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评论认为，您怀着鲁迅式深沉的爱，在小说中表达了对母族的深远的忧虑，这种忧虑或者焦虑，在您的散文中也有所体现。正如您在《夏日辉煌》中所说的：“我的笔能够写出一个民族的历程和光荣的梦想么?我感到迷惘。”这种迷惘是不是一直在困惑着您?
答：这种困惑当然是永远的困惑，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藏族人。

问：读您的小说，使我很容易想起赫尔曼·黑塞，虽然你们的小说手法不?
答：我不认为自己有着旺盛的创作力，我的作品并不多。我认为我们藏民族是一个内敛而富于冥想的民族，总体而言是冥想多于表达。远古以来，西藏的智者们总是沉默的，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问：您觉得作品风格的形成与个人的性格有关吗?
答：作品风格与个人性格的关系，通常是评论家分析的事，作家自己很难去剖析自己。不过凭着我的直觉，认为这两者应该是相关的。

问：您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质?
答：关于什么是好作品，我们听过无数的大话和废话，“好”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裂变。当作家从十八世纪无所不知的全能上帝的扮演者到今天的跌落，当作家摘下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桂冠，当我们看见了诸多的有关“不朽”的可笑和包装在“好”作品中的“媚俗”，我们所能做的便是：做一个清醒的读者，别轻易去喝彩。 什么样的尺子都比不上时间这把最无情也最伟大的尺子。

问：您的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出版之后，您又投入到了另一部长篇《桅杆顶上的坠落者》的创作中，该小说自在《西藏文学》节选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认为此部小说是您将魔幻加象征的手法运用很纯熟的一部，能否谈谈此部小说的创作?
答：这部小说搁了好些年，前些年主要是我还没找到如何在作品中解决时间和空间的技术问题,简单地说，我想把主人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或者说是前世、现世和来世)都放在一个现实平面的时空里，要让这状态显得浑然一体不留痕迹是一个难题，处理不好会弄巧成拙。或者会显得矫情和卖弄。现在我想我可以解决了。你也许会问，作为一部小说，这很重要吗?我会说，这对我非常重要。没有解决好“如何写”，那么“写什么”永远只是处在低层次，这也许是对第4问中关于什么是好作品的一点补充。

问：作为一个藏族人，您怎样看待您身处的宗教世界?
答：我们都是芸芸众生。有些作家可以或者愿意成为苦行僧，也有些作家以放浪形骸的方式来体验人生，作家永远也没有资格成为普度众生的菩萨，他的作品顶多只是在人世间发出一声苦难者的叹息。
不必为自己不能成为虔诚的信教徒而忧伤，更不必为自己成为叛逆者而自豪。 不管你将成为哪一种人，你的精神世界注定要受到永远无休止的磨砺。 我们貌似生活在藏民族的宗教国度，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灵魂生活在别处。

问：很想了解您的综合素质为什么如此出众! 在小说领域，您的短篇小说曾连续荣获几届全国最高小说奖；在作词领域，一曲《向往神鹰》曾经风靡全国；在剧作领域，电影剧本《益西卓玛》荣获了全国最佳编剧奖。您能谈谈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民族的大脑，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是什么?
答：在我的童年时代，音乐是我的第一梦想，在我的少年时代，美术成为我的第一梦想。我们知道除了极少数的天才，这两种艺术的成就是需要受到专业训练和培养的，而那个时代我没有受这种教育的机会。相比之下，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的成活率要高一些。前不久有记者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我善意地纠正他，应该问我最近在阅读些什么。传统的习惯是把纸质媒介当成惟一的阅读，我们在多元化和多媒体时代，无论是视、听都成为普通的阅读方式。这些年，我在电脑互连网上的阅读和看影视作品(主要是收藏便宜的D版DVD国外电影作品有近三干部)多于读书。虽然前些年也介入过影视艺术，包括曾经是中国纪录片在外国电影节获得最高奖项的电视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中担任策划和制片人，也包括两年前为一个朋友写的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岗底斯》获台湾新闻局2003年“十大优良剧本”奖。前些年有人提出“作家学者化”，作为缺乏基础教育的我，深知自己永远成为不了学者，但我个人认为，在今天的时代，“作家多媒体化”未尝不是件好事。据我所知，目前许多的作家还不会使用电脑，这当然绝对不能成为衡量一个好作家的标准。我只是想说的是，古人曾说过：“书中自有藏金屋”，而现在的藏金屋却是在网上。我们不可能再像我们的祖先们那样盘着腿坐在太阳下书写经文般地写作。我们也用不着坐在营造着浓郁的书斋气息的神圣的殿堂里写作。在路上、在酒店、在野外、在网吧、咖啡屋甚至躺在床上，写作已经不需要事前经过一番仪式(案桌前摆着一叠整齐雪白的稿纸，坐在藤椅上，在柔和台灯的气氛下泡一杯茶吸一支烟，摆出一副写作的架式，告诉自己：现在，我要写作了。)与其说随身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不如说背负着整个人类的世界。 “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民族的大脑，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是什么?”不，与其说素质，不如说 意识更重要。意识就是，你可以幽古怀旧，你的内心情感世界可以成为自觉的时代的落伍者，但不要在现实生活中，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古董。

问：读您的作品，使人感到一种内心的撕杀，时光的来去，各种手法被您充分地运用到了作品中，包括电影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因此，您的作品在阅读上首先要求读者是要有一定心智的。您对中国文坛如何培养自己一流的读者、一流的裁判有何建议和看法?
答：既然作品出自艺术家呕心沥血的创造，那么对作品的欣赏和阅读不应该成为一件轻松的事情。浅薄庸俗的杂志、毫无想象力的电视、工业添加剂的快餐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配套的垃圾工程。只有少数人尚能感受到文字的魔力和挑战性，感受到阅读的文字带来的乐趣。好作家、好作品和好读者永远是少数。阅读的市场不像洗发液市场，是没法用广告诉求和营销推广来培养消费者的。书商们很懂得把作品变为产品来推销，但这是书商出于为自己腰包考虑的第一要素。写作有可能为你换来钞票，但我在写小说时从没去想过钞票。事实上，小说给我带来的钞票和我做其它事情的收入相比较，少得可怜。一个甘于寂寞的作家不仅要承受写作时的寂寞，也要承受作品问世后的寂寞，但这样的寂寞，很优美。

问：有些作家，除了写作外，还有别的爱好。看到您的履历，曾在西藏剧团从事舞台美术，闲暇时您还画画吗?
答：我常常嘲笑自己是做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丢一行。自从写上小说就再没有画画，只是偶尔欣赏一下所能看到的画册(西藏没有美术馆)。还喜欢听爵士乐，每天屋里弥漫着令人丧失革命斗志的靡靡之音。

问：您曾经有过要来三江源(玉树)游历的念头。您说，那里的故事让您牵肠，何时践诺?您对保护三江源脆弱的生态有何想法?
答：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自己驾车沿青藏线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行走一遍。也许这个梦想永远不会去实现，但这个梦想毕竟很美好。玉树这个名字很迷人，令人想起汉语中的“玉树临风”一个飘逸的形象。很多的时候在电视里看过玉树地区的民族风情，觉得比西藏更有特色更浓郁。生态，生态，我们这个地球的生态已经很脆弱。我只想对生活在玉树的兄弟姐妹们说，你们是那片土地的主人，你们大多数人手中没有能够去行使阻止或改善生态恶化的权利，但与大自然和睦共处，崇拜、敬畏和热爱大自然是我们民族悠久的传统，从小处做起，从一点点做起，守护好我们最后的家园。

问：扎西达娃无疑是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之一。西藏诗人马丽华曾强调了您对于西藏新小说文体文本的开创所作出的贡献——赋予了西藏小说界辽远的视野和开阔的胸怀。但目前，西藏小说界比较沉寂，你认为这种局面会打破吗?
答：文学事业不可能像行政体制那样按计划按比例去培养预备干部或第三梯队。所谓的作家协会，顶多是为有文学潜力的作者提供一点创作和学习上的条件，更何况西部地区的作家协会大都自身难保，穷得响叮当，又更何况谁也不能保证发现的文学苗子日后能成为参天大树。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文学常常出现断代现象，这也不足为奇。藏族的文学，后继必会有人。我们这一代作家(八十年代到迄今为止的所有藏族作家)，只能算是藏族新文学的开拓者，最多只是堆积成了一个土丘，远不是一座高峰。我认为，真正的藏族文学大家，应该站在人类的高地俯看世界，应该是掌握了几种语言文字最后能用母语书写出最奇幻最优美的文字，他不仅在世界文学的旗帜上独树一帜，同时也为藏语言文字的净化、丰富、改革做出震撼般辉煌的贡献。这样的大师什么时候降临人世?我们满怀信心地翘首以待吧，好在，我们这个民族是极有耐心和韧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