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步升：首先祝贺有云获得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
第一届甘肃作家弋舟获得了这个奖项，今年，有云，还有宁夏的牛学智等获得了这个奖，加上这一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网络文学新人奖”这一板块，甘肃的云宏也获奖了,这说明我们西北的文学创作还是很有潜力的嘛。
曹有云：谢谢马主席的慷慨和美意，心领了。作为一名西部的著名作家、评论家，您始终关注和扶持西部文学创作，以宽广的胸襟气度始终站在“大西部”的视野看问题。据我所知，在好多场合您都大声疾呼，为西部作家诗人、为西部文学发声亮剑，摇旗呐喊，甚至“拍案而起”，让那些处在“中心”，掌控更多文学话语权的“大咖”们把目光转向西部，看见西部，关注西部，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更是作为一名西部知名作家、批评家的热肠情怀和高贵良知，这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茅盾文学新人奖”是中华文学基金会和浙江桐乡市人民政府创设的一个文学奖项，奖给45岁以下青年作家的，每届评选十位青年作家获奖。从两届获奖情况来看，是以小说为主，兼顾报告文学、散文、诗歌、评论等，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学奖项。
马步升：谢谢有云谬赞。我只是做了该做的，说了该说的。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地域、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原因，平心而论，西部文学或者西部作家想走出来、走到前台是很艰难的，得到同一个结果，西部作家是要付出更多艰辛努力的。借此，我再次呼吁，面对西部文学，文学界，尤其是批评界要更加大度宽容些，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求疵或者指责，更不要以一种大而化之的既定的理念套路来框架、评定西部文学，要以开放包容的眼光看西部，要换一种思路、一种眼光、一种美学来重新审视、评价比较“另类”的西部文学、西部作家诗人，否则，西部会一直处在遥远的边缘，一直会是“不合群”的弱势群体，永远也走不到中心，到不了前台。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文学最终是要靠作品说话的，西部作家诗人们自身更需努力，“人一之，我十之”，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至于“茅盾文学新人奖”以小说为主，这个可以理解，茅盾主要是以小说成就著称于世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自然是以小说为主了，我还注意到诗歌几乎每届只有一位获奖者，第一届是青年诗人江非，这一届是你。
曹有云：是的，诗歌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即便是在当下，表面热闹，轰轰烈烈，甚至有人说在时下中国，几乎每天都有诗歌活动，诗歌奖项也是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即便如此，诗歌其实还是不在主流，是比较小众的，文学大场的中央依旧是小说，长篇小说。还有，这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和阿里巴巴旗下阿里文学合作，增设了“网络文学新人奖”，有着“人气天王”之称的网红作家唐家三少等获得了这个奖项，在他们来势凶猛的冲击与喧嚣之下，传统的文学写作，尤其是诗歌就显得越加势单力薄，越加“边缘”了。
马步升：这个判断基本是准确的，也是现实。诗歌本来就是比较高雅的艺术，也是有难度的艺术，非主流、边缘的状况也很正常，我想，即使在唐宋诗词鼎盛时期，诗词也主要是在士大夫，也就是在官吏、知识分子中唱和流行，而非在寻常百姓中普遍风行，这同样也是事实吧。至于网络文学，经过众多网络作家们十多年的探索实践，目前已成气候，对传统文学原有格局有着一定程度的冲击，乃至解构，从这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增设“网络文学新人奖”情况来看，文学界看到了他们日渐成熟的存在，在某种意义对他们的文学方式和创作成就给予了肯定和鼓励。
曹有云：所见和您略同啊，我想，不管在哪个时期，诗歌写作一直是少数人的行为，是小众的艺术形式，处在比较“边缘”的位置，当下诗歌如此之“火”，已经算是诗歌的“盛世”了，幸甚至哉！既然如此，索性就站在“边缘”，寂寞歌唱吧！
马步升：对了，听说你的新诗集《高地大风》出版了，能否“剧透”一下呢？
曹有云：呵呵，谢谢您的关注。诗集《高地大风》已经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诗集《高地大风》创作计划曾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选题。该诗集收录了我2013年秋冬至2017年夏秋期间创作的诗歌作品百余首，按创作年度时间顺序编排体例，分为三个小辑：诗歌的电闪，黄昏与黎明，时光之风。《高地大风》是我近四年来诗歌创作主要作品的结集和展示，较为全面体现出我诗歌创作的精神气质、语言特征和美学风格。按照诗评者的抬爱溢美之词，诗集保持了我冷峻凝重、苍凉峭拔、诗思合一的一贯书写风格。
马步升：你的新诗集我还没见到，但书名《高地大风》高原特色、西部风味十足啊，我很感兴趣，能否作个简要解析阐释呢？
曹有云：好的，我就说道说道吧。
高地者，地理的高地。作为“地球第三极”“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重要构成板块，青海地势高峻，一般海拔3000米以上，是名副其实大陆的高地。
高地者，精神的高地。长久以来，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世居于此，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在这里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信众甚广，是无可置疑信仰的高地；同时，这里高寒偏远，广袤空旷，较少受到内地喧嚣的市场大潮和浮躁的消费文化的冲击浸染，迄今民风淳朴，淡泊物欲，安心乐道，人们更加注重对内在灵魂、精神生活的向往追求，如此，这里是虔诚圣洁精神的高地。
高地者，诗歌的高地。且不论无尽的英雄史诗《格萨尔》还在如歌传唱，也不论各族民歌汇成了奔腾不息的江河，内陆高迥的青海大地向现代汉语诗歌贡献了昌耀和他的诗，即已足也。于新诗百年沧桑而言，昌耀诗歌便是自磅礴高原拔地隆起，卓然耸立的孤绝高峰，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气势高度。有昌耀和他十万经幡般猎猎呼啸的不朽诗篇，这里便是当之无愧诗歌的高地。
风，自然之风。空气流动形成风。大风，强劲猛烈的风。青藏高原气候复杂多变，一年四季都有来自四面八方，强劲猛烈的风吹度。在青藏高原，你最容易遇见的不是别的，很可能就是风，大风。
风，歌诗之风。风，本指民间歌谣。《诗经》的《国风》160篇，大多为古代十五国的民间歌谣，是男女爱情的自然流露，更是社会生活的多种丰姿。古代官方为“观民风，知得失，自考证”而实行之“采诗”“采风”制度，即取此意，谓采集民间歌谣。缘此，风者，在此泛指诗歌之意。
马步升：看来，你对自己身处的地域文化和在此文化语境中的诗歌创作还是有着比较清晰的认知的，而且还将自己的诗歌创作行为追溯到了中华诗歌的古老源头《诗经》，说明你是个有根性、有传承的诗人，对一个青年诗人而言，这点很宝贵，也很重要，作为一个写作者，始终要对“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我向哪里去”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
曹有云：谢谢您的肯定，这条路是一条无尽的探究之道，长路漫漫，险阻重重，但既然已经有了比较自觉的认知，那就执着、坚定地走下去吧。
马步升：在此，我还想知道，在诗集《高地大风》里，你想呈现怎样一种诗歌的“大风”境界呢？对此，我也很是期待。
曹有云：众所周知，出身布衣，并无多少文墨的汉高祖刘邦有《大风歌》传唱。其辞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此，我不想探究它的内涵深意和诗学得失，我却独爱它大丈夫雄视世界的气象万千和豪迈阔大的胸襟气度。在某种意义上，诗歌不就是对世界一种别样的眺望、雄视和发现吗？如此，大风者，即大诗歌之谓，我与时俱进而勉强释解为来自大地山河、人民大众，具有精神高度、视界广度和思想深度，文与质和谐兼顾，内容和形式同等重要，得时代风气之先，领时代精神之新的现代汉语诗歌，此等诗歌必立意高远，思想深邃，气象宏大，境界超拔，有如那西部大荒中巍然高耸的连绵大山，以此区别于流行时下的那种私人私语、绵软无骨、琐碎无神的小诗歌，这既是对一种理想诗歌的深沉期许，更是我多年来诗歌写作的践行操练和努力修为。即便如此，所达者究竟几何？自然交由读者和方家评判，我不敢多言，更不敢妄语。
马步升：好啊！如此看来，《高地大风》是个深思熟虑、有梦想有抱负的诗歌文本，相信在前两部诗集《时间之花》《边缘的琴》基础上会有所拓展和超越。下面，我们还是回到起点，回到“边缘”的话题吧。
作为一名来自青藏高原腹地的藏族诗人，你毫不隐晦自己所处的边缘地带，即地理上的和文化上的双重边缘地带。其实，可能还有一种边缘，即由前两种边缘意识长期诱导、训育和生发的挥之不去的被边缘的心理感受。你在诗中将自己生活了二十余年的城市格尔木，命名为“纯粹无中生有”的城市。这个命名很准确，城市的历史昭告了这个命名的可靠性，同时，排除幽默、自嘲的因素，这个命名似乎还有某种文化上的意义，即加塞式的跨越式发展。事实上，像格尔木这样的纯粹无中生有的城市，在广袤的西北边地，并不少见，城市的年龄仅有几十年，但从城市拥有第一座泥巴屋第一个居民时，其起点直接对接的却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完全不像内地历史悠久的城市，要一步步从漫长的历史烟云中走过来，有着那么多那么深沉的永远也述说不完的光怪陆离五味俱全的兴衰故事。好似在漫长的，因焦灼而令人窒息的，排队购票的队伍中，突然出现几个拥有无上合法性的加塞者，率先得到了驶入时代前列的车票。因此，从这个立场出发，边缘未必真的是边缘，中心也未必是可以涵盖一切的中心，至少，这是一个个边缘与中心的混合体。
曹有云：所谓“边缘”者，于我而言，至少有这样几层意思在焉：一则地理意义上的边缘。我出生在青藏高原，在青藏高原生活了四十余载，已年届不惑，可谓地道的“青藏高原人”了。青藏高原是世界的屋脊，也是世界的边缘。青藏高原，距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遥远。而我所处的格尔木作为青藏高原的腹地，则更为遥远，距离青海省省会西宁，也有八百余公里，距离西藏拉萨则有一千余公里。二则文化生态意义上的边缘。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和东部，西部文化虽然多元繁富，特色鲜明，但就整体而言，其价值观和影响力尚无力撼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和东部的文化中心地位，在很长时期内将无法改变自己的边缘文化身份，这既是历史，更是现实。而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新城格尔木、德令哈等，就更复是边缘之边缘了。像格尔木、德令哈建政时间只有短短几十年，都是年轻的城。年轻是优势，但随之而来的往往就是文化积淀的薄弱、匮乏和缺失。多年来，这里被外界称为“文化的沙漠”，既是“沙漠”，而非绿洲，就一定不是中心，而是边缘，文化和文明的边缘。三则文学生态意义上的边缘。随着市场经济的凶猛发展，文学也在被凶猛地边缘化，而在精神意义上处在文学塔尖之上的诗歌，则比其他任何文体更加迅速更加有力更加彻底地被边缘化了。回顾中国文学史，诗歌一直处在几乎“霸权”地位的中心地带，可以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中国诗歌史。而世事沧桑，风水流转，如今，诗歌已处在了一个非常真实、非常尴尬的边缘境地了。勿论其他，仅看各大文学期刊“施舍”给诗歌栏目的页码，你就能心领神会而恍然大悟。多则十几页，少则只有七八页、五六页，这还算是好的，近年来，不少文学期刊已将诗歌直接“驱逐”出文学理想国的领地，干脆不再编发诗歌作品了，而改头换面为连篇累牍的大长篇、大中篇、大散文了。还有，如今还有哪家出版社愿意主动给诗人出版诗集？！如此，你就会十分清醒而不无残酷地看到：诗歌所处的境地是如何“文犹如此，诗何以堪”了！这，已然不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四则文学书写身份意义上的边缘。作为一名70后的诗歌写作者，在新时代文学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无论是在文本话语还是在批评话语中都同样是边缘而尴尬的。在50后、60后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代，70后几乎还没怎么入道入行，还未上路；而在一知半解，仅有的一点朦胧诗基础上开始诗歌练习的草创阶段，“海子神话”已是铺天盖地，潮涌而来，将其仅有的一点微弱声音彻底淹没；而当70后心有所悟，似乎入道入行，刚刚上路之际，却被声势更加浩大、阵容更加豪华的80后书写集体遮蔽堵截；时值70后踌躇满志，拿出自以为成熟的写作文本时，90后以几乎“外星人”的陌异面孔已经粉墨登场，开始出演。如此，70后的写作始终处在一种夹缝和边缘的无奈状况而无路可逃可择！
马步升：其间真实的状况也未必就是如此，我们更不必为此悲观喟叹，如果我们对近几十年西北诗人的诗作稍作梳理，便会发现，对边地的诗歌描述，已经由“被看”悄然演变为“我看”。边塞诗已然成为遥远的历史回声，被称为“新边塞诗”的诗歌，虽还是昨天的事情，而且，其余风流韵仍然在今天的诗坛氤氲流荡，但“边塞”这个汇聚诗兴诗情诗意的，并规定诗性的关键词汇，其内涵已经由以往的客体变身为主体，而这种变身是悄然的，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也就是说，先前的，无论边塞诗，还是新边塞诗，大都是站在中心的立场和情感上，在中心的视角下，在中心的语境中，凡是与中心拉开一定时空距离的地域，都被视为边地，而或位居、或被认定、或自认为中心的人，在面对边地时，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种先验的、天然的、某种霸权意识的眼光，边地理所当然成为一种“被看”的对象；同样理所当然的，被“看”成什么样便是什么样，哪怕是误看、误听、误读、误解，这都是“看者”和“看者”之间碰面后需要折冲樽俎的事情，并不需要“被看”对象参与意见。在这种中心意识支配下，这类诗作中流露出的最重要的情绪，便是“中心”对边地的高屋建瓴，初则猎奇、传奇，继之俯视、审视，一种“中心”对边地的天然优越感无处不在，而“被看”者，只能听任“看者”的裁决。虽然，在“看者”的队列中，也不乏安身立命于斯的边地的主人。这怪不得任何人，文化本来就是一种权力，本身具有扩张和霸权的特性。而在不知不觉间，被看者似乎已不甘于“被看”了，开始站在边地的立场上，带着自身萌生于边地的情感，带着自身对边地真实可靠的体验和理解，和身在边地的心理感受，以诗歌的形式，矫正，复原，还原，尽可能构建出一个与边地事实相契合的诗歌边地。这是一个“我看”的边地，虽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误看、误听、误读、误解，但这是根植于一个地域的地域文化自觉，正是有了这种地域文化的根基性存在，诞生于边地，以边地为主要描述对象的边地诗人，其作品便呈现了与以往任何时期的边地诗歌都大为不同的精神气象，可以笼统表述为：边缘地带的中心冲动。
曹有云：边缘地带的中心冲动，这个命名和描述是很恰当的，它形象而贴切地道说出了像我这样身处多重“边缘”境地，但又不甘心一直处于此等被动、尴尬境地的诗歌书写者，向着“中心”，也即向着诗歌话语权的中心地带做着热烈渴望和不懈努力的一种真实姿态、一个强烈梦想。
马步升：其实，从你的诗歌的诞生、传播和被广泛接受的历程考察，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轨迹：不满于“被看”的境遇，向“看者”呈示“我看”，而“我看”的，恰好是“看者”极力要看，却不得其要旨的精神人文景观。表面看，这仅仅是“谁看”的问题，实际上，由此连带出的是“谁在说”“说什么”，还有“怎么说”。“看者”和“说者”的悄然变换，并不在于谁“看”得更多更准确，也不在于谁“说”得更好，声音更洪亮，关键点在于：“看”的权利和“说”的权利在于谁。主体的悄然变换，事实上是一种文化权利的转移。根植于地域文化的诗性冲动，地域文化中具有广泛传播价值的诗歌元素被充分开掘出来，而这种诗歌元素不仅具有地域文化本身的异质性，同时具有与另外的同样具有异质性的文化板块的兼容品质，又因为这种地域文化其实只是主流文化在不同文化境遇下衍生而出的不同的文化板块，因此，与主流文化所主张的核心价值观，不仅在主旨上高度契合，而且，往往能够获得别开生面的诗歌效应。
曹有云：谢谢您对我的诗歌有着如此迥异、深邃的理解和阐释，这让我陡然萌生了几分自信和喜悦，因为无论如何，诗歌绝非仅仅是写给自己或者几个知音知己，在小圈子里转悠的，而是要传播出去，以期尽量找寻到更多合格的优秀读者，在那里去实现诗歌和书写者梦寐以求的价值诉求，但其前提是，你写出的诗歌，尤其是具有显著地域文化特质的诗歌，必须要具备与另外的同样具有异质性的文化板块有着对接交融的品质和能力，向他们呈现出他们自己想看到，但又无力、无法看到的“这边独好”的另类“风景”，从而曲线、间接实现向中心进发和靠拢的隐秘而宏大的不二使命，因为无论天南地北江河溪流，终究是要奔向兼容并包、百川归一的大海，这既是书写者和诗歌文本一起，不可更改的初衷，更是书写者和诗歌文本一起，永不放弃的光荣梦想！
马步升：其实，还有一个构成你的诗歌具有“对外交流”品质的积极要素，正如那些位居“中心”的诗人，无论怎样的处心积虑别出心裁，呈现给受众的诗歌元素依然以日常性为主一样，构成你总体诗歌面貌的诗歌元素，仍然在于其日常性。只不过，这是青藏高原的日常性，这是格尔木的日常性，这是你所看到体验到，从而用适合自己的诗歌语言表达的日常性。也许，这正是你从事诗歌创作的一种隐秘的动力。说到这里，我倒是很想听听关于你在高原诗歌书写中经历的那些“日常性”的有趣“故事”。
曹有云：我二十余年的诗歌写作，是在青藏高原腹地柴达木进行的。柴达木不少地名都是以蒙古语命名的，“柴达木”本身就是蒙古语，意思是“盐泽”或者“盐的世界”。到目前为止，我主要是在格尔木、德令哈这两座高原边城生活创作。“格尔木”，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德令哈”也为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还有其他很多，在此不一一枚举。像青海大多地区一样，这里聚居着蒙古、藏、汉、回、撒拉等多民族兄弟，多元民族文化杂糅交融，共生发展。在这里，星空般浩瀚无尽的英雄史诗如歌传唱，河流般悠扬苍凉的蒙古长调随风飘荡，篝火般热烈奔放的民歌弥漫四野……这些酪乳熬茶般醇厚浓酽的文明之水久久回荡在我的耳旁，从未离去。格尔木就坐落在昆仑山脚下，德令哈背靠祁连山支脉柏树山，遥对昆仑而居。一个地方的一座山、一条河，乃至一棵树都会对一个人的写作形成一种潜在的感应。昌耀说：“昆仑摩崖，无韵之诗。”二十多年来，我无数次瞻望昆仑山庄严静穆的尊容，傲然屹立的巍巍昆仑总是给我不竭的信心、力量和灵感。我至少二十多次走进昆仑山，每次走进昆仑，走进可可西里，面对那一望无际亘古的荒凉，我就会陷入一种无尽的寂寞和孤独。寂寞和孤独对于普通人是难熬的折磨，对诗人而言则是沉思悟道的良机。看着在那连天的雪峰下一群群如云般游荡的野牦牛、藏羚羊，我的心就宁静如水，那些私欲杂念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对自然和生灵的敬畏；每次走进昆仑山下挺立千年的拖拉海胡杨林，看着那些在大漠深处依然顽强、坚韧活着的胡杨、红柳，以及累累白骨般堆积如山的枯树残枝，就对时间和生命生发一番番思索感慨，如此这般之后，往往就是激情四溢，灵感喷发，成诗在胸……是啊，大自然永远是我们可亲可敬的老师，记得诗人荷尔德林说过：如果大师们让你困惑畏惧，那就向伟大的大自然学习吧。
马步升：是啊，边地，高地，大地，秘地，净地，神性之地，等等，这是承载你诗歌意象的最主要的地域元素，但你在诗中，并不刻意取用这些词汇。也许，你已经敏感到，这些本来很贴切的词汇，被那些“看者”泛用后，“词语吃掉我们腐烂的尸体”（《光芒》），其实际所指早已被掏空，只剩下失去灵魂的一个个词汇的尸体了。于是，你便不用，或慎用。但你并不拒绝这些词汇，相反，这些词汇本是这片天地的专用词汇。你要在诗作中，剔除“看者”涂抹在这些词汇上的附加物，使其归于原初状态。比如，在《春天，在格尔木的孤独》中，你这样写道：
春天的雪水
浸泡玫瑰的火焰
火焰，珍贵的火焰已经熄灭
我的声音你听不见
你的声音我也听不见
一人、一生提灯走过高高的荒原
偶尔聆听几声狼的嗥叫
这里，不生长故事
词语，只有几个结结巴巴的词语
相濡以沫，触摸苍穹
诗题中说的是格尔木春天的孤独，诗中却没有一个涉及孤独的词汇，但，孤独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个人的孤独，一座城市的孤独，一个地域的孤独，独立于大天大地中的孤独，无法向外人言说，亦无法听取外人言说的孤独。然而，我们如果将这种孤独理解为以本体为中心的孤傲孤高孤愤，亦无不可。这是“看者”永远都看不见的，只有“我看”，或许才拥有“看”的前提性条件。
曹有云：看来，您已经感觉到了我诗歌书写中对那些所谓地域性意象和词汇的敏感和警惕，因为我深知，那既是我的天然优势，同时也可能是一个陷阱一种劣势。“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同样，大地上已经没有纯然新奇的事物和意象，“凡思都已被思过”，我们只能另辟蹊径，绕道而行，方能到达目的。那些所谓独属于西部或者高原的众多意象和词汇如今已沦为令人厌倦的陈词滥调了，我们必须另作打算，另谋出路，行走于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个时代的诗歌之道。
马步升：是的，大高原虽大，但不是世界的全部，不是已知的世界，更不是未知的世界。在《时间之花》中，你已经有了立足边地，向中心进发的苗头，你已经不满足于边地给你提供的那些诗歌元素，而把诗歌触角伸向了边地之外，开始旁涉带有公共性的话题，比如，过去的，现在的，正在发生的一些人性人文灾难，以及自然灾难。只是显得有些拘束和自信心不足，正如一个初次出远门的孩子。到了另一本诗集《边缘的琴》中，你似乎终于解开了某种捆绑自己思维的绳索，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一个并无边界限定的文化场域中，边地依然是边地，但，这个边地是以“我”为核心的边地，“我”是这块边地上的一个公共人，代表边地向边地之外发出属于边地的声音，作出属于边地的评判，评判的范围也是包括边地，旁涉边地之外的所有对象。在这里，作者的文化身份文化立场，又发生了明显的转换。不是悄然的转换，而是公然的转换。这也意味着，边地不再是“被看”的对象，不再是供“看者”评判的对象，而跃升为“看者”，看边地，也看边地之外，能看见的，值得一看的，或粗或细，看一看，一如先前自己在被“看者”“看”时的情形，从中作出的评判，亦带有个人的、边地的意味：傲慢，或者偏见。于是，我们看见，你以先前许多诗人曾经做过的那样，以诗论诗，或以诗论世，举凡中国古代的、现代的、当下的，具有文化符号意味的诗人、艺术家，外国古代的、现代的、当下的，具有文化符号意味的诗人、艺术家，你都可以以诗的形式、诗人的方式，一一予以评判。除此而外，一些带有公共性的新闻事件，社会的，自然的，人性的，也都在你的关注之列，都可化为你的诗歌元素，成为你表达某种文化倾向的载体。对于此，如果站在诗兴诗情诗艺诗性的角度去衡量诗歌本身，恰恰偏离了你的这类诗歌的价值指向，你要表达的，是一种边缘地带的中心冲动，尽管这种冲动所彰显的仅仅是边地向中心充分靠拢并充分融合的一种文化姿态。
曹有云：谢谢您对我多年来的诗歌探索进程有着如此敏锐细微的发现和辨认，正如您所说，我近年来的诗歌写作的确发生着或者已经发生了些许的变化，虽然尚不知此种变化会一定将我的诗歌书写导向一个稳妥且美好的远方，但我确信：正如世间万事万物皆处在永不止息的变化之中一样，作为人类精神盛开在大地上的惊艳之花，诗歌亦唯其如此，方能生生不息，永不凋谢，灿烂依旧，舍此别无他途。
马步升：对了，前面你讲了你诗歌的发生受到高原自然属性的激发和影响，以至最终催生了你诗歌的那些“高原日常性”的有趣“故事”，现在我还想听听你是如何立足于高原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努力打开视界向外看，受益于丰沛的中西人文和诗歌营养，从而促使你完成了从《时间之花》到《边缘的琴》这种算不上华丽但颇具力道和视野的扎实转身？
曹有云：如果说一种母体文化孕育了我们不可更改的血脉胎体，我们还必须得睁开眼睛打量外面的世界。如今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写作，不可能再是封闭孤立的行为，而必须是跨国界跨种族跨语言文化的包容性写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繁荣昌盛的大唐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胸襟气度下形成并深远影响了世界。今天，在这个开放、对话、交融、互鉴的伟大时代，我们尤其需要这样做。2009年，随中国作家访问团远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在短短15天紧张而有序的行程中，我们在爱荷华、芝加哥、华盛顿、纽约等地和同行的美国青年作家进行了形式多样、自由活泼的文化文学交流活动。我们不无吃惊地发现，虽然我们各自有着差异很大的文化传统，但中美两国的青年作家更有着相通的文学追求和文化梦想，那就是对人类真善美永恒价值的不懈追求和对于创新创造的热烈渴望。毋庸讳言，我们几乎每一位作家，都得到了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的启发和滋养。就我而言，惠特曼汪洋恣肆的《草叶集》，聂鲁达巨峰耸立般的《诗歌总集》，波德莱尔直面现实与现代的勇气，荷尔德林虔诚质朴的神性写作，里尔克细腻灵动的咏物诗，T.S.艾略特博学深思、不羁如风的惊世抒写，帕斯抒情与思辨合一的壮丽诗篇，博尔赫斯锋利深邃的智性写作，阿多尼斯忧愤深广的道义责任，特朗斯特罗姆炉火纯青的现代诗艺，等等，多年来，这些卓越的诗人作家对我的诗歌书写给予了有益的启发和持久的影响。
如此，我二十余年的诗歌写作，是在青藏高大陆群山众水之间的自然写作；是在民族史诗光荣梦想照耀下的精神写作；是高原多民族多元文化熏陶下的民间写作；是自《诗经》《楚辞》到艾青、昌耀等汉民族博大精深诗教文化滋养下的人文写作；是自《荷马史诗》《神曲》到特朗斯特罗姆等世界优秀文学经典激发下的对话写作；是在高地边城，面对神山圣水的朝圣写作，而这一切，都还在遥远的路上。
马步升：鉴于此，我们从你诗歌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所具有的独异禀赋出发，不难发现形成你诗歌特质和风格的一些重要线索，而就是这些貌似寻常的“高原日常性”元素才构成并锻造出了你与众不同、卓尔不群的诗歌品质，这种供我们“从万人之中认出你”的显著特征就是你的诗歌即使在边缘、在远方也能发光生辉，引人注目的徽标与根源，就是你诗歌的性格和命运，这对于一个诗人是多么的难得和重要啊。但愿你在诗歌的未来之路上走得更远、更高。
曹有云：特别感激您对我诗歌写作一直以来的关注和鼓舞，记得大诗人昌耀在一首诗中如此写道：
太阳说，你会是一名好的竞技选手。
太阳说：你会是一名好演员。一匹好走马。
太阳说：来，朝前走。
那就让我们听候诗人激昂而洪亮的召唤，迎着朝阳，一起赶路！
原刊于《青海湖》2018年2期
马步升，甘肃合水人，生于一九六三年，修过历史、哲学和文学专业，毕业于北师大研究生院。中国作协会员、散文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甘肃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著名作家、评论家，多所大学客座教授。著有小说、散文和学术论著六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女人狱》《青白盐》《一九五〇年的婚事》《小收煞》《野鬼部落》《刀客遁》等；中短篇小说集《老碗会》《马步升的小说》等，散文集《一个人的边界》《天干地支》《陇上行》《故乡的反方向是故乡》等；学术论著《刀尖上的道德》《走西口》《河边说文》《西北男嫁女现象调查》《兵戎战事》等。获奖二十余项。有百余篇作品入选各种权威选刊、选本，九篇作品入选中学语文阅读教材及高考模拟题。曾多次出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奖、全国儿童文学奖和施耐庵文学奖等国内重要文学奖项评委。
曹有云，藏族，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生于青海，现居德令哈。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海西州作家协会主席、《瀚海潮》副主编。在青藏高原从事现代汉语诗歌创作二十余年。著有诗集《时间之花》《边缘的琴》《高地大风》等。在《诗刊》《十月》《北京文学》《青海湖》《文艺报》《作家文摘》等发表大量诗歌及随笔、评论多篇。作品入选多种权威诗歌选本。获得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第四届《芳草》“汉语诗歌双年十佳”，《民族文学》年度奖，青海省政府文学艺术奖，首届青海文学奖，首届《青海湖》文学奖，第三、四届青海青年文学奖，二〇一六《现代青年》年度人物·“十佳诗人”，第二届中国（佛山）长诗奖，首届柴达木文艺创作奖，首届全国·德令哈海子青年诗歌奖，第三届中国·玉树唐蕃古道文学奖等众多文学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研班学员。参加第六、七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