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朗仁称(以下简称“索朗”)：色波先生，八十年代你是有名的前卫作家，喜欢你的作品的读者不少，我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遗憾的是差不多快有十年没看过你的小说了，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长时间辍笔?
色波：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把这件事情的起因讲给你听，看看是不是能与其他辍笔的所谓前卫作家构成区别。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自己突然悟到了一个全新的小说领域，它迫使我不得不去对许多已经熟知了的事物和已经成型了的认识重新加以审视。这无疑是一次观念大迁徙，需要静下心来阅读和思考。当然，这对我来讲本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可阴错阳差的是，紧接着我又开始了现实生活中的举家大迁徙。两种迁徙加在一起，我已经没有心思和精力写作了。那是一段精神和肉体均“居无定所”的时光。尽管如此，每每回忆起来，我却很少为此感到遗憾，因为正是这种身份的闲置，这种一切从零开始、什么也不是的处境，给我提供了脱胎换骨的条件，使我能够毫无顾忌地向小说发问。

索朗：在你的理解中，小说是什么？
色波：小说是杂草，其真正价值和独立存在的理由都产生于它放弃了成为大树和鲜花的愿望之后。

索朗：这是否意味着你对写作的把握更大了？你还打算继续写吗？
色波：没有哪种理论或者经验能够使写作变为一项有把握的工作，作家的苦恼是永远存在的。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而过去、或者说是年轻的时候，我总是将简单的事物复杂化，并且乐此不疲。这是两种不同的才能。

索朗：在你过去的小说中，隐含了较为深厚的佛教理念，真正读懂了你的作品的人，都有如是感受。宗教，当然准确说应该叫藏传佛教，是不是你所有作品的灵魂？
色波：实际上我不大把握得住“佛教理念”这个词所能涵盖的意思层面，但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你后面的问题，那就是任何宗教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我任何一篇作品的灵魂，因为在我看来，圣洁的宗教意识和虔诚的宗教情感必定会拒绝小说的反叛精神和游戏姿态。不过，我完全认同宗教作为一种题材在藏族小说中存在的必然性，特别是已经化为日常的生活行为那一部分。

索朗：继《圆形日子》之后，你的许多小说中都存在着明显的“圆形意识”，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
色波：开始的时候，圆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时空观。过去与未来相距太远，把它们弯过来衔接上，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后来，是爱黙生的一句话拓展了我对圆的兴趣范围。爱黙生说：“圆，是世界密码中最高级的符号。”

索朗：或许跟现代化进程有关联，人类生存大环境中的文化多元化发生了位置互换，全世界对藏传佛教以及藏地的各种文化现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文化类和文学类的作品差不多有风起云涌之势，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色波：西方文明在弊端频显之时，从东方神秘主义中汲取智慧以自救，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化的既定格局已经发生变化。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藏地文化逐渐被推到了国内文化的时尚前沿，这倒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对某种文化的普遍崇敬，容易派生出一种类似于宗教般的先期热情，所以当我们的小说处于一种差的状态时，这是个契机，而当我们的小说处于一种好的状态时，这就是个障碍。

索朗：凭我所知，绝大部分藏族作家的创作都用汉语言文字进行，除了流通领域的原因，这跟藏族文学走向世界有没有关系？是捷径，还是走了弯路？
色波：今天用汉文写作的藏族作家的确不少，但我怀疑人数会不会过半。我这样说，等于是印证了你的另一个观点：语言的流通性的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关于使用藏文还是汉文写作，曾经是当代藏族文坛争论不休的话题。我个人认为，使用哪种语言写作并不重要。用藏文写作，其流通上的障碍也并非目前的本质性问题，美国作家辛格的全部作品都是用意第绪语写成的，这丝毫也不影响他成为世界级作家。而用汉语写作，也不应担心是不是正宗，因为正不正宗其实是对文学的非分要求，拉美作家一般都用西葡语写作，印度干脆就管国内那些用英语写作的叫英语作家。关键问题不在这里，不在于哪种语言更方便我们走向世界，而在于哪种语言更方便世界走近我们。我们的文学明显地需要学习和借鉴，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了用汉文写作的藏族作家的优势，因为他们不仅直接学习和借鉴了汉语文学，也分享了译成汉文的世界优秀的文学作品，这大约就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藏文写作逐渐被汉文写作拉开了距离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方面是藏文作家的汉文阅读水平将会不断提高，一方面是用藏、汉两种文字写作的双语作家也会迅速增加，都将使得用汉文写作的藏族作家的优势不复存在。或许只有到了那时，我们再来谈论藏文的流通问题才更有价值。

索朗：你认为藏族文学与汉族文学有区别吗？区别在哪里？
色波：我想，你大约是在问藏族文学的汉语写作与汉族文学之间的区别。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而且跟所谓的流派或手法无关。至少小说是这样。

索朗：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美国文学和拉美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之大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藏族当代文学也借助上述外国文学的梯子，跨越了文革造成的空白，并且成功地推出了像你这样的一批在国内外都叫得响的青年作家。你是怎样评价那个年代的藏族小说或西藏小说的？你认为这批作家在本世纪初还能继续独领风骚吗？
色波：一块提前收割了的文学麦田，小说史上一道鲜亮耀眼的疤痕。这是我给那个年代的西藏小说下的结语。依我看，由于今天的小说已经与那个年代以前的小说形成了一种有机的衔接，即便是将那个年代里的主要作品从西藏文学史上删去，今天和今后的人们也不会从中发现任何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西藏小说，是一段必须单独记载的历史。现在，这批作家连同他们的读者一起都消失了，还谈何“独领风骚”？

索朗：藏区神秘而深厚的历史对藏族题材的长篇小说艺术感染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左右作品的文化厚度？
色波：其实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拥有最为神秘和最为深厚的历史的，当属汉族。我们的优势在于，文化上长期的闭关自守，使我们有机会在掌握较为先进的小说技术的前提下，还能同时占有最为生动的客体描写和最有可能发生的虚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讲，题材的确能够“左右作品的文化厚度”，只是当小说的“文化厚度”被单独或最终强调出来时，它实际上已经与小说的质量脱离了干系。

索朗：你对严肃小说中的情爱表现和性爱展示怎样看？
色波：在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就所谓的“严肃小说”说点个人看法。我承认的确有严肃的小说家，却没有什么严肃的小说。小说的性质是“非”严肃的，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的工作就会越来越变得多余和滑稽可笑。现在我们来说正题。尽管性与艺术的密切关系一直存在，如果单单是为了增添读者的阅读兴趣，性描写并不是惟一的方法。在阅读环境发生了变化的今天，只有不断对固有的小说观念进行反省，我们的小说才不会被人类遗弃。不知你是不是也注意到了，如今许多被认为是很不错的长篇小说，甚至在艺术价值上都不如改编后的电视剧。

索朗：你最近主编的那套叫做“玛尼石藏地文丛”的四卷本当代藏族文学丛书，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藏族文学汉语写作新一代”的全面总结，也是当代藏族文学第一次全方位集群展示。丛书的作者、编者、甚至图片摄影全是藏族，可谓原色原创。丛书的选本价值也是多方面的，既可作为专业人士的研读对象，又可作为业余读者和藏地文化追随者的特色读物，由于装帧设计上的考究，还可供图书爱家收藏“把玩”，因此倍受读者的青睐。你想就此说点什么吗？
色波：这套丛书的出版，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已在丛书的序言中提及，就不再赘述了。这里，我只真诚地希望这套丛书能给人们带来阅读的快乐。

索朗：你对藏族文学的前景有信心吗？
色波：在《婚姻革命》中，英国人罗素说：“艺术的最后故乡，即使不在西藏高原，也是在上刚果的某个地方。”考虑到当今世界闹出的预言笑话太多，我们对罗素的这句话不必太认真。但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高天厚土的确具有创造和消受艺术的条件，就看我们怎么做了。我想，只有很好地解决了下面几个现实问题，我们的谈话才会进一步深入。问题一，罗素紧接着又说：“但是，艺术的最后灭绝可能已经指日可待了，因为美国给予外国艺术家们的慷慨奖赏定将导致艺术的灭亡。”我们正在接受全世界的慷慨奖赏，而这种奖赏通常都源自人们的同情和好奇。意识到这一点并自觉地加以抵制，差不多成了我们未来小说的精神起点。问题二，一定要有一家像样的文学杂志。我们的题材的特殊性，使得我们的很多好作品在投稿时屡屡受挫，这严重地打击了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如果我们有了一家上好的、负责任的文学杂志，一方面可以挽留住这些本来就不多的人才，另一方面还可以作为内地文学杂志的参照，使他们在审稿时少些政策顾虑，多些文学判断，让更多更好、或更具特色的作品与内地读者见面。问题三，必须复活小说中的“精英意识”，因为作为一个作家群，少了这个层面，“身份”就会受到质疑。让我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