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尘埃"依旧

《尘埃落定》的问世，给阿来带来太多的荣耀和财富，甚至有评论家预言：《尘埃落定》将使阿来成为中国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作家。
《尘埃落定》横空出世后的十年里，阿来只写过一个短篇《鱼》。写完《尘埃落定》之后，阿来坦言："像是进行了一场玉石俱焚的恋爱，心被掏空了，一点写作欲望都没有"。现在，我们等来了《空山》，但这十年并没有使《尘埃落定》毁弃、遗忘，依然是我们所津津乐道的。

记者：《尘埃落定》里你用土司傻子儿子的眼光作为小说叙述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了藏族土司制度崩溃瓦解的历史。贯穿故事始终的傻子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典型化了的文学形象，估计许多年后都会被人们一再提起。请问您塑造这个人物的灵感来源：他纯粹是一个虚构的形象？还是有原型存在？或者是您受到了国外某些现代派作品的影响？

阿来：在世界文学当中也有这样具有神秘寓言性的形象出现过。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比汉族作家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除了接受书面的传统文学之外，还有一个口头的民间文学。文盲也有对文化、审美的需求，所以过去很多的家族、部落、村庄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并不是用文本固定下来的，而是每每变化着的，就像《格萨尔》一样。在藏区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听到不同主人公的故事，比如像阿克东巴的故事一样，这个人很有意思，相对于有钱、有地位、有知识的人，他什么都没有。用当下的术语表达，就是说他是一个"弱势"的人，但他不傻，在所有的斗争中，都是他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且他取得胜利的方式都不复杂。别人用最复杂的方式对付他，他却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应付，最后他取得了胜利，这其实就是代表藏族丰富的民间智慧，就是老百姓的智慧。我在1989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阿克东巴》。当时写这个是因为我很好奇：阿克东巴有这么多的故事，但没有一个故事是来描绘他的形象的。既然如此，那就让我来描绘他的形象，让我来想象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当时，这个小说发表后评价很不错。后来写到《尘埃落定》，塑造傻子这个形象时，也有很多原因，除了书面上的之外，也有民间故事的启发，但他的塑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历史现实问题。过去我们的土司都把自己当作国王，都是世袭的，土司之间相互斗争，经过几代、十几代以后就渐渐退化了。所以说，一个形象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造就的，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现在我至少可以讲出来的是：一、书面文学的源头；二、民间文化的影响。我自己从小在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长大，从小接受的教育并不是书面的，是在传说和故事中哺育成长起来的。还有就是，你既然要写一段历史，就要对历史加以研究，通过四面八方的影响和对历史的把握来塑造傻子这个形象。

记者：《尘埃落定》获得"矛盾文学奖"后，有些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就是说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获奖存在着评委关照少数民族文学的感情成分在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阿来：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伪问题，我不希望评委会或任何一个机构在评奖时，考虑我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得奖并不是唯一评判一部作品的标准，更为重要的是书店的销售情况。《尘埃落定》的市场表现在文学类图书里是最好的之一，每年都会加印十几万册，累计发行超过一百万册。我想评委也没有因为我是个藏族作家就降低对我的要求，也不希望有这种偏见存在。

记者：我看了小说《尘埃落定》，也看了改编的电视剧，电视剧对您小说的改编、延伸、技术处理，您满意吗？

阿来：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如果说一个文学作品在文学领域当中已经取得了成功的话。其实电视剧是很难做的，电视剧这种样式决定了它基本上不可能再让小说更精彩了，改编的电视剧只能比小说差，这是电视剧的宿命，因为它们是不同的媒介。只不过这个问题在《尘埃落定》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我只是建议多用藏族演员，我也认为电视剧中表现最好的就是拉萨话剧团的几位藏族演员。我是从来都不写电视剧的，当然也有人来找我写，我说写了也是白写，写了还是拍不出来，因为我对电视剧这个行业还是比较了解的。

记者：《尘埃落定》写完之后，您又把书中所描述过的大地，重新走了一遍，现在回过头来，您怎么看《尘埃落定》？

阿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他是不愿意老回头去看他的作品的，这样不太好，不太好的原因就是作家需要一定的自信，如果一个作家不断回头看自己的作品中失败的地方，那自信会很快的降低，写作却恰恰需要巨大的自信。文学创作需要探索、创新，你必须要不断告诉自己要往前看，这是一个策略，但更重要的是，就我本人而言，每写完一部作品后，就不想再去管它，这时候想的已经是下一部了。现在是写作欲望和精力都比较旺盛的时候，所以没有过多的去考虑已经出版的作品。但如果以后等我老婆到更年期了，我也写不动了的时候（笑），我也许会回头看看自己的作品，所以现在我更重要的是在考虑以后要写的作品。现在我的脑子已经很拥挤了，面对的事情也很多，但一旦有了时间在创作上，主要精力还是要用在下一部上。要说回头，那就是像今天一样在接受采访或开座谈会的时候不断检讨自己的作品。

藏族作家：困惑和优势

藏族作家面临着"两个文化"的困惑，一个是用什么样的现代文学形式，但是要最大限度的在作品中保留一个藏族作家的感觉和态度，再一个是运用汉语创作，就势必会遇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所以说，这无疑给在藏族作家带来了一些困惑。但同时，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通过这些故事与传说，藏族作家又可以更好的把握时间，呈现空间，学会了怎样面对命运与激情。
阿来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发表演说时，曾说："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

记者：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您如何看待目前汉语形态下的藏族文化及其创作者面临的问题？

阿来：我们在具体的创作和工作中，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做杂志，每天讨论的都是经济领域内的一些问题。我自己有两重身份，其一是出版商，其二是作家，在创作小说。早期在写作小说时，基本上是关心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像语言上、结构上的问题，到了把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其实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更宽广的领域了，就是对自己文化的了解。但了解又是一个起步，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要进行反省，加至一定的批判。要对文化进行了解，就要上升到比较专业的领域当中，就不得不进入到一个学术的层面来思考一些问题，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的藏族文学，不管是母语创作，还是汉语的写作、国外的英语写作以及其他语种的写作，经过短短的几十年已经度过了语言技巧这一关。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们要更好的发展，恐怕还要有一个文化观念。但解决文化观念说起来很轻松，做起来就很难，一个是我们要回过头来对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历史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个是相对容易的，因为这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无疑是被固化的。但文化还要往前走，往前走就势必要变化，变化又是在自己的内部，就是说外界的影响虽然有，但相对是很小的，但近一两百年以来，尤其是现在，外来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化在自己内部变化的时候，有些就不是主动的变化，是被迫做出的反应。这样一来，就有了很多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关心着这样一个问题：藏族文学的样式。现在就不像《格萨尔》那样民间吟唱的方式，也不是过去宗教界当中像《米拉日巴传》、《宗喀巴传》这样的样式，那肯定是要采用现代的方式，像小说的方式。小说的方式，包括我在内，很大一批藏族人都在用汉语进行创作，用汉语创作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就是创作者进入了汉语这个领域内。
在汉语的领域当中，也在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汉语也在变化，它的变化是被迫于西方的，但这样的变化要讲究一个度的问题，就是说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上。有些人西化的很厉害，但有些人的西化是有限度的。

记者：对目前一些年轻人对民族文化的过激批判您有什么看法？

阿来：有时候年轻人做的一些事情，会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急功近利的时候也许会多一些。文化批判是应该的、合理的，但要进行批判，首先要很好的了解你所要批判的对象，之后你才具备了批判的权利。因为你不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或观众，随便说好或不好。你是站在一个学术的层面上，如果你没有完整的了解，说好或者说不好都是不充分的。这是一个起码应该有的学术态度。

记者：您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如何把握和考量民族文化的"先进"或者"落后"？

阿来：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它不在于表现了什么，不在于表现先进或者落后，而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现。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的文化要前进，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保持充分的自信，但是我们还要对文化保持一个反省。鲁迅先生的第一本小说《狂人日记》写了人吃人的故事，但我们不能说他是汉奸。我们真正的一些大思想家，他们很少真正站出来歌颂自己的民族，歌颂自己的文化，其实这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问题，只所以有那么多的忧忿，就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文化发展进步。鲁迅先生就是在批判中成为一代伟人的。另外，大家都知道文艺复兴运动以前欧洲社会也有点像我们藏族以前的社会，不完全是政教合一，但天主教、基督教的力量非常强大，尤其是教会垄断文化是很严重的，垄断了话语权。那时候在法国出现了很多作家，其实他们的技巧都很一般，他们就是思想，比如说伏尔泰，他为什么对我们有启发，他就是处在一个转型的社会，跟我们现在有一点像。这个转型期间我们往哪个地方去，知道有新的方向，但不知道这个新方向在哪里，我们到底要怎么做，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去反思他过去的文化。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思想家其实都是对他们的文化批判多、歌颂少，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你能说他们不热爱欧洲文化吗？也许他们更想去歌颂，但他们觉的歌颂是不够的，他们有了"敢于天下先"的思考勇气，就是这些人促使整个欧洲完成了文艺复兴的变革，走上了今天追求科学和民主的道路。但反思和批判又存在一个问题，就像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批判的地方很多，但前提是一定要很好的了解自己的文化，必须要对自己的文化有精深的研究。虽然藏民族在跟整个中国社会经历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民族的文化本身，他还有自己独特的命运，现在也正在转型的过程之中，所以说并不是谁在写落后，谁在写先进。我们的年轻人应该从学术的层面上认识、交流、研究，在学术上保持客观、理性和反省的态度。

民族和宗教：因为热爱，所以反省

藏族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雪域高原的人民创造了丰富独特的文化；同时，这种文化和外来民族的文化不断整合和重组，持续发展为新时期的藏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大花园中最为绚丽的一束奇葩。

记者：近一段时间，我们藏人文化网网友对您的一些言论比较关注。请问您是怎么评价和看待藏传佛教的？您从中受到过什么启发？您认为藏传佛教有没有阻碍藏族的发展？如果有，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阿来：其实藏传佛教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如果我们今天不谈藏传佛教，我们其实就没有办法来谈藏族文化、藏族历史，还有藏族的其他，甚至藏族的未来。所以我作为一个藏族文化人，没办法回避这个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个人确实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藏传佛教阻碍了藏族的发展，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在六七世纪时，佛教还没有进入西藏，即便是在刚刚进入的时候，吐蕃还是很强大的。我是一个藏族人，也是当时吐蕃扩张的结果。过了一千多年，吐蕃崩溃，虽然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重要的是内部原因，是内部各个教派之间的纷争。我们要看到整体的趋向，你不得不承认，六七世纪以后，我们短暂的爆发和辉煌很快就过去了。我对藏传佛教形成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这是肯定的，但是对话语权的垄断太厉害了，对此我有些不平。老百姓从来就没有文化知识。今年四五月份我在美国有一个访问计划，我当时就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去美国各大学的藏学研究机构看看，二是想见一见海外的一些藏族同胞。我在走走看看的过程中，就发现美国许多大学只是在研究藏传佛教，回来我就想，这是对整个藏族的研究吗？当然这不能责怪那些研究者，他们所能找到的书面材料，宗教之外的寥寥无几，对西藏当下的东西研究很少。在藏族社会当中，对宗教直接表达意见很困难，但我的观点直言不讳。这次在美国和海外的藏族人接触，我发现了两类海外的藏族同胞，唯一的感触就是：我们的宗教对文化影响太大的话就有问题。一部分海外藏族同胞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认为我们过得苦不堪言，完全不了解并很情绪化地表达看法。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没有反省，他们对很多问题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完全是一种集体行为。在哈佛等一些大学，我又见到了一帮很优秀的藏族青年人，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比较高，感觉他们已经远离了民族，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考虑的问题不再涉及民族了，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说明我们的民族文化没有很好的发展，迫使这些年轻人脱离了。所以我认为，如果宗教对民族的影响太大的话，一些现代的思想和文化就没有办法让这个民族接受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宗教都在不断的革新，早期的藏传佛教有一个自身革新的能力，像宗喀巴大师，他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就是因为他对藏传佛教进行了革新，后来14世纪黄教地位奠定以后，就没有了宗喀巴时期的朝气蓬勃。所以说，宗教要进行不断的改革。

记者：您如何看待藏族母语文学？

阿来：我希望我们的母语能够强大。我用汉语写作因为有许多的客观原因，因为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没有现在学习藏语的环境，而且我们当时的口语和书面语差异是很大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文化的全球化影响，使汉语创作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我们的作家都会有一个文化的根子，有一部分作家他会永远扎根在民族的土壤里。但有些作家面临的全球化交流越来越多，社会人员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所以，将来不在母语环境里，而尝试用别的语言来写本民族事情的人会越来越多，不仅语言会不一样，不一样的观点也会越来越多，但这些都不会也不能取代民族文化。我看到了一些由藏语译为汉语的小说，我觉得母语创作要进一步的发展，就要在观念上进行革新。藏语创作方面，现在诗歌好一些，小说方面的语言也很好，但思想开放的程度还不够。文学创作上，技艺的问题是很容易跨越的，关键是思想和观念的问题。

记者：作为一个藏族文化名人，您怎样看待自己民族的未来发展？

阿来：不同的少数民族在不同程度的运用汉语，所以大家就认为被汉化了，你看我们今天穿的衣服、住的房子，其实已经不是汉族的了，所以说，在今天整个世界的文化在交流融合。汉语走到今天，也不再纯粹是汉族的语言了，是多民族共建的，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执着”、“觉悟”诸如此类的许多词都是从佛经翻译而来的，所以说汉语面临的冲击其实比少数民族语言所面临的冲击更大。不要认为我们在运用汉语，就说明我们被汉化了，其实我们也运用汉语读到了汉族的许多东西，还通过汉语掌握了西方一些先进的文化。汉族知识份子在重要关头革新汉语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拯救了汉族文化。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些少数民族文化已经被破坏得很严重了，想恢复都没有办法恢复了。我对文化的看法是，她有两个载体，一是文字，另一个是生产方式。藏族拥有广阔的土地，有自己的文字，还有藏传佛教，所以，藏族要更新观念和思想，对既有的不断革新，补充新鲜血液，那么藏族文化的未来将会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

我的创作：花瓣依次

阿来血液里流淌着藏族男人的热血和豪情，这腔热血和豪情又支撑着他小说的筋骨。对于写作，他永远不会缺乏激情

记者：《尘埃落定》使您获得巨大的荣誉，今年您推出的长篇力作《空山》，市场评价比较平淡，您认为《空山》能超越前者吗？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后才推出《空山》？是因为《尘埃落尽》的高度给你带来了创作上的压力吗？

阿来：一个作家不能老回头看，分析自己以前的作品，这会伤害作家的自信，《尘埃落尽》和《空山》是两个阶段不同的创作产物，他们是异质的，无法比较的。某一部作品的成功对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影响，有些作家很有信心，想自己很棒，那下一次就要求自己更棒一点；有些作家是老在焦虑，老在想我的下一部能不能超过上一次。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不能把作品放在一起做比较的，比如说我最近出版的《空山》，它跟《尘埃落定》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没有办法把它们放在一起比的；第二，我觉得我们做文化的没必要把所谓的成功看的那么重。一个好的作家他其实有几个高峰，比如说美国的海明威，最早他是写一战、二战题材的连续几部作品，这是他的第一个高峰，但是写完这个领域之后，他很难在这个领域里继续下去了。后来沉闷了几年后，他写了很多中、短篇小说，现在我们讲到他时，主要是提他的中、短篇小说，之后他又沉默了一段时间。到老年时又迎来了一个高峰，写了《老人与海》，这算是他的最高成就。当然，也有许多作家只有一部作品，这既与作家的才能有关，也与创作心理有关。

记者：您曾在多个场合说《空山》是一种"花瓣式结构"，这如何界定呢？

阿来：既诸多故事独立成章，又互相牵连。目前《空山》只是花瓣之一，此后，我将推出花瓣若干，拼合起来会产生花束效果。

记者：什么时候完成您的构想？

阿来：我想完成整个故事需要五六年时间。我计划写六本书，两个系列。《尘埃落定》是第一个系列的第一本，是从土司制度的衰亡上反映嘉戎地区变迁的，还有两部将从宗教、商业（茶马驿道）的角度展开。要很好地反映藏区，光写土司是不够的。这三部书分别以政权、宗教、商业为中心，就可以对上个世纪前５０年的嘉戎藏区的情况有个概述。《空山》是第二个系列的第一部作品。《空山》是第一部，接下来还有同一时代特征的两部。

我会先把《空山》系列接下来的两部完成，大致２００６年年底完成。然后我回过头再去写《尘埃落定》系列的两部。写完这六本小说后，对我来讲要不要继续写下去就另当别论了。

小说的虚构是有限度的，是人物关系的虚构、故事的虚构，但背景是历史，这是绝对不能虚构的，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也是我创作的一个原则。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在写作《尘埃落定》这个时代的其他关于宗教和商业的两部时就遇到了问题，比如当时的货币就非常的复杂，这就需要我去仔细的研究。鉴于这种情况，我会先把《空山》接下来的两部完成，跟出版社的合同大概是到2006年年底。然后，我会回过头再去写上世纪前50年的两部。写完这六本小说后对我来讲要不要继续写下去就另当别论了。我觉的有把握就继续，不能写的话，按我们佛教讲的，如果是我发了一个愿心的话，那么我的这个愿心也算是圆满了。同时，给生我养我的土地也就有了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