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今很多藏族诗人用汉语写诗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能否谈谈藏族诗人用汉语写诗这一现象的根源?

    扎西才让：我不能不说，这个问题，你提得好。这个问题迟早会被人提出，也会被人研究，更会被人反思。少数民族诗人用汉语写诗，已经是当下汉语诗创作中的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部分少数民族诗人，自小生活在强盛的汉文化教育环境中，在文艺方面，更是耳濡目染，影响深刻，所以一进入文体写作，出手就是汉语作品。二是部分用母语创作的诗人，发现母语创作的作品，其读者面不广，因此作品的流传也收到一定的限制。而汉语作品，不管是纸质的，还是网络上的，读者多，共享共评的参与者也多，作品流传的渠道更多更宽。二者权衡，汉语作品便占了一定的优势。三是部分诗人，因文学类母语阅读物的有限，在对外来文学特别是国外文学的接触，以译成汉语的作品居多。这其实已经成为另一类汉语文学作品了。所以阅读越多越深，汉语文学的影响就更多更深。四是母语类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藏语类文学，初学者学起来很有难度，因为那些作品的作者，不是高僧，就是大德，阅历之广，静修之深，表达之妙，不是一般人就能快速体悟的。再说藏语诗歌，其技法、修辞、用典、哲思等方面，要求很是严格，不是短时期内就能完全掌握的，所以进入创作阶段，是要经历许多障碍，做够许多功课的。五是汉语新诗的口语化写作，降低了诗歌写作的难度。凡能说话，皆能写诗，这种提倡，实际上也降低了汉语诗歌写作的门槛。当然，要写出上好的口语诗，那肯定也需要学习、实践、探索和很好的悟性的。

    2、对您影响最大的藏族诗人是哪位？他（她）的什么作品？

    扎西才让：我受藏语诗人的影响不大，若真要找出两三位，除了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就是丹真贡布和伊丹才让这两位以汉语写作的藏族老诗人了。他们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们的《仓央嘉措道歌》（仓央嘉措）、《羚之街》（丹真贡布）、《溪流集》（丹真贡布）、《雪山集》（伊丹才让）、《雪域集》伊丹才让等作品集，还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以藏地题材为写作内容的诗人。

    3、您最早发表的诗歌是什么？刊载什么报刊？

    扎西才让：第一次在公开刊物发表诗作，是在1992年。那时我已开始汉语诗歌写作，处在学习、模仿和借鉴的阶段。《飞天》举办了“陇南春杯”全国诗歌散文大赛，我以一首短诗毫无自信地参与了征文，不曾想竟然就获奖了。诗名《白鬃马穿过草地》，后来刊在《飞天》 “陇南春杯” 获奖作品专号里。这次获奖和发表，对我的激励是巨大的，从此，我就走上了汉语诗歌写作这条道路。

    4、能否从一个藏族诗人的角度阐述一下为时代政治命运、人文思想该担当些什么责任？

    扎西才让：这个问题提得更好。你可能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越是站在某一阶级立场（是阶级立场，而不是政治立场）写出来的东西，无论它在当时如何红火，它终究敌不过时间的淘洗。它的命运，只能作为特定时代的特殊样本存在下来，成为后人研究那个时代的最具主观性的材料。它的价值，就在这里，这或许正是它存在的意义。我之所以说起这个话题，就是为了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我的写作，不可能承载过多的政治使命或政治命运，传承人文思想，倒是很有可能。我写作的初衷，只是想把自己对人的生存，以及其他与人类有着密切关系的物种的生存，进行观察与思考，将观察结果和思考结果予以表达。也许我作品中的思考有失偏颇，或者有些观点有点过，但我只想说，在诗歌写作中，我只关注人性左右下的生存状态。

    5、您觉得诗歌创作应该贴近现实，还是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扎西才让：其实政治更是一种现实。按这种说法走，贴近政治，就是贴近现实。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愿意将它们解散分开。但我明白，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和那个时代的现实，是无法完全分开的，那是水和鱼的关系，更是骨和肉的关系。一部小说，若其中未写到政治，那是不可思议的。而在诗歌里，或许可以将政治的因素压到最低，甚至无迹可觅。不过，它始终在字里行间存在，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6、《甘南一带的青稞熟了》：“甘南一带的青稞熟了/ 有人从远方揣着怀念回来/有人在道路截住九月/卸下骨灰和泪水”。这首诗歌影响广泛，与您以往的作品有什么异同？

    扎西才让：这首诗歌，写于1993年，其实是我早期的作品。很明显，它有些模仿的痕迹。它的母体，就是海子的《兰州一带的新麦熟了》。海子的这首短诗的标题，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除了标题的模仿外，我还模仿了第一节中的个别诗句。但我庆幸的是，从第二节开始，我摆脱了他的影响，也写出了我想表达的东西：对亲人的感恩，对生死的顿悟。

    7、我在读您《我的双亲》这首诗歌时被父母之爱深深打动，能否谈一下这首诗歌的创作背景？

    扎西才让：非常惭愧，短诗《我的双亲》其实是写父母之恨的。因为他们无休无止的争吵，我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写作业。当他们中的一个突然撒手尘寰，另一个被留置在这孤独的人世，那种恨，就转变成遗憾，遗憾又成为永久的难以表达的爱。而这种爱，是很折磨人的。不仅仅折磨在世的另一个，更折磨他们的子嗣。在《我的双亲》中，我这样写道：“我决定逃学的时候/他们的争吵仍在继续/我度过了童年/又在少年的背叛情结里走向异域/最后/我还是回来了/但他们中的一个/……已经死去！”我想表达的是：这种长辈之间的爱与恨，留给后人的，除了长长的叹息之外，更有一支哀歌在循环播放。

    8、您多年来坚持在纸媒刊发作品，能否谈谈在当下纸媒刊发和在网媒刊发的区别？网媒刊发是否影响着文学创作质量？

    扎西才让：不言而喻，在纸媒体发作品，是更多传统型作家诗人所选择的最重要的发表方式之一，也是作品在有效的审查与监督之后才走向大众的途径。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它要经过三审、反馈、修改和校对等诸多环节，使你的作品像只鸟儿，只有在羽翼丰满的时候才能够振翅高飞。而在网络上发表，很多的时候，给人一种混乱的感受，仿佛没化妆就冲上大街的丽人，蓬头垢面是其最为突出的形象。当然也有精心打扮过的，但这类情况还是比较少的。许多在网络上特别红的作品，我还是怀疑它的生命力：百年之后，它们的归宿，又在哪里呢？反过来我又思考自己作品的命运：百年之后，你的作品能有几首被读者熟记呢？如果没有，你的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9、新诗创作中少有人采取押韵，您的诗歌大多韵律很美，也得到广大读者与作家的认可。您觉得在新诗创作中押韵和“艺术性”有着怎样的关系？

    扎西才让：是的，我的绝大多数诗歌，都有意或无意地走的是押韵的路子。这与我所接受的诗歌读本有着必然的联系。且不说中国古典诗词是如何重视押韵，更不说藏族诗歌是如何讲究结构和韵脚，只说新诗自胡适始，经徐志摩、戴望舒、郭沫若、艾青到九叶派诗人，再到郭小川、贺敬之、闻捷、雁翼等建国后的诗人，到北岛、舒婷、杨炼、顾城等朦胧诗派代表诗人，哪一个不注重押韵呢？到了第三代诗人韩东、于坚、徐敬亚、默默、多多、万夏、杨黎、李亚伟那里，表面上看来，都不太重视诗歌的押韵了。但细读他们的诗歌文本就会发现，那些作品虽不追求明显的押韵，但在其结构和节奏上，还是非常注意的，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方式的看不见却能感受到的韵律。通过诵读的方式，我们就能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我的少部分诗歌，也可归到这一类。因此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押韵不仅仅是诗歌的形式，更是节奏，是灵魂深处的叹息。

    10、有人认为这是诗歌最好的年代，有人认为这是最差的年代。你的看法是什么，根据是什么？

    扎西才让：我不认为现在是诗歌最好的年代，因为诗歌发展的最好年代和诗歌的最好年代是两回事。可以说，当下的党的文艺政策和祖国繁荣富强的发展势头，确实到了诗歌发展的最好时代。然而，就诗歌这种奇特的问题而言，越是在非凡的时代，比如说乱世，出大作品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俗话说，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出诗人。屈原、曹操、李白、杜甫、岳飞、文天祥、龚自珍、田间、毛泽东等诗人及其作品，就是明证。当然，乱世出诗人，也出诗歌，个中原因，人人一清二楚。但我还是希望我们的诗人们就活在当下，活在富强而繁荣的祖国，并且写出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诗歌来。

    11、有人认为，中国当代诗歌界早已没有民间/知识分子的区分，或者从来就没有过。有的就是权力与既得利益的不断再分配，所谓的诗歌声誉经常是诗歌政客们互相妥协的结果。你怎么看当代诗歌的政治？

    扎西才让：我更愿意把这些现象称之为诗歌流派的争斗，而绝不愿意将其称为政治斗争的产物。

    12、作为70后诗人，怎样关注新一代文学？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扎西才让：任何年代的作家诗人，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发言权。我无法对从事新一代文学的作家和诗人做出任何建议，因为我不知道未来的文学会走向哪里。或许我可以预测，但我深知这预测根本没有任何必要。

    编后语：任何年代的青春，都有对这个世界的继承权。我们无法对新一代青春的梦想做出任何意见，因为我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我们的梦想是否还会存在。或许我可以预测，但我们希望此生无憾。——白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