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万玛才旦的电影在国际上屡屡获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位用母语拍摄电影，将藏民族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风貌带上国际舞台的藏族导演。然而，万玛才旦还兼有作家、翻译家和编剧等多重身份。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拍摄电影，他都以带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方式讲述藏区的故事，用宁静而优雅的姿态展现着自己对藏民族精神的思考和传达。在电影方面，他有两部故事短片、六部故事长片、三部记录片，获得过多个国际奖项。在小说创作方面，先后发表藏、汉语小说五十余篇，翻译作品二十余篇，有作品集《死亡的颜色》、《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塔洛》等，曾获得第五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新秀奖，“章恰尔”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让我们走进万玛才旦，了解他对文学和电影的独特思考。
徐 琴：万玛才旦老师您好，首先恭贺您的多部电影在院线上映并取得很好的反响！作为导演，您在电影方面成绩斐然，作为作家，多年来您笔耕不辍，在文坛备受瞩目。为了更好的了解作为一个作家身份的万玛才旦，我想先请您谈谈您的文学创作，您能简单介绍下您的文学创作之路吗，您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能回忆下早期激发您创作的因素吗？
万玛才旦：我觉得走上文学之路是一种必然，相反走上电影之路就有点偶然了。在我生长的环境中，从小就可以接触到很多流传于民间的文学作品，上学之后又开始接触一些国内外的文学作品，到后来上大学读文学专业，加上一直不间断的文学创作实践，所以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就好像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事情。激发自己创作的因素我想还是源自生命中根深蒂固的一些孤独的情绪吧。
徐 琴：在关于您的一些访谈中看到您对“人注定的孤独和理想的最终不可实现”是非常赞同的，并且在小说中总渗透着淡淡的伤感，描写到的情感总是很细腻但又不完满，人的存在总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您的创作大多有着这种哀感，这样一种氛围的营造是您自身气质的自然弥漫还是您在构思时的刻意为之？您的作品既有孩童般的清澈，又有弥漫在其中的孤独哀伤，是否与您童年记忆和对现存世界的体认分不开。
万玛才旦：回答完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来了。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创作者他的作品里面肯定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自身的一些气质的。对于我而言，同样如此。我的处女作《人与狗》也是那样。但是你在叙述一个故事的时候肯定需要围绕这个故事营造某种气氛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童年记忆或者成长过程中你对生命的一些体验肯定和你作品的气质是分不开的。
徐 琴：在您的身上，既有传统藏族知识分子的深沉内敛，又有开放的现代性审视。面对藏民族文化传承与现代多元文化的浸袭，您是否有着内心的割裂？在您的许多作品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意味，不知我理解的是否恰当。
万玛才旦：所谓的割裂或者撕裂都有，在两种文化或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思考，这种割裂也许是必然的。具体到作品里面可能就转化成了那样一种情绪，是一种不自然的流露。当然，这些你在创作过程中是意识不到的。
徐 琴：您在接受其他采访的时候说过您渴望“用自己的方式去讲述家乡”，您也说过在您的小说中所描写的藏地在别人的小说中永远看不到，那么属于您的独特方式是什么呢？是您看取外在世界的方式不同还是您叙事的不同？您和其他藏族作家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
万玛才旦：作为这个族群的一员，我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作为个体，我又有着不同于任何人的独特体验；作为作家，我只是表达我的内心和感悟。所以，我呈现出来的世界，就是我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世界，肯定也是独特的，这是个体差异的必然。
徐 琴：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是您的创作更重视心灵化的真实，从心灵和日常上去展现藏地，但有一篇关于您创作的介绍里说您“受魔幻现实主义的盅惑”，由此之后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这种评价您觉得是否契合？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盛行于80年代中期，您的创作开始于90年代后，扎西达娃等的作品您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的？这些藏族前辈作家的创作对您有过影响吗？
万玛才旦：扎西达娃等藏族当代作家以及拉美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作品肯定是对我的创作产生过影响的。大概八十年代末就开始接触他们的作品，并且大量阅读。当然，很多藏族古典作家作品及国内外大量作家作品也会影响到我的创作。
徐 琴：您小说创作的取材是否有现实的影子，能谈谈您的《嘛呢石，静静地敲》这部作品吗？此外，在您的作品中，《陌生人》更多地呈现着理性的魅力，能否介绍下您这部作品的创作因由。
万玛才旦：会有一些现实的因素在里面，但多数都是虚构的。《嘛呢石，静静地敲》完全是一篇虚构的小说，想着想着故事就自然地来了。当然，这跟我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生活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是特殊的文化生活环境支撑了这个故事。《陌生人》也是。至于理性，那是选择和思考的结果。
徐 琴：您的小说创作多以中短篇为主，您也说过因为太忙，这种方式比较适合您的生活节奏。短篇小说这种形式对技巧的要求很高，很能考验一个作家的创作才华，在短篇小说的创作方面，对一个作家来说，您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能谈下您的文学审美理想和您喜欢的中外作家吗？
万玛才旦：捕捉灵感很重要，之后就是结构、故事的组织能力，细节、对话描写，以及省略、留白的设计能力等等吧，写作不同的短篇小说你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并且要让所谓的技巧成为一种下意识，做到不显山漏水。
徐 琴：在你的作品中，不仅有孤独，更有寻找，我总觉得在您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一个倔强的您潜伏在您的主人公身上，在执拗地寻找，《流浪歌手的梦》、《陌生人》、《第九个男人》、甚至《塔洛》，作品中人物的坚守、追寻是否代表了您某种潜在的意识？
万玛才旦：其实人的孤独是一种必然，而寻找只是摆脱孤独的一种方式，或者书写的一种方式吧。至于作品中的人物，是否代表我的潜意识，这个没有具体分析过，但我想有些人物也许并不代表我的潜意识。
徐 琴：您的很多作品中都出现有儿童的形象，一些作品如《八只羊》、《一块红布》、《我想有个小弟弟》也以儿童视角去展开，您对儿童心理的描写十分细腻，这在藏族作家中是不多见的，为什么会有意识地去选择儿童视角？ 此外，您作品中的许多人物都是孤儿，如《八只羊》中的甲洛、《一块红布》中的乌金、《死亡的颜色》中的尼玛和达娃、《塔洛》中的塔洛，为什么您这么多的作品不约而同地将脉脉温情的家庭解构，去写孤儿的世界，是与您的创作理想有关还是与其他因素有关？
万玛才旦：作品的视角的选择很重要，视角决定了你要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别人也总结出类似的问题，比如“孤儿情结”什么的，我在写作的时候，没有刻意地营造那样的气氛，可能是一种下意识的表达的吧。
徐 琴：您说过“越是人性的就越是世界的”，对于人性在文本表达上您更多是赋予温情的方式。在当下藏族作家中如次仁罗布往往用宗教去化解人世的苦难，而您作品中纯净的书写与温情的流露是跟文化有关还是与您个人的性格因素有关?您有宗教信仰吗，您怎样看待藏民族的宗教信仰？
万玛才旦：当然跟文化、个人性情都有关系。我也当然有信仰，应该说我是一个宗萨仁波切所谓的近似佛教徒。信仰让这个民族成为了善良的民族，一个看重精神世界而轻视现实世界的民族，这种近乎抽象的绝对导致这个民族在今天这种无比看重物质现实的世界中逐渐地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是我相信任何一种强大自信的信仰或者文化，在不断变换的现实面前，一定具有自我修复和调整的内在动力和能力。
徐 琴：您在进行汉语创作时同时也进行母语创作，这在当代知名藏族作家中是不多的，我想您用双语创作，包括翻译，包括电影制作，都是有博大的情怀和追求的，您认为哪一种语言的传达对您来说更为自如？您也曾说过，有些小说您只会用藏文写，哪类题材您更愿意用藏语来驾驭。
万玛才旦：这是一个很有深意的问题，我觉得文化内在的生命力并不是单一通过语言形式来构建的，我希望写出没有语言的分别的作品，就像电影一样，它使用的是一种世界的语言，表达的是人的共同的体验和情感。
徐 琴：能谈下当下藏族母语文学的创作现状吗，相对于藏族作家汉语文学来说，在接受外来资源，艺术视野和现代手法的运用方面有何不同？我也看了当下一些其他藏族母语作家的翻译作品，了解到母语作家创作总体数量不多，虽然也有一些很优秀的作品，但感觉许多作品艺术手法较为陈旧，我不知理解得是否恰当。
万玛才旦：其实当下的藏语创作呈现出了良好的势头，不断有一些优秀作家和作品涌现。我觉得母语作家接受到的资源更广泛，他们熟悉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化生活，也掌握汉语等其他语言，所以他们的创作应该会更有趣，他们的视野应该会更加宽广。之前对藏族母语文学和母语作家有一种偏见，我觉得这种偏见应该被打破，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这些母语作家，所以我也在一直做一些母语作家的作品的翻译和推介工作。
徐 琴：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创作中短篇小说，经过长久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积淀和生活积累之后，请问您是否有创作长篇小说的打算，或者现在您有什么构思？
万玛才旦：有写长篇的打算，但不知什么时候，就等时机成熟吧。不确定要写什么。
徐 琴：著名导演、作家、翻译家、编剧，多种身份汇聚在一个人身上，确实是十分罕见的，而且在每一个领域您都做得是那么好。您在未拍电影前和拍电影后对小说的认知有变化吗，通过这么多年的艺术实践，您认为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万玛才旦：肯定是相互影响的。有很多认知，比如电影更多地通过空间营造出时间的幻觉感，但小说创作更多地就是对时间的把握，它对时间的呈现可以千变万化。
徐 琴：从您多年的文本创作中可以看到您是一位有坚守有追求的作家，由此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创作风格，您的极简叙事风格、您的孤独伤感、以及您的宁静高贵都形成了您创作的独特风格，在小说创作风格方面您是否想过有所改变或突破，您对您目前的创作状态满意吗？
万玛才旦：不会刻意地追求改变和突破。看现在的创作和以往的创作你就会发现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谈不上满意不满意吧，总之一切都在行进中。
徐 琴：作为藏族文学的在场者，您认为当前藏族文学发展的优势和最大的瓶颈在哪里？能否从藏族作家母语文学创作和藏族作家汉语文学创作这两方面都谈一下。
万玛才旦：这片土地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文化能量，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富矿，但我们还是要放眼世界，不要局限于自己目前的眼界或者陶醉在自己所处的文化当中。这是无论藏族母语作家还是藏族汉语作家都面临或者都要面对的问题。
徐 琴：您的文学创作和您的电影围绕的都是您的藏地故乡，虽然脚步在世界各地，但心灵从未离开故土，这可能是当下藏族精英知识分子的宿命和追求，是这样吗，您是如何看待的？
万玛才旦：是不是宿命很难回答啊，但每一个人的心灵都不会离开故土吧。对于所谓的藏族精英知识分子而言，藏族的身份可能是注定的，但正是注意到了自己身份的与众不同，才能找到与别人、与世界对话和协商的契机以及平等的视角。而这种对话和协商本身，正是文化发生进步的内在动力。
徐 琴：您的电影和您的小说从意境上来说有一定相似之处，从您的电影作品和相关访谈中，可以看到您在拍摄电影时崇尚的是“无技巧的技巧”，用境界去拍电影。因此，形成了一种情况，欣赏者对您的电影创作是极力推崇，但也有个别观影者认为看不懂。在电影创作上，您是会继续您的艺术追求还是会在未来做适度的调整，因为除去理想化的追求外，作为导演肯定也会十分关注票房收益。
万玛才旦：电影创作和其他创作有点不同，我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必要的调整。
徐 琴：作为当代藏族最优秀的电影导演，您作为一面旗帜，激励和引领着其他藏族导演。藏族题材电影的发展空间很大，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制约和瓶颈，您是如何看待和处理的？
万玛才旦：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出口和方法，但是不论怎样你需要一个真诚的创作态度。
徐 琴：在《塔洛》取得很大的反响之后，接下来的电影准备拍摄什么题材的，能方便透露您的剧情吗？
万玛才旦：目前在筹备一部次仁罗布短篇小说《杀手》和我的短篇小说《撞死了一只羊》改编的电影，计划今年八月开机。
徐 琴：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也预祝您取得更大的成功!
万玛才旦：谢谢您！
万玛才旦，藏族，电影导演，编剧，双语作家，文学翻译者。199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已出版藏文小说集《诱惑》《城市生活》，中文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死亡的颜色》《塔洛》，翻译作品集《说不完的故事》《人生歌谣》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捷克等文字译介到国外，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新秀奖”、“青海文学奖”、“青海省文学艺术创作奖”、“青海湖年度文学奖”、“章恰尔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2002年开始电影编导工作，以拍摄藏语母语电影为主。代表作品： 《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五彩神箭》《塔洛》。作品获第二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第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最佳导演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
徐琴，女，汉族。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致力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藏族文化、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