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瓶颈与突破

——与民族文学青年学者刘大先、李晓峰、陈珏一席谈

　　“作为中国研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国形象的多样表述”、“重绘现代中国时间图像”……这些颇为新颖的有关民族文学的研究语汇，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大先新近出版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一书中。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成果，该书提出了“作为中国研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跨学科的意义和价值。针对书中的一些新观点和思路，一些评论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本报记者日前邀请该书作者及另外两位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大连民族学院教授李晓峰、杭州师范大学老师陈珏，围绕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就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史、当下研究现状、前沿话题以及未来理论趋势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记者：“作为中国研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这本书的核心观念，但是毋庸讳言，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文学学科中处于较弱势的地位。有学者说过，只有文学，哪有什么特别的“少数民族”的文学。对于这个问题，你们作为身处其中的研究者有何看法？

　　刘大先：这涉及到对于所谓“文学性”的认识，这种观念其实是把文学非历史化了。现代中国的大学文科教育与民族国家的建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教育作为特定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渠道是服务于现代民族或国家的创立和发展的。就文学教育本身而言，传承文学知识的内容主要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这些文学知识的生产因为起源的特殊性，在经历了因应国内外政治、社会、文化具体现实而进行的一系列摸索之后，在中国传统的道统、学统、政统与向欧美及日本仿拟的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博弈之中，逐渐形成了以国族(中华民族)叙事为主导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更多将中国传统思想与知识规划进通约的世界性文学话语之中，并且进而统一了文学的解释权。

　　在目前的教育格局上，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二级学科，集中于边疆与民族院校的文学教育体系之中。就像你所说的那位学者的观点：文学就是文学，哪有什么少数民族不少数民族之分？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也就不存在国别文学了。既然现实的文学图景总是应对实际的社会文化区隔，那么少数民族作为既成的文化现象，也就应当具有其合法性。

　　我希望厘析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生学根源。从当下文学现场来看，少数民族文学在新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趋势是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现象，如何对这些现象作出有学理性的解释，生产出具有中国本土气象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知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李晓峰：是的，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问题，作为现代性共有的症候，它同样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然而，其“中国”的特性，是在19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性与中国近300年这一“长时段”的历史现代性的互动与对话中所自我定位的。因此，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绝不是一个只能在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中谈论的话题，或者可以说，只有在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史的视域中，才有可能观察到少数民族文学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这既表现在作者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出，而最终又超越现代性理论自身的局囿所获得的新知识视野，更表现在作者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交叉点上对少数民族文学历史、现状和未来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反思和建构。

　　陈珏：我理解，这种锋芒所指绝不只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而是指向整个文学学科。作为差异性表述的少数民族文学，必须放入“现代中国”的复杂语境中进行考察。刘大先谈到，“现代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文化概念。“现代中国”是转型的结果和必然进行的过程，内部包含多元混合的族群、文化、经济模式和复杂多样的社会、政治因素。可以说，“现代中国”是一种动态变化中的、具有统摄意味的政治文化事实、思维认识范式、精神情感态度等多种维度结合的观念。作者在这里追求的是一种“中国研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以达到重建一种有关中国文化记忆的叙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较少有具有全局观念的理论之作，这有可能是缘于我们的不自信，当然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少数民族文学内部具有多元复杂的成分，难以用某种单一视角或思维来进行规约。而将其放入到中国近现代政治与文化转型的脉络中进行考察，则还原了少数民族文学历史的复杂内涵。

　　记者：结合整个民族文学的学术史来看，现在强调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现代中国”的范畴中进行考量，有何必要性？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刘大先：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自上世纪50年代初步确立，到如今已经有了60多年的学术积淀，从最初的族别文学史对于民族文学遗产和概况的整理描述，到出现具体而微的地域性族群文学研究和作家个案批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虽然一直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位置，但也逐渐获得了自己独特的批评视角和研究路径。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文学生态中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与创作和翻译齐头并进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与理论建设也开拓了新的格局。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一直停留在“自说自话”的阶段，这倒未必是研究者本人的知识积累与理论素养的问题，而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和认知框架的局限，即过于将少数民族文学静态化、文本化和孤立化，而对其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互动作用缺少自觉的关注，这就造成了研究的瓶颈。而随着文学现场的不断更新，是时候出现具有学术史深度、全球性广度和前沿性高度的著作了。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所以我希望跳出既有的少数民族文学封闭性的研究框架，进行跨学科的理论尝试。

　　李晓峰：我们的很多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从业者”，所缺失的恰恰就是没有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作为“中国问题”而与现代中国相关联。而即便是将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相关联，也仅仅是在被抽象化了的“中华民族”的层面上。“现代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性的“问题”的另一面，即现代中国的国家性究竟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还有哪些被遮蔽的特性未被我们关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流动性”，刘大先在过去的文章中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语句来进行表述，将这其中所包蕴的那些复杂的、叠加的、多维的特征综合起来，与主流文学一起，统摄、整合于中国文学乃至现代中国的框架之中。

　　陈珏：这里我倒是可以提供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个案供参考，我曾经对他前后期的作品作过话语分析。我发现在1980年代他刚刚踏入文坛的时候，书写了很多有关民族团结方面的主题，在1990年代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作家个体意识的树立。乌热尔图30多年来的创作走向显示了一种“认祖归宗”式的民族文化认同，很具有代表性。这种动态的变化必须放入到整个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大转型之中才可能给予它一个明确的定位。刘大先在宏观层面上的理论思考，实际上对我本人的具体研究也有启示。

　　记者：因为是理论建构，所以我注意到你对于各种理论的广泛吸收，那么是否存在个案分析过于简略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否需要某种特定的视角，过于普泛化的理论会不会遮蔽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

　　刘大先：这个担忧的确可能存在，事实上暨南大学的姚新勇教授在给我写的书评中就批评我“在不知不觉中，由出发于少数民族文学基地的言说者而变为了主流话语的部分的代言人”。应该说你们的质疑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论述中确实不会针对某个具体作家作品着墨太多，尽管我始终坚持史论结合，但是因为目的是在梳理学术思想史的基础上，试图勾勒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些核心命题，所以对于各种理论采取的是“拿来主义”的策略。这种拿来主义式的理论运用，其实未必全然是按照该理论“本色当行”地挪用，而是经过了阐释性的转化乃至误读，加以“六经注我”式的整合。这些核心命题呈现在论述中就分别是时间、空间、身份、语言与翻译、宗教与情感等问题。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可以构成一个博士论文的篇幅，客观上确实无法就某些具体作家作品谈得太多，更主要的还是涉及到现当代文学研究方法与文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差异。我更多做的是一种“理念类型”的抽象，而不是具体的文学研究。这种抽象所要解决的是如何立体地审视一个关键性命题，它触及的是认识角度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普遍性在我的表述中就成为“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博弈，我们当然要注意到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种差异表述所具有的独特美学价值、情感表达、文化内涵乃至政治诉求，但是这一切必须历史化，就是要将之放入到特定的时空之中。少数民族从来就是中国内部的多元组成部分，我曾经提到：我们讲述少数民族的故事，就是在讲述一个中国故事。在这个层面上，刻意突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就不是学理性的阐释，而可能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因素。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少数民族文学”固然自古以来就有着丰富的传统、材料、实践与文本，但是只有到了现代中国它才成为一种特定学科的研究对象，它是社会主义中国时期才产生的“当代”文学。

　　如果不避粗简，我们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一样，在很多的层面上具有同一性，体现着中国特色的文化平权。这和美国、加拿大那样多族群国家中的少数族裔文学不太一样。后者更多有着后殖民主义及文化多元主义的色彩，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固然包含着文化多样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其最初的理念中，少数民族从来就不是“少数的”，“人民性”是第一属性。所以，普遍性、共通性始终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共同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文化、习俗、心理、文体类型、审美趣味、风格样式的区别。

　　李晓峰：我倒是认为，知识考古学、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本政治学、民族志诗学……这些理论，对于作者而言，仅仅是一个窗口，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打开了少数民族文学与现代中国关系的窗口——刘大先牢牢地站在窗口外面向里进行环视，而并没有跨过窗口走进一个个不同的空间。我倒觉得，这反而成就了他的方法论：在多种有效的理论资源的批判性利用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特定对象的有效的多向度的观察。从这点来看，他的这一方法论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有学者不分对象、语境而用后殖民主义的“族裔”取代“民族”或“少数民族”的时候，刘大先仍然在小心谨慎地使用和辨析着族裔、族群、民族、少数民族这些概念，并特别强调当代中国民族概念的政治性。同样，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他也是取其“考古”之理路而考“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之古。作者当然还有自己的一些局限，但能够娴熟地驾驭如此之多的西方现代理论，呈现“少数民族文学”与“现代中国”关结点上的“中国经验”，是非常有价值的。

　　陈珏：我们在具体做研究中往往都会或多或少面临“史”与“论”之间的协调问题，比如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鄂温克族文学进行分析，这可能更多属于语言学的角度，当然会产生特定的洞见，但往往会囿于“新批评”所说的内部研究，所以我在研究中也特别注意与鄂温克的历史、社会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以弥补陷于文本可能产生的盲目。我觉得，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的优势就体现在这里，即它一方面与主流文学别无二致，共同经受着全球化、商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变迁；另一方面它又有着自己的地域性、族群性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如何在当下发生作用，这中间的张力就有很大的学术生长空间。

　　记者：在少数民族文学现场，你们关注的前沿话题有哪些？我们如何去把握未来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的趋势？

　　刘大先：这几年我也比较多关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态势，并试图从中提炼出一些话题。我个人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的阐释与接受，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性别、身体经验、媒体传播等因素，就是下一步需要讨论的话题。但当前最大的问题，无疑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教育问题，我们不能总是将少数民族文学局限在民族院校和地方一些专门院校和研究机构中。作为一种国家文学的知识，它应该成为文科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当前教学观念与教学现状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让少数民族文学走出民族院校之外，在综合性高校推进多民族文学及文化教学，这是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区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各民族文学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在域外的传播与变异等等，也是不可忽略的关键问题。这需要具体深入的个案探讨了，不能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不久前我选编的一本围绕“比较视野下的民族文学研究”为中心的论文集，就是以跨学科、跨民族、跨方法的视角，选取近年来相关的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前沿性论文。

　　就创作实绩来看，母语文学、第二语言写作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放在世界文学范围来看都非常突出的现象。它可能为中国文学增添新的因素，就好像纳博科夫、拉什迪、哈金这些非英语母语作家的写作为英语文学增添了新鲜的元素一样。少数民族的女性写作、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崛起、少数民族作家的网络写作等等，都是近年来的研究中方兴未艾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关于新媒体与多民族文学在理论上的拓进可以称之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媒体转向”。这些现象实际上改变了既有的“文学性”内涵，也为重新发掘少数民族文学所具有开拓性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提供了契机。

　　李晓峰：现在，少数民族文学无论是创作、研究还是学科建设，都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角度，已经到了需要总结、反思的时候。例如，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国家学术”性质问题，如果不从这一角度来认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那么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就会变成边缘性，其独立性也会变成封闭性。再如，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跨学科问题，如何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综合的整体研究，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再如，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多民族文学史观针对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缺失问题而提出，但绝不是为了写一部多民族文学史，它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强调对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应该具有一种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观念，强调在承认汉族文学作为主体文学的基础上，对各民族文学历史、传统、样态、语言的关注和尊重。这自然就涉及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即少数民族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用刘大先的话说，是一个“现代中国”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的民族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生态环境甚至国家安全等诸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研究。

　　记者：在少数民族文学现场，你们关注的前沿话题有哪些？我们如何去把握未来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