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出生在青海，/二十年后我走在甘南的街上。//我的父亲、大舅大嫂都在甘南居住，/他们需求很少:/几根木柴和一堆火，还有关于西藏的一些情史。//夜晚，我守着灯光；/这预示我的忧郁/所以，我尝试过每一种死亡的样式。”在题为《履历》的诗歌中，诗人嘎代才让这样描写自己生活的土地和身边的亲人。在这个面色黝黑、笑容宽厚的青年而言，相对于“80后诗人”的标签，他显然更重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藏人”。
“西藏是我的精神高地。”嘎代才让说。这片在外界看来充满神秘的土地，孕育着一般人不能体会和描述的神奇。在这种文化的滋养下，嘎代才让写出让人感叹和惊奇的诗歌，摘得“中国十大少数民族诗人”等十多个文学奖项，其中包括专为“80后诗人”设立的“安康诗歌奖”。
“想象纯洁，语言干净，审美质朴”，授奖词这样描述嘎代才让的诗歌。而这样的形容词，似乎只有用在成长于自然中的诗人身上，才不会显得矫饰。在三十年的成长中，嘎代才让大多生活青海和甘南两地。在他的描述中，那里天空辽阔，草地葱绿，诗歌的传统与天空和草木的历史一样长，人们在日升月落中感受自然的宁静，并为之感动。他出生的那个小村落，“宁静、贫穷而美丽，像一幅画卷”。那里的人们质朴、简约，虔敬而慈悲。他的文学启蒙是家中老人吟唱的民间歌谣、《格萨尔王传》和父母从城里买来的各种“画书”。直到小学四年级，他家搬迁到母亲的家乡甘肃甘南拉卜楞，这个从小生长在放牧和迁徙中的孩子，才成为一个“城里的学生”。没有经历城市的浮躁、喧嚣、复杂的人际关系，“由金钱引发的骚动年代，我却有了平静的生活”。嘎代才让这样形容自己与众不同的童年。
嘎代才让在学校接触到另一种形式的文字和文化:汉语。大学时期，他开始汉语诗歌的写作。汉藏双语的交融，使他的诗中有一种异于同龄人的丰富，两种文化同时滋养着他的精神:“藏文化时时地熄灭我内心的贪婪，给予我智慧，给予我慈爱和向善的精神；而汉文化引领我时时地走入新的领域，让我思考，创新，走进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中。”
除了交融，两种文化还给这个敏感的青年带来无法停息的思考。“作为一个今天的西藏人，困惑无处不在，在一个强大的文化环境中，藏文化传统的保护、发展以及同这个时代的关系等等方面，有着诸多困惑。宗教、文化、环境、语言、风俗习惯等面临的危机，或者这种现代文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加速同化，让我焦虑、恐慌和不安。”这些痛楚和无奈，成了他诉说的全部动力，“我写作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崇尚方块文字的人们读懂我的心灵，读懂我的苦难，这是一条漫长的路程，让你们的眼睛能看得见，耳朵能听得见，也就够了。”
嘎代才让将诗歌写作视为一种“反抗”:“我的反抗仅仅是作为一种个体的力量去保护和传承，甚至以个人的影响来让它在有形无形中成为一个精神高地，一个与远离专制，压迫、歧视、反实证，甚至‘权威’来威胁弱势群体的地方。”他的反抗带着一种悲悯，“既没有将愤世和叛逆当作一件时髦的标签挂在胸前，也没有沉溺于对身体感官的吟咏之中不能自拔。我想这除了他自身的性情之外，还可以部分地归功于他作为一个藏族青年的宗教信仰与精神背景。”诗人邵风华这样评价。
与其他“80后”诗人一样，嘎代才让的创作也富有理想主义。他非常赞成与自己同获“安康诗歌奖”的诗人丁成的一句话:“我们并不伟大，我们也不敢是天才，对于时代赋予的责任，我们做到的仅仅是多一些承担的勇气。”在他看来，写诗是一种记录:“与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事件而做记录，与内心的反抗而做记录，与信仰的象征而做记录，与某种沉默的真相而做记录，与时常的念诵而做记录；不仅仅是用心记录，而是用生命去记录。并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与浮躁、虚伪、谎言、贪婪、懦弱和恐惧做永久的斗争。”
现实中的嘎代才让，说汉语时斟字酌句慢慢回答，给人一种安静沉稳之感。平时，他在甘南一家藏文杂志社里编辑诗歌，有聚会时，会和族人一起在草原上点燃篝火，在月光和星光之下喝酒、吟诗，或者痛哭流涕。如今的他还在创作一部藏语长诗《拉萨之梦》。
“数一数，看你身上有几块胎记/几颗痣跟西藏有关？”在所有的文字中，嘎代才让念念不忘的两个字始终是“西藏”，“多年以后，与现代文明抗衡之后的某一天，我的家还会这么美丽吗？！如果我的声音可以在这方面争取到帮助，我愿意用生命坚持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