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去实地考察了以后发现，关于瞻对的故事并不只是一部民间传说，它是当地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并且与很多历史中的人物都有关系，比如道光皇帝，还有清朝另一个人物——琦善。
2014年1月，著名作家阿来历时五年的最新力作《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问世。作品再现了始于雍正八年（1730年）、长达两百年的瞻对之战，同时也展现了汉藏交汇之地藏民独特的生存境况，并借此传达了作者对于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日前，记者就此书与阿来展开对话。
记者：《瞻对》刚获得了人民文学奖“非虚构类作品奖”，它与您之前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怎么会想到去写这样一本书？
阿来：《瞻对》是一部历史纪实文学作品，我本来是想写成小说，因为这部作品的内容跟我前一部小说《格萨尔王》有关。我写《格萨尔王》的时候走了二十多个县，在一两年的行走过程中听到了很多故事，其中就有一个关于瞻对的故事。
我去实地考察了以后发现，关于瞻对的故事并不只是一部民间传说，它是当地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并且与很多历史中的人物都有关系，比如道光皇帝，还有清朝另一个人物——琦善。
学中国史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时期有个投降派叫琦善，他曾是清廷的钦差大臣。琦善先是主战的，后来因为派人前往广州向英军议和，后又因与英人签订不平等条约被皇帝罢免。后来道光皇帝重新起用琦善，把他发配到西藏当驻藏大臣。他当了驻藏大臣不久，又被调任四川总督。就在他从西藏回四川的路上，在今天的甘孜州境内，遇到了被称为“夹坝”的一群藏人。这些藏人截断了川藏大道，琦善主张镇压，这才发生了清廷和西藏地方政府联合起来镇压布鲁曼割据势力的这一系列故事。
原本我是从事虚构文学创作的，但是在追踪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种种事情已经非常精彩了，根本不用你再去想象和虚构什么。就像今天我们在讨论现实问题的时候，就常常会感到，今天这个现实世界不用小说家写就已经光怪陆离的了，好多事情是那么不可思议，那样匪夷所思。
记者：您认为这段历史的披露对今天的人们有什么意义？
阿来：人们研究历史，其实是希望通过历史来观照我们当下社会的现状。
观察这些年来我国出现的少数民族问题，我发现，无论是过去了一百年还是两百年，问题发生背后的那个原因或者动机居然是那么惊人地一致，甚至今天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方法，还有中间的种种曲折，也都一模一样。瞻对虽然只是一个小县，但发生在它那里的历史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或许就对今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并没有失效。
所以我觉得，我写这本书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现实。这里面也包含我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哪个民族，都希望这个国家安定，希望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幸福。
记者：一边探访历史发生地，一边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探索，这种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让你感触深刻？
阿来：我在写《瞻对》时，把每一个故事涉及的村庄，以及发生过战争的地方都走了一遍，这是值得并且可以做到的。走一遍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空间感。
我这次写作靠两方面材料，一个是清史和清朝的档案，另一个就是民间知识分子的记录。民间材料的意义在于，好多时候，它跟官方立场是不一样的。更有意思的是，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这些历史事件也同时在老百姓中间流传，因此又有一种记述方式叫口头传说，也就是讲故事。这里面就有好多故事，保留了过去很多生动的信息。
作为非虚构创作，我知道把这些传说故事写进历史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的。但是这些虚构的、似是而非的传说当中其实也包含了当时老百姓对于政治以及重大事件的一些看法和情感倾向。另外，民间文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同样一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这些我都表现在书里了。
从另一个层面上讲，民间文学还有一种美学上的风格。它没有历史现实那么可靠，但它在形式上更生动、更美。
在写《尘埃落定》到《格萨尔王》的过程中，我除了学习书面的东西之外，一直对于民间文学中的这种特别的美感非常着迷，也试图在我自己的文本当中多多少少重建或者恢复一些那种民间叙述的美学风格。
记者：你以后是否会转型从事非虚构类作品的创作？
阿来：今天，民间的传说正在慢慢消失，很多故事沉睡在档案里头，沉睡在这些传说里头。把它们打捞出来并固定成一个新的文本，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新的尝试。做这类工作时，要做一些类似于学者的探究，例如分析档案、使用档案等。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但是我不会就此转型，仍然会继续进行虚构文学的创作。当然将来如果遇到像这样好的非虚构类题材，而且对今天的现实有强烈针对性，我想还会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