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玛娜珍访谈
胡沛萍
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
白玛娜珍是当代西藏文坛的优秀作家。她的作品持续不断地受到了区内外论者的广泛关注。许多论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她的创作进行了多方面的评述、研究。早在几年前，我就开始关注她的创作，并做了一些阅读笔记。我一直想寻找机会与白玛娜珍进行一次面对面对的交流，就她的创作和我的阅读感受做一些探讨。2013年8月，在高原古城拉萨，我终于有机会见到了这位勤奋、智慧、敏锐的作家。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欣然答应。于是就有了下面的问答式对话。尽管这个对话并不是完全以面对面的方式完成的，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话之间的“自由与随意”。我希望我们的交流和探讨既是对她创作过程的一次回顾，也是对其艺术世界的一次开掘。
一、 艺术人生
胡沛萍 ： 您的人生经历用丰富多彩来形容似乎很是恰当，尤其是少年时代更是如此。从小离开家乡、别离亲人到遥远的陌生都市学习生活，之后又辗转于几所高等院校，进入社会之后又变换了几家单位。这种漂泊不定的人生“迁徙”给予了您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感悟？
白玛娜珍： 十一岁离开家后，几乎再也没有和父母姐弟稳定地一起长时间生活过。除了节假日，一直一个人住在部队和单位宿舍，然后自己成家等。真正读书上学的时间也不多，都是短期的，最长的是军艺三年和重庆学新闻两年。重庆新闻学院两年中大多讲的是党性和人民性，所以我一直逃课睡大觉。但后来舞蹈演出和记者采访等工作使我有机会去到藏区很多地方，并经常往返在藏汉两地。这些成长经历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带给心灵的孤独与创痛。
胡沛萍： 如今已经过了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专心创作的您是否还常常想起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是否觉得对于您的文学创作来说，它们其实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白玛娜珍： 在不同时间得以从事不同工作的经历，使人生的每个阶段看起来各具特色，丰富了写作所需要的生活阅历。写作表面看是一个人伏案的稳定状态，但其实“颠沛流离”转向了心灵和思想的内部。
胡沛萍 ：从很小的时候起，您的人生就与艺术连在了一起，不过那时是舞蹈。对于许多人来说，做一位舞蹈演员其实也是让人羡慕的，您为什么要终止自己的舞蹈生涯呢？现在有没有后悔之意？
白玛娜珍： 从小我在人们劳动的快乐中长大。无论做什么，大人们总会哼着歌，或笑逐颜开和具有幽默感，让我懂得，一切劳动没有等级和优劣。所以那年全国大裁军，西藏军区文工团的编制要改成宣传队，大部分人都得下地方，面对工作的变迁，我们都很平静，很自然就改了行，高高兴兴地去到不同单位开始在不同行业中工作。我去到广播电台，和咸阳民院中文系毕业的那批大学生一起参加了记者培训班，考上了记者。
胡沛萍： 您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似乎也经历了一段寻找的经历。小时候学舞蹈，后来在中国新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其他专业，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又是记者。尽管记者也是搞创作的，但在性质上与文学创作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是否可以说，您是在从事新闻工作时才真正意识到您的兴趣在文学创作方面？
白玛娜珍： 是在我三十岁以后，那时我在电视台做主持人和编导。其实采编播都得做。工作很忙，而我已经做母亲了，有时忙得没时间回家给孩子喂奶，所以考虑改行。因一直没间断文学创作，就感到自己一个人写作这样的个体劳动能够兼顾家庭，就开始办理调动，从此转入文学创作领域。
我兴趣广泛，希望尝试各种行业。但一个人应该清楚自己最需要什么，心灵的需要是什么。而一直以来，我感到我心底涌动的写作的激情从未间断，所以最后，从事写作，顺应了当时生活对我的要求和我内心的追求。
胡沛萍： 毫无疑问，您在内地大都市的生活经历对您的创作无论在题材选择还是在主题表达上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似乎贯穿于您的整个创作之中。最显著的表征就是您的作品在空间上跨越了西藏，您笔下的人物穿梭于内地大都市与拉萨之间，许多事件也发生在内地；同时，您的作品充满了现代气息，这种现代气息不仅体现在客观环境，如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眼花缭乱的物质享受，还体现在人物精神观念方面，如追求个性、我行我素等。我觉得您能有如此的开阔中眼界，显然与您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是这样吗？
白玛娜珍： 藏族传统文化养育了一个具有和谐心灵的善良、幽默、智慧的民族，这个民族在人类生命的最高地，创造出独特的人类文明，然而，当我离开我的族人，在其它地域不断地穿梭往返，就感到被众多的文化冲突包围。当我一次次陷入不同的社会人群，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生活追求，不同的生命境界，令我倍感孤独。从这个视角，我仿佛感受到我的族人，在历史的变迁中心灵的裂变和丧失尊严的痛苦------所以，我的写作，一直在这样的路上辗转倾诉。也许以后，我还会在这条路上深入，但我明白，藏族文学，应该从这样的处境和窄缝中，去往世界文学那充满人性光明的丛林。
胡沛萍： 在我的感觉中，您似乎是一个把生活当做艺术，艺术当做生活的女性。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一个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女人？这种生活习惯是不是对您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白玛娜珍： 的确，生活是一门应该以毕生去学习的艺术和事业。生活与艺术从来不是对立的，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我的父辈和族人，情怀浪漫，使每个生活细节无不透散着优雅和精神的芬芳。他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对待生命的态度，博爱的胸怀、独特的精神特质，把我们的生活升华如史诗一般，在这样生活的艺术中，我观念一点一滴，从最细微深入，发挥着女性在写作中的特长。
胡沛萍： 您似乎对自然有一种特别的亲和感，自然中自由奔放的万物好像对您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当然这只是我阅读您作品时的一种体验。如果这种体验可靠的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与您在创作中张扬人的自然天性的艺术追求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白玛娜珍： 大自然以博大的爱，恩泽着一切生命。而在世界屋脊，我的族人世世代代与自然亲密相处，在自然的怀抱中与其它生命亲如手足。对小到蚂蚁、微生物都会时刻顾念以及不可见的饿鬼、幽灵，都不忘给予一份关切、愿想和尊重；做到不杀生、与它们共享时空。所以我在散文集《西藏的月光》多篇记述了这样的细节和感受，我写下一个个平凡的藏族人，在平常日子里，在生活最细微处，他们精神的光辉，记录了自己在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文化关怀中，得以在大自然中获得的亲缘感，归宿感、家园感------
胡沛萍： 您的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是您创作的一大资源。但这些资源只是一种客观素材，如何转化成您所希望的艺术成品，还需要一些必要的表现手段。在阅读您的作品，尤其是小说时，我感觉到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表现手法还是比较熟悉的。您时常阅读国内和国外其他作家的作品吗？您阅读的时候您更关注它们的内容，还是艺术表现手法？
白玛娜珍： 阅读时，我首先感受到的是文字。文字是文学的载体，文字不好，再多的故事和思想，就像装进了一艘破船。
我从十二、三岁开始接触到外国文学的汉文翻译作品。文本显示出的那些不拘一格的叙述方式，具有异国文化特色的故事、人物及思想，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胡沛萍： 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您觉得他们的创作在哪些方面吸引了您？
白玛娜珍： 我喜欢杜拉斯、米兰·昆德拉、亨利·米勒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米拉日巴传》、《莲花生大师传》、《西藏度亡经》、《德兰修女传》、《甘地传》、西蒙波娃传记、《西藏生死书》、香奈儿传记、《慧灯之光》、《佛本生故事》以及《我的名字叫红》和大江健、张爱玲等等还有很多我的朋友们写的书，一一例举不完。
我爱看书，阅读是人生的最美。
除了文学作品，我的阅读兴趣较广泛，也喜欢时尚杂志、医学刊物、生命科学、宇宙之谜以及自然科学类、哲学、心理学、佛学类书籍等等都很爱看。很多时候，灵感和写作的构思从阅读文学以外的图书中也得来许多。
胡沛萍： 您似乎是一个家园情怀非常浓厚的人，这可以从您的诗歌、散文作品中体味出来。对于您的创作而言，家园、家乡，或者说西藏这块高天厚土意味着什么？
白玛娜珍： 在这片土地上，人们追求的真、善、美的境界是超越道德礼教的层面的，而来自于关于宇宙、关于生命究竟的深邃智慧。所以，当你在街上跌倒，或是老人在医院排队，都会得到热心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帮助和仁爱。而一只狗、一只小鸟在藏地都能够获得临终救度。还有很多比如供“苏”，是专门点燃香柏，加入糌粑、白糖、酥油、等以食物的精气和愿想慰籍饿鬼、幽灵等。出家人更是在每天早晨自己滴水未尽前要给饿鬼道和幽灵奉上七滴水作为水供；走路时也不会大幅度甩手，担心惊扰存在于空气中的无限存在着的灵识；还有在水里撒甘露丸，在水里印六字真言等，关照水里一切生物、微生物----这些数不胜数的仪式和民俗，表面看天真烂漫，实则展现了藏民族的慈悲情怀和众生平等的生命境界。这样的文化人群中，博大的爱的智慧和爱的力量，令我充满了写作激情。无论我去往何处，都思念着西藏，我的拉萨。那里有亲善的人们，有笑容，有人类的文明。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和我写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那片高天厚土，那里的人们如何与自然相互依存，怎样尊重和观爱另类生命、怎样面对疾病和困境，怎样在灾难面前平静和保持尊严以及如何面对死亡与新生-------
胡沛萍： 您在您的许多散文作品中提到了您的儿子，能够感觉到您对他充满了本能般的爱意，有时甚至给人一种太过溺爱、放纵的感觉。儿子的出生毫无疑问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您觉得儿子出生之前和之后您的创作有什么差别吗？
白玛娜珍： 孩子出生前我青春懵懂，不知疲惫。孩子出生后，我背负起了对另一个生命的具体责任，使我的人生变得沉甸甸。但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一个母亲的孩子，人类相互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藏族文化与哲学也早已告知我，不仅是人类之间，是所有众生都有亲缘，在生死轮回的路上，都曾做过自己的儿女和父母。所以，当我爱着我的孩子，我力求警醒自己不执于“我的孩子”。当然，孩子的诞生，也使我感受着生命情感中最无私的母爱情怀。无论人类和其它类别的物种，因为母性的爱，得以使一切生命繁衍并存活。从这个角度看，母爱无疑是一切生命情感中最高尚的，是造物主为了保护生命，赐给我们的巨大的爱的能量。
那么对我的创作而言，儿子的到来，也把我的写作从成人世界引领到了人的本初世界，并伴随他的成长，我也仿佛进入写作的倒叙，开始尝试与他合作写漫画图书。并更加关注当下孩子们的教育和心灵处境。
我希望终有一天，我能开始写儿童和青少年题材的故事。因为那个世界是那么纯真和美丽。
胡沛萍： 在您的成长道路和创作路途中，您的父亲似乎是一位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从您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您对父亲充满了深切的感怀之意。您觉得您父亲在哪些方面对您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白玛娜珍： 父亲一直鼓励我学习上进，是我曾经执着于梦想的巨大精神动力。使我自信、勇敢、个性十足。我刚当记者时，父亲还年轻，我们父女两常一起骑自行车出去采访，爸爸会陪我去采访。当电视、广播和报纸有我写的头条报道，父亲会非常高兴。他那时送给我很多关于新闻写作的书籍，大多是西方的，令我的新闻采写观念在那时显得很前卫。但当我出乎父亲的意料开始文学写作，作为新闻人出生的父亲，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了对文学的迷茫。
胡沛萍： 我记得您在一篇散文中提及您的父亲一开始反对您搞文学创作，但在您的一再坚持下也就同意了。父亲反对您从事文学创作，您当时是否对父亲的良苦用心有所理解？您是如何说服自己的父亲的？
白玛娜珍： 当我开始写作，我的父亲始终将信将疑。至今仍在担心我。我明白，父亲他对文学艺术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感到担忧。他担心我脱离现实走入一条生存的僻径，另一方面文学也多有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沦为一种媚俗。父亲的忧虑不是多余的。不过我很坚定。我文学的土壤来自雪域，养育我的是一个追求精神自由、心灵自在的民族，所以，正如我在我的诗歌中写的：“去爱吧，群山在你的身后，草原永不迁移----”
胡沛萍： 听说您母亲也是一名作家，母亲对您走上创作道路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白玛娜珍： 少时，爸爸妈妈、一家人喝茶、探讨、争论的情景给了我最初对幸福的憧憬。母亲喜欢写作，很聪慧，母亲用母语写小说、诗歌。放下家务和琐碎的生活时，她会显露出自己富于想象的秉性。记得我初试写作时，她带我多次去到田文姐姐家求教，陪我去寺院采访老僧人。我们也尝试过用不同文字写作同一个故事，比如有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写来到我家借宿的一位美丽的康区女子。她在来拉萨途中认识了某个寺院的转世朱古，并相爱了，朱古临走前约定三年后来接她，她在我家生下了儿子，三年后朱古果然接走了她们母子，一起去到了印度---我和妈妈一起写这个真实的故事，但妈妈超现实地把朱古写成了一个违背诺言的男人，表现出对藏传佛教体制和宗教组织的批判精神。我则从我梦见她成为康卓玛开始写。抒写着信仰带给女性的浪漫与美好。父亲藏汉两种文字皆通，他做评委，他偏向母亲的故事，父亲站在妈妈那边，那时我很不服气哈——
胡沛萍： 与之前的作品多表现、反映城市生存景象不同，您的最新散文集《西藏的月光》开始把关注的目光引向了高原深处。这是不是您开始转变创作焦点的一个征兆？城市之外的西藏对您来说是不是又是一个开掘不尽的艺术宝藏？
白玛娜珍： 写作有时令我再回到孤独的处境。从我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开始，我一直展示着这种孤独。当外部社会从各个层面侵入雪域，城市经济、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犹如一场心灵的瘟疫。但在广大的藏地，我感到不灭的民族精神仍如日月，光芒照耀着我，温暖着我。成为我写作生命的源泉。
但我主要还是写拉萨，这是我最熟悉的生活。
胡沛萍： 许多人说西藏是一个能让艺术家产生灵感的地方。这大概是一种有限的经验之谈，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作家。对您而言如何在熟悉的地方发现令您心灵颤动的灵感，从而保持持续不断的创作活力？
白玛娜珍： 从我们出生开始，就从生活点滴中学习着为什么不能乱踩蚂蚁，为什么不该欺负弱小残疾。让我们懂得，我们人类可以轻而易举地踩死一只蚂蚁，却没有能力让一个比蚂蚁还微小的生命死而复活。这个深奥的道理让我学会恭敬，对一切生命心存恭敬，写作的灵感因此变得深厚和广大起来，给予我不断的创作活力。
胡沛萍： 现在有许多关于西藏题材的文化、文学现象，洪流之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您对此有何看法？
白玛娜珍： 大家来到西藏，应该是出于一种向往。之后各自的表达，是属于各自的。当然，如果想以文学的方式深入一个民族的灵魂，这是本土作家才能胜任的使命。因为，本土作家，是这个民族之魂的构成部分。
胡沛萍： 您的作品有翻译成藏语的吗？根据您的生活经验，您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可能会更能赢得用母语阅读的那部分读者的青睐？
白玛娜珍： 我的作品中，散文翻成蒙文、维吾尔文的有好几篇，正在翻成英文的有诗歌和长篇小说，但翻成藏文的只有一个很短的单篇散文和一首诗歌。这和西藏没有这样的专门机构有关。这不仅在文学，各个领域翻译事业的滞后，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及时与世界交流和沟通的权利与平台。
胡沛萍： 在当代西藏文坛和藏族文坛上，您是一位创作成绩相当丰硕的女性作家。毫不夸张地说，像您这样就取得一定成绩的藏族女性作家还不多见，您觉得原因在哪里？
白玛娜珍： 这样说我的写作有点夸张了。现在也有比如格桑曲珍，她很有才华和潜力，她在诗歌、散文、短篇小说等领域的写作都能带来惊喜。另外还有很多非常有才华的藏族女性只是中途转向了其它行业。我今天之所以出了几本书，还在写着，是因为除了写作，还没有其它事情能做得更好。
胡沛萍： 有没有给自己的创作预定下什么目标？
白玛娜珍：现在创作一本少儿漫画图书，之后准备写完第三个长篇。
胡沛萍： 对您来说，人生与创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白玛娜珍：此生好比一次短暂的生命之旅，写作是对这次旅行的记录和学习，而这次旅行，因为一路写作，每个时刻所呈现出的不同，令我更感人生每一寸光阴的弥足珍贵。
胡沛萍： 作为当代藏族作家，您对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有何展望？
白玛娜珍： 我盼望我们的作家和作品早日走向更广阔的国度和世界，以自己的文学的独特性，早日回归到世界文学的怀抱。展望未来，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 、散文创作
（一） 五彩斑斓的生命之颜色
胡沛萍： 迄今为止，您出版了两部散文集，一部是《生命的颜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部是《西藏的月光》（重庆出版集团，2012年版）。这两部散文集中的散文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审美风貌上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比如第一部中的散文篇幅短小，大多数都是对生活片段和瞬间感悟的记录与描述，充溢着轻松欢快的情调；第二部中的散文则是洋洋长篇，行文舒缓沉稳，闲淡中隐藏着沉郁，在对平淡生活的叙述中浸染着生命的感悟，同时还溢流着宗教般的悲悯情怀。不知您是否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如果这一说法是可靠的，您认为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白玛娜珍： 因为岁月的提炼；因为来自民间的学习，因为自然万象的启示。
胡沛萍： 《生命的颜色》是您早期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的一次集中展示，从那些短小的生活片段和生命体悟中我能感觉到，您对“生命的颜色”有着相当开放的理解，那就是生命不止一种颜色。这种难得的认识与理解，其实是您对色彩斑斓的生活现实的认识与理解。看起来早在创作之初，您就具有了一种辩证的生活观念和开阔的视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是难能可贵的。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白玛娜珍： 这可能是一种自然，一种基于民族身份获得的自然。对生命的认识，是藏民族每个人一出生和终其一生以及生生世世都必须时刻学习、了解和领悟的重要“课程”。
胡沛萍： 《生命的颜色》中的散文都是短小之作，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形式呢？
白玛娜珍： 因为当时的写作是工作之余，时间不够用，所以没有很好的写作状态来沉淀和展开，还有就是因为年轻。青春短促，犹若昙花一现，那一时期的作品也如此。
胡沛萍： 从题材看，这些散文几乎涉及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看起来那个时候，您的创作视野就已经相当开阔了。这样写的确能够让人看到生活的多彩多姿，但也会留下一些遗憾，那就是缺乏对生活的深入思考，给人浅尝辄止的感觉。不知您是否认可这样的看法？
白玛娜珍： 每个时期的存在都有自己的不可取代的独特性。文学也一样，为什么遗憾呢。
胡沛萍： 这部散文中的作品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有三个。一是深切的思乡之情；二是乐观的生活态度；三是轻快愉悦的情感流露。这三个主题的出现大概与您创作这些散文时的生活情状和年龄有关。在您的记忆里，这段创作经历留给您最深刻的的印象是什么？
白玛娜珍： 青春时代开始尝试写作，使我有机会推开文学圣殿的一扇门，当我懵懂进入，我找到了一个无限的精神世界。从此，那个世界，给我以生命存在的价值感、使命感和由此而生的幸福感。
胡沛萍： 《生命的颜色》也可以说是对您青春岁月的一个记录。在这部集子中，我们能够看到充满青春活力的您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好奇，似乎什么事情都愿意凑凑热闹。但即使是这样，我任然能够感觉到那时的您就对自然、静谧的生活状态已经情有所钟，这种情感倾向和生活态度其实正是您在《西藏的月光》中所竭力表现的。大概在什么时候起，您对生活的态度开始明确地倾向于静谧、自然？对您来说，是否与年龄有关？
白玛娜珍： 记得当记者的时候下乡采访，每当路过一个个自然怀抱中，被阳光笼罩的安详的村庄，我内心就感到分外感动和想往。在村庄里，有一种慈悲、和谐与亲善如村前的河流缓缓地永恒地流淌着。村里的山沟里，有个牧人也许是一位有智障的人，但村民们信任他，把多家放牛的工作交给他来完成，他也许口眼乱眨，口吃不伶俐，但他流着鼻涕赶着牛群，一天到晚在阳光中、山坡上乐呵呵地咿咿呀呀唱着歌，非常满足。他的智障并没有令他感到不幸和失去尊严，这就是西藏的乡村特有的文明的给予----后来，我带着儿子终于如愿以偿在乡里住了十三年，尝到了溪水的滋味，有时间在冬季仔细看水面上结的冰，冰层里奇异的世界以及草丛和树林里生机四伏的昆虫、黑夜里山野中繁华的生命-----还有就是人们，邻里乡亲，乡亲屋顶袅袅的炊烟、青稞地里飘着酒香的劳动的歌；
如果，这样的乡村被城镇化，被毁灭，将成为人类野蛮和愚昧的代表。成为人类文明史中历史的罪人。
胡沛萍： 如果我们以《生命的颜色》的出版为界，把您的散文创作分为两个时期，那么，《生命的颜色》这一阶段的哪些散文是您最为自得的作品？
白玛娜珍：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的素养之一是不自得，但要自勉。回顾过去的写作，从里面我能再看到那时拉萨的雨、自然和那一时期的人们，那一时期的写作就成为一种缅怀与感念，那个时期写作的意义和价值，在今天也就才显露得更多。所以，就文学作品而言，过去的是已摘下来的果实，未来是将要结果的树，现在的果子正在树桠上生长。
（二）回归内心与宗教情怀
胡沛萍： 时隔十五年之后，您出版了第二部散文集子《西藏的月光》，就产量而言，似乎低了点。这可能是您把时间精力运用到小说创作方面的缘故吧。
白玛娜珍： 写作对我而言，是享受生命的过程。所以有时我似乎很长时间并不写作，似乎写得很缓慢。我想是因为写作和万物的生命一样，有着自己内在的，自然的规律。写作的美，就是顺应这种自然，与这种自然相和谐。
胡沛萍： 对比阅读《生命的颜色》和《西藏的月光》，我感觉到您从一个关注外部世界的年轻人转变成了一个关照内心世界的“饱经沧桑”者。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您不再关心外部纷繁多姿的现实世界，而是指您在关注外部世事时侧重点变了，不再单纯描述客观现实，更在乎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存感悟。这与您近距离地接触宗教有关吗？
白玛娜珍： 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是相互交融、渗透不可分割的。在文学中，没有纯粹的外部和内部之分；每一点，每一个表面都可能是一条获得全部的路径。当写作停留在生活的表层，有一种蝴蝶飞舞的美，当写作深入灵魂，我们在黑夜中竟看到那么多微小的个体，构架起的却是陆地和山脉。因此，当我阅读着法国儒勒米什莱的书《虫》，我更加感到我的民族教给我的关于宇宙和生命的认知是那么地完美和高尚。
胡沛萍： 散文《爱欲如虹》这篇短文似乎给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它表明您的精神世界正在经历炼狱式的跨越。在宗教的指引下，您对人生似乎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这种醍醐灌顶般的体悟，对您文本世界的情感基调和叙述风格产生了不小影响。能不能说《爱欲如虹》是您创作发生转折的一个标志？
白玛娜珍： 写作是一种循序渐进。当写作到了这个当下，就会呈现出这个当下的特点。也许更清雅，也许更浓艳或者是静默。这里面没有炼狱，也没有跨越。就像海，一层层白浪扑向海岸，是因一层层浪层层相拥的结果。
当然，对生命终极价值的探索和思考，是我的信仰给予我的精神特性和文化追求。将始终贯穿在我写作的主题思想中，通过生动饱满的细节和故事来表达和诉说。
胡沛萍： 我觉得您的散文创作可以用两个比喻来形容。如果说前期的创作似太阳发出的光，情感炽热，热度有余而委婉含蓄不足；那么后来的创作则是夜晚充盈的月亮，温婉而深沉。如果说创作前期的您是一只渴望在天空飞翔的小鸟，那么现在的您则是一粒渴望恒久安驻大地的种子。我不知道这样的概括是否准确，能否谈谈您现在的创作心态？
白玛娜珍： 谢谢您如此优美的概括。但前面也说过，前后比较，之后来划分等级、高低和寻找差异等，这种思维习惯和思维模式不是我所接受的民族教育。当然，我知道您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那么就创作心态而言，什么样的生活境界，产生相应的创作心态。我的创作心态是，现在到了写作之旅的中间地带了，满怀的阳光使我要求自己满怀着美和爱，把一路获得的阳光和雨露，慈悲与幸福化为文章，回报给滋养文学的万物。
胡沛萍： 在《爱欲如虹》里，您讲述了您的上师开导您的经历，您认为自己破除了遮蔽在心灵上的迷雾，完全沉浸在了神圣的爱和慈悲的光河里。我知道有些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我还是很好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体验呢？这种体验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白玛娜珍： 我的文字让您看到爱和慈悲通过智者的播种在心灵里散发的光，这是以文学形式的描述和表达。在藏地，艺术家们通过音乐、绘画和民间雕刻等等无不在倾诉着这样的幸福、喜悦和圣洁。这种精神的引领充满了哲学性、理性和美好性，充满了对宇宙、对世界、对众生的精神关怀。对一个写作人而言，意味着在我的心中，拥有着文化理想的终极存在，拥有超越现实社会的价值体系，拥有超越自我，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宇宙的深切渴望。
胡沛萍： 我在您的散文里常常看到“幸福”这一字眼。对您而言，什么样的人生或生活才是幸福的？
白玛娜珍： 幸福是一种感受，以追求幸福感为生活境界的人们，会更加注重感受幸福，从中培养感受幸福的能力。这种幸福感不是基于欲望的满足，反而产生于有节制的生活；慢生活、不为满足膨胀的欲望而快，而勤劳和勇敢------生活在这样的族群、社会、文化传统之中，我感到幸福，并感受着幸福感带来的尊严。
胡沛萍： 您似乎是一个非常感性化的人。您对周围的人事非常敏感。在别人看来司空见惯的场景和人事往往会使您情动意伤不能自己。这种性格倾向对您的创作可能会有利有弊，不知您是怎么认为的？
白玛娜珍： 人类思维中除了理性外还有太多的其他因素，有语言、诗歌以及各种人类行为和文化。所以，您的分析，我不敢苟同。
胡沛萍： 在您的散文世界里，只要一触及到大自然，就会显露出欢快明亮的色彩，看得出您对那些毫无修饰的自然存在物有着特殊的好感。换个角度来看，是否意味着您对纷纭杂沓的社会感到厌恶和排斥？
白玛娜珍： 前不久，我第一次去甘孜，那是我父亲的故乡。当我心怀父辈关于故土的美丽传说，一路上却看到湍湍的大渡河被圈起来停滞了，而被截流的折多河去无踪影，河道干涸，水里的生物肯定都死了------眼前不由浮现拉萨河被改道时的情景：人们倾城出动，跳到干涸的河滩上救助失去水的鱼。人类救鱼类的广大场面令我流泪，然而，这里面并没有被救者，因为水和鱼原本就在一起的，只因出现了刽子手-----所以，当我从甘孜再回到成都，遥望城市那辉煌的灯火、繁华的楼市，便更强烈地涌起一种呕吐感。城市发展，在那一刻显得格外野蛮、卑劣、自私、愚昧和虚伪；破坏自然、杀戮人类以外的物种为自己建设的家园，仿佛是一座活动着的坟墓，里面人性正在的沦丧，社会和人群散发着血腥。
胡沛萍： 您在散文中讲述了许多出家人的生活境遇。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非宗教人士，里面的许多景象是无法理解的，当然我能够尊重这些人的选择，即使我感觉他们的选择是那么的不可思议。现实生活中，您也许会遇到像我这样并不理解那些“怪异”的宗教行为的人，这个时候，您会怎么面对他们的“偏执”？
白玛娜珍： 据说理解的“理”的汉字意来自日本人的创造。即充分感受对方。英文中意指站在对方之下，而非对方之上。但“没有尊重，就没有理解，尊重的第一步是平等。而对别人尊严的重视就叫做尊重。”所以，当您向我问前面这段话时，我确定您大脑里早有一把倾斜了的尺子。而关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和普通的宗教，是深广莫测、博大精深的文化。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当今世界伟大的哲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学家和生命学家，是地球经纬线的创始人-------”所以全藏每个人以及所知的世界三亿以上的人类都是佛学真理的虔诚信徒。据说爱因斯坦，最后也谦卑地认为自己是一个“还没有入门的佛教徒”。所以，您所感到的“宗教行为的偏执和怪异”，一定只是您个人的感性化的认识。
胡沛萍： 与早期创作相比，您后来的创作对宗教文化表现出了非常深厚的关切。这种关切不仅仅是文字上的直接描述，而且是情感上潜入。这大概是您散文充满宗教情怀的根本原因。但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太多的感情沉入往往会使人迷失理性的思考，从而无视宗教文化中可能存在的消极负面因素。不知您是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白玛娜珍： “宗教”是一个心理学词汇，而我们的价值体系源于信仰。信仰不是宗教。作为一个信仰坚定的写作人，我追求着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艺术。我的族群赋予我的信仰，使我能警醒自己力求超越自我生物需要和琐碎动机，投入自己的全部情感，为民族的梦想、为众生平等的事业向身边的每一位族人学习，用自己的笔，以美和文学，书写出他们灵魂的光芒和精神的芬芳。
胡沛萍： 在您的作品中，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似乎是对立的。这也是宗教产生之后始终存在的一个现象。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二者似乎谁也离不开谁，尤其是在西藏这样一个宗教渊源深厚的地方。
白玛娜珍： 您指的是出家和在家两种生活形态的关系吧？是指我的作品中，有着共同信仰的专职和非专职人的不同心境吧。当非专职人员梦想成为专职人员，但因必须完成现职、被现职所困-------等等，我写这样的情境，因为专职于信仰的生活，是被我们民族认为的最高尚的职业和事业。因己不能，而徒升困惑、无奈和种种心灵的纠结，对这些的表达，成就了文学中的美和人性之美。
胡沛萍： 家庭伦理之爱是《生命的颜色》和《西藏的月光》这两部散文集都涉及到的一个话题。从您的文字中，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伦理之爱是您生命的一个强大支撑。您在散文中深情地表露了让人感动的家庭之爱，表达了对这类愈久弥新的血缘之爱的赞美和珍惜之情。请问，在您的创作中，这种家庭伦理之爱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
白玛娜珍： 藏族人对血亲关系、血缘关系并不执着，所以对自家的祖宗、对家族姓氏也不过于重视。一个目不识丁的藏族人，在日常的祈祷中，都在力求消除唯我，所有的祝福和祈祷是为一切生命的，所有的幸福与喜悦也希望能和一切生命分享。在优雅、幽默并具有恭敬心的言行中，您可以感受到特有的民族文化带给每个藏族人的自我意识，我也一样。我的家园感因此来自于与自然的亲近，我的孩子，是西藏的每个孩子；我感念着今生的父母，也时刻不忘累世中的一切父母------我散文中赞美的家和亲人，强调的不是血亲，不是家庭伦理之爱，而是爱本身，希望从最小的单位家庭作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再现藏地人们爱的细节和爱的情景。
胡沛萍： 在你的所有散文中，我非常喜欢的是您讲述家庭故事的那些篇章，《刀光剑影》中对慈祥父亲对女儿关爱的深情描写，《光河里的女儿鱼——回忆我的外婆》里对外婆生命历程的深情回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西藏的孩子——爱子旦真那杰游学小记》是我最为欣赏的一篇散文。一个母亲的天性尽在那些琐细烦杂的日常小事中展现的淋漓尽致。看得出您对儿子的那份情意是无比深厚的。儿子的存在对您的创作有过什么样的影响？
白玛娜珍： 我散文中的父亲、外婆、儿子，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形象来自于他们特殊的民族身份。他们身上拥有着广大藏族儿女共有的精神和心灵特质。其中，外婆与老鼠的真实故事，在我今天生活的族人当中每天都会有，而我的儿子旦真那杰在山野、田园中长大，他是西藏孩子中的一个。当我抒写着这一个个我最熟悉的人，我的心里涌满了对我的家乡西藏的感激。因为西藏的庇护，我才得以拥有如此的慈父、阳光博爱的外婆；儿子的童心才得以不泯。
胡沛萍： 在对儿子的培养上，您更倾向于顺其自然，这与您在创作中欣赏毫无掩饰的自然之美是相通的。在文学创作中，您尽可以提倡宣扬自然之美，批判矫饰虚伪的人情世故。但社会现实与艺术世界是两个有着各自运行规则的世界。张扬的个性与充满约束的社会现实是很难相容的，把理想化的文学审美理念带入社会现实可能会令人感到失望。不知您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
白玛娜珍： 过去的十三年，我一直生活在乡下，过着似乎远离社会现实的生活。但当我热爱的乡村生活逐年被改造、被消失、被发展，我再次搬回到拉萨城。重返城市的怀抱，我惊异地看到，从早到晚，转经的人流从未间断，十三年来，我的拉萨，拉萨人竟在城市强制性扩展建设中，坚守着信仰，坚守着民族精神。
世界佛教圣地拉萨，如今，大片的树林被楼房取代了，大片的芦苇草潭被开发了，小时候满街可见的放生羊、野驴、众多的水鸟都被不见了，但是，围绕拉萨、围绕布达拉宫、围绕大昭寺旋转的人们却仿佛高举着永恒的酥油金灯。这不是理想化的文学审美理念带给我的虚幻的文学感受，这是拉萨的现实生活，发生在每一天，在每个生活的场面。
胡沛萍： 我们顺便谈谈您的诗歌创作。因为没有收集到完整的诗歌集子，您的诗歌我读的不多，只是在网上和其他一些选集中读到过一些。与《生命的颜色》一样，您的诗歌似乎是您青春足迹的艺术再现。“在心灵的天际”是一个能够激发读者想象力的题名。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认为诗歌其实就是对诗人内心世界的形象化展示？
白玛娜珍： 诗歌是一种境界。是文学中的一种文体，是诗人以诗歌的文体表达出的爱的境界、哲学宗教精神；是诗人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歌声，人性与神性之间的舞蹈，是来自自然怀抱的灵魂再现，是融入宇宙的飞翔。具有“哲学性、理性、普遍性、真诚与美好-----”
但是要想真正领会诗歌是什么，只要阅读诗，就会心领神会。所以，希望我的新诗集，能够带给您一次对诗歌的缅怀。
胡沛萍： 您创作诗歌的那个时代，诗歌在文学领域还算得上是“有头有脸”幸运儿，但时过境迁，如今的诗歌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辉煌尊容。作为一个曾经的诗歌爱好者，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白玛娜珍： 藏民族是一个拥有宏大史诗的民族，而在西藏民间，诗歌、谚语、民谣多如珍宝。从古至今，对诗歌的热爱，使这里的每个人，牧人、农人都能脱口出诗。无论过去、今天和未来，藏族人诗歌的情怀永不被泯灭。藏民族因此是一个具有诗意的民族，具有诗歌般的人生境界的民族。所以，在参加厦门第三届中国诗歌节时，我曾自豪地告诉记者：“没有诗歌的土地是贫瘠的，没有诗歌的人民是沉寂的，没有诗歌的灵魂是荒芜的------”
胡沛萍： 您的诗歌给人的感觉清新自然毫无雕饰，与您的早期散文在艺术风貌是一致的，但与您之后的创作却差异很大。诗歌创作在您的整个创作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白玛娜珍： 诗歌使文学更美，更具个性，更具一种哲学的意境和反叛精神。所以我偏爱诗歌。2013年，我出版了近年创作的百首诗歌集《金汁》。在这本诗集的开篇概要中，这样介绍了我的诗集《金汁》：“以当代知识女性的情感立场，以对生活的审美超越、以人类普遍的精神追求，表达了作者对生命、对自由、对家乡、对爱情的赞美及感悟-----”
我希望我以后的长篇小说，每一章节能以一段诗歌开始，又以一段诗结束一个小章节。这样才是我最爱的具有藏族风格的长篇佳作。当然，难度蛮大，也许难做到。但在长篇小说中插入诗歌，就像生活中人们抬头放歌的那一刻，多么美好的境界啊。
三、关于长篇小说
胡沛萍： 您已经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拉萨红尘》（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复活的度母》（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您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基调与散文作品中所流露的情感基调似乎有着很大的差别，尽管在题材内容上二者有许多相同之处。散文关注日常生活里的纷纭人事，但情感沉稳、舒缓；小说也描述日常生活里的纷纭人事，但情感激越哀伤。对比阅读您的散文与小说，似乎属于两个不同作家的创作。不知道您在创作时是否有此感觉。能否谈谈其中的原因？
白玛娜珍： 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和创作状态。散文是以记叙真实的生活为主，在写作时，因篇幅较短，结构不复杂，所以写起来比较轻松，一般都能一气呵成。长篇小所就不一样了。人物都是虚构的，人物的命运在故事发展中会突破草纲。当我经过多年计划和构思，准备好充足的素材与小说细节，但却会突然写出出乎自己意料的章节和故事，所以，我常感到，长篇创作充满了未知的神秘，令我被激越被感动，难以罢休----
胡沛萍： 刚才我说您的散文和小说在情感指向上呈现出了很大的差异，也只是相对而言，仅仅是您作品的某个侧面而已。仔细研读这两部小说，在精神气质上，它们与您的散文世界里所追求的精神气息还是相通的。这种相通就体现在小说所塑造的几个人物形象的人生态度上。在《拉萨红尘》里，是莞尔玛和郎嘎萨珍，在《复活的度母》中则是丹竹仁波切。他们走向超凡脱俗境界的人物形象，也是您竭力颂扬的人物。这几个人物所彰显的精神正是您所向往的生活境界。谈谈您是如何构想出这个几个人物形象的，有生活原型吗？
白玛娜珍： 很高兴您能谈到小说里的人物。现在搞文学研究和评论的老师，喜欢构架文学理论，就难免大而空。少有关注细节和人物，但只有细节的挖掘和人物塑造最能展示作家的写作功底、思想与才华。
《拉萨红尘》里，莞尔玛这样朝圣拉萨的男子过去和现在都比比皆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人生信念和生命的追求，没有彷徨，坚定而开朗。郎嘎萨珍也一样。而现代社会企图一 眛 以物质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获得生命中的幸福感，但往往适得其反。快节奏的生活使生活质量下降，金钱和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给心灵根本的幸福。这种强制性的发展破坏着我们的传统生活，使我们失去心灵的平衡和安详的自然环境。朗嘎萨珍跟随菀尔玛以隐遁山野来抵抗这种现实，是我的一种假设和虚构，显得无奈、无助和虚渺。所以，他们的故事在小说中只能宛如一首哀伤的歌，虽美而凄美，却缺乏饱满有力的细节。仁波切就不一样了，这样的大成就者藏龙卧虎般在西藏民间，给人们精神的指导和慈悲与关怀。因这样的人物原形自古到今都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中，所以写起来能够真实把握，能够将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而仁波切的境界，正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终极理想。
胡沛萍： 《拉萨红尘》中塑造了两个对人生有着截然相反的认识和态度的女性——郎嘎萨珍和雅吉卓玛，她们两个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行为构成了二元对立的态势。很显然，这是您刻意而为的艺术建构。这种建构既形成了作品的结构，也完成了主题表达，可谓一举两得。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而言，在这两个人物之中，您更满意哪一个？
白玛娜珍： 我在小说中企图展示同一个女性的两种人生，但郎嘎萨珍的人物塑造多有缺憾。因为除了隐遁，直接反抗现实的人和故事很难写。雅吉卓玛与命运的对抗我藏在了她对爱情与婚姻的追求中，但写到她人生最后的出路，我也写得很模糊，只写了她从爱情，转向对事业的追求。一个女子，一个弱者，在一个要求人们物化和拜金的社会中，她对事业的追求应该与她对家庭和情感的追求同样艰难。
胡沛萍： 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叙述线索也不难梳理，因此在叙述上它并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但它塑造的雅吉卓玛这一人物形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个人觉得，她的人生经历和命运遭际基本上很好地完成了作品所表达的审美题旨——揭示毫无节制的世俗欲望对人生的毁灭。从这个人物的遭遇可以看出，您对滚滚红尘中的世俗欲望抱有一种排斥的倾向。您是怎样看待这一人物的人生态度和生活遭遇的？
白玛娜珍： 雅吉卓玛，她追寻的爱情被社会一个个破碎了，但命运的不堪，并没能夺走她身上，西藏的女儿独有的心灵的美好和人格的完整以及人性的尊严。
胡沛萍： 相较而言，朗嘎萨珍则是您极力称颂的人物，因为她代表了一种超然物外，渴望宁静从容的人生追求。但与雅吉卓玛相比，这一人物形象显得有些单薄，因为她在小说中的行为活动相对较少，抒情的成分则比较多，这难免给人一种虚而不实的印象。您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想让她承担什么艺术任务？
白玛娜珍：她和莞尔玛是这部小说里一首飘渺的歌，是叙事中的背景音乐，是现实生活中一段哀伤的梦，是我心底遥远的诗歌。
胡沛萍： 莞尔玛是《拉萨红尘》里的一个关键人物，其带有鲜明的象征意味，他是作为郎嘎萨珍的精神引路者而出现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个人物的概念化倾向特别严重，在小说中他几乎是作为一个抽象符号而存在的。他是一个天生的脱俗之人，出场就是为了寻找宁静的生活，之后郎嘎萨珍就喜欢上了这位来拉萨朝圣的男人，再后来他带着郎嘎萨珍不断地躲避喧嚣的世俗生活，走向宁静的自然。作为一个人物形象他的面目模糊不清，给小说带来了一些缺憾。您当初是处于什么样的目的而选择这样一个人物来完成叙述的？
白玛娜珍： 莞尔玛的心灵如同每个藏文化诞生出来的儿女，天生充满了纯洁的光明，并有着自己坚定的精神方向。这不是偶然，因为他的父辈、祖祖辈辈都在追求着这样的心灵品质。但一方面，我希望莞尔玛和郎嘎萨珍的故事使小说获得一种至美、飘逸的诗境，另一方面，这样的人物与当下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他们将遭受的命运我没有触及。除了隐遁这种艺术化的逃离，我别无选择，从而使得这两位人物缺少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这是我写作的处境。同时，在这部小说中，我通过对他们的构想，埋藏了自己对生活的祝福。
胡沛萍： 作为艺术创作，在这部小说里有两个问题我觉得处理的不是很好。一是过分直露地表明叙述者的立场，不留余地，这是对读者判断能力的忽视；二是把解决人生痛苦的出路指向自然，以躲避现实方式来回避矛盾，可能有些过于简单。不知您是如何考虑这些问题的？
白玛娜珍： 再读《拉萨红尘》，仿佛重回到了那时金色的拉萨.拉萨的金秋里，在瑟瑟秋风中，铺满小街的秋叶成群地翻卷着。而迷离、浪漫和唯美的小说意境，藏着那么多动人的细节；以及尚且稚嫩的写作技巧，难能完美的创作，都成为这部小说鲜明的特色。
胡沛萍：作为您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给您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在创作的过程中最让您感到愉悦和困惑的是什么？
这部小说里有非常深刻的细节描写，每每再读，都感到印象至深。写这本书是在我乡下的家里，那时拉萨冬天的阳光梦一般洒满了园子，让写作变得那么美好，让生活变得沉甸甸和安详。当时困惑的是，该给这本小说起什么名字好。
胡沛萍： 《复活的度母》是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不管是从题目看，还是从题材内容看，这部小说的宗教色彩都非常浓厚，与之前的创作相比，您在尝试着一种新的审美探索，试图创作一部“文化小说”。我感到疑惑的是，您为何会选择“复活的度母”这一题目，因为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都是世俗之人，而度母则是藏传佛教中的超凡脱俗的菩萨，是不是另有寓意？
白玛娜珍： 每次写作，最难的是给作品起名字。而“复活的度母”是以人物“茜洛卓玛”的名字为小说命名的。因为简单的直译，不太贴切，所以我不是很喜欢。但您有所不知，在西藏，人们会给母狗、母猫也起名叫“卓玛”，非常自然。但如果直译成汉语就叫“度母”，想象一下，如果听见汉族人对着猫猫狗狗用汉语大唤“度母、度母”是多么别扭？！这就是文化差异。在我们的文化里，人可以以度母为名，其它一切生命也可以。 “茜洛”意为“死还”，原意包含着惊喜与感激。
另外，请不要把我的小说圈入某个概念。写作追求的是心灵与思想的自由。被界定就感到被围困。感谢。
胡沛萍： 在这部小说里，您用不少笔墨描述了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如果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看，小说中的叙述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隐含作者，由此推断，我们也可以说小说中叙述者的态度也就是“作者”的态度。您是如何理解“生死轮回”的？
白玛娜珍： 关于生与死的生命教育，是藏民族传统教育中放在首位的教育。通过家庭、社会和宗教组织、活佛和僧尼阶层等方方面面，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而例如衣、食、住、行等动物性需要以及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等等层面都在之后。这方面的理念、理论体系和实践成就已非常完整和成熟，也是藏族文化中最令人瞩目的。所以，我在写作《复活的度母》时，写到人们的生命观，是很清楚的。那也是我的关于生命关于灵魂的观念和认识。
胡沛萍： 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这部小说的意蕴不仅仅体现在它对博大深厚的藏族文化的艺术展现上，还在于它非常有力地揭示了生活在传统意识和现代观念夹缝中的芸芸众生内心的挣扎以及这种挣扎背后的精神痛苦。换句话说，这部小说毫不掩饰地展现了人性的分裂和存在的悖论。一方面渴望祈求内心的平静安宁，试图回归自然无为的生命状态，另一方面却无法抵制外界的诱惑和肉体的冲动，只好在两者之间做激烈地斗争，痛并快乐着。当初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动机来创作这部小说的？
白玛娜珍： 谈小说，应着眼于小说深入、饱满、真实、生动的一个个细节。没有细节，就没有优秀的作品。而没有关于小说细节的研究、分析及提问，只会流于平庸和空泛。
写这部小说，我是试图把藏族近代以来女性的命运，从这个个例中，展示出故事的独特性。给读者一个具有个性的新的阅读视野，在此基础上期望达成艺术的共鸣。
胡沛萍： 在叙述视角上，《复活的度母》延续了《拉萨红尘》中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但《复活的度母》却有所突破，一开始就让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女孩讲述母亲怀孕时的感受和胎儿自己的种种感觉，这颇具现代主义奇幻色彩的叙述使作品与传统的讲述方式拉开了距离；在行文中间又不断转化叙述视角。这是不是您自觉的尝试？是不是这种叙述更符合您对这部作品的期待？
白玛娜珍： 当我开始写作，常常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写作激发出的野性，让我突破自己原先的设定，并从小说人物命运的主宰者，落成了他们中的一个。这可能是构成我长篇小说个人风格的一个原因。不过，我觉得还不够尽兴，奇幻和荒诞还不够，我想要在下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去写。
胡沛萍： 相比《拉萨红尘》，这部作品的结构要自然得多，按照故事情节的流程自然而然地把故事情节排列组合在一起，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对于长篇小说而言，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您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的？创作时非常看重这一因素吗？
白玛娜珍： 《拉萨红尘》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一次尝试自己喜欢的小说结构。到了《复活的度母》依然不成熟，但已经在倒叙、意识流、时空交错等构架中比较自如了。写一本长篇小说前，我是很在意怎么去写，怎样叙述，以怎样的结构展开故事，什么样的叙事风格和氛围能够使小说更具特色和艺术魅力。
胡沛萍： 《复活的度母》里出现了许多人物，这些人物多数都塑造的富有特色。毫无疑问，琼芨白姆是整部小说里最主要的人物形象，也是您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围绕她展开的。您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有没有生活原型？
白玛娜珍： 有的。
胡沛萍： 琼芨白姆的经历贯穿好几个时代，西藏解放前——解放之后——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之后，能够感觉到您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了您对历史的思考和生命的感悟。在您的艺术视野里，个人的命运与宏大的历史洪流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白玛娜珍： 琼芨和她的姐姐曾生活在安详的庄园，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平静生活，但历史并没忘记她们。当她的父亲参加反革命叛乱并出逃后，历史的风暴瞬间摧毁了她的一切。出于求生的本能，她和姐姐各自选择了自己的出路，但此后的人生中，她们个人的命运和家庭仍难逃历史风云，一次次被狭裹，被选中被冲突被变革。个体的人，女人，就如此被历史洪流其中。
胡沛萍： 琼芨白姆不但是您笔下出现的一个内蕴丰厚的女性人物，也是整个当代藏族文学中不多见的女性形象。在她身上既有民族文化心理意识方面的深厚积淀，也有模糊难辨的历史踪迹，还有藏族女性个体命运和人生遭际，更有充满了矛盾冲突的人性挣扎。对于这个人物形象，您最想让她传递的艺术欲求是什么？
白玛娜珍： 琼芨本是一个美丽聪慧的少女，但毕生在宿命般的困迫中饱受心灵的蹂躏，短暂的青春和爱情也如一只被折断翅膀的蝴蝶。很多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读后落泪和伤痛。读过这本小说的人不会忘记琼芨，不会有人愿意那样的人生再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胡沛萍： 欲望与宗教超脱不断交锋是这部小说的故事所演绎的“真实景象”，最后的结局是欲望把人引向了痛苦的深渊，无情的婚姻、破碎的家庭、放纵的肉欲、痛苦的心灵，在红尘中奔波的凡夫俗子们只能承受这些现世的苦难。总体而言，您的小说给人一种悲观主义的印象。通过这种悲观情调，您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艺术主旨。
白玛娜珍： 悲情与悲悯情怀是文学的境界。
而写这本书中，我得以以文学再度反省和追索我们心灵的需要以及我们的信仰和追求。但现实社会是否尊重人民的情感、习俗和文化传统？发展的技术和随之膨胀的欲望，扼杀的是什么——相信读者自有慧觉。
胡沛萍： 听说您正在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但愿它是您创作道路上的又一部重要的作品。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访谈！
白玛娜珍： 感谢您的祝福。辛苦了。
一、 艺术人生
胡沛萍 ： 您的人生经历用丰富多彩来形容似乎很是恰当，尤其是少年时代更是如此。从小离开家乡、别离亲人到遥远的陌生都市学习生活，之后又辗转于几所高等院校，进入社会之后又变换了几家单位。这种漂泊不定的人生“迁徙”给予了您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感悟？
白玛娜珍： 十一岁离开家后，几乎再也没有和父母姐弟稳定地一起长时间生活过。除了节假日，一直一个人住在部队和单位宿舍，然后自己成家等。真正读书上学的时间也不多，都是短期的，最长的是军艺三年和重庆学新闻两年。重庆新闻学院两年中大多讲的是党性和人民性，所以我一直逃课睡大觉。但后来舞蹈演出和记者采访等工作使我有机会去到藏区很多地方，并经常往返在藏汉两地。这些成长经历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带给心灵的孤独与创痛。
胡沛萍： 如今已经过了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专心创作的您是否还常常想起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是否觉得对于您的文学创作来说，它们其实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白玛娜珍： 在不同时间得以从事不同工作的经历，使人生的每个阶段看起来各具特色，丰富了写作所需要的生活阅历。写作表面看是一个人伏案的稳定状态，但其实“颠沛流离”转向了心灵和思想的内部。
胡沛萍 ：从很小的时候起，您的人生就与艺术连在了一起，不过那时是舞蹈。对于许多人来说，做一位舞蹈演员其实也是让人羡慕的，您为什么要终止自己的舞蹈生涯呢？现在有没有后悔之意？
白玛娜珍： 从小我在人们劳动的快乐中长大。无论做什么，大人们总会哼着歌，或笑逐颜开和具有幽默感，让我懂得，一切劳动没有等级和优劣。所以那年全国大裁军，西藏军区文工团的编制要改成宣传队，大部分人都得下地方，面对工作的变迁，我们都很平静，很自然就改了行，高高兴兴地去到不同单位开始在不同行业中工作。我去到广播电台，和咸阳民院中文系毕业的那批大学生一起参加了记者培训班，考上了记者。
胡沛萍： 您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似乎也经历了一段寻找的经历。小时候学舞蹈，后来在中国新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其他专业，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又是记者。尽管记者也是搞创作的，但在性质上与文学创作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是否可以说，您是在从事新闻工作时才真正意识到您的兴趣在文学创作方面？
白玛娜珍： 是在我三十岁以后，那时我在电视台做主持人和编导。其实采编播都得做。工作很忙，而我已经做母亲了，有时忙得没时间回家给孩子喂奶，所以考虑改行。因一直没间断文学创作，就感到自己一个人写作这样的个体劳动能够兼顾家庭，就开始办理调动，从此转入文学创作领域。
我兴趣广泛，希望尝试各种行业。但一个人应该清楚自己最需要什么，心灵的需要是什么。而一直以来，我感到我心底涌动的写作的激情从未间断，所以最后，从事写作，顺应了当时生活对我的要求和我内心的追求。
胡沛萍： 毫无疑问，您在内地大都市的生活经历对您的创作无论在题材选择还是在主题表达上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似乎贯穿于您的整个创作之中。最显著的表征就是您的作品在空间上跨越了西藏，您笔下的人物穿梭于内地大都市与拉萨之间，许多事件也发生在内地；同时，您的作品充满了现代气息，这种现代气息不仅体现在客观环境，如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眼花缭乱的物质享受，还体现在人物精神观念方面，如追求个性、我行我素等。我觉得您能有如此的开阔中眼界，显然与您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是这样吗？
白玛娜珍： 藏族传统文化养育了一个具有和谐心灵的善良、幽默、智慧的民族，这个民族在人类生命的最高地，创造出独特的人类文明，然而，当我离开我的族人，在其它地域不断地穿梭往返，就感到被众多的文化冲突包围。当我一次次陷入不同的社会人群，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生活追求，不同的生命境界，令我倍感孤独。从这个视角，我仿佛感受到我的族人，在历史的变迁中心灵的裂变和丧失尊严的痛苦------所以，我的写作，一直在这样的路上辗转倾诉。也许以后，我还会在这条路上深入，但我明白，藏族文学，应该从这样的处境和窄缝中，去往世界文学那充满人性光明的丛林。
胡沛萍： 在我的感觉中，您似乎是一个把生活当做艺术，艺术当做生活的女性。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一个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女人？这种生活习惯是不是对您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白玛娜珍： 的确，生活是一门应该以毕生去学习的艺术和事业。生活与艺术从来不是对立的，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我的父辈和族人，情怀浪漫，使每个生活细节无不透散着优雅和精神的芬芳。他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对待生命的态度，博爱的胸怀、独特的精神特质，把我们的生活升华如史诗一般，在这样生活的艺术中，我观念一点一滴，从最细微深入，发挥着女性在写作中的特长。
胡沛萍： 您似乎对自然有一种特别的亲和感，自然中自由奔放的万物好像对您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当然这只是我阅读您作品时的一种体验。如果这种体验可靠的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与您在创作中张扬人的自然天性的艺术追求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白玛娜珍： 大自然以博大的爱，恩泽着一切生命。而在世界屋脊，我的族人世世代代与自然亲密相处，在自然的怀抱中与其它生命亲如手足。对小到蚂蚁、微生物都会时刻顾念以及不可见的饿鬼、幽灵，都不忘给予一份关切、愿想和尊重；做到不杀生、与它们共享时空。所以我在散文集《西藏的月光》多篇记述了这样的细节和感受，我写下一个个平凡的藏族人，在平常日子里，在生活最细微处，他们精神的光辉，记录了自己在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文化关怀中，得以在大自然中获得的亲缘感，归宿感、家园感------
胡沛萍： 您的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是您创作的一大资源。但这些资源只是一种客观素材，如何转化成您所希望的艺术成品，还需要一些必要的表现手段。在阅读您的作品，尤其是小说时，我感觉到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表现手法还是比较熟悉的。您时常阅读国内和国外其他作家的作品吗？您阅读的时候您更关注它们的内容，还是艺术表现手法？
白玛娜珍： 阅读时，我首先感受到的是文字。文字是文学的载体，文字不好，再多的故事和思想，就像装进了一艘破船。
我从十二、三岁开始接触到外国文学的汉文翻译作品。文本显示出的那些不拘一格的叙述方式，具有异国文化特色的故事、人物及思想，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胡沛萍： 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您觉得他们的创作在哪些方面吸引了您？
白玛娜珍： 我喜欢杜拉斯、米兰·昆德拉、亨利·米勒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米拉日巴传》、《莲花生大师传》、《西藏度亡经》、《德兰修女传》、《甘地传》、西蒙波娃传记、《西藏生死书》、香奈儿传记、《慧灯之光》、《佛本生故事》以及《我的名字叫红》和大江健、张爱玲等等还有很多我的朋友们写的书，一一例举不完。
我爱看书，阅读是人生的最美。
除了文学作品，我的阅读兴趣较广泛，也喜欢时尚杂志、医学刊物、生命科学、宇宙之谜以及自然科学类、哲学、心理学、佛学类书籍等等都很爱看。很多时候，灵感和写作的构思从阅读文学以外的图书中也得来许多。
胡沛萍： 您似乎是一个家园情怀非常浓厚的人，这可以从您的诗歌、散文作品中体味出来。对于您的创作而言，家园、家乡，或者说西藏这块高天厚土意味着什么？
白玛娜珍： 在这片土地上，人们追求的真、善、美的境界是超越道德礼教的层面的，而来自于关于宇宙、关于生命究竟的深邃智慧。所以，当你在街上跌倒，或是老人在医院排队，都会得到热心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帮助和仁爱。而一只狗、一只小鸟在藏地都能够获得临终救度。还有很多比如供“苏”，是专门点燃香柏，加入糌粑、白糖、酥油、等以食物的精气和愿想慰籍饿鬼、幽灵等。出家人更是在每天早晨自己滴水未尽前要给饿鬼道和幽灵奉上七滴水作为水供；走路时也不会大幅度甩手，担心惊扰存在于空气中的无限存在着的灵识；还有在水里撒甘露丸，在水里印六字真言等，关照水里一切生物、微生物----这些数不胜数的仪式和民俗，表面看天真烂漫，实则展现了藏民族的慈悲情怀和众生平等的生命境界。这样的文化人群中，博大的爱的智慧和爱的力量，令我充满了写作激情。无论我去往何处，都思念着西藏，我的拉萨。那里有亲善的人们，有笑容，有人类的文明。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和我写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那片高天厚土，那里的人们如何与自然相互依存，怎样尊重和观爱另类生命、怎样面对疾病和困境，怎样在灾难面前平静和保持尊严以及如何面对死亡与新生-------
胡沛萍： 您在您的许多散文作品中提到了您的儿子，能够感觉到您对他充满了本能般的爱意，有时甚至给人一种太过溺爱、放纵的感觉。儿子的出生毫无疑问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您觉得儿子出生之前和之后您的创作有什么差别吗？
白玛娜珍： 孩子出生前我青春懵懂，不知疲惫。孩子出生后，我背负起了对另一个生命的具体责任，使我的人生变得沉甸甸。但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一个母亲的孩子，人类相互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藏族文化与哲学也早已告知我，不仅是人类之间，是所有众生都有亲缘，在生死轮回的路上，都曾做过自己的儿女和父母。所以，当我爱着我的孩子，我力求警醒自己不执于“我的孩子”。当然，孩子的诞生，也使我感受着生命情感中最无私的母爱情怀。无论人类和其它类别的物种，因为母性的爱，得以使一切生命繁衍并存活。从这个角度看，母爱无疑是一切生命情感中最高尚的，是造物主为了保护生命，赐给我们的巨大的爱的能量。
那么对我的创作而言，儿子的到来，也把我的写作从成人世界引领到了人的本初世界，并伴随他的成长，我也仿佛进入写作的倒叙，开始尝试与他合作写漫画图书。并更加关注当下孩子们的教育和心灵处境。
我希望终有一天，我能开始写儿童和青少年题材的故事。因为那个世界是那么纯真和美丽。
胡沛萍： 在您的成长道路和创作路途中，您的父亲似乎是一位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从您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您对父亲充满了深切的感怀之意。您觉得您父亲在哪些方面对您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白玛娜珍： 父亲一直鼓励我学习上进，是我曾经执着于梦想的巨大精神动力。使我自信、勇敢、个性十足。我刚当记者时，父亲还年轻，我们父女两常一起骑自行车出去采访，爸爸会陪我去采访。当电视、广播和报纸有我写的头条报道，父亲会非常高兴。他那时送给我很多关于新闻写作的书籍，大多是西方的，令我的新闻采写观念在那时显得很前卫。但当我出乎父亲的意料开始文学写作，作为新闻人出生的父亲，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了对文学的迷茫。
胡沛萍： 我记得您在一篇散文中提及您的父亲一开始反对您搞文学创作，但在您的一再坚持下也就同意了。父亲反对您从事文学创作，您当时是否对父亲的良苦用心有所理解？您是如何说服自己的父亲的？
白玛娜珍： 当我开始写作，我的父亲始终将信将疑。至今仍在担心我。我明白，父亲他对文学艺术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感到担忧。他担心我脱离现实走入一条生存的僻径，另一方面文学也多有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沦为一种媚俗。父亲的忧虑不是多余的。不过我很坚定。我文学的土壤来自雪域，养育我的是一个追求精神自由、心灵自在的民族，所以，正如我在我的诗歌中写的：“去爱吧，群山在你的身后，草原永不迁移----”
胡沛萍： 听说您母亲也是一名作家，母亲对您走上创作道路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白玛娜珍： 少时，爸爸妈妈、一家人喝茶、探讨、争论的情景给了我最初对幸福的憧憬。母亲喜欢写作，很聪慧，母亲用母语写小说、诗歌。放下家务和琐碎的生活时，她会显露出自己富于想象的秉性。记得我初试写作时，她带我多次去到田文姐姐家求教，陪我去寺院采访老僧人。我们也尝试过用不同文字写作同一个故事，比如有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写来到我家借宿的一位美丽的康区女子。她在来拉萨途中认识了某个寺院的转世朱古，并相爱了，朱古临走前约定三年后来接她，她在我家生下了儿子，三年后朱古果然接走了她们母子，一起去到了印度---我和妈妈一起写这个真实的故事，但妈妈超现实地把朱古写成了一个违背诺言的男人，表现出对藏传佛教体制和宗教组织的批判精神。我则从我梦见她成为康卓玛开始写。抒写着信仰带给女性的浪漫与美好。父亲藏汉两种文字皆通，他做评委，他偏向母亲的故事，父亲站在妈妈那边，那时我很不服气哈——
胡沛萍： 与之前的作品多表现、反映城市生存景象不同，您的最新散文集《西藏的月光》开始把关注的目光引向了高原深处。这是不是您开始转变创作焦点的一个征兆？城市之外的西藏对您来说是不是又是一个开掘不尽的艺术宝藏？
白玛娜珍： 写作有时令我再回到孤独的处境。从我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开始，我一直展示着这种孤独。当外部社会从各个层面侵入雪域，城市经济、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犹如一场心灵的瘟疫。但在广大的藏地，我感到不灭的民族精神仍如日月，光芒照耀着我，温暖着我。成为我写作生命的源泉。
但我主要还是写拉萨，这是我最熟悉的生活。
胡沛萍： 许多人说西藏是一个能让艺术家产生灵感的地方。这大概是一种有限的经验之谈，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作家。对您而言如何在熟悉的地方发现令您心灵颤动的灵感，从而保持持续不断的创作活力？
白玛娜珍： 从我们出生开始，就从生活点滴中学习着为什么不能乱踩蚂蚁，为什么不该欺负弱小残疾。让我们懂得，我们人类可以轻而易举地踩死一只蚂蚁，却没有能力让一个比蚂蚁还微小的生命死而复活。这个深奥的道理让我学会恭敬，对一切生命心存恭敬，写作的灵感因此变得深厚和广大起来，给予我不断的创作活力。
胡沛萍： 现在有许多关于西藏题材的文化、文学现象，洪流之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您对此有何看法？
白玛娜珍： 大家来到西藏，应该是出于一种向往。之后各自的表达，是属于各自的。当然，如果想以文学的方式深入一个民族的灵魂，这是本土作家才能胜任的使命。因为，本土作家，是这个民族之魂的构成部分。
胡沛萍： 您的作品有翻译成藏语的吗？根据您的生活经验，您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可能会更能赢得用母语阅读的那部分读者的青睐？
白玛娜珍： 我的作品中，散文翻成蒙文、维吾尔文的有好几篇，正在翻成英文的有诗歌和长篇小说，但翻成藏文的只有一个很短的单篇散文和一首诗歌。这和西藏没有这样的专门机构有关。这不仅在文学，各个领域翻译事业的滞后，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及时与世界交流和沟通的权利与平台。
胡沛萍： 在当代西藏文坛和藏族文坛上，您是一位创作成绩相当丰硕的女性作家。毫不夸张地说，像您这样就取得一定成绩的藏族女性作家还不多见，您觉得原因在哪里？
白玛娜珍： 这样说我的写作有点夸张了。现在也有比如格桑曲珍，她很有才华和潜力，她在诗歌、散文、短篇小说等领域的写作都能带来惊喜。另外还有很多非常有才华的藏族女性只是中途转向了其它行业。我今天之所以出了几本书，还在写着，是因为除了写作，还没有其它事情能做得更好。
胡沛萍： 有没有给自己的创作预定下什么目标？
白玛娜珍：现在创作一本少儿漫画图书，之后准备写完第三个长篇。
胡沛萍： 对您来说，人生与创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白玛娜珍：此生好比一次短暂的生命之旅，写作是对这次旅行的记录和学习，而这次旅行，因为一路写作，每个时刻所呈现出的不同，令我更感人生每一寸光阴的弥足珍贵。
胡沛萍： 作为当代藏族作家，您对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有何展望？
白玛娜珍： 我盼望我们的作家和作品早日走向更广阔的国度和世界，以自己的文学的独特性，早日回归到世界文学的怀抱。展望未来，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关于长篇小说
胡沛萍： 您已经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拉萨红尘》（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复活的度母》（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您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基调与散文作品中所流露的情感基调似乎有着很大的差别，尽管在题材内容上二者有许多相同之处。散文关注日常生活里的纷纭人事，但情感沉稳、舒缓；小说也描述日常生活里的纷纭人事，但情感激越哀伤。对比阅读您的散文与小说，似乎属于两个不同作家的创作。不知道您在创作时是否有此感觉。能否谈谈其中的原因？
白玛娜珍： 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和创作状态。散文是以记叙真实的生活为主，在写作时，因篇幅较短，结构不复杂，所以写起来比较轻松，一般都能一气呵成。长篇小所就不一样了。人物都是虚构的，人物的命运在故事发展中会突破草纲。当我经过多年计划和构思，准备好充足的素材与小说细节，但却会突然写出出乎自己意料的章节和故事，所以，我常感到，长篇创作充满了未知的神秘，令我被激越被感动，难以罢休----
胡沛萍： 刚才我说您的散文和小说在情感指向上呈现出了很大的差异，也只是相对而言，仅仅是您作品的某个侧面而已。仔细研读这两部小说，在精神气质上，它们与您的散文世界里所追求的精神气息还是相通的。这种相通就体现在小说所塑造的几个人物形象的人生态度上。在《拉萨红尘》里，是莞尔玛和郎嘎萨珍，在《复活的度母》中则是丹竹仁波切。他们走向超凡脱俗境界的人物形象，也是您竭力颂扬的人物。这几个人物所彰显的精神正是您所向往的生活境界。谈谈您是如何构想出这个几个人物形象的，有生活原型吗？
白玛娜珍： 很高兴您能谈到小说里的人物。现在搞文学研究和评论的老师，喜欢构架文学理论，就难免大而空。少有关注细节和人物，但只有细节的挖掘和人物塑造最能展示作家的写作功底、思想与才华。
《拉萨红尘》里，莞尔玛这样朝圣拉萨的男子过去和现在都比比皆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人生信念和生命的追求，没有彷徨，坚定而开朗。郎嘎萨珍也一样。而现代社会企图一 眛 以物质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获得生命中的幸福感，但往往适得其反。快节奏的生活使生活质量下降，金钱和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给心灵根本的幸福。这种强制性的发展破坏着我们的传统生活，使我们失去心灵的平衡和安详的自然环境。朗嘎萨珍跟随菀尔玛以隐遁山野来抵抗这种现实，是我的一种假设和虚构，显得无奈、无助和虚渺。所以，他们的故事在小说中只能宛如一首哀伤的歌，虽美而凄美，却缺乏饱满有力的细节。仁波切就不一样了，这样的大成就者藏龙卧虎般在西藏民间，给人们精神的指导和慈悲与关怀。因这样的人物原形自古到今都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中，所以写起来能够真实把握，能够将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而仁波切的境界，正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终极理想。
胡沛萍： 《拉萨红尘》中塑造了两个对人生有着截然相反的认识和态度的女性——郎嘎萨珍和雅吉卓玛，她们两个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行为构成了二元对立的态势。很显然，这是您刻意而为的艺术建构。这种建构既形成了作品的结构，也完成了主题表达，可谓一举两得。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而言，在这两个人物之中，您更满意哪一个？
白玛娜珍： 我在小说中企图展示同一个女性的两种人生，但郎嘎萨珍的人物塑造多有缺憾。因为除了隐遁，直接反抗现实的人和故事很难写。雅吉卓玛与命运的对抗我藏在了她对爱情与婚姻的追求中，但写到她人生最后的出路，我也写得很模糊，只写了她从爱情，转向对事业的追求。一个女子，一个弱者，在一个要求人们物化和拜金的社会中，她对事业的追求应该与她对家庭和情感的追求同样艰难。
胡沛萍： 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叙述线索也不难梳理，因此在叙述上它并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但它塑造的雅吉卓玛这一人物形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个人觉得，她的人生经历和命运遭际基本上很好地完成了作品所表达的审美题旨——揭示毫无节制的世俗欲望对人生的毁灭。从这个人物的遭遇可以看出，您对滚滚红尘中的世俗欲望抱有一种排斥的倾向。您是怎样看待这一人物的人生态度和生活遭遇的？
白玛娜珍： 雅吉卓玛，她追寻的爱情被社会一个个破碎了，但命运的不堪，并没能夺走她身上，西藏的女儿独有的心灵的美好和人格的完整以及人性的尊严。
胡沛萍： 相较而言，朗嘎萨珍则是您极力称颂的人物，因为她代表了一种超然物外，渴望宁静从容的人生追求。但与雅吉卓玛相比，这一人物形象显得有些单薄，因为她在小说中的行为活动相对较少，抒情的成分则比较多，这难免给人一种虚而不实的印象。您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想让她承担什么艺术任务？
白玛娜珍：她和莞尔玛是这部小说里一首飘渺的歌，是叙事中的背景音乐，是现实生活中一段哀伤的梦，是我心底遥远的诗歌。
胡沛萍： 莞尔玛是《拉萨红尘》里的一个关键人物，其带有鲜明的象征意味，他是作为郎嘎萨珍的精神引路者而出现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个人物的概念化倾向特别严重，在小说中他几乎是作为一个抽象符号而存在的。他是一个天生的脱俗之人，出场就是为了寻找宁静的生活，之后郎嘎萨珍就喜欢上了这位来拉萨朝圣的男人，再后来他带着郎嘎萨珍不断地躲避喧嚣的世俗生活，走向宁静的自然。作为一个人物形象他的面目模糊不清，给小说带来了一些缺憾。您当初是处于什么样的目的而选择这样一个人物来完成叙述的？
白玛娜珍： 莞尔玛的心灵如同每个藏文化诞生出来的儿女，天生充满了纯洁的光明，并有着自己坚定的精神方向。这不是偶然，因为他的父辈、祖祖辈辈都在追求着这样的心灵品质。但一方面，我希望莞尔玛和郎嘎萨珍的故事使小说获得一种至美、飘逸的诗境，另一方面，这样的人物与当下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他们将遭受的命运我没有触及。除了隐遁这种艺术化的逃离，我别无选择，从而使得这两位人物缺少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这是我写作的处境。同时，在这部小说中，我通过对他们的构想，埋藏了自己对生活的祝福。
胡沛萍： 作为艺术创作，在这部小说里有两个问题我觉得处理的不是很好。一是过分直露地表明叙述者的立场，不留余地，这是对读者判断能力的忽视；二是把解决人生痛苦的出路指向自然，以躲避现实方式来回避矛盾，可能有些过于简单。不知您是如何考虑这些问题的？
白玛娜珍： 再读《拉萨红尘》，仿佛重回到了那时金色的拉萨.拉萨的金秋里，在瑟瑟秋风中，铺满小街的秋叶成群地翻卷着。而迷离、浪漫和唯美的小说意境，藏着那么多动人的细节；以及尚且稚嫩的写作技巧，难能完美的创作，都成为这部小说鲜明的特色。
胡沛萍：作为您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给您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在创作的过程中最让您感到愉悦和困惑的是什么？
这部小说里有非常深刻的细节描写，每每再读，都感到印象至深。写这本书是在我乡下的家里，那时拉萨冬天的阳光梦一般洒满了园子，让写作变得那么美好，让生活变得沉甸甸和安详。当时困惑的是，该给这本小说起什么名字好。
胡沛萍： 《复活的度母》是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不管是从题目看，还是从题材内容看，这部小说的宗教色彩都非常浓厚，与之前的创作相比，您在尝试着一种新的审美探索，试图创作一部“文化小说”。我感到疑惑的是，您为何会选择“复活的度母”这一题目，因为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都是世俗之人，而度母则是藏传佛教中的超凡脱俗的菩萨，是不是另有寓意？
白玛娜珍： 每次写作，最难的是给作品起名字。而“复活的度母”是以人物“茜洛卓玛”的名字为小说命名的。因为简单的直译，不太贴切，所以我不是很喜欢。但您有所不知，在西藏，人们会给母狗、母猫也起名叫“卓玛”，非常自然。但如果直译成汉语就叫“度母”，想象一下，如果听见汉族人对着猫猫狗狗用汉语大唤“度母、度母”是多么别扭？！这就是文化差异。在我们的文化里，人可以以度母为名，其它一切生命也可以。 “茜洛”意为“死还”，原意包含着惊喜与感激。
另外，请不要把我的小说圈入某个概念。写作追求的是心灵与思想的自由。被界定就感到被围困。感谢。
胡沛萍： 在这部小说里，您用不少笔墨描述了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如果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看，小说中的叙述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隐含作者，由此推断，我们也可以说小说中叙述者的态度也就是“作者”的态度。您是如何理解“生死轮回”的？
白玛娜珍： 关于生与死的生命教育，是藏民族传统教育中放在首位的教育。通过家庭、社会和宗教组织、活佛和僧尼阶层等方方面面，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而例如衣、食、住、行等动物性需要以及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等等层面都在之后。这方面的理念、理论体系和实践成就已非常完整和成熟，也是藏族文化中最令人瞩目的。所以，我在写作《复活的度母》时，写到人们的生命观，是很清楚的。那也是我的关于生命关于灵魂的观念和认识。
胡沛萍： 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这部小说的意蕴不仅仅体现在它对博大深厚的藏族文化的艺术展现上，还在于它非常有力地揭示了生活在传统意识和现代观念夹缝中的芸芸众生内心的挣扎以及这种挣扎背后的精神痛苦。换句话说，这部小说毫不掩饰地展现了人性的分裂和存在的悖论。一方面渴望祈求内心的平静安宁，试图回归自然无为的生命状态，另一方面却无法抵制外界的诱惑和肉体的冲动，只好在两者之间做激烈地斗争，痛并快乐着。当初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动机来创作这部小说的？
白玛娜珍： 谈小说，应着眼于小说深入、饱满、真实、生动的一个个细节。没有细节，就没有优秀的作品。而没有关于小说细节的研究、分析及提问，只会流于平庸和空泛。
写这部小说，我是试图把藏族近代以来女性的命运，从这个个例中，展示出故事的独特性。给读者一个具有个性的新的阅读视野，在此基础上期望达成艺术的共鸣。
胡沛萍： 在叙述视角上，《复活的度母》延续了《拉萨红尘》中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但《复活的度母》却有所突破，一开始就让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女孩讲述母亲怀孕时的感受和胎儿自己的种种感觉，这颇具现代主义奇幻色彩的叙述使作品与传统的讲述方式拉开了距离；在行文中间又不断转化叙述视角。这是不是您自觉的尝试？是不是这种叙述更符合您对这部作品的期待？
白玛娜珍： 当我开始写作，常常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写作激发出的野性，让我突破自己原先的设定，并从小说人物命运的主宰者，落成了他们中的一个。这可能是构成我长篇小说个人风格的一个原因。不过，我觉得还不够尽兴，奇幻和荒诞还不够，我想要在下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去写。
胡沛萍： 相比《拉萨红尘》，这部作品的结构要自然得多，按照故事情节的流程自然而然地把故事情节排列组合在一起，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对于长篇小说而言，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您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的？创作时非常看重这一因素吗？
白玛娜珍： 《拉萨红尘》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一次尝试自己喜欢的小说结构。到了《复活的度母》依然不成熟，但已经在倒叙、意识流、时空交错等构架中比较自如了。写一本长篇小说前，我是很在意怎么去写，怎样叙述，以怎样的结构展开故事，什么样的叙事风格和氛围能够使小说更具特色和艺术魅力。
胡沛萍： 《复活的度母》里出现了许多人物，这些人物多数都塑造的富有特色。毫无疑问，琼芨白姆是整部小说里最主要的人物形象，也是您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围绕她展开的。您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有没有生活原型？
白玛娜珍： 有的。
胡沛萍： 琼芨白姆的经历贯穿好几个时代，西藏解放前——解放之后——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之后，能够感觉到您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了您对历史的思考和生命的感悟。在您的艺术视野里，个人的命运与宏大的历史洪流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白玛娜珍： 琼芨和她的姐姐曾生活在安详的庄园，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平静生活，但历史并没忘记她们。当她的父亲参加反革命叛乱并出逃后，历史的风暴瞬间摧毁了她的一切。出于求生的本能，她和姐姐各自选择了自己的出路，但此后的人生中，她们个人的命运和家庭仍难逃历史风云，一次次被狭裹，被选中被冲突被变革。个体的人，女人，就如此被历史洪流其中。
胡沛萍： 琼芨白姆不但是您笔下出现的一个内蕴丰厚的女性人物，也是整个当代藏族文学中不多见的女性形象。在她身上既有民族文化心理意识方面的深厚积淀，也有模糊难辨的历史踪迹，还有藏族女性个体命运和人生遭际，更有充满了矛盾冲突的人性挣扎。对于这个人物形象，您最想让她传递的艺术欲求是什么？
白玛娜珍： 琼芨本是一个美丽聪慧的少女，但毕生在宿命般的困迫中饱受心灵的蹂躏，短暂的青春和爱情也如一只被折断翅膀的蝴蝶。很多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读后落泪和伤痛。读过这本小说的人不会忘记琼芨，不会有人愿意那样的人生再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胡沛萍： 欲望与宗教超脱不断交锋是这部小说的故事所演绎的“真实景象”，最后的结局是欲望把人引向了痛苦的深渊，无情的婚姻、破碎的家庭、放纵的肉欲、痛苦的心灵，在红尘中奔波的凡夫俗子们只能承受这些现世的苦难。总体而言，您的小说给人一种悲观主义的印象。通过这种悲观情调，您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艺术主旨。
白玛娜珍： 悲情与悲悯情怀是文学的境界。
而写这本书中，我得以以文学再度反省和追索我们心灵的需要以及我们的信仰和追求。但现实社会是否尊重人民的情感、习俗和文化传统？发展的技术和随之膨胀的欲望，扼杀的是什么——相信读者自有慧觉。
胡沛萍： 听说您正在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但愿它是您创作道路上的又一部重要的作品。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访谈！
白玛娜珍： 感谢您的祝福。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