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胡沛萍（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

    受访者：扎西才让（藏族作家，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南州作家协会副主席）。

    时  间：2015年8月10日

    几年前就接触到了扎西才让的作品。“以文论人”，感觉他是一位习惯于沉思冥想的人，善于把个人化的生命体验与感悟用低沉舒缓的语言描绘出来。与其他一些当代藏族诗人与作家所创作的作品相比，扎西才让的作品的“文学族别属性”似乎并不太明显。因为这种不明显，我对扎西才让的创作多了一份新奇，有了深入了解的念头，于是也就有了这个访谈。

    胡沛萍（以下简称胡）：您在读大学时就是一个文学活动积极分子。不但创作文学作品，还创办文学刊物。由此话题开始，请谈谈您的创作经历？

    扎西才让（以下简称扎才）：正如我在个人简历中所写，我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攻读的是中文专业。这所大学有着很好的文学氛围，当代甘肃文坛有名气的作家和诗人，大多毕业于这所大学。受学校浓郁的文学氛围的影响，我也参与了边缘诗社和“我们”诗社的一些工作，并伙同中文系的几个甘南老乡，创办了文学期刊《甘南》，专发与甘南有关的藏地题材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开始了写作。先写诗，后写散文，再后来也写小说。我不是个单一文体的固守者，总认为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始终是一家，没必要分得清清楚楚。当然有所侧重，以诗歌写作为主攻方向。多年来，诗歌见于《诗潮》《诗歌月刊》《诗刊》《星星》《十月》等刊物，也曾多次入选年度诗选、诗歌排行榜及总结性诗集。散文见于《民族文学》《散文》《鸭绿江》等刊物。小说见于《西藏文学》《芳草》《飞天》等刊物。办刊经历和写作经历，令我收益颇多，尤其是对文学兴趣的培养，对文学活动的亲睐，对文学力量的领悟，对文学作用的感知，都有着一定的意义。

    胡：在您的阅读、创作经历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是哪一家？

    扎才：有三个刊物，对我的写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先是甘肃省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飞天》。1992年我参加了该刊举办的“陇南春杯”全国诗歌散文大赛，荣获诗歌组优秀奖。十六年后，《飞天》又把甘肃省诗歌写作方面有潜力的八位诗人强力推出，这里头也有我。随后便是《诗神》了。可以这样说，是《诗神》，推着我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那是1993年，《诗神》举办了全国性的诗歌大赛，我和另外九人，均获一等奖，同时也获得“全国十大校园诗人”荣誉称号。这次获奖，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我的诗名，从此被人所知。第三个刊物，当然就是《诗刊》了。1999年，时任《诗刊》编辑的邹静之先生来到甘南调研，临走时组了甘南诗人的诗稿，在《诗刊》第5期上发了出来。我的诗歌，是头条。之后，《诗刊》又多次刊发我的组诗和散文诗组章，使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诗人。当然，除了这三个刊物之外，《民族文学》《西藏文学》《格桑花》等期刊对我的帮助也挺大的。2015年，由于在诗歌创作上的成绩比较突出，我被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文学报》、甘肃省文学院和甘肃省八骏文艺人才研究会评选为第二届甘肃省诗歌八骏之一，这个殊荣的获取，与众多文学刊物的鼎力推介是离不开的。

    胡：藏地甘南是一方文学热土，从有关您的一些介绍和自我告白中，我们可以得知甘南的自然环境和文学生态对您的创作影响很大。您觉得甘南在哪些地方给予了您文学上的启迪与灵感？

    扎才：甘南虽是甘肃省内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但却被人称为“小西藏”，这是有其原因的。其一，甘南有农村，有牧区，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遍布境内，藏族、汉族、回族、土族等多民族共存，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宗教文化处处渗透，左右着甘南人的生活和精神。在这样的多元文化交汇、碰撞的地带生活，会有许多发现，许多想法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藏地甘南的农村生活格外熟悉。后来虽离开故乡上大学，毕业后却又回归故土，那种对故土的热爱、反观、思考，越发深重了。或许正是这片土地上自然风光的大美、万事万物的神性、藏人信佛尊神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影响着我们，使我们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诗人、作家、画家、摄影人和音乐人，成为发现者，探索者和表达者。

    胡：阅读当代藏族文学，尤其是诗歌和散文，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许多作家喜欢在“游走”中创作。我把这种创作称为“行动美学”，意思是作家们通过在大自然中游走或游览名胜古迹寻找创作的资源和灵感。这种创作倾向也许与作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也可能与民族生活习惯所养成的心理意识有关。您的许多诗作也有这样的特征。依照您的创作经验，您认为影响这种创作取向的因素是什么？

    扎才：影响这种创作取向的因素，我个人认为，有五个方面：一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影响下的藏人的生活态度；二是藏民族对外部世界的无限渴望和锐意追寻；三是文艺家自身固有的对自由意志的彰显；四是无处不在的藏传佛教对信徒的召唤；五是文学艺术本身的真与美的魅力所在。这五方面并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多种因素相互左右，致使部分文艺家一直处在漫游状态，无法停下长途奔走的脚步。

    胡：您与阿来、扎西达娃的作品有着相似的艺术倾向：不刻意强调自己族别身份。在过分强调文学地域化和民族化的文化语境中，这样一种具有超越意识的艺术追求很不容易。您觉得一个作家在创作中应该如何把握好“地域性和普遍性”的关系？

    扎才：你说得有些道理。我不是一个靠在作品中贴地域符号写作的作家，对藏文化的凸显，我是融在文字的暗流中的。如果说在作品中写到康巴、博巴、经幡、嘛尼石、风马、雪山、寺院、雪域……就能代表藏文化的话，那我不愿意走这条路子。文学作品的地域化、民族化倾向，虽然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我个人始终认为，文学的核心任务，应该是发掘人性、表现人生、呈现生存的多重可能性。因此，我希望在多层次呈现地域性的情况下，也能兼顾文学的普遍性，即读者的多面、共识和共鸣。这样的文学，才是走向大众的文学，面向世界的文学，当然也是有价值的文学。

    胡：当代藏族作家中，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谁，或者说是哪几个？您觉得他们在哪些方面做得不错？

    扎才：我很喜欢阿来、次仁罗布、万玛才旦和龙仁青的作品。阿来的《尘埃落定》，大家已经公认那是好小说，这里不再多说。次仁罗布的小说，特别是《放生羊》，将藏民族对佛教的虔诚和对生命的达观推到了极致。万玛才旦的小说，讲述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凸显的是宗教的力量和爱的力量，再现了当下藏地民众生活和信仰的壇变。而龙仁青的小说，则将观察的视角转向改革开放背景下的藏地，以人类和世界的眼光观察并描写牧区藏人的生活与心态，给人一种隐隐的震撼。这几位藏族作家的出现，势必改变传统意义上的藏族汉语文学格局和走向。他们，是我追随的目标。

    胡：我了解到，近两年来，您在小说创作上有所用心。您觉得创作诗歌与创作小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哪一个更自由轻松些？或者说更好把握些？

    扎才：我写小说，是对另一种文体的尝试。在诗歌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这种文体不能完全表述我对世界的观察与认知。我知道，某些东西，必须通过故事来加以阐释和传达，才能使读者理解我的所想所思。我曾经想把诗歌写成集叙述、描写、抒情和议论等表达方式于一体的样子，就像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或者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和拜伦的《唐璜》那样的长篇叙事诗，但心里明白：这样写，发表肯定是个问题。想想吧，而今哪个诗歌刊物会轻易发表上千行的叙事诗呢？很少！所以，我尝试着用小说来表达诗歌不能表达的东西，比如生活的广阔和狭窄，人性的复杂而多面，生命咏叹的复调和错位，等等。这种尝试，我个人觉得是有效果的。说到这里，其实已经把我的小说和诗歌的区别说了个三四成，就不再细说了。若说哪个更自由轻松，更好把握，我看各有各的技艺，各有各的难处。不过，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我能够写出具有诗歌特点的小说来，类似于屠格涅夫的《罗亭》、鲁迅的《伤逝》、阿来的《尘埃落定》那样智性又唯美的作品。若能做到他们的三分之一，那我就可以自豪地说:“我写出我追索中的作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