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民族大义反面就是笑柄
本报记者曾在多年前与诗人扎西才让有过一次机缘——同时登上《散文诗》的封面，因此，凭借对他多有的一分熟悉，他也早早地被列入到了《溯思访谈》的采访名单。尽管曾经得到过藏族著名作家李城的推荐，但直到近日才找到了更为适宜的采访机会。
刚刚出版的《聚焦文学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是《文艺报》今年推出的重点栏目的内容汇编，扎西才让作为为数不多的入选诗人，而且是藏族诗人，其20多年的努力终于受到了文坛的高度关注。
当然，这是实至名归的。
生活中随和、谦恭、为人师表数十年的扎西才让，评论界对他作品的印象——就像一只豹子掠过甘南草原——特立独行、迅捷有力、直抵内心。对此，他本人表示，因为土生土长在甘南那片特殊的土地上，“我必须要用自己的声音，歌咏身边的各个民族，抒写脚下的深情土地，尽最大可能地呈现出我身边世界的绚丽多姿和无限精彩。”然而，他内心对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似乎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我既不是某个民族的代言人，也不是某个流派的发言人，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说出我的所爱，写出我的所想。”
记者围绕可能汇聚于此的原因与其展开了对话，得出的结论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作品中的人文关怀和民族忧患的追求、思考和根植的结果。他既坦承藏族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游离状态，又从写作自身的诉求对自己和自己热爱的事业发问。其中他谈得最多，也是最为深刻的是“民族大义”。他认为藏族的说书艺人是大智慧者，是天生的诗人，因为藏族的文化永远接纳他们。而在娱乐业大行其道的时代，主流文坛上常常成为众人嘲笑对象的所谓“先锋诗人”，有时恰好站在了民族大义的反面，因而也就成为人们的笑柄。
本报记者：冯建龙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记者： 刚刚出版的《聚焦文学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是《文艺报》今年推出的重点栏目的内容汇编，作为为数不多的入选诗人，您有何感想？
扎西才让：我能够在这本书中亮相，先要说一个机缘：今年8月，《民族文学》和《飞天》杂志在甘南举办了一场《民族文学》藏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暨《飞天》甘肃少数民族文学笔会。其间，《文艺报》评论部主任刘颋女士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刘颋女士负责《文艺报》今年新推出的“聚焦文学新力量”这一板块的内容，她知道甘肃是个诗歌大省，而甘南的诗歌创作在甘肃也有一定的影响。于是，她想借机推介一名有一定影响的甘南少数民族诗人。当她问计于藏人文化网文学频道主编、著名藏族青年诗人刚杰·索木东时，后者认为我是甘肃“70后”代表诗人之一，就鼎力推荐了我。刘颋女士看了我的作品和成绩，觉得比较适合《文艺报》的这个栏目，就嘱托索木东写了一篇有关我的诗歌创作的评论。这样，我就登场了。
因此，我的“被入选”既是机缘，又是自己长期坚守写作的结果，也是文坛对作者的认可。
记者：那当然，能入选即肯定了您这么多年来的成绩，2007年我便阅读了您的部分散文诗作品，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干净和纯洁，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那以后我便对甘南充满了向往。那是一片诗意的大地。
扎西才让： 对，干净和纯洁，是我的诗歌创作所追求的境界。干净，特别是文字的干净，经过努力，似乎能够做到，但纯洁，是很难实现的。它与内在的精神有着莫大的关联。其实更多的时候，我渴望在诗歌中表现真诚，即真实的景、真实的人、真实的事、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故土。我庆幸自己做到了这一点。这或许就是您觉得我的诗歌“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的根本原因。
我热爱的这片土地，与您生活的那片土地，就伟大和深沉来说，别无二致。如果硬要找出不同点的话，除了自然环境和人文民俗确实有明显的差异之外，还有一个区别，诚如您所说，这里的确是“一片诗意的大地”。
记者：刚杰·索木东评价您的作品像一只豹子——特立独行、迅捷有力、直抵内心，但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蕴含其中的 “草根性”，即语言和内容上的地域色彩。对此您怎么看？
扎西才让：你们两位说得都没错。就诗歌创作的技巧而言，我确实渴望自己能够用有限的文字，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我喜欢“迅捷有力、直抵内心”的表现方式与阅读效果。说起“特立独行”，或许索木东指的是我的诗风有异于别人吧。您认为我的诗歌蕴含着“草根性”，这是事实。我既不是某个民族的代言人，也不是某个流派的发言人，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说出我的所爱，写出我的所想。而我生活在藏汉文化交融的地带，本身又是藏族，因此我必须要用自己的声音，歌咏我身边的各个民族，抒写脚下的深情土地，尽最大可能地呈现出我身边世界的绚丽多姿和无限精彩。
手按在良心上，怎么想就怎么写
记者：作为藏族诗人，您用汉语创作，并长期生活在藏汉二元文化交融、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相辉映的甘南大地，它对您的写作产生过困扰吗？抑或有哪些独到之处？
扎西才让： 说没有困扰显然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这种困扰以前存在，现在依然存在。我们都认为文化是相融的，就像不同的鲜血却有相同的情感一样。但在不同文明相交融的地带生活久了，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同的文明会塑造出不同的性格，创造出截然相异的处境，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甚至人生观，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说农耕文明劝人定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食其力，笃信人定胜天，所以才有了农舍，有了村寨；而游牧文明则催人迁徙，逐水草而居，以天为幕以地为席，所以才有了纵横，才有了寂然守望，才有了蒙古铁蹄。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下放，耕地属于人民，草场也属于人民，农牧民确确实实成了土地的主人。而今，我们国家进行西部大开发，实施新农村建设，不管在农村还是牧区，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实际上就是两种文明经过若干年月的碰撞和交流之后，出现的必然归宿。我虽然对这样的结果有着无限的欣喜，但若用文字去表达，却发现其中还是有着太多的甘苦和辛酸的。
记者：那您又是如何处理这些隐形的矛盾并形成文字追求的呢？
扎西才让：无论是哪一种文明，它与别的文明总是有矛盾的。这些矛盾是必然能够调和的。社会发展了，经济发达了，人们的吃穿住行就不是问题。温饱问题解决了，我们努力追求的美好生活的确像藏族人民向往的香巴拉那样实现了，那么，这时候我就想，我的诗歌更多的是写我身边的人与物，或许带着点忧伤的气息，但文字呈现的，还是对人间的热爱，对土地的深情，对党的感恩。所以，要说如何来处理不同文明带来的隐形矛盾，我觉得“我手写我心”就是最好的方法，手按在良心上，怎么想就怎么写。
藏族诗人处于游离状态
记者： 当下藏族诗人不是很多，或者说外界了解到的不多，这是否与语言差异和地域较为封闭有关？
扎西才让： 其实，据我了解，当下藏族诗人还是挺多的。您说得对，主要是外界对藏族诗人的创作与发展还是了解不够。主要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是有大批的藏族诗人，都在用母语创作，而藏语类文学期刊，在国内，只有西藏、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才有，且发行量又不太大，发行范围不广，所以外界对藏族母语诗人知之甚少；二是用汉语创作的藏族诗人，由于在文化传承、宗教信仰等方面与汉族诗人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很难进入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当然也无法与汉族诗人并驾齐驱，显示出来的成就自然而然地就没有汉族诗人那么大；三是一部分接受过一定汉文化教育的藏族诗人，当他们用汉语创作时，还是喜欢用中国传统的古典诗词写作技艺来写现代诗，比如讲求押韵，重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追求结构的完整性。研究过藏族传统诗歌的人都知道，中国古典诗词在技艺上的讲究，与藏族传统诗歌技艺有很多相似之处。正是这个原因，导致懂汉文化的藏族诗人的创作，游离了而今汉语诗歌创作的主流。
您说这“与地域较为封闭有关”，也是对的，但不能算是最主要的原因。
记者：因此，您的作品中有民族忧患意识，这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对民族文化的担当吗？
扎西才让： 而今是文化大一统的时代，对地球村的呼唤，实际上就是对同一种文化的呼唤。但我认为全球只有一种大文化，似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我还是渴望有不同的文化长期存在，我的诗歌中的民族忧患意识即发于此，却不止于此。而今我们提倡和谐社会，其实首先应该是不同种族的文化的和谐。要实现这种和谐，就要尊重不同的文化，尽可能地容纳不同的文化，并且利用好不同的文化。如果我们搞文化的人能率先做到文化上的独立与和谐，那就算是对民族文化有一定的担当了。
民族担当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记者：藏族文化是中国发展最完善的少数民族文化之一，既然有忧患，那在您看来主要表现在哪里？
扎西才让： 藏族文化的确和汉族文化一样，发展得比较完善，这要归功于自古至今各个历史时期的各阶层对文化的重视。藏族人笃信藏传佛教，而藏族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以文字的方式留存于浩若烟海的经卷之中，星星一样遍布藏区的佛教寺院，为藏族文化的传播和保存，在形式和精神上，都发挥了不少作用。所以，在藏人心中，山有山神，水有水神，路有路神，家有家神。因为有所信，所以山还是长青的山，水还是长绿的水，人还是长新的人。但这一切正慢慢发生着改变。比如说，为了满足我们的食欲，飞禽走兽濒临灭绝；为了实现我们的健康，冬虫夏草被齐根掘出，草原沙化现象严重；为了满足我们的情趣，世外桃源成了我们的后花园。这些破坏从表面上来看，仅仅是对存在的事物的破坏，往深里想，其实就是对民族文化的破坏。长此以往，我们最终将置身于荒原，我们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也将被大风一一吹散。
记者：对此，您觉得藏族诗人乃至作家在文化保护方面应该怎么做呢？
扎西才让：这一点，我们的国家已经找到了对策。不管是哪个民族的文化，不管是哪种身份的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文化需要整理、挖掘、保护和传承。不管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都应该被纳入到我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为此，上到中央下到地方，都在文化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这种背景下，作家和诗人，要做挖掘、传承文化的带头人，精心谋划，身体力行。
记者： 一个诗人最可贵的地方莫过于有民族担当，这样的中国当代诗人貌似不多，这是为什么呢？现在，在很多场合“诗歌”或者“诗人”成了笑柄，在甘南乃至藏地是否也是这样？
扎西才让：说起民族担当，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愿望，不管他是汉族还是藏族，还是其他民族。甚至可以这样说，这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不过，在和平年代，这种担当很少以激烈冲突的形式加以体现，而大多是通过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坚守表现出来。所以，这样的担当，给人的感觉是缺少民族气节和民族大义的。有时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报刊媒体上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硝烟弥漫，其实都是文化上的冲突，这种争闹，说白了也是一种通向文明的方式。
说起当今诗人的处境，我也是很有感触的。藏族有很多行吟诗人，他们或许学富五车，或许大字不识。他们很多是说书艺人，是大智慧者。他们以天为师，以地为母，或固守一隅，或漫游藏地，是天生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永远不会成为笑柄，因为我们的文化永远接纳他们，藏族人民敬重且热爱他们。
你所说的“诗人”，也许是寄寓于城市身溺弱水却想问天的才子。我觉得，在娱乐业大行其道的时代，这样的诗人，当然会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这样的诗人写出的诗歌，当然总给人梦呓的感觉。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诗人站到了民族大义的反面，那他就会成为人们的笑柄。
记者： 说得真好。那么，是否是藏汉文化认同的差异，导致了您对亲情、友情等普世情感的特殊人文关怀？
扎西才让：有道理。藏族也是一个重视礼仪的民族，特别是在处理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的过程中，有着许多讲究。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我们对亲情和友情看得更重。当然，对亲人的挚爱，对友人的真诚，也是人之常情。如果说爱情是文艺作品要表达的永恒的主题之一，那么亲情和友情也是其必然的主题。我的诗歌创作，始终直面这些感情。我的诗集《七扇门》中，有三扇“门”，即伤心人、双亲泪和生命花，其实抒写的就是这几种普世情感，也算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关怀吧。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记者： 刚刚出版的《聚焦文学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是《文艺报》今年推出的重点栏目的内容汇编，作为为数不多的入选诗人，您有何感想？
扎西才让：我能够在这本书中亮相，先要说一个机缘：今年8月，《民族文学》和《飞天》杂志在甘南举办了一场《民族文学》藏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暨《飞天》甘肃少数民族文学笔会。其间，《文艺报》评论部主任刘颋女士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刘颋女士负责《文艺报》今年新推出的“聚焦文学新力量”这一板块的内容，她知道甘肃是个诗歌大省，而甘南的诗歌创作在甘肃也有一定的影响。于是，她想借机推介一名有一定影响的甘南少数民族诗人。当她问计于藏人文化网文学频道主编、著名藏族青年诗人刚杰·索木东时，后者认为我是甘肃“70后”代表诗人之一，就鼎力推荐了我。刘颋女士看了我的作品和成绩，觉得比较适合《文艺报》的这个栏目，就嘱托索木东写了一篇有关我的诗歌创作的评论。这样，我就登场了。
因此，我的“被入选”既是机缘，又是自己长期坚守写作的结果，也是文坛对作者的认可。
记者：那当然，能入选即肯定了您这么多年来的成绩，2007年我便阅读了您的部分散文诗作品，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干净和纯洁，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那以后我便对甘南充满了向往。那是一片诗意的大地。
扎西才让： 对，干净和纯洁，是我的诗歌创作所追求的境界。干净，特别是文字的干净，经过努力，似乎能够做到，但纯洁，是很难实现的。它与内在的精神有着莫大的关联。其实更多的时候，我渴望在诗歌中表现真诚，即真实的景、真实的人、真实的事、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故土。我庆幸自己做到了这一点。这或许就是您觉得我的诗歌“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的根本原因。
我热爱的这片土地，与您生活的那片土地，就伟大和深沉来说，别无二致。如果硬要找出不同点的话，除了自然环境和人文民俗确实有明显的差异之外，还有一个区别，诚如您所说，这里的确是“一片诗意的大地”。
记者：刚杰·索木东评价您的作品像一只豹子——特立独行、迅捷有力、直抵内心，但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蕴含其中的 “草根性”，即语言和内容上的地域色彩。对此您怎么看？
扎西才让：你们两位说得都没错。就诗歌创作的技巧而言，我确实渴望自己能够用有限的文字，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我喜欢“迅捷有力、直抵内心”的表现方式与阅读效果。说起“特立独行”，或许索木东指的是我的诗风有异于别人吧。您认为我的诗歌蕴含着“草根性”，这是事实。我既不是某个民族的代言人，也不是某个流派的发言人，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说出我的所爱，写出我的所想。而我生活在藏汉文化交融的地带，本身又是藏族，因此我必须要用自己的声音，歌咏我身边的各个民族，抒写脚下的深情土地，尽最大可能地呈现出我身边世界的绚丽多姿和无限精彩。
民族担当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记者：藏族文化是中国发展最完善的少数民族文化之一，既然有忧患，那在您看来主要表现在哪里？
扎西才让： 藏族文化的确和汉族文化一样，发展得比较完善，这要归功于自古至今各个历史时期的各阶层对文化的重视。藏族人笃信藏传佛教，而藏族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以文字的方式留存于浩若烟海的经卷之中，星星一样遍布藏区的佛教寺院，为藏族文化的传播和保存，在形式和精神上，都发挥了不少作用。所以，在藏人心中，山有山神，水有水神，路有路神，家有家神。因为有所信，所以山还是长青的山，水还是长绿的水，人还是长新的人。但这一切正慢慢发生着改变。比如说，为了满足我们的食欲，飞禽走兽濒临灭绝；为了实现我们的健康，冬虫夏草被齐根掘出，草原沙化现象严重；为了满足我们的情趣，世外桃源成了我们的后花园。这些破坏从表面上来看，仅仅是对存在的事物的破坏，往深里想，其实就是对民族文化的破坏。长此以往，我们最终将置身于荒原，我们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也将被大风一一吹散。
记者：对此，您觉得藏族诗人乃至作家在文化保护方面应该怎么做呢？
扎西才让：这一点，我们的国家已经找到了对策。不管是哪个民族的文化，不管是哪种身份的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文化需要整理、挖掘、保护和传承。不管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都应该被纳入到我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为此，上到中央下到地方，都在文化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这种背景下，作家和诗人，要做挖掘、传承文化的带头人，精心谋划，身体力行。
记者： 一个诗人最可贵的地方莫过于有民族担当，这样的中国当代诗人貌似不多，这是为什么呢？现在，在很多场合“诗歌”或者“诗人”成了笑柄，在甘南乃至藏地是否也是这样？
扎西才让：说起民族担当，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愿望，不管他是汉族还是藏族，还是其他民族。甚至可以这样说，这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不过，在和平年代，这种担当很少以激烈冲突的形式加以体现，而大多是通过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坚守表现出来。所以，这样的担当，给人的感觉是缺少民族气节和民族大义的。有时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报刊媒体上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硝烟弥漫，其实都是文化上的冲突，这种争闹，说白了也是一种通向文明的方式。
说起当今诗人的处境，我也是很有感触的。藏族有很多行吟诗人，他们或许学富五车，或许大字不识。他们很多是说书艺人，是大智慧者。他们以天为师，以地为母，或固守一隅，或漫游藏地，是天生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永远不会成为笑柄，因为我们的文化永远接纳他们，藏族人民敬重且热爱他们。
你所说的“诗人”，也许是寄寓于城市身溺弱水却想问天的才子。我觉得，在娱乐业大行其道的时代，这样的诗人，当然会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这样的诗人写出的诗歌，当然总给人梦呓的感觉。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诗人站到了民族大义的反面，那他就会成为人们的笑柄。
记者： 说得真好。那么，是否是藏汉文化认同的差异，导致了您对亲情、友情等普世情感的特殊人文关怀？
扎西才让：有道理。藏族也是一个重视礼仪的民族，特别是在处理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的过程中，有着许多讲究。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我们对亲情和友情看得更重。当然，对亲人的挚爱，对友人的真诚，也是人之常情。如果说爱情是文艺作品要表达的永恒的主题之一，那么亲情和友情也是其必然的主题。我的诗歌创作，始终直面这些感情。我的诗集《七扇门》中，有三扇“门”，即伤心人、双亲泪和生命花，其实抒写的就是这几种普世情感，也算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关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