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著名作家李辉、著名编辑作家叶开以及资深媒体人丘眉正式发起“返乡画像”,呼吁创新“书写”故乡。
张新颖、梁鸿、白岩松、梁永安、孙良好、薛晋文、张欣、汪成法、赵普光、谭旭东、赵建国、严英秀、刘海明、陈晓兰、曾英、唐云、徐兆寿、胡智锋、辜也平、杨位俭、刘广远、吕玉铭、庞秀慧、晋超、张德明、金进等与李辉共同成为《返乡画像》首批“返乡导师”!带领首批近20所高校学生,共同推动“乡”里青年知识分子的报告!
从导师李辉开始,《头号地标》将陆续推送丘眉与各位导师的对话,以对《返乡画像》的作者作出广泛的书写指导。
丘 眉:您跑了全国的多少个县城?您认为目前区域文化仍然较为凸显的是哪个区域?最叫您遗憾的是哪个区域?
严英秀:应该说,那种带着自觉的问题意识做田野调查的跑县城的经历,我至今没有过,所以不敢对区域文化问题妄加评论。但尽管如此,我对县城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我的少年时期在家乡县城度过,许多亲人至今仍然在那里生活。我身边的朋友,同事,大都来自县城,乡村。太多的“城里人”和县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甚或说,我们离开了,但根还在那个小小的城里。除了我的家乡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管辖下的七县一市之外,我也去过甘肃陇南,天水,河西走廊的一些地方,深感甘肃地貌之复杂,文化之多元。近年来,因着参加笔会的缘故,甘肃之外的其他省区,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基本都有涉足,停留过的县城算来也是比较多的。印象中,安徽、浙江、四川等一些地方,也包括我们甘肃敦煌一带,因为文化底蕴深厚,且有大量物质载体譬如建筑、文化得到了自觉的保护,所以能比较完好地凸显区域文化。另一些地区,因为地处偏僻,经济相对落后,没有赶上大开发的加速度,所以保留着较为浓厚的区域文化。西藏就不用说了,甘肃、贵州、青海等省的许多县,乡,确实是极为美好的地方。云南虽然是旅游大省,看似已过度开发,但依旧有一些天然乡野之地,让人流连忘返。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通境遇,在狂飙突进的时代洪流中,区域文化面临动荡变迁,留下遗憾是在所难免的事。但有些地方,明明传统已经泯灭,特色已经消逝,但他们等不及新的传统的自然生发,于是开始打造“传统”,炮制“历史”,涂抹“特色”。这种没有根基的区域文化,究其实质不过是以保护传承的名义进行的急功近利,戴着文化特色面具的商业招揽。从中原到边疆,在今天的许多省,许多县,都可以看到如此性质的“古城”,“民俗村”。这是我最以为遗憾的。
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旅游中。那种所谓的民俗表演已泛滥成灾,它满足了猎奇者的观赏欲和当地人的表演欲,但却和少数民族的当下生活与本真的传统文化相去甚远,其本质上是对民族文化悖论式、表象式、悲剧式的做秀展示。
丘 眉:您将怎样推动您的故乡的区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又将怎样推动更为广泛的区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
严英秀:推动故乡的区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我想我其实一直是以自己的方式,譬如我的教学工作,我的文学创作,我在家乡的一些文化活动等等,从多个方面尽着一份绵薄之力,只不过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受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我曾经以为,故乡永远在我的身后,等到了怀旧的年龄,总会有大把的时间可供回望。可几乎是在短短几年间,灾难中的新生,废墟上的崛起,不仅仅是故乡的样貌发生了变化,而且太多的人与事,使我深感自己一直以来不过是站在故事之外,站在故乡之外,打量着故乡。我需要重新进入,重新懂得。
“返乡画像”活动是一次契机。当我教导学生“一个有根的人,才能走向更广远的世界时”,我也开始审视自己和故乡的关系。那片土地上人们的欢乐与忧愁,文化的消逝与生长,传统的沦陷与重建,其实根本不可能与你痛痒无关。故乡对太多的人都意味着天然的血脉渗透,是一种底色般的文化基因,荣辱悲欢与共。
我正在进行的长篇小说,应该是我写作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故乡书写。 “往事不会逝去,往事甚至不会成为过去”,它必将在文字的镌刻中留下见证。我会在在一次次的渐行渐远中,重新抵达岁月深处的故事。与此同时,我会不遗余力地推动更广大的学子,“发现”故乡,建设故乡,为广泛的区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做出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丘 眉:您会以怎样的标准来甄选您所指导的《返乡画像》书写学生?您希望他们从怎样的细点切入?
严英秀:目前看来,设置标准还有一定难度,首要是鼓动同学们“重返”故乡的热情,培养“发现”故乡的能力。他们还小,更倾向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对身后的故乡往往会视而不见。落实到具体写作上,学生对非虚构写作的特性不是十分清楚,非常容易写成他们中小学阶段写腻了的 “寒(暑)假见闻”之类的那种文章,要么就是家乡游记。空泛的不及物的抒情多,纪实性的人事开掘少;表象的呈现多,真实的表现少;套话滥调多,自己对乡土对时代变化的思考少。眼下主要就是从这些切入点,慢慢提高学生。
丘 眉:您怎么理解当下的“乡愁”?
严英秀:从我一个中文系出身的人的角度来看,任何时代的乡愁表达都是天经地义的,“乡愁”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单说诗歌,就是一个无比强大久远的谱系。从《诗经》中“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的乐句开始,乡愁便再无断绝、历久弥新。屈原说:“陟陞皇之赫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李白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贺知章说:“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马致远说:“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在当代诗歌中,郭沫若有《黄浦江口》,闻一多有《太阳吟》,戴望舒有《游子谣》,余光中的乡愁诗更是以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震撼了海峡两岸共同的心弦。“乡愁”一路走来,风情万种,“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虽然当下的“乡愁”,其产生的背景时势已大不同,但无论怎样,文化意义上的“乡愁”还是基于对民族的认同、归依,对故乡的思念、眷恋,对传统的凭吊、反思,对文化的挚爱、追寻。对已经丧失了空间乡愁的现代人来说,精神的乡愁实在是一种健康的疼痛,积极的情怀。
丘 眉:您怎么看待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现状?青年知识分子返乡,深入报告“乡愁”,您认为对于区域文化以及乡村振兴将会产生怎样的推动力?
严英秀:时下大家习惯了代分法,张口就说“70”后“80”后如何如何,“90”后“00”后又怎样怎样,似乎一代人就有一代人整齐划一的行状。但其实,在我常年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一个观察者的眼里,青年知识分子几乎不构成“群体”,学生也好,年轻的老师也好,他们更接近一个一个孤立的存在,良萎不齐,很难一言以蔽之。所以说,探讨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现状,其实要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每一个个体。整体说来,我还是发现很多优秀的青年,他们有思想,也有责任担当意识,头脑活跃,视野开阔,关键是他们的行动能力很强,敢闯敢干。学生中有这样的人,常常令人欣慰。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返乡”报告“乡愁”,势必会为“乡愁”注入新鲜的血液,推动“乡愁”走进新时代。事实上,我们的学生,不光是“返乡”,更是“驻乡”。他们有很多人毕业后回家乡工作,投身于各行各业的建设。带着这样一种文化自觉,他们今后的作为一定会对区域文化以及乡村振兴,发挥巨大的推动力。
丘 眉:您会推荐相关文本给所有参加《返乡画像》的作者吗?为什么?
严英秀:肯定会的,这是我的职业习惯。我教中国现当代文学,每天最重要的教学内容就是推荐相关的文本要求学生们看。至于“返乡画像”的书写,除了一些可具体借鉴的作家作品之外,我认为每一个作家的作品就是他的“精神返乡”史。每一个用心灵写作的人,都是终其一生跋涉在“返乡”的路上。
鉴于我的专业方向,就不班门弄斧涉猎太多领域了,向大家推荐五部文学读本——《呐喊》(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著,草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9月版),《呼兰河传》(萧红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版)《心灵史》(张承志著,花城出版社,1991年1月版),《海子的诗》(海子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严英秀,女,藏族,甘肃省舟曲县人,兰州文理学院教授,甘肃省首届四个一批人才,“甘肃小说八骏”之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学会理事。发表诗歌散文百余篇,文学评论50余万字,出版《纸飞机》(中、英)《严英秀的小说》《芳菲歇》《一直很安静》等中短篇小说集。获“甘肃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甘肃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成才奖”“甘肃省教育厅教学成果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甘肃省教科文卫系统优秀女职工”等荣誉和国内多种小说、评论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