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藏族诗人扎西才让散文诗集《七扇门》出版发行。诗人在他的后记中写到：“我想给我十八年的诗歌之旅画上句号。这个旅程，虽然有着沿途美好的风景可以让我长久地陶醉其中，但道路上的艰难困苦也给人带来了难以言述的心理压力。幸好这一天终于以这本散文诗集的编辑和印刷而悄悄地到来了。”——读来不仅心中黯然！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在鱼龙混杂的诗坛，扎西才让以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清新吟唱了整整十八年！——这对一个诗人而言，是何其不易！
近日，藏人文化网文学频道主编、藏族青年诗人刚杰·索木东对扎西才让进行了访谈。
索木东：你好，老兄！首先祝贺你的诗歌结集出版！这对藏族文坛和甘肃文坛而言，无疑是件幸事！
扎西才让：呵呵，坦率地说，对我自己而言，这是件幸事。但对藏族文坛和甘肃文坛来说，多一个扎西才让，或者少一个扎西才让，多出一本书或少出一本书，我认为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通过文学创作，表现了个人所关注的世界，表达了他对身边万物的情感。
我一直认为，对于作家和诗人来说，重要的应该是作品本身。好的作品能够成就好的作家诗人，但好的作家诗人不一定写出好的作品。我们现在读卡夫卡、艾略特和普鲁斯特，读李白、李商隐和陈子昂，读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和弘一法师李叔同、实际上读的是他们的作品，并且通过其作品认识他们这些人。所以，一本书的命运，当它面世之后，作者似乎无法决定它的命运，有效的操作和宣传，只能在短期内产生影响，能否陪伴不同的读者度过他们的美好时光，那就必须看作品的魅力。我的诗歌是否还具备着这种魅力，现在我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们固有的个人秉性，成长的人文环境，接受的文化熏陶，看待万物的眼光，理解尘世的烦忧等等，是不尽相同的，作为读者的个体，也因此而对作家诗人的作品有着个人的喜好！
有的作家诗人说自己的作品是写给五十年后的读者看的，这话虽然有些狂妄，但似乎隐藏着深深的无奈和遗憾！
索木东：看到你的后记，心中不禁黯然！甚至有点落寞和寂寥！在你诗歌创作正逢盛期的时节，是什么让你萌生退意？
扎西才让：其实不是退出，是途中的休整，是对我的诗歌创作的小结和反思。
我非常喜欢作家阿来，喜欢他的诗风，喜欢他的小说，喜欢他的毅然决断的个性。当年他写《三十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这首长诗时，意气奋发，才情横溢，但他突然停止了诗歌写作，而将精力转向短中篇小说创作。《阿克顿巴》、《月光里的银匠》、《行刑人尔依》等作品的诞生，特别是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横空出世，以及后期精心打造的《空山》系列作品的成功，证明他的决断是正确的。
作为写作者，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三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写作？我们写什么？我们怎么写？这其实就是三个有关写作的大问题。不思考这三个问题的人，永远只是个文学爱好者，从事的是盲目写作。思考并能够解决这三个问题的作家诗人，才能在文学创作队伍中留下他高大的背影。
十年前我就思考这三个问题，但到现在一直没有处理好，原因很多，外在的，内在的，主观的，客观的，都有。我不是一个怀抱大志的人，可在写作上还是有着个人的理想。这个理想的实现与否，一直困扰着我，影响着我的创作状态。我始终认为我的创作还未到所谓的盛期，我在文学写作之路上边走边歇、边歇边走，就这样慢吞吞地走了一十八年。十八年，多好的一段光阴啊，婴儿可以长成帅哥美女，家庭可以组了又建建了又离，事业可以峰回路转又陷于沉溺，而我呢？当年是个风华正茂的诗歌写作者，而今却始终像个扶墙走路的瞎子！因此我萌生了中途歇息的想法，歇息之后整装待发还是绝尘而去，这个就走着看吧！
另外，我注意到，与我一样处在这种状态中的诗人和作家，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我们甘肃的著名诗人桑子、裕固族诗人贺中、藏族诗人瘦水、校园诗人萧音、回族诗人敏彦文等等，你说都有才吧，都似乎无法摆脱困境，与文学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
索木东：记得那是1994年秋天，刚走出甘南草原、刚刚学着写诗的我，在西北师大的开学典礼上听校长在讲话中提及同乡同族的你，那时是何等的仰慕啊！从那天开始，诗歌的力量和魅力，再次深深击中了我的心灵！今天，你能回忆一下你的诗歌之路吗？
扎西才让：好，就顺着你的这个问题随便扯一扯。现在想想，西北师大确实是一个能够诞生诸多诗人的学府。我们甘肃诗歌创作队伍中的佼佼者，无论是功成名就的，还是如日中天的，还是正在试图冲开一条血路的，大多毕业于西北师大，这似乎与这所学府的文化积淀有关，与文学创作氛围有关，与宽松的校园人文环境有关。我在进入师大之初，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那时候师大有三个文学社，给人印象很深，一个是“我们”，萧音、徐兆寿他们在办，在校园里有着广泛的影响；一个是“先锋”，中文系办的，我们称之为中文系才子才女的芳草地；一个是“晨昕”，政史系办的，是我走上诗歌写作之路的加油站。我先是在这三个内部交流刊物上发作品，后来就在《西北师大报》、《阳关》、《红柳》、《格桑花》、《飞天》、《西藏文学》、《诗神》、《诗歌报月刊》、《星星诗刊》等刊物上发，走的路子基本上是传统式的，就像教师上职称一样，由教员到初级，由初级到中级，由中级到高级，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脚印。到大学毕业时，不知不觉竟然混成了一个校园诗人。大学毕业后，写作有了方向性，东西也发得更多，上了《诗刊》、《民族文学》、《散文诗》、《散文诗世界》等杂志，作品入选多本诗歌选本，获了些全国性的、省级的大奖，也有幸被藏人文化网、西藏信息中心、甘肃作家网等网站以专页形式推荐给了读者！
索木东：作为一个在诗歌之路上的践行者，我深深知道，一个诗人，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是何其不易！而你做到了！十八年来，你的每一行文字，都深深地打上了一个烙印——“扎西才让”！今天，你为诗歌和诗人，最想说点什么？
扎西才让：想说的很多。主要说两点：
第一，诗风的形成始终有一个模仿——借鉴——吸收——创新——返朴归真的过程。这其实是诗歌写作的五个阶段，而这五个阶段，每一阶段还可以细分，可以划层。这似乎是废话，但十分重要！每个写作者，都将或多或少地有所体验。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不能妄自尊大，目中无人，否则会跌跟头，会受伤，会走火入魔。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了解有剑与无剑，有招与无招，入道与出道，就能明白这个道理。目前我所到达的阶段，仅仅是刚刚跨入创新阶段的门槛，手中握一把平常之剑，学的是大师的招数，走的是羊肠小道，还没有走出一条大路来。我们藏族的部分成名诗人，如丹真贡布、绕阶巴桑、伊丹才让、列美平措等，还有甘肃的诗坛大腕们，如李老乡、何来、夏羊以及后来者古马、唐欣、娜夜、阿信、王若冰、牛庆国等，大多也处在这个阶段，不过层次比我高得多。到达第五阶段的诗人少之又少，在放眼国内诗坛，寥寥无几。
第二，我们一直在夸大现当代诗歌的力量，其实诗歌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个人认为现当代诗歌的作用和价值，比不上小说，更比不上影视作品。有时上网玩游戏，发现这网络游戏要比诗歌可怕得多，强蛮得多。如果真要想诗歌的力量强大起来，我们就应该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造势，以诗为天，以诗为马，以诗为梦，唯诗为上。这一点，像您这样的活跃在网络上的诗人们做得好，我自己始终给不上劲。二是亮相，有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要及时的投稿，及时发表，不要锁在抽屉里，搁在电脑里，一年半载，不让出世。我十分反对封闭式写作，给人一种十年磨一剑的感觉，等剑磨好了，挺身而出拔剑四顾，人家已经使用上原子弹了！诗歌不是古董，不会多少年以后拿出来还能卖上大价钱，值钱的只是少数人的少数篇章。我们也不能相信“是金子就会发光”这套鬼话，因为金子混在泥沙里，泥沙俱下，金子也下。三是接轨，与散文接轨，与小说接轨，与电视接轨，与大事接轨。在与散文和小说的接轨方面，诗人出身的散文大家周涛、作家阿来、小说家韩东，已经成为我们的楷模。与电视电影接轨方面，配乐诗朗诵、诗歌作品制作、诗歌赏析节目、诗人传记类影视等，已经做了大量的尝试，成效有目共睹。与大事接轨方面，在2008年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4·14”玉树大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中，为振兴民族精神、唤醒抗争意识、哀悼遇难同胞，诗歌似乎发挥出了它的真正的作用及意义。
索木东：作为图博特儿女，我们的血液中，天生流淌着生之于斯的诗意音符！创作十八年，你觉得母族文化和故乡热土，给你最多的是什么？
扎西才让：我在《七扇门》“第一扇门门前提示”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李城先生在其自传体散文《永生与你相伴而行》中这样交代自己的民族出身：‘我的父系是明代移民而来的汉族，而母系是当地土著藏民。说我的母系为藏族，也只是大概的归类而已，若要寻根溯源，则需回到公元八世纪，那时她的族人也许称为党项拓拔，是生活于青藏高原东部，自己并没有什么民族归属意识的牧人。’在甘南，像这样的在民族大融合里诞生的有着新鲜血液的人子，是数不胜数的，他们或领着汉族身份，或领着藏族身份，或领着土族、回族和蒙古族身份，沉静而坚韧地生息在安康大地上。”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与李城他们有着类似的民族身份，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里也恒久地流动着藏汉两股血液。这种多民族血液在个体身上的悄然汇集，使得我们既骄傲，又无奈，无法逃脱命运的主宰，成为游离在准民族之外的名副其实的边缘人。当然，是否有准民族，这还是一个需要考证和商榷的问题。
著名藏族诗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才旺瑙乳先生在《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前言中如是说：“(我们)漫步在古老的大地上，敏感地伸缩着艺术触角，体味着渐显冰凉的人情，感悟着多余人、局外人、被异化者的寂寞和孤独，进而驱策自己成为心灵放逐的流浪者。”真是这种心灵流浪者的身份，使我成为一个所谓的诗人。十八年来，生活在甘南这块深情的土地上，我用自己的方式吟唱着一个边缘人的民族认同之歌，血缘归属之歌，这些歌声有着发自内心的孤独和寂寞。
索木东：诗歌于我，自以为是一个聊以自慰的解脱之门——无非是在平庸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不平庸活着的借口和理由！那么，你能谈谈诗歌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扎西才让：这个真不好说，我不曾细细想过。现在，既然您问到这个问题，我想从两方面来谈。
首先，我先说说诗歌这种文体对我生存状态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在青春期，热爱诗歌就像热爱女孩一样自然，那种热爱和痴迷仿佛是藏在血液里的，一呼喊就出来了，就像阿来说的：“从骨头里冒泡泡儿！”那时候真喜欢抒情，想唱，想跳，想在草原上狂奔，想用文字记下自己的隐秘的思想。之所以选择诗歌写作，没有太多的理由，只是一种想表达的冲动。后来发表了，收到读者来信了，开始参加笔会了，这一切变化都让我觉得欣喜，那劲头就更足了。其实这就是一种表扬，一种肯定，一种鼓励，一种方向的指引。对于一个热血青年来说，我太需要这种另一种形式的掌声了！以至于诗歌写作影响了我的处事方式、生活追求和哲学思辨，使我感知了真情的可贵，真爱的唯美，真念的迷醉，我坚信：活着虽然艰辛，但生活本身确实充满着迷人的色彩！
其次，诗歌写作过程，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思想成熟的过程，观念变化的过程，生命完善的过程。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哦——再也不能说出/少女如花，少妇似果，老妇仿佛风中败絮/再也不能说出/爱过，恨过，生殖过，我已完善了我自己/ 我的湮没悄无声息”。这种认识，这种情感，就是借诗歌写作来对自身生活的进行总结，对个人情感进行整理，对个体生命的进行认知。在《一天》中，我这样写道：“而今只能一睹醉酒者在阴暗角落里留下污物，或者瞥见女人松松垮垮的臀部，和婴孩绝望的神色。可是，当真正的时刻到来，疯狂的老人将趋向平静，堕落的少年将试图新生。那些先知们记载下来的疾病与健康，生与死，都将是肉体进行的革命。因此，请对静候在病床边的黑衣侍者如此呼喊：我要看那大光明！我要看那生命中的轻与重，皆归于滔滔江水！”您看，说白了，我的诗歌写作本身，其实就是完善自我的过程。
索木东：这些年来，在异乡漂泊的十六年里，我时常感到一种隔离和断奶后的无所适从！这些困顿和无奈，使自己的创作陷入了一个僵局！你在他乡求学4年后重新回到甘南，在创作上，你有过怎样的困顿和无奈？
扎西才让：您说的“一种隔离和断奶后的无所适从”的感觉，我也深有感触。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对我前边所提到的与写作者相关的三个问题，还是缺少深入而冷静的思考，所以会产生困顿和无奈，使自己的创作陷入了僵局！但能肯定的是，你我都是甘肃70后诗人，在这个似是而非的界定中，我们做的还有有一些意义的，尤其是你、郭晓琦、李满强、漠风和王强等人，各自在不同的文化领域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就拿您来说吧，作为藏人文化网文学频道的主编，你对藏族文学的实践、宣传和总结有目共睹，对藏族作家和诗人的发掘、梳理、推出和归纳做出了个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在想起这些，真是感慨万千！
求学四年之后我重返甘南，是因为故土情结、民族情结和亲情情结所致。当然，那时候，也就是十六年前，人才的流动还没有现在这么自由而频繁。回到故土，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十六年来，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依然深爱着诗歌创作，把它当做一件要事来做，同时也兼顾文学评论和小说创作。文学评论的对象，主要针对甘南的作家和诗人，作品散见于《甘南日报》、《甘南电视报》、《兰州文苑》和《诗刊》等报刊。小说主要发表在《西藏文学》和《格桑花》上，都是短篇，小打小闹式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诗歌写作上，但总是时断时续，停停走走，没有连续性，缺乏勇往直前破釜沉舟的魄力。原因嘛，我个人认为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我个人的性格比较散漫，有理想，少计划，缺毅力，乏恒心。二是我无法有效地处理写作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写作和工作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矛盾的存在，也许是因为时间安排的不妥当，也许是因为单位领导看待写作者的态度，也许是因为个人内心的冲突，反正各种原因都有。工作十六年来，五分之三的时间段从事的一直是教育教学，代课多，作业多，肩上又压着班主任的重担，起得比公鸡早，睡得比的哥晚。有时候看作家的传记，发现好多作家都是轻工作重创作的，吃惊之余，格外艳羡。再仔细拜读，发现传记作者总喜欢将记叙的重点始终放在作家的情感生活和写作生涯上，而对作家所从事的工作，也是草草几笔，只说明自其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单位干过，却很少写到具体干什么工作。这就让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作家诗人身份的人，他（她）的人生标志，不是他（她）所从事的某一项与写作无关的工作，而是作家（诗人）本人精神风范和作品本身，我称之为“二本主义”。我很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二本主义”，经过多种努力，比如重择岗位，换个环境，到文化部门什么的，谋个闲差，赢得闲时，以便从事写作，却未能如愿！以上所谈的两大方面成为我创作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顿和无奈，至今无法有效地得以解决。
索木东：我想把话题扯远一点！对于当下的藏族文学，你认为是一个什么态势？
扎西才让：对于当下的藏族文学创作，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老作家们已奠定了基础，部分中年作家创作势头如日中天，而青年新锐又层出不穷。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称为大师的还是不太多！格萨尔王的传唱者们是大师，写《米拉日巴道歌集》、《萨迦格言》、《水树格言》、《格丹格言》、《甘丹格言》、《天空格言》和《火的格言》的是大师，致力于佛学研究和传播的仁波切们是大师，但这些都是在大文化概念和大宗教领域中的佼佼者。在藏族文学创作上，特别是藏族文学汉语类文字创作上，业已取得成就的，屈指算来，也就是丹真贡布、饶阶巴桑、阿来、扎西达娃、益西卓玛、尕藏才旦、伊丹才让、贡卜扎西、白华英、端智嘉、唯色、色波、完玛央金、列美平措、白马娜珍、才旺瑙乳、旺秀才丹、次仁罗布、梅卓、格央、央珍等作家和诗人。这里边，阿来、白华英、唯色、次仁罗布他们写出了较为经典的作品，而扎西达瓦、色波、伊丹才让和尕藏才旦，文本探索的意义大于作品表现的内容。当然，在良好的环境中，我们还有其他树木在成长着，并且有着成为大树的可能性，你比如说嘎代才让、王小忠、索木东、扎西、王志国、桑丹、龙仁青、云才让、扎西尼玛、王更登加等人，都有着很强的可塑性，和可以预知的发展前景。藏文字我不熟悉，所以无法对以藏文字进行创作的作家和诗人做出评判，道听途说来的，不能代表我的看法。无论怎么说，我对藏族文学创作持乐观态度，特别对阿来、扎西达娃、尕藏才旦等作家，有着景仰之情，因为他们的创作有着明显的目的性、责任感和长远的眼光，他们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矿脉。如果不谈政治因素，唯色的文学创作也不可忽视！我对次仁罗布、白马娜珍、格央、央珍、嘎代才让、王小忠、王志国等人也是充满信心，我认为他们是当代藏族文学创作中不可低估的新锐力量。这几股势力的异军突起，不仅仅会促使当代藏族文学创作进入到大繁荣、大发展的时期，更会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索木东：“旧事已如溪流，注入你的血液；故地已如精灵，化为你的魂魄。你真的能够远离她吗？”兄弟们是读着你优美的诗歌怀念你憨厚的笑容呢，还是和你一起读着你优美的诗歌怀念美好的诗歌岁月呢？
扎西才让：应该这么说：让我们读着更多优秀诗人的优美诗歌，怀念我们美好的诗歌岁月！
无论我们是否远离诗神，我们都应关注伟大祖国和古老民族内心的秘史，比如新时代开创者前行道路上的曙光和落日，神奇土地上诞生的神话和传说，亘古长河里闪耀着金银光色的断代史。甚至还可以关注个体的内心体验，比如那些往昔日子里的爱与恨、泪与痛，那些灿烂阳光和秘密情事，那些心灵的轻微震颤，激情降临时莫可名状的欢愉……谦逊认真地体味每一段人生，在精神和思想掀起巨大波浪的大海上领受内心的风暴，沉醉于雨过天晴后的祥和与安宁。
索木东：“什么也来不及做/我欲抽身离开/就已随风飘零”——不过好在你的文字留给了我们，留给了这个时代，这已经足够！
扎西才让：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常常认为“我的湮没悄无声息”。对于我的诗歌来说，也是如此。判断一个人的文字是否留给了一个时代，那是需要时间的考验的。时间就是一条河，被河水带来的东西，要么漂浮于河面，要么沉于河底，要么被水稀释。沉于河底或者被水稀释，都是被淘汰！而浮于河面的，在河水奔流的过程中，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我不奢望我的诗歌能够得到流传，只希望这些文字能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给阅读它的人带来片刻的触动、感动和激动。能做到这些，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瞧，你给了我一个说真话的机会！
感谢你对我的采访，也感谢藏人文化网对我的宣传与报道，更要感谢读者朋友长期以来对我的关注！
朋友们，谢谢了！
二〇一〇年八月兰州
（摄影：李城）
索木东：你好，老兄！首先祝贺你的诗歌结集出版！这对藏族文坛和甘肃文坛而言，无疑是件幸事！
扎西才让：呵呵，坦率地说，对我自己而言，这是件幸事。但对藏族文坛和甘肃文坛来说，多一个扎西才让，或者少一个扎西才让，多出一本书或少出一本书，我认为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通过文学创作，表现了个人所关注的世界，表达了他对身边万物的情感。
我一直认为，对于作家和诗人来说，重要的应该是作品本身。好的作品能够成就好的作家诗人，但好的作家诗人不一定写出好的作品。我们现在读卡夫卡、艾略特和普鲁斯特，读李白、李商隐和陈子昂，读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和弘一法师李叔同、实际上读的是他们的作品，并且通过其作品认识他们这些人。所以，一本书的命运，当它面世之后，作者似乎无法决定它的命运，有效的操作和宣传，只能在短期内产生影响，能否陪伴不同的读者度过他们的美好时光，那就必须看作品的魅力。我的诗歌是否还具备着这种魅力，现在我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们固有的个人秉性，成长的人文环境，接受的文化熏陶，看待万物的眼光，理解尘世的烦忧等等，是不尽相同的，作为读者的个体，也因此而对作家诗人的作品有着个人的喜好！
有的作家诗人说自己的作品是写给五十年后的读者看的，这话虽然有些狂妄，但似乎隐藏着深深的无奈和遗憾！
索木东：看到你的后记，心中不禁黯然！甚至有点落寞和寂寥！在你诗歌创作正逢盛期的时节，是什么让你萌生退意？
扎西才让：其实不是退出，是途中的休整，是对我的诗歌创作的小结和反思。
我非常喜欢作家阿来，喜欢他的诗风，喜欢他的小说，喜欢他的毅然决断的个性。当年他写《三十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这首长诗时，意气奋发，才情横溢，但他突然停止了诗歌写作，而将精力转向短中篇小说创作。《阿克顿巴》、《月光里的银匠》、《行刑人尔依》等作品的诞生，特别是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横空出世，以及后期精心打造的《空山》系列作品的成功，证明他的决断是正确的。
作为写作者，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三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写作？我们写什么？我们怎么写？这其实就是三个有关写作的大问题。不思考这三个问题的人，永远只是个文学爱好者，从事的是盲目写作。思考并能够解决这三个问题的作家诗人，才能在文学创作队伍中留下他高大的背影。
十年前我就思考这三个问题，但到现在一直没有处理好，原因很多，外在的，内在的，主观的，客观的，都有。我不是一个怀抱大志的人，可在写作上还是有着个人的理想。这个理想的实现与否，一直困扰着我，影响着我的创作状态。我始终认为我的创作还未到所谓的盛期，我在文学写作之路上边走边歇、边歇边走，就这样慢吞吞地走了一十八年。十八年，多好的一段光阴啊，婴儿可以长成帅哥美女，家庭可以组了又建建了又离，事业可以峰回路转又陷于沉溺，而我呢？当年是个风华正茂的诗歌写作者，而今却始终像个扶墙走路的瞎子！因此我萌生了中途歇息的想法，歇息之后整装待发还是绝尘而去，这个就走着看吧！
另外，我注意到，与我一样处在这种状态中的诗人和作家，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我们甘肃的著名诗人桑子、裕固族诗人贺中、藏族诗人瘦水、校园诗人萧音、回族诗人敏彦文等等，你说都有才吧，都似乎无法摆脱困境，与文学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
索木东：记得那是1994年秋天，刚走出甘南草原、刚刚学着写诗的我，在西北师大的开学典礼上听校长在讲话中提及同乡同族的你，那时是何等的仰慕啊！从那天开始，诗歌的力量和魅力，再次深深击中了我的心灵！今天，你能回忆一下你的诗歌之路吗？
扎西才让：好，就顺着你的这个问题随便扯一扯。现在想想，西北师大确实是一个能够诞生诸多诗人的学府。我们甘肃诗歌创作队伍中的佼佼者，无论是功成名就的，还是如日中天的，还是正在试图冲开一条血路的，大多毕业于西北师大，这似乎与这所学府的文化积淀有关，与文学创作氛围有关，与宽松的校园人文环境有关。我在进入师大之初，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那时候师大有三个文学社，给人印象很深，一个是“我们”，萧音、徐兆寿他们在办，在校园里有着广泛的影响；一个是“先锋”，中文系办的，我们称之为中文系才子才女的芳草地；一个是“晨昕”，政史系办的，是我走上诗歌写作之路的加油站。我先是在这三个内部交流刊物上发作品，后来就在《西北师大报》、《阳关》、《红柳》、《格桑花》、《飞天》、《西藏文学》、《诗神》、《诗歌报月刊》、《星星诗刊》等刊物上发，走的路子基本上是传统式的，就像教师上职称一样，由教员到初级，由初级到中级，由中级到高级，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脚印。到大学毕业时，不知不觉竟然混成了一个校园诗人。大学毕业后，写作有了方向性，东西也发得更多，上了《诗刊》、《民族文学》、《散文诗》、《散文诗世界》等杂志，作品入选多本诗歌选本，获了些全国性的、省级的大奖，也有幸被藏人文化网、西藏信息中心、甘肃作家网等网站以专页形式推荐给了读者！
索木东：作为一个在诗歌之路上的践行者，我深深知道，一个诗人，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是何其不易！而你做到了！十八年来，你的每一行文字，都深深地打上了一个烙印——“扎西才让”！今天，你为诗歌和诗人，最想说点什么？
扎西才让：想说的很多。主要说两点：
第一，诗风的形成始终有一个模仿——借鉴——吸收——创新——返朴归真的过程。这其实是诗歌写作的五个阶段，而这五个阶段，每一阶段还可以细分，可以划层。这似乎是废话，但十分重要！每个写作者，都将或多或少地有所体验。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不能妄自尊大，目中无人，否则会跌跟头，会受伤，会走火入魔。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了解有剑与无剑，有招与无招，入道与出道，就能明白这个道理。目前我所到达的阶段，仅仅是刚刚跨入创新阶段的门槛，手中握一把平常之剑，学的是大师的招数，走的是羊肠小道，还没有走出一条大路来。我们藏族的部分成名诗人，如丹真贡布、绕阶巴桑、伊丹才让、列美平措等，还有甘肃的诗坛大腕们，如李老乡、何来、夏羊以及后来者古马、唐欣、娜夜、阿信、王若冰、牛庆国等，大多也处在这个阶段，不过层次比我高得多。到达第五阶段的诗人少之又少，在放眼国内诗坛，寥寥无几。
第二，我们一直在夸大现当代诗歌的力量，其实诗歌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个人认为现当代诗歌的作用和价值，比不上小说，更比不上影视作品。有时上网玩游戏，发现这网络游戏要比诗歌可怕得多，强蛮得多。如果真要想诗歌的力量强大起来，我们就应该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造势，以诗为天，以诗为马，以诗为梦，唯诗为上。这一点，像您这样的活跃在网络上的诗人们做得好，我自己始终给不上劲。二是亮相，有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要及时的投稿，及时发表，不要锁在抽屉里，搁在电脑里，一年半载，不让出世。我十分反对封闭式写作，给人一种十年磨一剑的感觉，等剑磨好了，挺身而出拔剑四顾，人家已经使用上原子弹了！诗歌不是古董，不会多少年以后拿出来还能卖上大价钱，值钱的只是少数人的少数篇章。我们也不能相信“是金子就会发光”这套鬼话，因为金子混在泥沙里，泥沙俱下，金子也下。三是接轨，与散文接轨，与小说接轨，与电视接轨，与大事接轨。在与散文和小说的接轨方面，诗人出身的散文大家周涛、作家阿来、小说家韩东，已经成为我们的楷模。与电视电影接轨方面，配乐诗朗诵、诗歌作品制作、诗歌赏析节目、诗人传记类影视等，已经做了大量的尝试，成效有目共睹。与大事接轨方面，在2008年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4·14”玉树大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中，为振兴民族精神、唤醒抗争意识、哀悼遇难同胞，诗歌似乎发挥出了它的真正的作用及意义。
索木东：作为图博特儿女，我们的血液中，天生流淌着生之于斯的诗意音符！创作十八年，你觉得母族文化和故乡热土，给你最多的是什么？
扎西才让：我在《七扇门》“第一扇门门前提示”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李城先生在其自传体散文《永生与你相伴而行》中这样交代自己的民族出身：‘我的父系是明代移民而来的汉族，而母系是当地土著藏民。说我的母系为藏族，也只是大概的归类而已，若要寻根溯源，则需回到公元八世纪，那时她的族人也许称为党项拓拔，是生活于青藏高原东部，自己并没有什么民族归属意识的牧人。’在甘南，像这样的在民族大融合里诞生的有着新鲜血液的人子，是数不胜数的，他们或领着汉族身份，或领着藏族身份，或领着土族、回族和蒙古族身份，沉静而坚韧地生息在安康大地上。”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与李城他们有着类似的民族身份，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里也恒久地流动着藏汉两股血液。这种多民族血液在个体身上的悄然汇集，使得我们既骄傲，又无奈，无法逃脱命运的主宰，成为游离在准民族之外的名副其实的边缘人。当然，是否有准民族，这还是一个需要考证和商榷的问题。
著名藏族诗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才旺瑙乳先生在《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前言中如是说：“(我们)漫步在古老的大地上，敏感地伸缩着艺术触角，体味着渐显冰凉的人情，感悟着多余人、局外人、被异化者的寂寞和孤独，进而驱策自己成为心灵放逐的流浪者。”真是这种心灵流浪者的身份，使我成为一个所谓的诗人。十八年来，生活在甘南这块深情的土地上，我用自己的方式吟唱着一个边缘人的民族认同之歌，血缘归属之歌，这些歌声有着发自内心的孤独和寂寞。
索木东：“旧事已如溪流，注入你的血液；故地已如精灵，化为你的魂魄。你真的能够远离她吗？”兄弟们是读着你优美的诗歌怀念你憨厚的笑容呢，还是和你一起读着你优美的诗歌怀念美好的诗歌岁月呢？
扎西才让：应该这么说：让我们读着更多优秀诗人的优美诗歌，怀念我们美好的诗歌岁月！
无论我们是否远离诗神，我们都应关注伟大祖国和古老民族内心的秘史，比如新时代开创者前行道路上的曙光和落日，神奇土地上诞生的神话和传说，亘古长河里闪耀着金银光色的断代史。甚至还可以关注个体的内心体验，比如那些往昔日子里的爱与恨、泪与痛，那些灿烂阳光和秘密情事，那些心灵的轻微震颤，激情降临时莫可名状的欢愉……谦逊认真地体味每一段人生，在精神和思想掀起巨大波浪的大海上领受内心的风暴，沉醉于雨过天晴后的祥和与安宁。
索木东：“什么也来不及做/我欲抽身离开/就已随风飘零”——不过好在你的文字留给了我们，留给了这个时代，这已经足够！
扎西才让：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常常认为“我的湮没悄无声息”。对于我的诗歌来说，也是如此。判断一个人的文字是否留给了一个时代，那是需要时间的考验的。时间就是一条河，被河水带来的东西，要么漂浮于河面，要么沉于河底，要么被水稀释。沉于河底或者被水稀释，都是被淘汰！而浮于河面的，在河水奔流的过程中，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我不奢望我的诗歌能够得到流传，只希望这些文字能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给阅读它的人带来片刻的触动、感动和激动。能做到这些，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瞧，你给了我一个说真话的机会！
感谢你对我的采访，也感谢藏人文化网对我的宣传与报道，更要感谢读者朋友长期以来对我的关注！
朋友们，谢谢了！
二〇一〇年八月兰州
（摄影：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