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严英秀访谈录：面对无穷的可能，和缺陷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胡沛萍
严英秀是当下中国文坛上一位很有实力的藏族女作家。多年前，我就通过她的文学评论对她有了了解，感觉她行文笔锋锐利，说理论述很有气势。之后才知道她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小说家。后来，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她的两部小说集，颇多感触。两部集子中的几乎每一篇小说都让人感到很是兴奋。我是在手不释卷的状态下读完她的作品的。这种阅读感觉已经好久没有体验过了。于是，就自己的阅读感受与感想，与作家做了一些交流。
胡沛萍（以下简称胡）：阅读完您的小说后，我觉得您是那种颇具天赋的作家——很会讲故事，或者说知道如何把故事讲好。这种才能对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上中学时就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吗？有没有在阅读他人的作品时就意识到自己有讲故事的才能？在没有从事创作之前有过当作家的梦想吗？
严英秀（以下简称严）：谢谢胡老师肯定，其实我觉得自己并不是那种很会讲故事的作家。有些人的故事讲得复杂曲折，玄机四伏，高潮迭起，同时又自然流畅，行云流水，我特别羡慕。对文学的热爱当然是从少年时期就开始的，那时候，只要能看到的书，就总是如饥似渴地阅读。读到对自己有触动的作品，也会想，这个故事如果让我讲会是什么样子。我在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有时也尝试写小小的虚构题材，应该说，当作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自觉的追求目标，虽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停止了写作。
胡：虽然你的小说数量不多，但几乎每一篇都称得上是上乘之作。这主要体现在您小说的构思、结构上，富有悬念、紧凑精致。除此之外，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拿到小说集《纸飞机》后阅读开篇的《玉碎》，就不禁为之一振。说实话，在我所读过的小说中，有如此吸引力的小说并不多见。我的第一感觉是，您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在这一点上，您的作品与欧•亨利的小说有一些相似之处，非常讲究构思与叙事的曲折变化。接下来的不少作品多是有着同样艺术效果的精细之作。我感觉您非常在意小说结构的营造和设计，喜欢制造悬念。您在创作时是不是非常注重小说故事情节的设计与安排？
严：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缺乏叙事技巧的作家，很多人谈我的小说关注的也多半是主题，感觉，语言这些方面。所以，我很讶异胡老师一开始就发现了我小说结构上偶或存在的好的特质，这对我也是一种鼓励。除了您，还有暨南大学的教授姚新勇也曾撰文指出这点：“严英秀较为巧妙地采用了复调的叙事或嵌套式的结构，增加了小说层次的丰富与复杂，也使得一些故事的结局，具有了欧•亨利小说的结尾的魅力：出人意料、戛然而止、又意味深长。但从小说故事叙述的整体感觉来看，又不纯然是欧•亨利男性叙事式的紧凑、干练，而是不无机妙的谋篇布局，与张爱玲式的从容、怅然、隔世之感相契合”。你们不约而同地提到欧•亨利，这在我也是一种突然的 “发现”。我读过欧•亨利，零星半点，根本谈不上精心研读，而且是早时的事了。如若不是你们这样说，我还从来没有留意到自己的作品和这位优秀作家有相似之处。或许，大师对人的影响就是这样一刹生根，润物无声？
正如您所言，我非常在意小说结构的营造和设计，认为没有悬念的小说是有极大欠缺的。但问题是，有这样的理论自觉和在具体创作中实施这种理念是两个概念。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创作通常属于那种兴之所至、信马由缰的状态，许多篇小说动笔时只有一点电光火石的触动，几乎没什么明晰的情节构思和完整的人物关系，开始写了却不知道能不能写下去，不知道最终会写成什么样子。面对已经开场的故事，再怎么去注重之后的设计与安排，如何注重，有时候自己很茫然。有句话，被许多写作者所信奉，当然也屡屡被诟病，那就是小说人物会牵着小说家的鼻子走。我对此是有体会的，我不认为这是故作高深的矫情之语。一个小说的开始，便寓示着一些人走进了“自己”的命运，是的，自己。我并不认为我完全有能力按照创作构想设计他们的人生，或者扭转他们的命运。故事长出了你全然想不到的藤蔓，人物突然冲出了你的规定情境，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所以，设计与安排会半路落空，而悬念往往不是制造的，是不期而遇的。就像您提到的《玉碎》，我原本的构想是关于女主人公自己的爱情故事，但开篇不久，笔下就出现了小姑这个人物，然后，所有的情节便都绕着她展开了。那真像是一种魔力。2014年发表的中篇《遇见》动笔时，我想好了怎么正面塑造叶子矜这个女性，但故事一路走下来，叶子矜自始至终坚持躲在别人的述说中，愣是没露面。而且，她几乎是水到渠成地拒绝了我最初给她安排的结局。
胡：您的不少小说不但在形式方面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同时还蕴含着摄人心魄的艺术力量，读完之后总是让人难以释怀。愤怒、不解、不平、可惜、哀叹，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人难以平静，会不禁自问，生活怎么会是这样呢？我的感觉是，您对生活的态度是相当开放的，至少在进入创作状态时，往往会把生活多面化，并以宽容的心态接受它。不知我的这种判断是否切合您创作时的艺术期待？
严：应该是这样。一个写小说的人会常常面对生活喟叹：生活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好像在《纸飞机》里说过，生活永远比小说更像小说。我至今还是这样想。我在生活的多面化面前诚惶诚恐。
胡：您的小说有一种极致化的叙事倾向。我说的极致化，是指把人的心理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态势推向极限，推向让人难以接受的地步，或者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比如您的小说在写爱情时，当事人要么爱得天荒地老、痴心不改；要么爱得赴汤蹈火、覆水难收，甚至飞蛾扑火自我戕害。这种极致化的叙事以很强的冲击力刺激、考验着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我很赞赏您的这种叙事倾向。我觉得您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叙事意识的作家，努力把故事讲得不同凡响。是这样吗？
严：我应该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叙事意识的作家，但我并不能做到把每一个故事讲得不同凡响。我前面也说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一些清醒的理念，一些自觉的追求，都不能得到有效的实现。小说创作中，作家最重要的不是具备怎样的意识，有怎样的理论自觉，而是在多大程度上能自然地贴近人物，理解人物，细腻、准确、透彻地描写每一个笔下的人物，哪怕他们处在怎样特殊的境况中。所以，我认为如果我的叙事有极致化风格，那不是因为我有这种叙事倾向，而是我的人物在情节中一步步走到了此种情境，他的，她的全部的心性，所有的遭遇，都决定了“非如此不可”。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在推卸一个创造者的责任，事实上，我必须得承认，我的人物之所以赴汤蹈火地走进一种激烈的命运，这完全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拒绝了一种温吞水似的写作。生活是凡俗的，琐屑的，但庸常的表象下时时有暗潮涌动，其实许多人在许多时刻都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这些俗语说的大概就是生活不温和的那一面。我看重对生活流的写实，但个性使然，我有时候可能更愿意直面严峻尖锐的人生，更愿意表现高纯度的情感，这可能就是你讲的极致化风格。换句话说，生活其实永远是不好不坏，能让人过下去的，但我一根筋地想要从这样的生活中提炼出意义，追问出价值，想要找寻出之所以一步步走下去的坚实理由，这样一来，很多东西就土崩瓦解了。
许多人说我是理想主义，是不是就指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拧巴劲？这样，是不是有点虐？
胡： 阅读过您小说的一些人都认为您的小说语言纯粹干净。对此我非常认同。您的小说不但语言如此，故事情节也是这样。这是您刻意追求的吗？这也许是一个特点，但未必是一个优点。因为它似乎离生活有点距离。现实生活可不是纯洁无暇的，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也不是绝对干净文雅的。艺术当然要对生活进行必要的过滤和提纯，但毫无尘埃的生活则有些虚无缥缈。中国有位作家（他同时也是一个评论家）谈过一种创作经验，大意是：一个人写作如果没有点流氓气是创作不出好作品的。这也许有点绝对，但从艺术与生活的相互关系来看，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严：是的，确实有很多人注意到我的小说语言，或曰纯粹干净，或曰书卷气，文人气，甚或有人概括为语言洁癖。您说“这也许是一个特点，但未必是一个优点”，我认为您的说法非常对，非常精辟。那个作家兼评论家的话大概也是有道理的，纵观古往今来，真有不少有流氓气的人写出了好作品。但这个，我是没法学来的。您问我语言的纯粹干净是否刻意追求，恰恰相反，如果要我写出“流氓气”，那才是刻意追求。我知道一个作家应该有多样的语言风格，荤素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但我承认自己的局限，有些东西，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我有一些异议的是，表现生活的尘埃，一定得用不干净不文雅的语言吗?
胡：在一个访谈中，您把自己“纯净良善”的叙事取向归结为藏族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个人的看法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精神，比如追求良善，向往美好，肯定对您的创作有影响，但我不认为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这些精神因素单方面地决定了您的叙事取向。我认为您的个性和情感内质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样才能在根本上解释您的艺术世界的特质——对女性爱情的极致化描述，同时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那么多藏族作家里唯独您的小说是如此面目。同样是受藏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有许多人的创作并不纯粹干净。我现在还是想就这个问题听听您的看法？
严：这是共性和个性，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任何作家都不会单方面地被某种文化决定其写作风格，关键性的因素还是自身的个性和情感内质，这说得没错，但一个人在母族文化的哺育和滋养中一点点成长，这样的浸染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塑造、成就他的个性特质，这种影响或许是无形的，但却是巨大的。总之，我认为藏族文化中的许多共性，与我个人的性格、气质和精神追求非常契合。这种东西，用不着外在符号去标示，它在日常的生活中，是自觉的行为规范，在写作中，是天然的血脉渗透，是一种底色，这跟写什么故事什么题材无关。藏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撑着我为人为文始终如一的精神和追求，那就是对生命、生活的热爱和疼惜，对道德良善永远的信仰和追寻。爱美、信美、求美，是我作品中不变的主题。这是我的出发点，也是我致力要完成的抵达。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个体能为人类文化的建构所做的也就这点了。
胡：《纸飞机》所描述的爱情简直让人然难以置信。痴迷、坚韧，甚至有些疯狂。读这篇小说，既能够感受到爱的执着热烈，又让人觉得那是一种病态和野蛮之爱。原本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到头来却成了伤害当事人的一剂毒药。人性的复杂、生活的无常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小说里的阳子是一个个性鲜明的女性，她身上所表现出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意识，是对幽深驳杂人性的的一种展示。她对情感的处理方式让人有些难以接受，但仔细想想又觉得也有合情合理之处。您塑造这一人物时想表现些什么？我很想知道，身为女人，您创造这个人物时的心态？
严：我自己觉得《纸飞机》是一个特别的作品，从根本上不能和我其他的小说相提并论，因为它不表现生活，甚至也并不是为了展示您所说的幽深驳杂的人性，《纸飞机》里的生活和人性，其实是经过高度过滤和提纯了的。如果说，我的小说有极致化的叙事倾向，那么，《纸飞机》应该是一个典型文本。事实上，它从精神特质上属于诗，而不是小说。阳子这个人物，根本上就是诗意的产物，她无比热烈，其实又简单至极，塑造这么一个女性形象，我想要表现的无非是曾蛊惑过我们感动过我们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身为女人，我看着自己笔下的阳子，就像是看着自己早已弃掷的诗章，看着渐行渐远的青春狂想。她理想到虚幻的地步，如果她真的存在于生活，也只有自取灭亡。可哪个女人，不希望在心中珍藏一段不蒙尘的爱情，在意念中为这样的爱情出生入死？
胡：如果我说这个人物是一个情感偏执狂，甚至有些情感“变态”，因为为了爱情，她什么都不顾，甚至不顾伤害他人。您能否接受这样的说法？
严：我说了，阳子离生活有多远，所以，从生活的角度，以正常的伦理标准评价，我太能接受您的说法了。
胡：读您的小说，总有一种无名的伤感涌上心头。我很佩服您对人性与生活观察、体悟的深刻程度。能不能说这是您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呢，比如说敏感、情感细腻、喜欢思考？因为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够写得如此细腻深刻。
严：其实，生活中的我性格外向，有点大咧咧，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先天后天都还是有很多欠缺。但我认为作家应该有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观察、体悟人性与生活的禀赋，如果他不是人群当中最敏感、最柔软、最容易受伤而又最宽仁最体贴最忧患的那一个，他又怎么能表现广大的世界呢？
胡：在您的小说中，女人大多都是失败者，尤其是爱情婚姻的失败者。她们是受伤害较重的那一方。考察现实生活，这似乎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从这一角度看，您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您小说中的故事是不是都有一些基本的原型？
严：基本没有真实的完整的故事和人物原型。有时候，也有一些听到看到的生活中的人和事，会零碎地片段地用到小说里。除了《纸飞机》这篇小说，我的故事都还是很贴近现实生活，很接地气的吧，所以虽然虚构却很有真实的感觉，经常被人问到小说人物有没有原型的问题。
胡：您的许多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多为知识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都非常优秀。在学业、工作上都算是佼佼者。但这些女性的生活并不美满，尤其在情感方面都是严重的缺失者。她们心怀纯真的感情，且爱得极为投入，却无法得到回报和满足，人生因此而显得苦涩无奈。我觉得这种情感困境折射出来的其实是人的一种生存困境和悖论。您的一篇小说中的一位女性人物曾说过：不相信男人，但相信爱情。这多少有些荒诞，这种荒诞指涉的就是生活的悖论，有点形而上的意味。不知您在创作此类小说时有没有感觉到人生的这种荒诞与悖论？或者说塑造这类人物就是为了表现人生的这种荒诞与悖论？
严：人生究其深层，原本就是荒诞的，荒凉的，荒芜的，充满着各种悖论。若每个人拷问灵魂深处，其实都是情感的缺失者。这是人无法超越的生存困境。所以，是婚恋方面的不如意也罢，是其他的困顿也罢，生活中的苦涩无奈处处可见。我塑造的人物都是些用心活着的人，所以他们很累，很痛，尤其女性。没有一种人生不是残缺不全的，所以，怎么过，都是不快乐。但我并不因此就认为人生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我确信生活的皱褶里包裹着太多弥足珍贵的温暖，我愿意我的作品更多地提供这种亮色。我悲伤，所以我写作，我写作，因为我依然愿意相信。就是这样。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品格如何就看他是否有心力写出开在泥淖中的花。也许，爱与美的境界永远无法最终完成，正因如此，心灵的坚守和相对的超越才有意义和高度。所以，我写为生计奔波的卖鱼女，心里却藏着一个关于翠玉的梦，我写在爱情中历经伤痛的知识女性，依然执拗地相信着爱情。她们不是痴傻，而是千帆过后的天真，痛定思痛之后的不放弃，是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对世界的坚信。所以，“不相信男人，但相信爱情”这话貌似悖论，实则不然。我在这句话里寄寓的东西很多，绝不单指男女爱情。浮生如寄，难道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信仰吗？
胡：《1999：无穷思爱》似乎并不是一篇小说，更像是抒情性的回忆录散文。我觉得这篇作品可以视为您人生的一段心路历程，对于理解您的小说创作很有帮助。作品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没有多少友情会经受住这样的考验。现代人的感情脆弱得不堪一击。人海茫茫，孤单的人们急于拽住谁的手抚慰自己。他们是那么容易牵手，而又是那么善于分手。”这是否可以看作是您小说中常常出现“情感破裂”这一情节模式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根据？
严：感谢您阅读得这么精细，《1999：无穷思爱》确实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更像是抒情性的回忆散文。唯有这篇作品，其中的人和事都是来自我生活中的真实，它记录了我人生的一段重要心路历程。我上大学时，同宿舍的几个女孩相处得非常好，她们大都比我早一步婚恋，开始了丰富而严峻的人生。参加工作后，单位上又有许多个年龄相仿的单身女同事，那个时候，大家喜欢吃吃玩玩都在一起，完全不像今天这么清淡、隔膜，这么忙碌。应该说，这两拨女伴是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的人。她们的情感、生活，我曾是亲历者，甚至是参与者，她们的受伤、失败，我感同身受。我从她们各自迥然的人生中，加深了对女性感情世界的理解和体悟。说实话，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走不出她们的故事，胸中块垒，无以浇释。这些，在作品中都写出来了。这是我1999年的作品，记得写完最后一个字，泪水喷涌而出，继而通体舒泰，有一种完成的感觉。不仅仅是完成了一篇作品，更是完成了某种成长的仪式，我觉得我终于卸下了什么，可以朝前走了。是的，《1999：无穷思爱》对我来说，更像是对青春年少的最后挥别。那种意味，至今缭绕不已。这篇作品，它不太像小说，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几乎是我后来很多篇小说的母体，因为，关于女性的友情，爱情，事业，家庭，关于付出，伤害，关于挣扎，妥协，关于破碎，救赎，凡此种种，《1999：无穷思爱》都试图做出自己的思考和表达。当然，现在，回头看看，大都很浅显，毕竟那时候还不满30岁，无论是对一个作家，还是对一个为人妻人母者来说，生活都才刚刚开始。
胡：用女性主义来解读《1999：无穷思爱》看上去非常合适。您在其中几乎用哭诉和质问的口吻描写了现实生活对女性的种种不公、挤压、盘剥，展示了女性在社会、家庭生活中的弱势境况。从这篇作品看，您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您的小说在这方面表现的并不特别激烈。您对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有何看法？
严：不只是《1999：无穷思爱》，我得承认我的许多篇小说都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的视角和立场，我是一个女性，我做不到超越性别，我必然地更为关注现实生活对女性的种种不公、挤压、盘剥，展示女性在社会、家庭生活中的弱势境况，揭示男权文化的无处不在。但正如您的发现，我并没有通常的女性主义者身上那种剑拔弩张的激烈铿锵，如果说我也是一个女性主义者，那么我是温和派，因为我知道两性都不完美，各有优点和劣根性，都需要自省，生长。一种霸权文化的消除，需要全社会更积极持久地努力，若只是一味地鞭挞男性，其实也于事无补。两性只有互补互助，才能铲除疟疾，依存发展。我主张以建构为目标的解构，所以，我对在仇恨和破坏这条道上走到黑的女性主义是持怀疑和警惕态度的。事实上，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风起云涌了一阵子之后，现下也逐渐式微，这是因为国情所限，当然也是因为自身的桎梏。
胡：小说集《纸飞机》里描写女性情感纠葛的几篇作品，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倾向，那就是，陷入情感漩涡的女性都心事重重，把自己的情感看得特别重，或者说非常在乎自己的爱恋感受，由此总是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竭力想获得一种超越世俗的爱。但她们都是“爱情缺失者”。事实上，她们遇到的问题往往是第一次情感投入没有得到理想的回报，由此而抱憾终身，即使现任丈夫对她们体贴关爱，她们也觉得自己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我们也许能够理解她们对自己纯真情感的迷恋，但这种太过自我的倾向似乎也有些过分。我觉得，说她们是严重的“自恋病患者”，或患有情感方面的歇斯底里症，也许是合适的，尽管她们很多时候是受伤害的一方。您在创作时，似乎对她们的这种情感取向很是同情，甚至是赞同。不知我的这种判断是否合理？您对此有何看法？
严：您不觉得文学向来是更青睐有缺失的生活和有病患的人吗？所以，如果我写一群知足常乐的贤妻良母，反倒是不自然的了。我写您总结的这类“自恋病患者”时，谈不上赞同与否，能做的只是尽量去理解她们，体贴她们，揣摩她们的心跳和体温。没有人心甘情愿地自绝于幸福吧？所以我认为她们之所以不能幸福，并非只是出自自恋。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她们成为如此的缺失者，这就是我的小说所要表现的。或许，我挖掘得还不够。
胡：您在几篇文章中提到法国女作家杜拉斯。这位对男女情爱描写极为独特而卓异的作家在爱情问题上显得非常决绝痴迷。在她的笔下，女人的爱是大胆而疯狂的。我感觉您对女性爱情的描写多少受了她的一些影响？
严：真的吗？我很喜欢杜拉斯，着迷于她的个人魅力。但我自己感觉不到对女性爱情的描写有受她的影响，这个差距太大了，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一切都不同。您这一提醒，我才发现其实我从杜拉斯的笔下就没看到过什么具体完整的爱情描写，我从来都会忽略她的剧情，抢眼的，凌驾于故事之上的永远是她自己的声音，她独有的剖白，激情，绝望，魅惑，剽悍，决绝，什么样的形容词能形容她那些不讲理的造句？就是这样，杜拉斯最吸引我的是她的语感，她有无人可以媲美的语感，她是天才。杜拉斯对我来说，其实并不代表别的，她等于那些横空出世的句子，那些无与伦比的短句啊！
胡：用“情感与伦理冲突”来概括您的一些小说的叙事模式似乎比较合适。在情感冲动与伦理规约之间，往往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当事人处于其中不得不经受煎熬折磨。这也许是您内心“情与理冲突”的一种外显。在现实生活中，您更倾向于哪一方面？
严：现实生活中，我是无可选择地遵从伦理规约的那种人。
胡：您有一两篇小说是描写家庭亲情的，很让人感动。对于亲情，您的叙事态度似乎非常严肃，不偏不倚，与社会心理所期待的伦理规范相一致。为什么在描写这类情感时，您倾向于中庸之道，不做极致化叙事？
严：因为在家庭亲情中，你面对的是最现实的人生，它要求你踏实，负责，每一步都按照既定的生活轨道，每一步都要合乎社会伦理规范。在我的年龄，描写这类情感时，唯有谦卑地低下身去，紧贴着地面，严肃地谛听这个苦乐世界的秘密。若还有极端的叙事，另类的内容，越轨的笔致，那就是不真实的，做作的“飞翔”。
胡：您的小说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女性情感纠葛的，前面我们谈论的主要是这类。另一类是反映高校人事生活。您的几篇描写高校人事生活的小说也相当精彩。作为一位老师，我感觉很是熟悉、亲切。当然，这些小说反映揭示的问题并不限于高校这个特殊场域。高校只不过是一个特殊的舞台而已。阅读这类小说时，我感觉您的笔调轻柔得多。情感沉稳舒缓，为什么有所改变呢，是题材原因吗？
严：是啊，生活本身就是按部就班，波澜不惊，看上去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波动，大爱大恨的纠葛，大是大非的抉择。我只能站在一定的距离外，慢慢地捕捉那些自认为的“严重的时刻”。
胡：《一直很安静》简直就是一幅校园浮世图。把中国普通高校里的人事生活描绘的活灵活现。看得出您对高校里的人事风景观察揣摩的很是透彻。高校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小社会。从小说的行文笔调和叙事态度看，您似乎对这个小社会里的各色现象比较宽容，能够坦然接受，尽管有时笔锋里透露出嘲讽的语气。在实际生活中，您对小说中所描述的现象也持这种态度吗？
严：小说中那个潜在的我，似乎比实际生活中的我高明一点，呵呵。真实的我，对很多现象都不能够做到你说的坦然接受，动辄还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愤青样。不过，又能怎么样呢？最终不过变成对自己的嘲讽。
胡：出于教学需要，您还从事学术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坛的创作状况应该有一定的了解。您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哪些方面值得肯定。在中国当代文坛，您比较偏爱哪种类型的作家？
严：这是一个大题目，很难一言以蔽之。应该说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肯定的，也出了不少好作家好作品。最主要的可以说从文化的向外看齐逐渐改变为向内寻，向根寻，汉语写作本质上的自觉性已然确立。我好像在2008年就写过一篇《谁在为谁唱盛唱衰》发表在《文学自由谈》上，我反对那几年吵得很热闹的什么“当代文学是垃圾”啦，什么“当代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啦等等，我不理解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怎么可以有那么斩钉截铁的完全相反的评判，我认为这样的唱盛唱衰都很简单粗暴，缺乏理性的文学史观。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确实存在着很严重的病象，思想能力和审美能力都在退化，文学似乎再也不能渡我们抵达灵魂的彼岸。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研究者，一个以教当代文学为生的老师，我不时感觉悲哀且愧惭。
如果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我的偏爱确实比较偏，我多年喜欢的是张承志，史铁生，蒋韵，格非等几个不多的当代作家。显然，他们也不是一个类型。
胡： 一直以来，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态势都很不错。我拜读过您写的一些关于当代藏族文学的评论，注意到了您对当代藏族文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感觉您的判断还是很到位的。您认为当代藏族文学在哪些方面成绩比较显著？
严：当代藏族文学的成绩，主要在于确立了历史、宗教、传统文化的“民族叙事”。这可能也是一个共识。新时期以来的几代藏族作家，以不同的创作风格，不同的题材视角，不同的性别立场，殊途同归地探寻了浓厚的藏民族文化内蕴，表现了对民族精神的追索与建构。藏族文学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视阈内，是面目清晰，风格鲜明的。
胡：舟曲是您的故乡，但您的作品很少有这方面的内容，除了有一两篇涉及到舟曲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外，其他方面难见踪影，尤其是您小时候的经历几乎看不到（这些经历可能与您的藏族文化身份联系更为紧密）。当别人问您其中的原因时，您的解释是，至今您还没有寻找到很好的契机去写自己生活了十多年的故乡。从您的言谈中，所谓的契机似乎主要是指您还没有从故乡旧事那里遭遇到让您怦然心动从而激起您创作冲动的那些东西。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我能够接受您的这种解释，所谓灵感之说，可能与此有关。只不过一个作家“遗忘”故乡，没有遭遇到合适的契机似乎只是一种原因而已。我个人觉得您之所以无法从故乡那里获得创作灵感，还在于您目前的状况。您目前的作品基本上把题材和主题限定在都市男女的精神境遇方面，多年来一直执着于此，这多少限制了您对其他方面的关注。当然我的这种推断也只是一面之见，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严：您说得对，我之所以疏于故乡叙事，一来确实是因为没有遭遇到合适的灵感契机，二来也是因为创作视野所限。我多年驻留在城市里，生活形态说起来其实也是僵化的，频频出门无非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有句流行的话，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我常常想，就算不沦陷，那个自小离开的故乡于我也是模糊的记忆。再加上我是一个很懒散的人，几乎没有过为某个题材查资料、做田野的经历，所以，关于这方面的创作计划，就一直搁置下来。但后来，事情有了变化。我在去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怀念故乡的人，要栖水而居》的创作谈里谈到这个：我以为，关于故乡，将来总有大把的时间可供面对。我以为，故乡永远在我的身后。直到2010年，一场夜雨，一场倾城之殇，故乡把承载着我所有成长记忆的物事埋到了泥沙的深处。灾难的两周年祭日，我写完中篇小说《雨一直下》，那是我自己的一个仪式。我终于完成了献给故乡的第一部小说，之后是中篇《雪候鸟》，之后开始写长篇《归去来》。
三部小说的故事源起于一个共同的地方：江城。没错，江城就是我的故乡，遭受特大泥石流灾害的舟曲。您看，我的故乡书写已经开始了。虽然，我还不清楚这一切预示着什么，但一个故事之后接着是许多个故事，“往事不会逝去，往事甚至不会成为过去”，它必将在文字的镌刻中留下见证。我会在在一次次的渐行渐远中，重新抵达岁月深处的故事。
呵呵，这是那篇创作谈中的话，听上去有点像表决心，对吧？但愿如此。
胡：您是当代藏族作家中非常独特的一个。一是您的作品涉藏题材不明显，二是人物绝大多数是城市女性，但藏族女性很少。在一般的理解中，藏族作家写藏族题材的作品似乎更为合适，事实上不少藏族作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您的创作完全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式（文学上的身份主义）。这对其他藏族作家的创作是一个很好的启迪。就您目前的创作取向和状况来看，您如何定位您在当代藏族文学中的位置？
严：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写自己本民族的题材，这几乎是一般人的共识，也是少数民族作家的自觉认同，更是研究者们的期待视野所在，他们大多倾向于从地域、民族文化的角度切入，试图发掘其中的民族文化内涵。所以，像我这样很少涉足藏族题材的藏族作家，缺乏鲜明的民族身份表征的少数民族作家，是很难被归类的，因此常常被忽略不计，被视而不见，不仅如此，还要遭受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每每面对外界，我似乎都有一个无以推却的义务，就是解释为什么不写藏族人的生活？极少的几个写我的评论家，也要替我解释，替我辩解我不写的合理性，这种情状，着实无奈。所以，您说我的创作对其他藏族作家是很好的启迪，我是不敢认同哪！难道您没发现，其实我在当代藏族文学中的位置是有些尴尬的？
当然，我自己对此是很淡定的。我认为无论怎样，一个小说家的民族身份不应该比他的小说本身更值得期待，而且，民族性的表现也不仅仅是停留在显在的题材选择上。文学上的身份主义，是弥足珍贵的，您也发现了，我对那些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的藏族作家是无比崇敬且羡慕的。但这一切应该是自然而然的，是从心灵和文学本身出发的。若是为了迎合某种外界的需求，为了文学之外的功利目的，刻意凸显文化的特殊背景，刻意涂抹民族的风情符码，那就离民族文学的初衷背离了。您知道，这样的作家作品还是不少的。认识我的人，都认同我是一个特别地道的藏人。我在《走出巴颜喀拉》这篇散文中也曾说“没有什么关于我的种种，比我是个藏人更抵达我的本质、我的内里。”我认为不管我写什么，从民族文化内涵的角度探析，我的文学都是藏族文学的血脉分支，是藏族文学的有机构成。时代发展到今天，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不会是一成不变，千人一面的，所以，当代藏族作家的队伍中有一个看似很另类的我，也算是我为自己本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尽了绵薄之力吧？
胡： 拜读过您的《读他们》这篇评论。看得出您对藏族作家能够写出带有醇正民族风味的作品很是欣赏。民族作家如何创作出属于自己民族特色的作品是个非常有难度的问题，尤其是用非母语创作。您觉得藏族作家应该如何处理好非母语创作与民族特色之间的关系？
严：一个人来到世上，最先听到的是母语，之后也许他会经历许多种语言，但他离开世界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定然是母语。甚至，或者，他已经不能够再开口，停驻在弥留之际的散乱的思维，也是用母语进行的。这话是不是都有点悲壮的意味了？随着年龄渐长，我确实是越来越感觉到母语的重要性，但非常遗憾的是我用两种语言生活，但却不能用两种语言创作。相比而言，母语创作当然更易于写出带有醇正民族风味的作品，但有难度不证明不可行，非母语创作只要熟稔且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把民族特色自然内化为作品的底色，熔透为语言的基质，使之不受文字载体的羁限，那么，一样能创作出特色浓郁的作品。您说的《读他们》那篇评论，我写的两个藏族作家的作品也都是非母语，但藏地风味可谓扑面而来。藏族文学的成绩是藏语和汉语两支创作队伍一直以来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更要并驾齐驱，互补相长，不能厚此薄彼，自缚手脚。
胡： 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在《自己的沙场》中，您把写作视为自己的“沙场”，给人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显得有些悲壮。您在另外一篇小说中也写到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种种尴尬。在文坛上“混”的时间长了，也许会感觉到有些疲惫。在创作中是不是也经常遇到让您十分困惑，甚至感到沮丧、苦恼的事情？在写作中，什么样的外在因素会让您感到最受折磨？
严：《自己的沙场》是七年前的一篇小说，题目来自齐秦的一支歌名。这个您可能记忆有误，我并没有表达过把写作视为自己的“沙场”的意思。我写了一个叫苏笛的写作女人，她的写作状态是这样的：“苏笛是极不用功的。她从来没有为写什么东西过分地劳思费神过，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写写东西，而那些东西也就一篇一篇地变成了铅字。一些文友说：写作之于苏笛，好像只是一种生活的调剂，一种稳固的爱好罢了。这话貌似说中了事实，但其实不是。其实没有人懂得苏笛。苏笛的疏懒不是因为写作仅仅是生活的点缀，恰恰相反，在苏笛心目中，写作其实就是生活本身。苏笛常常看着笔下的文字，就像抚摸着自己的一段段心事。一个人的心事，怎么可以这样地公布于众呢？读到这些心事的人，又有几个是懂得你，值得为他倾诉的人呢？苏笛常常这样想，这样一想，便越发地写得少了。”
我之所以具体引出这样一段旧文，是因为您提起了这部小说，由此发问，也是因为确实这篇小说里的女主人公的写作状态吻合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我自己。您注意到吗，除了《纸飞机》里写过诗的阳子，我笔下的写作女人，也就苏笛一个了。关于写作，她有点钻牛角尖，彻底摒除名利杂念的理想主义。我早年也是这样，因为真的热爱，反倒很疏离，有点虚无主义的意思。现在，我不这样想了，现在我认为不管何种情形，只要写着，就是美好的。一个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给自己看，就是幸福的。所以，写作对我来说，绝无“杀气腾腾”的“沙场”感，它使我在最大程度上贴近自己的心，使我有存在感，还是杜拉斯说得好，对，写作是我“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至于您问到在文坛上“混”的时间长了，是不是会有一些外在因素让人感到受折磨，我觉得在我身上这个问题倒是近似于没有的，我在高校工作，您知道高校听上去好像很热闹，其实是比较边缘，封闭，隔绝，自成体系的，与外界交集很少。我在日常生活中与任何其他老师都没有区别，我较少参加外面的活动，几乎没有在文坛上“混”的感觉。我认为这样相对单纯的环境与我很相宜。我的困惑，沮丧、苦恼，多半都不来自外界，而是源于自身。
胡：您写了不少高质量的文学评论，文笔犀利尖锐，分析深刻透彻，既有深度又又气势，有些甚至给人一种不可辩解的“霸气”。这样的评论风格出现在一个有着浓厚抒情意味的小说家身上，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吃惊。一般都认为，评论和写作运用的是两套不同的语言思维，不太好统一。但您却很好地处理了二者之间的“矛盾”。能否谈谈您的评论和创作之间的一些联系和互补关系。
严：文学批评和小说创作在思维运行模式上，确实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对我来说却是紧密相连的。我教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作家作品是我的职业。因为有自己切身的小说创作体验，我在讲课和写评论时，能有一些穿透理论的发现，更切肤的掘进，更在写作“现场”的感触，以及更生动鲜活的表述。而写小说时，评论经验也会起作用，使自己尽量规避以评论家的眼光审察不会认可的叙事。有时候，本来写着挺得意的一个篇章，搁下几天再看，感觉不对了，天，这要是让我自己批一下，还不得给批臭了！但事实上，这样的幡然醒悟也不是经常发生，文学评论的理性思维对创作的引领、指导是潜在的，真正进入小说状态时，我的研究者身份就隐退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振振有词地评析别人，但自己依然在写有问题的小说。那么多作家对评论家的苦口婆心听不进去，除去别的原因，确实也是因为这是自成体系的两个行当，听进去又能怎样？改不了。这种纠结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有时候觉得又无奈，又有趣。评论面对的是别人，理性，超然，容易做到正确，创作面对的是自己，准确地说，是面对自己的缺陷。
胡：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这次访谈，祝一切顺利！
严英秀，女，藏族，甘肃甘南人。兰州文理学院教授，甘肃“小说八骏”之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发表有大量小说、文学评论和散文、诗歌作品。小说曾被《小说选刊》等刊多次转载，获多种文学奖励。出版有小说集《纸飞机》（中文、英译本）和《严英秀的小说》等。
胡沛萍，1973年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四川师范大学“大西南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与当代藏族文学。现供职于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迷乱的星空——中国当代文学片论》《边地歌吟：阿来与扎西达娃的文学世界》《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史论》等6部。曾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三等奖、《当代文坛》杂志优秀论文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