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呼唤文学批评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侧记
□ 《中国民族报》记者 牛锐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形成，到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崛起，少数民族文学在半个多世纪里书写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篇章。但是，当我们把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中国文学和全球化的语境中，就会发现少数民族文学依然边缘的现实，看到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缺席，感受到加快发展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意义。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该何去何从？她应该肩负起怎样的国家、民族、社会责任，彰显出怎样的生态意识与生命气象？她的历史、文化遵循是什么，如何实现精神坚守与形式创新的统一？……
面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前沿话题、突出现象，11月11日至12日，在“中国梦的多民族文学书写——2013·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上，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邀请少数民族文学作家、评论家、学者方面的代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文学创作需要文学批评的砥砺支撑
随着文学的繁荣发展，如今，我国56个民族都有了本民族的作家，创作出一大批饱含民族文化芳香的文学作品，甚至涌现出许多以地域、民族为鲜明特征的作家群，如彝族诗群、康巴作家群等。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量作家作品研讨会的召开。
“现在，我不敢说每个月，起码隔两个月我就得参加一次作品研讨会。这类研讨会，基本上是歌功颂德，最后再说一句建议，或者提一个不痛不痒的批评意见。文学评论这样发展下去，是找不出方向的。”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丹增说，文学批评引导着文学发展的方向，但是现在非常缺乏这种方向性的、历史性的、脉络性的评论。
评价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不仅要考察作家作品的水准和质量，同时还必须认真研究文学批评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一个良好的文学生态中，创作与批评之间必然是互为支撑、互相砥砺、缺一不可的。
11月8日，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在沈阳颁发，10位批评家接受以文学为名的嘉奖。从这些获奖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优秀批评家深厚的文学修养、严正的学术风格、锐利的批评眼光，以及强烈的担当意识。“一个时代的文学的经典化绝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此时的荣耀，这是庄重的文化志业，经过审慎的反思和辨析、持续深入的讨论对话，努力确认我们时代最好的创造成果和经验，把它们肯定下来、传递下去，从而推动我们的文学生生不息地向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给此次活动贺信中的话意味深长。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获奖者中并没有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家的身影。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发展的滞后。
“现在的专业评论队伍越来越小，搞评论的基本上是三块——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党校。目前，我国有3000多种文学刊物，但是真正做文学评论的很少，有影响力的更少。在我国，文学评论是文学发展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丹增说，这一问题引起了中国作协、中国文联等相关部门的重视，但是重视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了，各方面还要扎扎实实地做好相关工作。
文化自觉助力文学批评健康发展
既然文学创作与批评是缺一不可的，为什么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繁荣的当代，对其的批评却滞后了呢？“相比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如果把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比作两条腿，那么它可能患了小儿麻痹症。”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大先直言。
在刘大先看来，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捉襟见肘，不光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著作的影响范围局限于民族地区和专门研究机构，更主要在于其研究水准的普遍低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边缘性地位没有明显改观，另一方面也与批评者话语系统的陈旧有关。就后者而言，应重新审视民族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以及理论命题的生产问题。“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10年来，我有一个愿望，希望能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提炼出一些具有中国气象的所谓本土风格的理论命题。”
至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边缘性地位，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时至今日，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得到重视的时代背景下，再提这种“边缘”，更多的是指向文化自觉。
“很多少数民族作家上了大学，接受了现代教育以后，进入大城市。在大都市生活，他们面临很多困惑，书写了自己的体会。但是，你会感觉这里面好像还是缺些什么。少数民族作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他们跟本民族文化的血缘关系，这种东西应该成为作家的资源。”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说。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黄玲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自觉，首先是一个民族认识、理解、反省本民族文化的过程，它有助于确立本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其次，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自觉，也是通过交流接触，理解多元文化的过程。“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刚开始写作时，所接受的除了本民族文化的影响之外，还有汉民族及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这个过程让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有了文化上的沟通交流，有了审美的对比和参照，有助于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和判断。”
其实，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不应该是少数民族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事。“汉族作家、评论家非常愿意了解少数民族文学界发生了什么，他们也需要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当中汲取经验。而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如果跟汉族文学评论有更多的互动、交流，我觉得会有更好的结果。”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梁鸿鹰说。
必须看到，无论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还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现在都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比如，在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于今年开始实施，少数民族作家重点作品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人才培训、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翻译出版扶持等项目依次启动。此次召开的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是该工程在理论批评建设上的重要着力点。
“我相信，通过这个论坛持续性的活动，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主体性确立将更加自觉与自信，本体建设将更加科学与理性，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也会因此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说。
讲好中国故事，有赖于中国作家的努力
梁鸿鹰（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
少数民族文学，在讲述中国故事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少数民族文学整体的面貌，她的追求，她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有利于我们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基于中国经验。中国经验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国家悠久的历史和它的文化传承，再就是多民族长期共存这样一种生存方式。把中国经验变成中国故事，有赖于中国作家的努力。我觉得，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展示中国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写好中国故事，就是要把这种变化的根源，把全体人民的参与写出来。实际上，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都体现了这样一些品质。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塑造好中国人的形象。少数民族文学题材和它塑造的人物，在整个中国文学中尤其具有艺术魅力。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进而完善人生，这种追求始终是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很鲜明的一条主线。尤其是新时代，迫切需要少数民族作家的倾力书写。少数民族文学也应该向外部世界展示少数民族蓬勃向上的风貌，我觉得这是尤为重要的。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弘扬中国人的价值观。倡导什么，弘扬什么，坚守什么，这是文化建设最根本的东西。比如，从小的方面说，少数民族慷慨好客、崇尚自然，爱憎分明，这些东西虽然小，但是有助于我们的生活向更加完善的方向、向人的全面发展推进，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讲好中国故事，也有赖于理论的总结和评论的引导。当前，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理论评论滞后于创作发展的情况。我们的理论，没有把有助于创作健康发展的这种趋势总结好，引导好。就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和评论来讲，我觉得通过这些年的建设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通过去年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通过一些奖项的评选，可以发现，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确实与理论总结、评论引导分不开。
理论是创作的指南
阿拉提·阿斯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
当前，民族文学特别需要先进的、适合少数民族作家进取突破的理论指导。理论在当下的作用，应该是创作的指南。怎样从题材、写什么、怎么写、语言的深度、叙述形式等方面来一场变革，也是创作和实践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
从少数民族作家母语写作的情况和文学交流的需要来看，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培养少数民族作家直接用汉语阅读作品和参考资料的能力。少数民族作家的教育应该是多方面的，在这方面，新疆作家协会做了一些工作，如本地培训、和内地友好作协联合办班，效果不错。但是，作家要解决自我教育的问题，走出圈子，走出地域的限制，面向最广泛的文学天地，创作出时代精品，实现自我价值。我们应该有这方面的雄心壮志，通过制定一种适合自己发展情况的目标，把民族发展中最美好、最先进、最有意义的东西推介到最有意义的平台上，在这种领域发现我们自己，发挥我们自己，书写民族文学的魅力。
转型社会，是需要我们探索、学习、创造、传承的社会。农业社会田园诗般的静美和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绚烂的甜蜜。在往日的文学典章里，书写了我们大自然似的朴素和挚爱，留下了我们的虔诚和忠诚。在工业社会，我们欣赏到了工业文明的神奇。我们不惊奇飞机上天，因为我们深知，任何奇迹都离不开土地的支持；我们不奇怪手机泛滥，因为我们坚信，一切伟大的科技力量都来自温暖的土地。我们是土地的写作者，从土地派生出来的一切文明，都应该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
在转型社会，我们从前的写作方法、观念，对传统的认识，对新生事物的把握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会烙下时代的印记。而这一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冲击我们的观念，因此而派生怎么写、写什么的问题。坚守什么，弘扬什么，接受什么，抵御什么，在一个什么样的点上，表达我们对民族文学创作的认识，是转型期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
当代民族文学的互译介绍，在提升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自觉方面，也做了很多潜移默化的工作。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个窗口还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重视文学批评 实现“三个促进”
丹增（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
我希望通过召开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这个形式，尽可能地把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这支队伍组织起来。成员不一定全是少数民族，汉族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要加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队伍建设？目的有三个。
第一，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繁荣。这几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在以前简直是想都想不到的。拿藏族来讲，1982年，第二届全国文代会召开的时候，给西藏5个名额，青海两个，四川两个。结果，青海、四川都只来了一个人，因为选不出代表作，西藏来了4个人，其中有一个没有作品，但是他编了一部西藏的古代文学史。今天再看看藏族的作家，不得了！有用母语创作的，有用汉语创作的，他们的作品在多种刊物上发表，其他的少数民族也是一样。现在看来，文化繁荣是大趋势，这种繁荣是空前的繁荣。文学评论要促进文化更加繁荣。
第二，促进交流。首先是促进少数民族之间交流。费孝通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审美观，增进文学交流，能促进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谐。
第三，促进少数民族文学质量的提升。现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很多，但是能够在全国甚至在国外产生影响的作品确实不太多。这就要发挥文学评论的导向作用。在处理文学作品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时，质量是第一位的。
文学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
艾克拜尔·米吉提（中国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家》杂志主编）：
2009年，我在《中国作家》杂志提出了一个办刊理念，就是用最优美的中文写最美好的中国人形象，为全世界热爱中文的读者服务。我国56个民族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把56个民族最美好的形象写出来，实际上也是为世界服务。
现在，我们要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这就像刚才梁鸿鹰同志说到的，写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要包括56个民族的文学。每一个民族的作家，应该把本民族最美好的人物形象写出来，而不是去找短、揭丑。
我觉得，写好各民族美好的形象，能为我们的文化“走出去”战略服务。文学不能简单地为政治服务，但是文学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
讲好中国故事，有赖于中国作家的努力
梁鸿鹰（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
少数民族文学，在讲述中国故事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少数民族文学整体的面貌，她的追求，她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有利于我们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基于中国经验。中国经验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国家悠久的历史和它的文化传承，再就是多民族长期共存这样一种生存方式。把中国经验变成中国故事，有赖于中国作家的努力。我觉得，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展示中国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写好中国故事，就是要把这种变化的根源，把全体人民的参与写出来。实际上，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都体现了这样一些品质。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塑造好中国人的形象。少数民族文学题材和它塑造的人物，在整个中国文学中尤其具有艺术魅力。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进而完善人生，这种追求始终是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很鲜明的一条主线。尤其是新时代，迫切需要少数民族作家的倾力书写。少数民族文学也应该向外部世界展示少数民族蓬勃向上的风貌，我觉得这是尤为重要的。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弘扬中国人的价值观。倡导什么，弘扬什么，坚守什么，这是文化建设最根本的东西。比如，从小的方面说，少数民族慷慨好客、崇尚自然，爱憎分明，这些东西虽然小，但是有助于我们的生活向更加完善的方向、向人的全面发展推进，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讲好中国故事，也有赖于理论的总结和评论的引导。当前，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理论评论滞后于创作发展的情况。我们的理论，没有把有助于创作健康发展的这种趋势总结好，引导好。就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和评论来讲，我觉得通过这些年的建设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通过去年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通过一些奖项的评选，可以发现，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确实与理论总结、评论引导分不开。
文学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
艾克拜尔·米吉提（中国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家》杂志主编）：
2009年，我在《中国作家》杂志提出了一个办刊理念，就是用最优美的中文写最美好的中国人形象，为全世界热爱中文的读者服务。我国56个民族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把56个民族最美好的形象写出来，实际上也是为世界服务。
现在，我们要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这就像刚才梁鸿鹰同志说到的，写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要包括56个民族的文学。每一个民族的作家，应该把本民族最美好的人物形象写出来，而不是去找短、揭丑。
我觉得，写好各民族美好的形象，能为我们的文化“走出去”战略服务。文学不能简单地为政治服务，但是文学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