌都县中学教书。两年后，他调回拉萨，在西藏邮电学校工作。
大约是1989年末，次仁罗布因工作原因从拉萨到尼木县，办完事后准备返回拉萨。“那时的交通还不太方便，要到公路边搭便车才行。”来到公路边招手等待便车的次仁罗布，从站立的位置看到碧波荡漾的河心中，一位老人划着牛皮船，悠然飘浮在水面中央。
那一刻的画面，有落日的余辉，有河流与岩石、荒滩与山峰、老人与牛皮船，所有的一切给人一种荒凉、原始的震撼感。此情此景，给原本就喜欢文学的次仁罗布深深一击，一种说不上来的触动涌动在他内心深处。
于是，次仁罗布的第一篇小说《罗孜的船夫》有了初步的构思。在完成创作后，他在忐忑中把作品投给了《西藏文学》编辑部。
“虽然投稿了，但从未想过发表的事情。”回忆着过往，次仁罗布认真地说着，依然满目笑意。
此前，作为一名藏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他曾用藏语写过一些散文、诗作和短篇小说，在《西藏青年》《拉萨晚报》等媒体上发表过。他坦言：“至今，我还保留着《西藏文学》给我的退稿信。后来，我从藏文书写转向了汉语写作。”
将《罗孜的船夫》投给《西藏文学》编辑部后，并未对发表抱太大希望的次仁罗布却在一段时间后意外地收到了当时《西藏文学》主编李佳俊的一封信。在信里，李佳俊表达了对小说《罗孜的船夫》的一些看法，并告知他何时刊发等，还让他抽空到《西藏文学》编辑部去一趟。
至今，次仁罗布依旧保留着李佳俊的这封回信。他说，李老师的这封回信成为自己之后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
更让他惊讶的是，《西藏文学》刊发时，在他那篇《罗孜的船夫》文后，主编李佳俊配发了一篇更长的评论性文章。“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次仁罗布觉得，有时候，幸福来得就是这般突然。
“我的小说保持着藏族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基调”
正式发表《罗孜的船夫》后，次仁罗布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陆陆续续见诸杂志与报端。尽管如此，对他而言，此时的文学创作仍然只是个人的业余爱好。他说：“我最初的写作像所有的初写者一样，极不成熟，表现在文字不过关、小说的叙事不成熟，还带有很强的模仿性。”
直到2004年，已经在西藏日报社当上一名编辑的次仁罗布，有幸被西藏作协选派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在那里，他不仅学到了文学理论知识，也学到了文学创作的技巧，极大地开拓了视野。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作家阎连科讲完课留下一句话：“要是写不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作品，还不如不写。”
这句话对当时还未把文学创作当成一门职业的次仁罗布而言，就像是一句警言，令他久久思索。从此，他有意无意地注意着自己写作中的叙事手法。
到鲁院进修的时日，至今被次仁罗布称为是弥足珍贵的经历。他说自己较为成熟的作品都是从鲁院毕业后完成的。2005年底，他从西藏日报社调到西藏文联，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每一部作品都需要一个最好的切入点，否则你最好先别动手。”这是成为作家后的次仁罗布对自己的要求。
秉持这样的写作理念，这些年，次仁罗布的每一篇小说发表后，总能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他也因此而斩获很多奖项。
当作品《杀手》面世时，次仁罗布并未想过它会受到那么多的瞩目：入选《2006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和《2006年度中国短篇小说》，入围《小说选刊》每4年一届的“全国优秀小说篇目”，入选“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摘得西藏“第五届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金奖，被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改编成电影《撞死了一只羊》，搬上大荧幕……
作为鲁迅文学奖得主，次仁罗布认为小说必须要有它立体的东西呈现出来。看完一部小说就读懂这段历史，让读者感知当事人的一种情感和他们的生活经历，这就是小说的意义。
对于自己的每一部作品，次仁罗布最终希望呈现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质。他说：“我想把人的忍耐、人的善良，还有在困境面前表现出来的勇气，以及藏族人那种恬淡的，不是特别追求物质利益，而是一种适可而止、永远保存一种纯真的内心……我想把这些美好的品质在作品里呈现出来。”
次仁罗布说：“我的小说一直保持着藏族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基调。”他说，藏族传统文化始终审视人的生命尊严、人活着的意义。“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代藏族文学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是清新的元素，是不同的声音，是不断对生命的拷问。”
在次仁罗布看来，小说要有历史的底蕴，要有人文的光环，要指出人活着所面临的尴尬、艰难、挣扎，更要让人们看到希望。
当次仁罗布还是一名文学爱好者时，他最喜欢的作家就是美国的海明威和福克纳。他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把他们的作品拿出来重读。”除此以外，他也特别喜欢《米格尔大街》《帝国瀑布》《等待野蛮人》等作品。
无论是在成名前还是成名后，次仁罗布始终认为，文学需要教人向善，给人以希望。
他说，虽然我们常说苦难与无常，但正是苦难让我们立心，把心树起来，让自己的心强大。在任何苦难与挫折面前，我们的心能够承受得住、能够面对，这是文学必须要做的事情，也是文学的魅力。
“我用融入生活的小说元素映照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
文学并不是纯粹的历史记录者。但通过塑造人物，小说通过文字达到人的内心隐秘世界，把人心的幽暗与明亮呈现出来。
有人说，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是民族历史发展的心灵史和灵魂史。这部作品一出版，便引起了藏族文学界和国内主流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得到充分肯定。
迄今为止，《祭语风中》仍然是次仁罗布最为满意的长篇小说。书中有次仁罗布记忆里童年在八廊街生活时的人物和场景。他说，那是西藏许许多多老百姓的日常，是精神和世俗生活融汇在一起的状态。
次仁罗布认为，历史与经历，是小说产生的最初来源。他拿自己的中篇小说《界》的缘起，讲小说的来源，以及小说与生活、与历史的关联与重要性。
2005年盛夏的一天，次仁罗布来到拉萨堆龙德庆区柳梧山谷桑普寺，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底蕴深深地吸引了他。
桑普寺河沟里有座白塔，白塔背后流传着许多故事。次仁罗布把自己阅读的很多相关历史书籍，听到的故事，自己积累的人生阅历等交融、糅合在一起，让小说逐渐丰满了起来。于是，一部3万多字的中篇小说《界》成型。
次仁罗布最终将小说《界》的故事发生时间限定在19世纪上半叶的旧西藏，将那段纷乱的历史作为时代背景，通过构建一个旧西藏的庄园，将农奴主与农奴、僧人与俗人、底层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描写出来，呈现旧西藏底层人民艰难的生活状态。
“这个庄园从鼎盛到衰落的过程，呈现出旧制度的僵化与腐朽。这是小说《界》呈现出来的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也是我希望在这部小说里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次仁罗布坦言，想通过小说《界》让读者看到或了解和平解放前旧西藏的一个社会缩影。“通过这部小说，可以看到一些旧时代丑陋的东西，进而对旧时代的体制、文化、种姓歧视等等，有一些反思。”
在现实生活中，性格极为和善的次仁罗布对“人人生而平等”常常带着反思与质问。他想通过自己的小说唤醒人们内心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爱、同情之心。“也对我们父辈曾经生活过的那种社会体制有一种深刻认识，进而有一些对生活的考验，对生命的拷问。”
“我在用文学的方式讲述一个民族的历史”
“藏族文化到底有哪些优势，哪些劣势？怎样把优势捡起来，把糟粕去掉，是我们这个民族前行并且立足的基石。”人们总能在次仁罗布的言行里，感受到他对藏民族和藏文化的深沉爱恋。
在八廓街的居民院和古街巷道里，有次仁罗布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他爱八廓的古街古院、爱古城拉萨、爱西藏与藏民族。而这些，在他的文学创作里是看得见的文字，也是弥漫在他文字背后的情感。
平日里，一有空，像许多生活于西藏的人一样，次仁罗布也喜欢泡茶馆。他说，这是他观察体悟藏族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式。
“突然一句话，一个细节动作，一个毫无征兆却发生了的小插曲，也许就会带给你某种灵感。然后，将自己的经历，包括阅读的书籍、生活中遇到的点滴，在无形中将无意识的情景揉进去，一部小说的最初来源可能就这么产生了。”次仁罗布笑着说。
这些年，在长时间观察和体悟生活的过程中，次仁罗布想要表现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表现藏族人在面对现代文明冲击时的心态，表现人类共有的喜怒哀乐。
在次仁罗布的电脑里，保存着许多旧时的资料照片：位于八廓街的老居民院、一位穿着多处缝补僧衣的旧西藏僧人、一个藏式建筑中现今基本看不到的廊道和柱子、旧西藏底层人劳动时光着脚的画面……诸如此类。这些过去的图片，细心的次仁罗布只要看到了，总是会保存下来。“只有脑海里存在比较清淅的画面，对那一时期的历史有一个感观的认识，才能着手一部作品的创作。要随时随地培养自己的观察力，从细节处写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你的小说才有可能被读者认可。”
于是，在日喀则最边缘的萨嘎县城，一个风沙走石的夜晚，《杀手》的雏形在脑海里现出；
在拉萨的柳梧山谷（桑普寺），一座破败的白塔及其传说，让《界》的灵感缘起；
在藏族人每日行走的转经道上，一篇充满了救赎气息的《放生羊》得以构思……
在整个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次仁罗布对自己有了这样一种认同感：“我在用文学的方式讲述一个民族的历史。”
次仁罗布一再强调，文学创作是在创作精神食粮，是引导别人、塑造灵魂。
米拉日巴的故事、真实的藏族史料、民歌、传说及民间故事……你总能在次仁罗布的笔下触摸到这些元素。他总说，要是没有广泛的阅读，也许你能把一个故事写好，但从作品的高度和深刻性来讲，你与读者可能达不到文学的共鸣。
在文学界名声渐盛时，许多渴望文学创作的年轻读者总问次仁罗布，如何提高写作能力、如何表达？他给出的答案是：“要一直努力，要将读书和创作同时进行，不要间断，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写作水平。”
他说，如果立志要成为一名文学创作者，就必须读很多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阅读，还包括历史、宗教、哲学、自然、军事等学科。“只有多阅读，你的笔尖才会有分寸，才不致于脱离现实。”
“当中国文学整体呈现出往前走的叙事发展，藏地文学该为中国文学作哪些贡献？”在现阶段，次仁罗布自己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立足在民族文化之上，提出另外一种生存的价值观念，以丰富中国文学——所有的作家都在担当着这样一份责任，也在努力耕耘。至于能够走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取决于作品的质量。”次仁罗布说。
如今，次仁罗布正在完成他的长篇历史小说《乌斯藏》。这部仍在创作中的作品得到了中宣部文化名家项目的经费资助。
在工作中，作为《西藏文学》的主编，次仁罗布努力培养西藏文学新人，先后向《人民文学》《作品》《民族文学》《芳草》等重要刊物推荐了十多位西藏青年作者的作品。利用这个平台，为十余位作家召开作品研讨会。同时，举办了3期《西藏文学》走进高校活动，激发了学生的文学创作热情，向校园播撒了文学火种。
原刊于《中国民族报》2019年9月24日
次仁罗布，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西藏文学》主编。2004 年和 2012 年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第四届、第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曾先后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西藏第五届“珠穆朗玛文学奖”金奖、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