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主题贯串了我的写作
徐晓东：您的小说与电影中为什么一再书写“错过”“遗憾”与“破碎”这种情绪？比如《诱惑》中，他有着得到经书的执念，却得不到那本经书，几世轮回，依然还是得不到。《流浪歌手的梦》里，歌手的梦中人最终死去，逼着他从梦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陌生人》中，陌生人还是错失了最后一位卓玛。电影《静静的嘛呢石》中，小喇嘛没有追着父亲跑了老远，也只是怅惘地留了个DVD盒子。《寻找智美更登》中，导演没有找到智美更登，老板和女孩也没有找到他们理想的爱情……
万玛才旦：寻找，最终没有找到，失落的主题贯串了我的写作。
人在执念中产生孤独，《诱惑》与《流浪歌手的梦》表达的情境相仿。《诱惑》中虽然出现了经书，但它更多的是一个欲望的象征或载体，跟宗教、跟民族什么的都没有多大关系，讲的是人本身的一个处境。用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人注定的孤独和欲望的最终不可实现吧。
《诱惑》里的经书在《流浪歌手的梦》里有虚和实两个对应物，虚的是梦中的女孩，实的是龙头琴。当他将梦扔进河里，是一种虚无，也就是“空”。
陌生人最终错失了第二十一个卓玛，小喇嘛没有得到《西游记》的DVD，这也算是结构处理的一种方法吧，或者说，结尾的一种方法吧，与“大团圆”这种戏剧化的人为建构相对应，世上的事，多半是以“不圆满”为结局的吧。
徐晓东：悲剧是您最偏爱的表达，是因为悲剧更接近生活的真相吗？
万玛才旦：生活的真相我不知道。可能更接近我所体会的生活吧。
徐晓东：您觉得悲剧表现到怎么样的程度会比较舒服？是中国传统的“哀而不伤”呢？还是像希腊悲剧那样给人以痛感与震撼？
万玛才旦：关于悲剧，参照鲁迅的说法，大约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撕碎给人看，放大给人看。
但是，我觉得这种悲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世界变化得太快了，现在的读者和观众已经感觉不到那种悲壮的东西了。
徐晓东：是因为读者和观众都没有痛感了吗？
万玛才旦：可能是。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缩小，悲壮可能是需要差异的。
当然偶尔也会有悲壮的东西。比如藏区，有时会因为婚姻的不自由，造成一个很大的悲剧。
现在，更多的是《塔洛》这样的悲剧吧，不是那么激烈，但会有忧伤。《静静的嘛呢石》也是如此，会有一些小小的忧伤，但这些忧伤随风而逝，改变不了什么。
所以，悲剧对我而言，就是“悲伤的故事”吧。
徐晓东：您小说的主角常常是一个孤儿，是不是艺术家都是一个孤独的存在，所以，您用孤儿来表现您所体验到的孤独感？
万玛才旦：一方面是为了表现人物吧，他处在那样的处境之中，才有个人化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也跟我自己的情绪、经历有关系吧。
创作是比较复杂的事，说不清。
徐晓东：在《黯淡的夕阳》中，女孩作为一个孤儿，唯一的温暖来自于那个头羊。是对人生苦的描绘，这个苦浓得化不开。您觉得像文学啊、电影啊，对这么苦的人生有什么作用？
万玛才旦：我觉得艺术就是为了描绘这些苦的，让人对人生有更深的体验。对快乐的描绘通常都是比较表面的。
徐晓东：为什么同样是情绪体验，快乐就比较表面，而痛苦就觉得深刻？
万玛才旦：痛苦是人的终极体验吧，快乐是一闪而过的东西，是短暂的，所以，就有点像假象。
我们看着周围每个人好像都挺快乐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痛苦总是秘而不宣的，是隐藏起来的，更真实、更深沉、更个己。
对于短篇小说而言，结构还是越简单越好
徐晓东：很多作家都说找到开头的第一句话非常难，对您而言，是否也有这种体验？
万玛才旦：故事是否吸引人当然有它自身的指标，但对于写作而言，技巧也很重要，比如，怎么开头，开头以后又怎么写。
有时候，小说的第一句自然而然就会出来，有时候，第一句就很难，写上多次，不断改、不断删，才能找到准确的表述。
《嘛呢石，静静地敲》的开头颇费了些心思，一开始总是写不下去，尝试各种开头的方式，终于找到了第一句，知道故事从哪里开始，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讲述，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与基调，后面就会很顺了。
尤其是讲述这样一个带有魔幻色彩的故事，要让读者信任，必须创造条件。当确定人物为酒鬼时，后面发生的一切才具有可信度。这篇小说也是为了讲述一个故事而设置一个人物的典型例子。
对于《第九个男人》而言，第一句话也比较重要，“在遇见这个男人之前，雍措对所有的男人都失去了信心。这个男人是雍措的第九个男人。”有了第一句话，后面的自然而然就来了。
怎么写这九个人，当时颇费思量。而第一句话一出来，里面就暗含着一个时态，并赋予写作一个顺序，即先写最后一个男人，然后往回写。写她的各种遭遇，也是人性的各种不堪。最后这一个，是集大成者吧，藏得更深。其他人本性都很快地显露了，而他则是慢慢慢慢地渗透出来。
徐晓东：通常您判断第一句找没找到的标准是什么？
万玛才旦：这是很主观的一个感觉，没什么标准。如果第一句写下来，后面可以很顺地进展，一切都能自然地出来，甚至有停不下来的感觉，那么，第一句就是合适的。
徐晓东：在您的大部分小说中，讲故事的顺序都是从中间开始，先追溯前因，回到当下，再继续讲下去。这种讲述的顺序是出于什么考虑？
万玛才旦：是为了叙事的节俭吧。如果从头到尾讲，可能需要很多铺垫，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太多实际意义，还不如直接找到一个点，在叙事的过程中，一些人物的前史和背景性的信息会自然而然地带进来，这样一来，小说会更精致。
我觉得，对于短篇小说而言，结构还是越简单越好。当然，选择这个开始讲述的点还是挺难的，跟刚才说的选择开头第一句话一样。
徐晓东：很多时候您都谈到叙事是讲究技巧的，您会炫技吗？
万玛才旦：玩弄花样和炫弄技巧是不自信的表现。
当然，反过来说，对于有些大师，也是自信的表现，比如说毕加索，他真的是达到了那个境界，超越了某个层面，自然地就玩了起来。
但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事实上并没有达到那个境界，非常不自信，只是形式上狐假虎威，通过一些花哨的东西来显示自己，掩盖自己的缺陷。很多绘画如此，很多小说、电影也如此。
比起小说，电影是个很集中的东西
徐晓东：写小说和写剧本的在思维上差别大吗？
万玛才旦：对我而言，写剧本也跟写小说差不多，跟职业编剧写剧本的套路方法是不一样的。他们要写人物小传啊，大梗概啊，结构啊……对我而言，写着写着就出来了，是个自然生长的过程。
电影更复杂一些吧，不仅是文字表现，还要经过拍摄与剪辑。小说和电影框定的空间不一样，所以，小说中你觉得很真实的东西、觉得很好的对话，可能放在银幕上就会很假。读小说时你会觉得人物的关系很自然，语言也很适宜，但在银幕上看到，有时就会觉得生硬。小说里可以说一些高大上的话，电影可能太直观了，就会让人觉着不舒服，有点矫情。
徐晓东：是否因为小说的语言其实是抽象地存在于读者的意识中，不是一字一句地说出来的，它整个地作用于读者？
万玛才旦：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这种感觉我体验过。
你看《塔洛》，读小说时，会觉得这个对白很正常啊，但由电影中的人物如此这般一说，就不像那么一回事。
比如，《塔洛》中，小朋友们说，“只有清朝的人才留辫子”，内地来的大学生们则说，“你是艺术家吗？”“你们看他的眼神，那么深沉，肯定是一个深刻的艺术家。”这些对话在小说中觉得很自然，而且是有趣的。但在电影中，塔洛就那样站着，如果来了别的人、有了这样一段对话，就会很假，很不自然。所以就将这段去掉了。安排了一个警察上来，与塔洛发生了一些对话。
徐晓东：这个警察也是从主题出发，为电影中探讨的“身份”加了一点力吧？
万玛才旦：嗯，比起小说，电影是个很集中的东西，只有90分钟，就像一场足球赛，规则就是这样，90分钟，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所以，电影其实是挺难的，它是限定的一个叙事。
而你省略太多也不行。在小说里，有时一句话就可以代过去，过去了5年，就完了。但在电影里，如果你用字幕写上“五年之后”，总是有点假吧。从叙事的层面讲，电影的确是充满了限制性的创作。当然，这也是有技巧的。
当然，电影也有小说没有的优势。有时90分钟就可以鲜明形象地展示几代人，这方面小说有点弱。
徐晓东：嗯，《塔洛》的一开头，有所长与村长关于“塔洛是谁”的对话，电影中去掉了，更干脆和直接。
万玛才旦：小说需要铺垫一下，需要一个慢慢进入的过程。主人公不露面，到三分之一时才出现，由别人对他的谈论勾起读者对他的兴趣与想象。
而电影中，主人公第一时间出场，直接进入主题，这些背景信息会在后面渐渐地呈现，小说开头那些侧面描写的功能在电影中用别的方式也都一一实现了。
小说与电影，在这方面区别还是挺大的吧。
徐晓东：小说中，剪掉的小辫子上还系着一根红线，塔洛弯腰捡起装进口袋里了。而电影里就更决绝一些，并没有与这个辫子再发生任何纠结。
万玛才旦：小说里，是一个情绪化的表达，这个细节可能是感人的。但是在电影里，若再有这种细节，可能会破坏那种绝望的、孤注一掷的感觉。
徐晓东：小说中，塔洛算是主动地“走出大山”，与杨措在一起。没有小羊羔的戏，也无雇主对他的羞辱。而电影中则有很多外在的力量推动他一步一步走向结果那个方向。
万玛才旦：在小说中，读者是有较大想象空间的，他们可以补足一些信息，所以没有必要写得太实。而在电影中，还是需要一个视觉化的呈现吧，通过视觉来凸显这个人物，所以加了塔洛在山上的生活这一部分，也强化了人物行动的外部推动力量。
徐晓东：会不会也是因为考虑到电影的通俗性？
万玛才旦：也不是为了通俗性吧，主要还是因为两种媒介的特点相异。
文字能够建成的意象，电影很难达到。写小说时你在描述情节的过程中，还可以传达很多情绪性的东西，可以跟读者建立起共鸣。也可以进行概括性叙事，比如，塔洛去到山上，多少多少天就回来了。这样一句话就够了，它包含的信息很多，读者瞬间就做出一个补充性的想象。由此，人物做出的决定读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在电影中，省去这些具体的活动，就失去了构筑想象的空间，这个世界就不成立了。所以，需要一些很实的东西将其支撑起来。
此外，电影观众能与人物共情，也需要一些东西，比如，塔洛一直随身抱着的小羊羔被狼吃了，雇主又打他、羞辱他，他一个人因为对杨措的爱慕而学习拉伊，这些细节的铺垫使观众能够感受到他情绪的强度，使观众建立起一个更感官化的体验，对于故事的真实感有一种信任，对人物也有信赖感，代入感更强，一旦他做出某个决定时，观众会觉得这个决定是有依据的。
万玛才旦，藏族，电影导演，编剧，作家。已出版藏文小说集《诱惑》《城市生活》，中文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撞死了一只羊》等，法文版小说集《Neige》、日文版小说《寻找智美更登》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捷克等文字译介到国外，获“青海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等多种文学奖项，入选“中国年度小说排行榜”等专业榜单。电影作品有《静静的嘛呢石》《塔洛》等，曾获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等多项电影大奖。2018年9月，电影《撞死了一只羊》获第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最佳剧本”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