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出生在青海,/二十年后我走在甘南的街上。//我的父亲、大舅大嫂都在甘南居住,/他们需求很少:/几根木柴和一堆火,还有关于西藏的一些情史。//夜晚,我守着灯光;/这预示我的忧郁/所以,我尝试过每一种死亡的样式。”在题为《履历》的诗歌中,诗人嘎代才让这样描写自己生活的土地和身边的亲人。在这个面色黝黑、笑容宽厚的青年而言,相对于“80后诗人”的标签,他显然更重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藏人”。

    “西藏是我的精神高地。”嘎代才让说。这片在外界看来充满神秘的土地,孕育着一般人不能体会和描述的神奇。在这种文化的滋养下,嘎代才让写出让人感叹和惊奇的诗歌,摘得“中国十大少数民族诗人”等十多个文学奖项,其中包括专为“80后诗人”设立的“安康诗歌奖”。

    “想象纯洁,语言干净,审美质朴”,授奖词这样描述嘎代才让的诗歌。而这样的形容词,似乎只有用在成长于自然中的诗人身上,才不会显得矫饰。在三十年的成长中,嘎代才让大多生活青海和甘南两地。在他的描述中,那里天空辽阔,草地葱绿,诗歌的传统与天空和草木的历史一样长,人们在日升月落中感受自然的宁静,并为之感动。他出生的那个小村落,“宁静、贫穷而美丽,像一幅画卷”。那里的人们质朴、简约,虔敬而慈悲。他的文学启蒙是家中老人吟唱的民间歌谣、《格萨尔王传》和父母从城里买来的各种“画书”。直到小学四年级,他家搬迁到母亲的家乡甘肃甘南拉卜楞,这个从小生长在放牧和迁徙中的孩子,才成为一个“城里的学生”。没有经历城市的浮躁、喧嚣、复杂的人际关系,“由金钱引发的骚动年代,我却有了平静的生活”。嘎代才让这样形容自己与众不同的童年。

    嘎代才让在学校接触到另一种形式的文字和文化:汉语。大学时期,他开始汉语诗歌的写作。汉藏双语的交融,使他的诗中有一种异于同龄人的丰富,两种文化同时滋养着他的精神:“藏文化时时地熄灭我内心的贪婪,给予我智慧,给予我慈爱和向善的精神;而汉文化引领我时时地走入新的领域,让我思考,创新,走进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中。”

    除了交融,两种文化还给这个敏感的青年带来无法停息的思考。“作为一个今天的西藏人,困惑无处不在,在一个强大的文化环境中,藏文化传统的保护、发展以及同这个时代的关系等等方面,有着诸多困惑。宗教、文化、环境、语言、风俗习惯等面临的危机,或者这种现代文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加速同化,让我焦虑、恐慌和不安。”这些痛楚和无奈,成了他诉说的全部动力,“我写作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崇尚方块文字的人们读懂我的心灵,读懂我的苦难,这是一条漫长的路程,让你们的眼睛能看得见,耳朵能听得见,也就够了。”

    嘎代才让将诗歌写作视为一种“反抗”:“我的反抗仅仅是作为一种个体的力量去保护和传承,甚至以个人的影响来让它在有形无形中成为一个精神高地,一个与远离专制,压迫、歧视、反实证,甚至‘权威’来威胁弱势群体的地方。”他的反抗带着一种悲悯,“既没有将愤世和叛逆当作一件时髦的标签挂在胸前,也没有沉溺于对身体感官的吟咏之中不能自拔。我想这除了他自身的性情之外,还可以部分地归功于他作为一个藏族青年的宗教信仰与精神背景。”诗人邵风华这样评价。

    与其他“80后”诗人一样,嘎代才让的创作也富有理想主义。他非常赞成与自己同获“安康诗歌奖”的诗人丁成的一句话:“我们并不伟大,我们也不敢是天才,对于时代赋予的责任,我们做到的仅仅是多一些承担的勇气。”在他看来,写诗是一种记录:“与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事件而做记录,与内心的反抗而做记录,与信仰的象征而做记录,与某种沉默的真相而做记录,与时常的念诵而做记录;不仅仅是用心记录,而是用生命去记录。并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与浮躁、虚伪、谎言、贪婪、懦弱和恐惧做永久的斗争。”

    现实中的嘎代才让,说汉语时斟字酌句慢慢回答,给人一种安静沉稳之感。平时,他在甘南一家藏文杂志社里编辑诗歌,有聚会时,会和族人一起在草原上点燃篝火,在月光和星光之下喝酒、吟诗,或者痛哭流涕。如今的他还在创作一部藏语长诗《拉萨之梦》。

    “数一数,看你身上有几块胎记/几颗痣跟西藏有关?”在所有的文字中,嘎代才让念念不忘的两个字始终是“西藏”,“多年以后,与现代文明抗衡之后的某一天,我的家还会这么美丽吗?!如果我的声音可以在这方面争取到帮助,我愿意用生命坚持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