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近照 刚杰·索木东摄）

徐兆寿，60年代末生，现任教于西北师大。2002年，出版“中国首部大学生性心理小说”《非常日记》（敦煌文艺出版社），曾一度受到批评，并引起国内教育界对青少年性教育的广泛讨论，被《科学时报》评为2002年度“中国校园十大热门话题”，《中国教育报》称其为“新少年维特之烦恼”。 2003年，和著名性社会学家刘达临教授就性文化方面的问题进行解读，出版系列作品《非常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出版《生于1980》（春风文艺出版社），有评论认为是“当代贾宝玉之传”、“深刻揭示80后一代精神历险的小说”、“引发对生于1980年代一代人生存问题的大讨论”。2004年底，《非常情爱》出版2005年，在中国高校首开性文化课。

“性文化课这门课要长期开设下去。”

他供职于西北师大，是国内首位在大学里开设性文化课的学者，被誉为“第四代性学界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新浪和搜狐博客最具人气的作家之一，点击量达到300多万。从研究性文化开始到在高校首开性文化课，他的作家和诗人的身份逐渐模糊，而一个“性研究专家”的身份跃然网上。再到后来被新浪和搜狐邀请开博后，由于他写的一系列性文化课堂笔记和性心理咨询手记常常被推荐，博友们都认定他是一个“性文化专家”。2007年10月27日，记者采访了这位争议人物——徐兆寿。

从作家、诗人而至后来的“性文化专家”，我问徐兆寿如何完成了这个转变。

他笑了:“这是典型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早在2000年初徐兆寿写作《非常日记》时，已经向社会表明了一个观点：当代青年需要性文化和性科学的教育，我们的社会应该补上这一课。

2003年，新浪邀请徐兆寿开设大学生性心理热线时，他发现大学生普遍面临性文化特别是性伦理道德方面的困惑，不知道怎么解决。在给那些大学生回复问题时，徐萌生了在网上开设全国大学生性文化课教育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新浪网教育频道的支持，但后来由于创作和工作的关系始终没有做成。转到教学岗位后，徐兆寿便有了这样的机会。

2004年是徐兆寿人生中关键性的一年。在学校正在考虑给他提副处级职务时，他却重新去做了教师。他说：“我到了旅游学院，刚去时没有课代，而且第二年也没有专业课代，于是我就按我的想法开始设计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先设计了一门，是文学课，叫《名作欣赏与文学创作实践》，但这门课的课时，根本不能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任务，于是，我就大胆地开始设计第二门课。”

徐兆寿在设计这门课时，涉及到两大部分，一是有关爱情、婚姻、家庭及人类性问题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说透了就是两性的历史，再说的更广一些，就是性文化历史；二是针对今天大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地进行心理辅导。考虑到西北人对性的保守和恐惧的态度，就没用“性文化课”来命名，徐兆寿选用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且愿意来听的中性名称——《爱情婚姻家庭及性社会学专题研究》。

开设这门课在师大校园引起轰动。据说有1200多人想选修这门课。教务处也有老师希望徐兆寿能开三个班。但由于徐兆寿嗓子动过手术，不能长时间讲话，他每学期只开一个班，每次也只能有120人选修。

徐兆寿说：“想选修的人这么多，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门课对于当下的青年人来说，正是他们需要的课，因为他们正好面临爱情、婚姻、家庭方面的困惑，但大学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也是我开设这门课的一个理由。很多大学生的自杀与爱情有关，那些在心理上有问题的大学生几乎也都是与情感和性有关。”

徐兆寿的讲座也引起另外一些高校关注。像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纷纷邀请徐兆寿去讲课。

困扰和争议也伴之而来：刚开课不久，就有很多朋友打电话给徐兆寿，质问他为什么开这样的课。徐兆寿的夫人到天水开会，天水有不少圈子里的人就当着她的面骂徐兆寿。徐兆寿无奈地说：“他们都以为我是在给学生讲性技巧呢!我还听到一些人开玩笑地说，不就是给学生讲一些黄段子嘛。其实，中国许多的人在性文化方面是文盲。我过去也是文盲，尽管我早已结婚生子，但那并不表明我对性文化是了解的。这几年，我在讲课之余，才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和研究。”

徐兆寿表示这门课要长期开设下去：公众要“性福”，总得有人做些什么……

有人这样评价徐兆寿性文化课的启蒙意义：“个性革命浪潮汹涌的时代，如何理解性与爱，如何认识生命的价值，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徐兆寿的诸多探讨，无疑具有形而上的特点，这在目前的性学界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具有实用价值和开拓性意义。”

“性文化研究需要高屋建瓴的大哲人……”

梨花满天：以前人所共知的性学专家是李银河，在新浪网博客经常可以看到她比较惊人的言论，而你也在博客发表爱情婚姻家庭及性问题的一些看法，反响也很大。

徐兆寿：美国某媒体的一位记者打来越洋电话，认为我是目前他们知道的中国最年轻的性文化专家，并就近年来中国离婚问题想采访我。说真的，我有些猝不及防，甚至有些激动，但是，我告诉他，我是一位作家，我也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在中国有很多这方面的权威，我给他推荐了刘达临和李银河两位先生。我想谈我的小说。但他固执地想知道我对目前中国婚姻现状的认识。我拒绝了。

梨花满天：中国性文化研究的现状是怎样的？

徐兆寿：我对中国性文化研究的现状是这样看的：有很多人在研究性，比如，李银河女士主要是对女性问题和同性恋问题进行研究，潘绥铭先生主要是对中国性问题进行一些调查，刘达临先生在进行性文化史的梳理，还有一些从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由于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所以成绩也极少。目前学者们所做的工作除了普及之外，就是从西方引进一些观点。我所谈的以上几位专家基本上在做这种工作。
除此之外，我们需要一些真正对性文化有高屋建瓴的大哲人。就像西方有弗洛伊德、霭里士和福轲，而我们一个也没有。原因是什么？我们需要真正的有哲学观念的人去研究性。我虽没有多深的哲学造诣，但既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就想在此做些工作。这也是我在性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个方向。目前我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我想，也许我能在这方面做些什么。
至于我目前写的很多博客内容，只是我在研究中间的一些偶感而已，它既不能代表我的文学水准，也不能代表我的研究成果。它只是一些普及而已。

梨花满天：如何处理性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你自己确认是哪一个身份？

徐兆寿：从喜好上来说，我当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这是一个身份。但同时，我又是一位大学教师，我有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就是性文化。从重要的角度来看，目前，像我这样的文学创作者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中国不缺乏我这样的作家，但是，有勇气去进行性文化研究和教育的人却寥寥，所以，这个身份更为迫切些。

梨花满天：有种说法，只有“性福”了才能幸福，对吗？

徐兆寿：自从金西教授在50多年前进行的那次人类破天荒的性调查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每年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各类调查，但各类调查的结果并不相同。某段时间有人称，中国人均性伴侣达到19个。显然，调查是有问题的。
人们搞性伴侣调查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想告诉人们，一夫一妻制是有点问题的，性是锁不住的。从其隐性的动机来看，其实并非是为着人类的理想目的，而是为着性的欲望目的。人类的理想目的是幸福，即你可以这样问：一生只有一个性伴侣幸福吗？一生有多少性伴侣才是幸福的？有多个性伴侣你何以仍感到不幸福？其实性的幸福并不能用量来衡量，而要用质来体验。

梨花满天：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性文化之间的关系？

徐兆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性是一个很秘密但与魔鬼差不多的文化符号。在《易经》中，性是文化的开始，但儒家和后期道家都弱化性的功能，甚至几乎从文化中阉割了性，这是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性文化的原因之一。我讲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会将性文化的内容加进去，而要讲性文化，就必须要讲我们被传统文化教育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讲性文化才更有说服力。

梨花满天：是否还在创作新的文学作品？近期有什么学术目标？

徐兆寿：我目前在做三件事，一是完成高等教育出版社约我写的全国第一部大学生性文化教材，这一工作一直被我拖了一年多时间；二是写我的学术著作《道德的产生》和《身体之死》；三是准备长篇小说《大地西行》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