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女诗人翟永明(左三)在白夜酒吧与旺秀才丹、马原等合影

采访人：旺秀才丹（藏族诗人，藏人文化网总监）
被采访人：翟永明（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女诗人，成都“白夜酒吧”老板）

旺秀才丹：翟姐，我们认识好几年了，每次见面都是在您的酒吧，而且从来没有谈论过诗歌。像这样在酒场上打交道的文坛朋友我有许许多多。现在我们自己创办了“藏人文化网”，我想将这些“酒肉朋友”的资源利用一下，一方面是让这些朋友多结识一些藏族朋友；另一方面，也想从您们这些汉地文化艺术界“成功人士”的身上，“拿来”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使我们藏族当代文化艺术界开阔视野，少走弯路，尽快与国内乃至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接轨。我的这种想法您赞同吗？
翟永明：才丹，你的关于“藏人文化网”的想法我觉得非常好。最重要的不是单边主义的交流和了解，而是彼此都有兴趣和责任加强一种互动式的认识。在我看来，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认识远远不够。尤其是汉族对藏族的了解和认识，连皮毛都还差得太多。所以，并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界拥有资源，藏族文化界可供借鉴的东西更多，也更少被认识。所以，象你这样的人，应该有责任多作点事，以利于双方的交流。

旺秀才丹：翟姐，我的这种想法由来已久，但是将您作为第一个我的实践对象，我相信这里有佛教众缘和合因素的存在，但愿这对我们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您觉得呢？
翟永明：当然，我也觉得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否则，我也不会在这里回答你的问题。长久以来，我就对藏族文化和藏族朋友怀有一种很深的感情。我也多次去过藏区并非常喜欢。这一切都是缘。

旺秀才丹：我在这里综合了一些写作者想对您问的问题，并且为了保持您与我们网站长期的可持续的联系和友谊，我们会从一些基本的话题问起，请您给与一一答复，好吗？
翟永明：好呀。

旺秀才丹：翟姐，请问您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开始写诗的？
翟永明：引起我写作兴趣的最重要因素肯定是来自书籍。从小的大量阅读诗歌导致了我最初的写作动机，这个动机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首先针对自身，其次才是针对他人。也许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诗人，但是写诗却是很早就开始了，以一种自娱自乐的的方式。 最早接触的诗歌肯定是中国古典诗歌，对它的热爱也是导致我选择诗歌这种文学形式的绝对理由。

旺秀才丹：您的处女作是哪首诗歌，对您或者对别人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翟永明：具体的处女作应该是完整的第一首诗吧。我已记不太清楚，大略是中学时代的一首诗，得到老师和同学的称赞。因此让我对进一步的写作产生兴趣。

旺秀才丹：您认为存在一个衡量好诗和坏诗的标准吗？是什么？
翟永明：好诗的标准肯定因人而易，个人的喜好是其中一种。对我来说，则是靠得住的一种。只要能在诗中使我获得阅读快感和让我感动或让我意外的诗，对于我来说，就是好诗。

旺秀才丹：女诗人的定位为您的诗歌创作以及日常生活带来了什么呢？
翟永明：多数女作家都会害怕被定位为“女性写作”，这个标签的杀伤力有时太强了。但有时，这也会给女诗人带来某些便利。因此，女作家总是既有强烈的女性意识诉求，又试图超越被概念化和生物化了的“女性艺术”标准。至于我个人，现在我已不太在意任何一种标签附在自已身上，说到底， 写作本身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好或是更坏。一切都视你的作品而定。日常生活中，我最不希望的就是象别人想象的女诗人那样生活。

旺秀才丹：据我所知，《女人》和《黑夜的意识》是您早期的代表作。我不知道在以后的作品中，您是否摆脱了您所为之困惑的“女性诗歌”的束缚，获得了严肃公正的文本意义上的批评呢？
翟永明：我所期待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一个性别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的有效系统。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戴锦华说的：:“女性文学呼唤并要求着两个东西：一是性别立场,一是文学。二者不可或缺,也不能简单地互相替代或等同”。这样的期待肯定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也相信，随着女性文学的不断充实和不断发展，以及女性自已的批评系统的建立，这样的文本最终会出现。

旺秀才丹：您曾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过，“诗歌从未让我失望过，在我灵魂深处尚有更多的东西要表达，而且仍然将是通过诗歌这一我所挚爱的写作形式。”多年以后的今天，您能否对此话作一重新的解释？
翟永明：多年之后，我要表达的也仍然是上面那句话。

旺秀才丹：您认为诗歌与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用您既有的经历来客观地评价陈述一下好吗？
翟永明：对我来说，诗是一个我将固执地写下去的东西，因为我从未感到对诗的兴趣有所减退。这些年我写作了一些与诗有关的文字，它们部份地透露了我这些年来的写作信息。它们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思想，有的只是在写作过程中慢慢坚定下来的一些想法。我知道在我近几年的诗歌写作的变化中，曾经喜欢过我的诗的一些读者越来越疑惑了。他们习惯于我过去写作中的表达方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实际上，在我写作《静安庄》之后，尤其是写作《人生在世》这组诗时，我的写作就有意识地朝着目前的写作方向在改变。这种改变因其缓慢和隐秘而显然并不为人所知，除了我自已。因此对于我，就象我在《咖啡馆之歌以及以后》一文中谈到的那样，目前的写作使我“发现我的写作从未这样自由过，我也从未如此对今后的写作充满信心”。让我高兴的是还有一些以前不喜欢我的诗的人却喜欢我现在的写作，他们中间有的是我的朋友和有的是我所看重的诗人，这一发现让我开心不已。

旺秀才丹：您曾经感慨"生命中那些似有神助，但又把握不定的瞬间"，您可以就此谈谈您的感受吗?
翟永明：我最满意的诗作总是在一气呵成的状态下完成的, 这种时刻总是很少的，对它的把握是顺应和捕捉。“生命中那些似有神助，但又把握不定的瞬间”，实际上只是指某一些状态极好的时刻，它们稍纵既逝。

旺秀才丹：您的白夜酒吧在四川以及外地的文人圈子里很有名，您是什么时候介入经商的？您对诗人经商如何看待？
翟永明：我的白夜酒吧是在1998年开的，迄今已有6年。前几天6周年庆的时候，何小竹说：白夜已开了六年还没关闭，让我很佩服你。因为在我之后，也有很多朋友开酒吧茶楼，后来又纷纷关闭了。我想对我来说，白夜能够一直支撑下去，是因为它根本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经商，尽管最初的理由是寻找一个经济背景。诗人也必须为自已找到一种活法，这样才能有利于写作。在四川，许多20世纪80年代中期活跃的诗人在90年代后，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已经改行投入中国的经济潮流之中，有的仍然在四处漂泊，为生存奔忙。有的经商之后又重新回到书桌旁潜心写作。他们中的有些人无法在这个时代获得现实感，只能在写作中攫取能量；另一些人也许在现实中获取能量，但无论如何也需要将它转化为对诗歌的欲望。我不认为处境的改变，和身份的置换，就能解释诗人在现实中的一切。对于诗人来说，他的职业和身份都是不确定的因素，唯一确定的是诗歌对他的意义。

旺秀才丹：翟姐，我发现一个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活跃的诗人，现在很多都在经营图书，而且做得相当成功，这里面有许多是您的朋友，万夏，李亚伟，宋渠宋伟等等，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翟永明： 就象刚才我说的一样，诗人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歌对于他的意义。诗人在商业上做得成功，说明诗人智商很高，他们也有能力作诗歌之外的任何事情。

旺秀才丹：您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翟永明：自由的写作，自由的生活，自由的恋爱。不被任何别的因素所困扰。

旺秀才丹：您了解藏族作家以及诗坛吗？能说说您对藏族最深的印象吗？
翟永明：我还是有一些了解吧，大约是在87年左右，我曾经在贵州参加过一个诗会。那时有一个西藏作家代表团也与我们一起去。那一次我认识了许多藏族作家，比如色波等。另外我也去过拉萨，在那里认识了扎西达娃，唯色等很多朋友。在成都，我与藏族作家阿来是好朋友，也与一些外地来的藏族人结为朋友，比如嘉措，比如你，还有你的哥哥。我想我一直喜欢藏族，也许因为我自已多少带有一些少数民族特征吧。至少从外形和性格上而言。我有时会觉得我与藏族人的思考方式有相通之处，我自已这样认为。对了，前年我差点要去接手办《西藏旅游》，同意这样作完全是因为我喜欢西藏，而且有更进一步的兴趣。
但是不能说我对藏族文坛有太深的认识，是因为还不能更多更容易地读到藏族作家的作品。主流文坛虽说对藏族作家的作品不会排斥，但显然重视得不够。阿来的获奖一定程度上对藏族文坛是有积极意义的，剩下的当然就是藏族作家应该作的事：扩大和强调藏族文化的影响力。《西藏文学》有一阵办得非常好，但是这两年也有些沉寂。我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藏族文坛肯定也会受到一些冲击。怎样既保护自已的民族文化，又与现代文明接轨，这样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