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新文学史论》是一部文学断代史，主要描述、讨论了新文学在青海发生、发展、流变的历史。作者刘晓林、赵成孝为青海师大人文学院教授。由青海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赵宗福教授作序《区域新文学文化流变研究的力作》。该书2007年3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同年12月荣获青海省首届文艺批评奖一等奖。

刘晓林，男，1965年10月出生，文学硕士，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20世纪文学及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曾多次获得青海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赵成孝，男，1951年出生于青海西宁，当过10年地质工人，前后上过12年学，现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区域文化研究。

记者：《青海新文学史论》已与读者见面，刘、赵二位教授付出了巨大努力。既为史论，第一步工作便是收集史料，而我们知道，青海在这方面能够提供的材料非常有限。你们是怎么挖掘到这些材料———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史料的？
刘晓林：任何学术研究的基础都是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对于治史工作而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的广泛占有，以及对已有资料可征信性的辨析，更显得重要。正如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所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本书虽为史论性质的著作，但论述的力量必须源自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持与保证。然而，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历史记忆价值的忽视和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前发行、出版的记录了青海新文学发展的相关报刊、书籍没有得到妥善的保存，显得残破不全，这确实为我们描述青海文学发生的真实的历史情景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我们大体采用了以下三种方式收集史料，一是尽可能广泛地翻阅省内外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收藏的新中国成立前青海发行的旧报刊，对原始材料的接触不仅是在寻觅写作的资源，更是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为我们在写作中试图回归、还原历史情境的努力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二是借助当事人的回忆，并利用现有的其他相关材料进行互证，辨析其真实性。三是采用了已有研究成果中征引的其真实性可以得到确认的第二手资料，比如民俗学家赵宗福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写作中资料欠缺的问题。虽然下了一番搜寻钩沉的功夫，但我们依然感到资料的相对匮乏对研究工作的限制，所以，留在书中的这方面缺憾，只能等待日后有新资料发现，在更深入的研究中加以弥补了。

记者：本书是一部文学断代史，描述、讨论了新文学在青海发生、发展、流变的历史。这段时间并不是很长，作家、作品在整个中国文学版图中也处于弱势，但同样存在着取舍、选择的困难，需要历史的书写者具有很强的审美辨别力。二位先生选择入史的标准是什么？
赵成孝：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断代是以朝代的兴衰更替的社会政治事件作为标志的，而我们虽是以1929年青海建省作为青海新文学发生的开端，却以2000年昌耀的离世作为所书写的文学史阶段结束的标志，强调的是文化象征的意味和“世纪”的时间概念，故此，本书与一般意义的文学断代史还有差异。我们对这一时段青海文学中重要的文学现象及主题进行深入考察之后，认为以现代汉语写作为标志的新文学写作不可能产生于青海本土传统文学自身的蜕变，必须依赖现代文化的冲击，而在青海建省后现代行政、教育制度刺激下萌生的新文学所表现的最重要内容，也指向了青海社会追求“现代”的过程中焦虑与欢欣、挫败与收获交织的复杂历程与体验，对现代性的响应和追逐可以说是青海新文学发展流变的基本特征，故此，我们对所评述对象的择取，既兼顾了艺术标准审度下的文学意义，更着眼于它是否具有作为青海社会现代化历史“镜像”的价值。当然，在这一特定尺度的审视下，难免会出现很有价值的一些作家作品被遮蔽、被忽视的现象，所以，我们用书后附录的“作家小传”及“青海新文学年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救，力图对青海文学给予一种整体的观照。同时，我们相信对于文学真正价值的公正判断来自时光汰洗的优选法。在为本书召开的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本书不足之处之一在于对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较少涉及，我想这与本书对“青海新文学”概念的界定和全书的基本思路的规约有密切的关联。

记者：我注意到本书前两章叙述大于议论，后两章则明显加大了讨论的比重，文学史写作的难度之一便在于资料与观点、体系与史实、理论与文本之间总会存在某种偏差与矛盾，二位先生是如何调适这些关系的？
刘晓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实际涉及了治史者的价值立场与学术旨趣，进入客观对象的主体姿态，在现实中重构历史并如何确认其当代价值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这里，就我们如何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作一点说明。《青海新文学史论》是以题材类型和主题模式的归纳为原则设计体例的，考虑到青海新文学史各阶段创作实绩不均衡的具体状况，我们对新时期以前的青海文学重在文学活动的描述，此后的阶段则侧重作家作品的评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文学事实的陈述完全受纯粹中立态度的支配，而是在叙述材料的选择、排列上用“以史带论”的方法贯穿了我们的基本立场。清代学者章学诚言史书可分“纂辑之史”和“著作之史”两体，前者重史料，后者重史识，即能够“决断去取，各自成家”。在我们的设想中，本书是一部在翔实史料基础上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讨论青海新文学生成及发展的史论性质的“著作之史”，而非客观单纯地描述历史地附着在地方史书中的“艺文志”。罗列文学事实不是我们的目的；“决断去取”，试图用史、论结合的方式去挖掘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组成部分的青海新文学史的本土经验是我们既定的目标。然而，文学史的写作的确时常受到你所说的资料与观点、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存在裂隙的困扰，那种为了适应某种学说、理论的需要，任意切割和有意误读史实的现象随处可见，使读者经常对文学史传达的知识的可靠性表示质疑。因此，我们对损害文学历史的真实性，将丰富的事实削足适履地捏合在先验性的框架中的做法抱有深刻的警惕。中国古代特别强调史家的德、才、学、识，其中史德表现为“书法不隐”，“秉笔直书”的精神与素养，所以，我们是怀着一种敬畏感去接近历史的，对历史事件、人物保持着一份“理解的同情”，在写作过程中，力求让每一个论点都有严谨的史料依据，严格遵循论从史出的原则，理论的运用更是着眼于对事实的诠释，避免将历史当作验证理论的材料，以此弥合史实与理论之间可能出现的裂痕。当然，还原历史真实并非历史研究的终极价值，阐释历史的当代意义才是历史研究的本质所在，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研究观念，故此，我们借助当代思想资源和当下文化语境培植的眼光审视与解读已渐行渐远的本土文学历史，并且将自我的体验注入其中，在体系、框架的设计与史料的剪裁、使用中体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从而阐发我们所认定的研究对象的价值内涵。

记者：阅读本书的前两章，让我有一种从文学、文化的角度窥到青海当代历史的感觉，而全书的论述也不时跨越文学的界域，指涉青海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面貌。用这种纵横交叉的方式谈论青海文学，是否意味着青海新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缺乏独立的文学审美元素？
刘晓林：有这方面的因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中，青海文学的弱势地位和边缘化状态是毋庸讳言的，其中原因之一便是除寥若晨星几位孤独的探索者之外，大多数的写作缺乏独立的审美创造。但我们从泛文化背景中讨论青海文学，并不仅仅因为这一原因，更确切地说，并不是主要因为这个原因。这与我们对青海新文学发展的基本特征的认识相关，前面说过，我们认为青海新文学与青海社会的现代化历程相伴相随，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依据现代化的要求创设出来的，其发生发展始终受到现代行政体制内部的文化策略和精神诉求的影响与刺激，如果不加大对青海社会文化背景的描述，完全“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用形式主义批评的“内部研究”来结构青海文学史的框架，肯定无法完整、准确地展示青海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和特殊面貌，成为一种不可靠的叙述。另外，我们也是在尝试着一种文学史新的写法，姑且把它称为“整体描述”，首先将青海社会置于20世纪中国的背景下，再通过本土的政治、经济、教育以及人们的生存方式等等与文学写作有密切关联的文化现象的描摹，评述文学创作产生的动因以及意义，以期形成文学史叙述的内在宏阔感，同时也希望以此促成本书不依附于所描述的对象自身独立品格的确立。

记者：显然，《青海新文学史论》试图将青海文学放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宏观背景中去观照。在这样的视点中，是否看清了作为地域文学存在的青海新文学的独特品质？
赵成孝：我们写作本书的初衷有着通过回顾与评述，总结历史经验，为改变青海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的困窘状况尽一点绵薄之力的考虑；同时，挖掘作为区域文学的青海文学的本土经验也是我们所制定的任务之一。虽然我们时时在强调着青海文学的弱势及边缘状态，但多年的发展，还是形成了一些独立的特色。比如，“自然与人”的主题因源自青海独特的自然环境与生存状态而迥异于其他地区对这一命题的文学表现。再比如，“柴达木作家群”的聚合与活动方式在作家群体的形成方面提供了特殊的经验，还有“河湟文学”，虽然有学者对其存在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但这一概念的提出便体现了一种理论的自觉与强烈的本土意识。或许，由于身处边地，青海作家的文学观念不那么新潮，不那么具有先锋性，显得有些“落伍”，但为避免充满了浮躁气、急功近利的、有悖于文学关怀人的本质的流行风尚的侵扰建立了一道稳固的屏障。大部分青海作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能够恬淡自守，在孤独中默默积蓄着力量，不计功利地耕耘着“自己的园地”，努力寻找着抵达精神、心灵高度的路径。如果这种操守与追求可以算做一种本土经验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据此对青海文学的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