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骏马奖”评委

 

聚焦时代生活 彰显民族特色

 

对话人:

                刘  琼(本报高级编辑)

                刘大先(《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

                石才夫(广西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卓  今(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核心阅读】

 

        如果说既有的重述少数民族历史小说曾一度带有将某个民族的过去神话化、传奇化、风情化的色彩,近年来的创作则更多具有辩证意味

        近年来,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创作以现实和历史文化为两大支点,中国梦和民族团结主题创作成绩尤为突出

        参评诗歌在题材的广泛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和写作的质量上都有显著提升,其中既有影响卓著的成熟诗人,更有大批崭露头角的“80后”青年诗人

 

刘琼

        炎夏烈日,来自15个民族的27位文学妙手,奉献了一道丰盛、精美、独特的文学大餐: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经过充分讨论和严格评选,《时间悄悄的嘴脸》等24部作品与马英等3位民族语言翻译家,斩获本届“骏马奖”。此次评奖是对近些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是对党和政府多年来大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促进各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的一次生动体现,结果特别值得关注和研究。

 

长篇小说——现实、历史与美学的交织

 

刘大先

        长篇小说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水准,体现了作家们的现实关怀。他们从鲜活的生活实践中提炼的人物与故事,有力地展现了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当下社会与经济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的变迁,在地方与族群的现场发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李传锋的《白虎寨》写的是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的新农村建设,关联起了全球化时代金融危机和返乡后的新一代进城务工人员主体性的建立与自我更新,堪称当代“创业史”。乌·宝音乌力吉用蒙古文创作的《信仰树》通过还俗喇嘛三代人的故事,讲述了民族信仰与现代教育的双重文化内涵。这些试图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的作品,复苏了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

        重述传统,建立关于某个族群的历史叙事是另一脉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如果说既有的重述少数民族历史小说曾一度带有将某个民族的过去神话化、传奇化、风情化的色彩,近年来的创作则更多具有辩证意味。袁仁琮的《破荒》三部曲用亲历者的冷静而理性的观察代替新历史主义式的想象与虚构,在生活面前保持中立和客观,又充满同情的理解,将贵州西南腹地侗族山村和县城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行正面强攻式的细致勾勒,充分展示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人性的丰富与变化,却又没有作轻浮的道德评价,依靠丰富的情节、真实的细节、广阔的社会背景表现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少数民族长篇小说不仅在观念与内容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在美学上也取得了艺术性和人民性的结合,显示了创造性和自由自觉的品质。比如阿拉提·阿斯木的《时间悄悄的嘴脸》这一以新疆玉王的故事反映当代维吾尔族文化转型的杰作,就充分结合了意识流动、时空转换和维吾尔传统中麦西莱普式的场面与幽默风格,并且在修辞上以陌生化的语言丰富了当代汉语的书写。

        近年来的少数民族长篇小说涌现出大量现实关怀、历史重写与美学创造的融合之作,为完整的中国文学版图绘制了多元共生、生态和谐的图景。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那就是很多作品依然存在着故事化与平面化的问题,未能构成文化反思和精神探索的深度,在未来还需在宏观总体性的把握上进一步着力,从而达至对民族文化历史与美学、现实与艺术、继承与批判的统一。

 

中短篇小说——青年女作家实现整体突围

 

刘琼

        中短篇小说创作在这次评奖中整体实力较强,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立足于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以琳琅满目的艺术样式和鲜活故事描摹时代与生活,提供了怎样独特的经验?

 

石才夫

        中短篇小说集一共有46部(含使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作品10部)参评,他们的作者来自16个民族。在使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中,藏族的阿来、万玛才旦,土家族的田耳,回族的马金莲,壮族的陶丽群,纳西族的和晓梅,满族的夏鲁平,蒙古族的白雪林,瑶族的钟二毛等均表现出较强的实力,他们的创作代表了近一个时期我国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高水准。这些作品一方面紧密关注现实的变革,以从容自信的表达,展示绚烂的民族生活和人物命运,另一方面在历史题材、乡土叙事和情感叙事等方面,也有不俗表现。这些小说通过对本民族历史变革的讲述,通过对乡土田园的描绘,展示勤劳、善良、顽强的民族精神,表达对乡土文明衰落的痛惜。情感叙事类小说并不局限于儿女之情,而是把人的情感置于大时代变革的背景下,从某个社会焦点出发,或反映伦理冲突,或呈现情感困顿,现实感和问题意识很强。

        本次中短篇小说评奖有一个突出现象值得关注,就是青年女作家的整体突围。这批作家中,以回族的马金莲、壮族的陶丽群和纳西族的和晓梅最具代表性。马金莲的《长河》通过对西北某村几位普通人死亡的记叙,展示了一幅特色浓郁的民族风情画卷,揭示生命的温暖和生活的温度。作者在春夏秋冬的时间代序中描写了四个死亡故事,四个人的死超越了村庄的界限而拥有了形而上的意义,即死亡作为不可逃避的命运,带有洁净和崇高的意味,而逝者只是生生不息的生命长河中的一个浪花。陶丽群的《母亲的岛》讲述了一位农村被拐卖妇女逃离的故事。作者没有把逃离者形象作简单化处理,而是创设一个迷你岛屿,先是让母亲从家里“逃”到小岛上,最后从岛上消失。作品构思之精巧,铺陈之从容,情感之丰沛,令人叹服。和晓梅是近年崭露头角的纳西族青年作家,她的参评作品《呼喊到达的距离》包括《未完成的成丁礼》等7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扎根民族文化土壤,对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民族性的现代书写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报告文学——以中国梦和民族团结为主题

 

刘琼

        报告文学是距离现实生活最近的一种文学体裁,其优长在于能够迅捷反映现实,书写时代,书写人民的梦想和追求。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创作具有这一共性,同时还表现出独特性。

 

李朝全

        近年来,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创作以现实和历史文化为支点,中国梦和民族团结主题创作成绩尤为突出。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湘西十八洞村时提出“精准扶贫”的理念。湖南苗族作家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将笔触对准十八洞村,生动描述近年来湘西实施扶贫攻坚战以来取得的可喜成就,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降边嘉措的《这是红军走过的地方》通过采访和大量史料,还原红军长征经过藏区的历史往事,真实记述了当年党和红军执行了正确的民族路线和宗教路线,从而赢得藏族同胞的鼎力拥护和支持,表现了红军与藏族人民鱼水情深的关系,弘扬了民族团结的精神。

        历史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识。少数民族作家注重开掘本民族及其聚居区域独特的人文历史底蕴,书写民族习俗、宗教、礼仪、生存状态及生活方式,体现出了鲜明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云南佤族青年女作家伊蒙红木的《最后的秘境》是一部关于佤族山寨文化的文学报告。作者通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田野调查,走遍了国内数十个佤族山寨和境外缅甸的佤邦,采访了数以百计的佤族百姓,踏寻佤族的古今历史、生活习俗、传说故事等非物质文化,题材独特而重要,体现了作者自觉的文化担当、人文情怀和民族自信。

        人物传记在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生动可读、感人至深、给人启示的优秀作品。回族作家冯雪松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用影像与文字结合的方式,寻找一位在抗战初期失踪的战地记者。方大曾是第一位深入前线,报道卢沟桥事变的中国摄影记者。作品采用口述实录的手法,题材独特,在抗战题材创作中独树一帜。

 

诗歌——群山崛起绵延不断

 

刘琼

        少数民族诗歌写作历来队伍庞大,整体质量较高,除此之外,此次评奖有没有其他值得分享的经验?

 

张清华

        作为历经两届“骏马奖”评奖的评委,我此次强烈地感受到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如群山绵延崛起的强劲势头。与上届相比,在题材的广泛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和写作的质量上,都有显著提升。其中既有影响卓著的成熟诗人,更有大批崭露头角的“80后”青年诗人,虽然年轻,诗却写得异常成熟,诗风清新而健朗,朴拙而大气。

        与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相匹配,参评的诗集中当然少不了非个人化题材的作品,如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羊子的《静静巍峨》、舒洁的《仓央嘉措》、阿吉肖昌与阿苏的《喜利妈妈》等,都是着眼民族历史、讲述地域文化的作品。像《茶马古道记》,以串珠式的结构,串起了这条西南地区千年生命线上的自然山川、人文风物、历史民俗、人物传奇,用生动的笔触将之熔于一炉,再现了它作为生命之路与文化之路、通商之路与血缘纽带之路的神奇与壮美。

        当然,数量最多的仍是个人化的抒情写作。在这点上,少数民族诗人与内地的汉语书写似乎并未有泾渭分明的差异。稍有不同的,只是他们融进了更多地域的风情,以及在生活风俗中所积淀的文化与民族性格。彝族青年诗人鲁娟的《好时光》就是例子,她对于爱情与内心生活的刻画细腻而精湛,但细读又会使人感到它鲜明的民族性格。在裕固族诗人妥清德的笔下,故土与草原的吟咏,个体生命的体验,也无不散发着西北地区特有的苍茫气息。

        在张伟锋、马占祥、王志国、芦苇岸等人的作品中,我们会感受到更多时代性的东西,有的偏重于哲学的思考,有的沉浸于文化的分析和批判,有的醉心于信仰与神性的体验。这些都大大拓展了青年一代民族诗人写作的深度与宽度,预示了他们写作的更高境界与光明前景。

 

散文——乡土、乡愁和诗意

 

刘琼

        将民族文化基因和自身演进特征溶入作品之中,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得天独厚的优势,一些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从本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判断去感受生活、感应时代,成为散文创作的生力军。

 

卓今

        乡土是近年来散文流行的主题,在全球化、互联网时代,少数民族散文写作将乡土这一主题置于更大的视野和格局中,对乡村的深刻改变,包括文化习俗、心理结构、自然环境、人际关系的变化等都进行重新审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藏族作家雍措的《凹村》,如同“凹”字本身,这个地理位置具有象形符号意味的村庄,像一个容器,装着满满的爱、故事和正能量。文化与风俗是散文长盛不衰的主题,近几年少数民族散文表现尤为突出。壮族作家黄毅的《新疆时间》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他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新疆的壮族作家,表现出对新疆各族文化深沉的爱,对事物独到的观察和理解,是知性和美的结合。

        思乡是中华各族人民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心理,也是人类共有的精神倾向。虽然作家大多居住在城市,他们笔下展现的依然是故乡的人和事,还有对童年和往昔的回忆。便捷的通讯和交通不仅不能缓解思乡病,反而使人更加方便流动和分离,人们去国怀乡的故土情怀更为浓烈。乡愁主题在近几年的少数民族散文创作中占主导地位,并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趋势。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苗族作家杨犁民的《露水硕大》,他将自身埋入情境之中,情感真挚动人。

 

刘琼

        评奖是检阅,更是导向,通过奖励佳作,鼓舞士气,引导创作。衷心祝愿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不断开拓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原刊:《人民日报》2016年8月5日24版【文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