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波，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与扎西达娃、马原等一道是20世纪80年代西藏新小说的领军人物，先后在西藏做过专业作家和《西藏文学》副主编，代表作品《圆形日子》、《幻鸣》、《在这里上船》。现任《成都文艺》副主编。

    徐琴，女，汉族。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致力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藏族文化、文学研究。

走向历史的回忆

——藏族作家色波访谈录

徐琴  色波

    徐琴：色波老师，您好，认识您很高兴。您和扎西达娃、马原等是八十年代西藏新小说的领军人物，那个时代可以说是西藏文学的辉煌时期。穿过历史的雾霭，您是如何看待西藏新小说的？

    色波：我们先来定义一下西藏的“新小说”如何？西藏新小说，是指世界先进的文学思潮与西藏本土的古老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文学。西藏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是与魔幻小说是有区别的，魔幻小说是个过渡时期。我一直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并不高，但它的确给了八十年代西藏文学一个机会、一个转型以及冲出中国文学的机会。当然，西藏新小说夭折了，如果新小说能够成功，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藏现代汉语小说。

    徐琴：您曾经在1989年编过一本小说集《西藏新小说》，成为当时新小说的见证，也成为研究者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西藏文学的一个范本，您当时是怎么筹划这部小说集的？

    色波：我当时编《西藏新小说》时的想法还不是十分明显，只觉得与传统不同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所以我后来想编一本新小说集，没机会。并且有难度。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的西藏小说还是没超过那时的吧？你认为呢？其实区别是明显的。因为现在的中国文学本身就差不多不属于文学界，而是娱乐界了。我觉得对于作家来说，它首先要对小说负责，小说在全世界都遇到了问题，我们必须参与解决而不应该只关照中国的所谓文学市场。艺术不是一个市场，而是一个世界。小说实验不能松懈，对小说的敬畏之心也不能抛弃。

    徐琴：那么这样来说，您认为西藏新小说为什么难以超越，是因为当时一方面是作家的虔诚和认真，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外国文学思潮的借鉴？ 

    色波：西藏新小说还未在西藏未成大的气候，就夭折了。我曾说过，如果把我们那个时期的作家和小说从西藏文学史上抽去，就完整了，比如从益西单增到阿来，非常完整。也有一种进步，但那是人们容易理解的进步。意思是八十年代那段文学是那么的突兀，那么的辉煌，那么的回望不可信，那么的与西藏不相宜，突兀。当然你说的那两点是当时西藏文学蓬勃兴盛的原因则是肯定的。

    徐琴：嗯，回到八十年代，当时的作家包括您、扎西达娃和进藏的汉族作家，拿西藏作为题材，是否更多是投机呢？ 

    色波：投机倒不是。那时候文学是非常有地位的，这点倒是真的。写作时的投机心理，不少作家也有。我只敢说我本人在小说写作上毫无投机心理。投机是攫取的非常手段。如果我想投机，就不会在九十年代初，正步向红火时突然停笔。就说我们三个吧，扎西达娃后来不太写了，也是其他原因，马原比较看重名声这是真的。

    徐琴：哦，我看您那时正风华正茂，三十一二岁就很有名了。那您为何在兴盛时期，也正当年华时放弃了文学创作？

    色波：我从小学就喜欢文学，16岁那时考上了医学院，1975年底分配就到了墨脱。1980年从墨脱到调到拉萨，开始创作，1983年改行去办《拉萨河》这个文学刊物，1988年调《西藏文学》。从1991年开始，我的创作在国外反响也非常大了，因为连意大利的杂志都上了。但我是卡在文学认识上，我想再上一个台阶，而且觉得自己完全可以上去，但到成都后，好像没激情了。我不是放弃，也并没有放弃。我是想再上一层如果不换地方，倒是有可能。说实话，到成都后没写，只看。这两年才开始恢复一下感觉东西不一样了，先写了些短篇。

    徐琴：八十年代您的出名与您对文学的倾心执着有着很大的关系，但还与哪些因素有观呢？ 

    色波：我觉得是天赋的觉醒，就是关于小说的天赋。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关于小说教育是扼杀这种天赋的，《红楼梦》就是非常有天赋的，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奇怪得很。我可以说出八十年代文学突然出现又突然没了的原因：尽管我反对文学的“根”的说法，但中国作家如果没了根，就心慌，这也是那批作家消失的原因之一，其实不需要什么根的。但中国文学随时都在告诫作家和读者要根，这才叫尴尬，有点奇怪。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不少欧洲关于死亡的著作，结果，不是说我不怕死了，但我害怕生了。我有个极端的看法：当你从作品中看不出民族倾向和情绪时，你就有可能是藏民族的了。我觉得文学还是大同好。但这得有个条件，那就是你必须坚持自己的东西，至少不能讨好什么东西，讨好文学本身可以。

    徐琴：您知道，在1985年《西藏文学》出了个魔幻专辑，在内地影响很大，并由此激起西藏文学的高潮。

    色波：对。那是因为我1983年就写了《幻鸣》，到处都不发。压到1985年，马丽华就说干脆来个专辑，于是其他几个人全跟着这个路子写搞成一个专号了。对西藏作品的认同，如果不包括我的话，就是另外一种东西了，全是扎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其实还是从我的《幻鸣》来的。如果只认魔幻现实主义，那么西藏的1980年代小说并不值得过分渲染，毕竟是模仿，当然，扎西达娃本人天赋不错。

    徐琴：其实如果当时与内地评论界联手推出的话，您们会在中国文学界有不一样的反响。

    色波：有联手的。格非就建议我们的小说通通在北大还是什么地方重新出版一次，但没人响应。另外还有两件事：一件是李陀想在《北京文学》发一期西藏专号，结果大家给了稿子，不行，只留我和马原还有扎西达娃三个人的，后来也退回来了，因为马健事件，这是一；二，我1991年受苏童的委托给《钟山》做了一年的相当于特约编辑，结果我只选到了一篇，冯良的《吉胡什妮》，还是没人，冲出地区的真的还不多。所以我一直想精编一本西藏小说，是西藏作家不愿意，或者说是不知道其中厉害。大家都不想动。都在等别人出来做这事。我们那批人中，只要坚持写，就是三流的今天也是一流的，说遗憾也不至于。个人力量也够用。只是现在写起来艰难。

    徐琴：您们在新文学初期掀起了热潮，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从整体上来说，着实是个迷，让人遗憾！说到创作，不知道藏族文化身份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色波：作为藏族我更多的感到了一种责任。因为我对藏族不少现象非常关心，基本上是批判的。其实真正的作家，都是对自己的民族持批判态度的，否则作家就没意义了。我对藏文化的批判意识最强，因此我认为我对藏文化最认同。对自己的文化要进行批判性继承，藏族文化如果不被批判，那就不能前进，因为它已经遇到问题了。

    徐琴：您小的时候生活于汉文化圈中，但又是藏族文化身份认同，这对您的创作来说是否尴尬？

    色波：尴尬我一直没有，因为拉美文学是一样的，博尔赫期有句话，说：我一直想成为阿根廷的，结果发现我本来就是阿根廷的。库切是白人，结果他在南非当了作家。

    徐琴：您觉得您的作品与西藏有多大的关系？ 

    色波：西藏跟人类有多大关系，我的作品跟西藏就有多大关系。至于做得好不好那是另一码事，对于我来说，什么民族特点啦，区域特色啦，等等，都不是好小说必备的要素因此，每当有人在说我作品时拉进了这类话题，我就觉得我的小说肯定写得有问题了，没人去追问《西游记》的真实性，我不知道是我的小说只值得做地方性追究，还是读者一看到异域题材的作品时习惯了要追究这些？许多汉族读者都爱这样搞，我觉得其中有不少是下意识的行为。

    徐琴：我在您的作品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普世的关怀与批判。

    色波：对的。因为我觉得没必要把自己搞成跟世界不一样的动物。我觉得所谓的民族特色，只是一些非常表象的东西。人，是一样的。所以后来才有藏族批评家认为我反而更抓住了西藏的本质。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拉美作家对我的意义也在这里，而不是在作品本身中。拉美作家让我获得了一种信心，使我个人的想法普世化了。

    徐琴：作为八十年代西藏文学辉煌时期的代表作家，我觉得作为当事人，您可能会有许多感触，从对历史还原中可以看到许多问题的。

    色波：是的，感触颇多。我有这方面的随笔20多万字，只是没整理，因为觉得价值不大，其中一部分改成小小说了。还想写长篇回忆录，叫《香巴拉之路》。

    徐琴：在西藏文学的传播方面您做了不少工作，您主编的那套叫做“玛尼石藏地文丛”的4卷本是当代藏族文学第一次全方位集群展示。您在推出西藏文学方面做出的成就很大，这一点是能长留西藏文学史册的。

    色波：这个倒是，光那套玛尼石丛书，国外就根据那个出了不少西藏作家集子。编辑是后来到成都才像回事的，过去在西藏，只是编了些好作品。

    徐琴：八十年代，那是个理想飞扬的时代，也许是您创作生命历程中最为灿烂的时代，是吗？ 

    色波：对我来说不是，我非常反感我曾经拥有过的。这有点奇怪，所以不断地想搞新花样。但我找得准自己的位置。

    徐琴：一直对您的一句话不是很理解，您对西藏新小说的评价：“一块提前收割了的文学麦田，小说史上一道鲜亮耀眼的疤痕”？

    色波：对，我本来还想说，西藏作家的游牧习气，毁坏了这块麦田，游牧习气就是不耕种也想收获，模仿时需要的是股聪明劲，或许可以再加点小天赋。再往上走，就需要文化底蕴了。但西藏本土作家的文化底子极差，西藏本土作家两头不沾，藏文化汉文化都不明白，就是因为受的传统教育少，才有了模仿。由于种种原因，当然不管我们怎么解释，它毕竟是一闪而过的东西，前无古人是肯定，由于突然消失，也就后无来者了。你可以做这样的思考，我们用点来对点，比如从益西单增到阿来，是不是直接衔接上了，都是铺天盖地的宣传，而且阿来稍有一点进步，这恰好是衔接所必需的。如果70年代和90年代末或21世纪初，把这段作为一个历史来考察的话，没我们那批人，就正常了，不奇怪了，等于是我们在其中拉开了一个鲜红的口子，时间一长结疤了。我这是简单地比喻，里面还可以做很多分析

    徐琴：您是充满感情色彩来谈那段时间文学的！

    色波：这个倒是，因为文学跟经济甚至政治都无关，就跟理想有关，我曾经在广东卫视上说，跟思想的活跃程度有关，中国学者为什么不能抒情呢？

    徐琴：回首八十年代的西藏文学，您有何感触？ 

    色波：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当然也有惊讶的地方。一些人分明不能成为小说家，结果却成了，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外力啊！好像人人都可以成为小说家，但这也注定了当时的小说只能处在一个相对的高度上，再也无能为力了。马原就无比思念当时的激情时代，说到就要哭。

    徐琴：看得出来您对马原很激赏？

    色波：这个人不错。这人是中国少见的几个作家之一，说几个，那是习惯语，其实就这一个。好的就不用说了，他手法的先锋性与观念的保守性，使得他的小说看后总有一种说不出来味道。

    徐琴：马原之于西藏的意义上来说，评论家张军曾说：“西藏给马原带来了一切，马原却什么也没给西藏留下。” 

    色波：这话你觉得如何？倒过来说我觉得才有点对。西藏给人东西是公平的，为什么只有他？而他回来后不能写作了，他及其他人认为是离开了西藏的原因，而我则认为是人过四十后，他没调整好的原因。

    徐琴：在西藏文化圈中，您、扎西达娃，您们的族裔身份，对您们的创作其实有着很大的影响，是吗？既亲近西藏，但又无法全部融入。

    色波：我本人不大能感觉到这点，但离开后倒是有点这种感觉，我有篇无家可归的散文，1996年在《文化时报》上发表的。

    徐琴：你们既能进去，又能出来，还有您们的汉文化教育，使你们的情感对西藏是复杂的。你们相对本土作家而言，是有退路的？所以，西藏文学是尴尬的，他未来可能会留给没有退路的本族人，是吗？您如何看待西藏文学的前景？

    色波：你们可以这样去看问题。也是有道理的，作为我个人，只喜欢从小说本身上寻找原因。当我寻找完后，发现跟中国其他作家也没什么两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小说也不错，后来就不行了。到了八十年代再度兴盛，后来又不行了。情况是一样的。西班牙的一个研究者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说50年后再说，因为这是个周期，整个汉语文学都这样，如果不一样，西藏作家都可以坚持下去的。但必须复活小说中的“精英意识”，因为作为一个作家群，少了这个层面，“身份”就会受到质疑。这点我跟顾彬观点一致他也强调这点，而且不断地强调这是现代主义的品质。没有这种精英意识，西藏文学很难有突破！西藏作家崛起时，也是整个中国作家崛起之时！

    徐琴：当前西藏文学正处在一个新的崛起之时，一些执着于文学创作的作家正在冉冉升起，如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班丹、白玛娜珍，汉族作家敖超、张祖文等，他们正以坚实的步伐在构筑西藏文学新的辉煌。

    色波：是的，我们共同期待着西藏文学走向新的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