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读过《雪山泪》，那催人脉搏的昂扬基调、来自藏人内心深处的时代吟唱，即便是跨过了近20个春秋，依然能激起我们体内血液经久不息的涌动。《雪山泪》是我们所熟知的，但她的作者白华英先生却不为太多人所了解。

应藏人文化网之邀，白华英先生在兰州接受了记者的专访，我们有了一次跟《雪山泪》的作者一起解读《雪山泪》的机会。

记者：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自己求学、工作的经历。

白华英：我于1940年出生在甘肃夏河，小学毕业后在西北民族学院度过了七年的求学生涯，1963年从西北民族学院政治系毕业后，到甘南州畜牧局工作，随后又改行搞信访、翻译等工作，1984年开始担任甘南州民族宗教局副局长，1988年又到甘南州编译局任局长，1997年退休。

记者：能否谈谈在您的一生中最难忘记的事情（或经历）？

白华英：可以。生命中经过的十年"文革"，像一场突然暴发的山洪一样，让人不知何去何存，更像一记闷棍一样将人打得辨不清方向，辨不清黑白，辨不出真伪。过了两三年以后，才有了自己对比的想法--什么叫资本主义当权派？谁会搞资本主义？复辟是一种还原，我从内心彻底否定了他们所批的一切内容，对这场声势浩大的所谓的"文化"的革命有了清醒的认识。幸运的是我在这场风暴中没有受到冲击，当时在合作县出现了三派，我属于中间派，被称为逍遥派。或许别人对那场运动有很多的看法，不敢说，但我敢说。

记者：作为一个热爱诗歌的人，您怎样看待自己、诗歌、生活三者之间的关系？

白华英：高二那年，一场伤寒让我患上脑神经衰弱，也就在这种坎坷曲折的生活中，悲观与失落，让我开始走近诗歌，用诗歌作为载体来发泄自己的情感。我写过1000多首诗，但发表的很少，在自己看来，诗歌是自己思想的宣泄，是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诗歌是写给自己看的，能否发表是另一回事。我是社会人，也是自然人，既要适应社会，还要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的诗作《雪山泪》就是这种双重性的体现。

记者：您的诗歌代表作《雪山泪》曾被读者广为传阅，请您结合这篇作品谈谈您对诗歌的看法。

白华英：我的代表作《雪山泪》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读者的肯定，在西藏、青海等地被读者广为传抄。我没有对诗歌进行过研究，是纯粹的自发写作。我的诗歌不粉饰太平，那种诗对人的危害太大，况且我经历的正是唱赞歌的时代。人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只是有人将其掩饰起来而已。读好诗是一种享受，我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诗歌爱好者"，比较喜欢学者型诗人、作者的作品，长期以来对甘南的年轻诗人比较关注。一个民族要有反思的力量，他们就在这方面表现出了让人叹服的气质。

记者：请您谈谈您对藏传佛教的认识。

白华英：对于藏传佛教，我有积极和保守两个方面的认识和看法。积极的一面：佛学是人学，不是神学。佛学不承认宇宙有造物主，是朴素唯物主义。在一直都在变化的物质世界中不宣扬你争我夺，而是宣扬为人处世以善念为本，以慈悲为怀。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被压迫的民族的声音"。保守的一面：佛教在世俗生活中生存，有很强的满足感，缺乏上进和发展。

记者：您的诗歌走向成熟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白华英：我的诗歌走向成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年轻的时候，写的情诗比较多，"文革"期间想都不敢想诗歌，更谈不上写了。"文革"以后，我的好多同学都年纪轻轻的离开了人间，人民吃不饱，穿不暖，我又有什么资格埋怨呢？只好将这种很深的痛苦用笔来发泄。社会转型造成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的混乱是一种必然。《雪山泪》是灵感之作，在其写作过程中，我的枕头下面和口袋里面时常放着本子和笔，突然想写的时候就写，不放过每一次灵感到来的机会。只有诗歌才能让我真正激动和兴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喜欢写诗和读诗是我个性的表现。专门宗教题材的诗歌我没有写过，但作为藏族，宗教已经渗入到我的血液中去了。

记者：藏族诗人中，您最喜欢哪一位？

白华英：伊丹才让是我最喜欢的藏族诗人，他的诗让读出了一个民族厚重的声音和在漫漫前进路上所展现出的魅力。

记者：谈谈您对藏文化发展的看法。

白华英：一个民族坚守或抛弃自己的文化，是有条件的，只有民族进步了，文化才能获得巨大的发展。弘扬我们的文化，首先要爱我们脚下的土地，保护给予了我们很多的自然，沙尘暴就是我们不敬畏自然的结果。伟大的文化永远都是存在的，藏文化发展的科学性、合理性就是其长寿的的秘密。同时，藏文化的传承者要积极主动的吸收其他先进文化的精华，因为落后的文化最终会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