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龙仁青老师，您好，我们留意到，您的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译著和剧本以及一些歌词等，它们大多是围绕着“故乡”展开，从广义上来说，青海湖周边地区就是您的故乡，您觉得故乡对一个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龙仁青：先说说我写的东西吧。我似乎并没有特别在意过我的作品的体裁问题，甚至在心里也没有预设过以什么样的体裁去处理文字。小说是虚构的文体，自然而然，是因为某种经验、体会、瞬间的顿悟或思考。需要用一种虚构的、故事的形式去展开，这就是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从心里流溢而出时的样貌。而散文，则是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忆的真实记录，如此，它与小说的不同几乎是在下笔之前已经决定了的。也就是说，决定作品以什么样的体裁去表现，是这些文字在它的胚胎期就已经决定了的，就像是一个胎儿，当他为我们而来，我们并不能决定他的性别。再说说翻译。我是双语教育的受益者，求学阶段就掌握了藏汉双语。一个懂得双语的人，天然就是一个翻译者——在民间，特别是在二元或多元文化并存的地方，比如我们的故乡青海，这样的翻译者比比皆是。我掌握着两种语言文字，翻译就成了我自然而然的事。之前也有记者采访，问到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翻译是我的宿命。至于剧本或者歌词创作，我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所以不值一提。
再说说故乡。同样，在类似的访谈中，有关故乡的问题也成了一个经常被问及的问题。记得我刚刚开始写作时，应《芳草》主编刘醒龙先生之约写过一篇创作谈，题目就是《文学：故乡的赞美诗》，在这篇文字里，我罗列了我的文字与故乡的诸种关系。去年，上海《新青年》周刊曾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发著名评论家、鲁迅文学奖得主刘大先先生对我的访谈，我也谈及故乡。我说，故乡是随着一个人的行走，其外延也随之不断扩大的所在，它最初的同义词是母亲，当你走得更远，你会发现，它的同义词是祖国。所以，对一个作家来说，故乡是他写作永远的母题，所有的写作都是从故乡出发的。文学，是故乡的赞美诗。
另外，我也认为，留住乡愁，是对历史、传统、文化的追思、敬重与继承。这，也是从故乡出发的。
记 者：由故乡我想到一个词就是“原乡”，这是地理方面的，也是精神方面的，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青海文学史，描写青海的作家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外来者，一类是本地人，您觉得这两者在文学气质上有什么不同？
龙仁青：如果以外来者和本地人划分作家，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我相信，中国所有省区的作家都可以如此去划分，如果放眼世界，世界上作家的构成也是如此。所以说，这样两种作家可能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要心怀对文学的虔诚，认真写作，他们便会拥有同样的文学表达，获得同样的尊严。话说回来，这样一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之所以在青海这片土地上突显出来，纵向的，可能要从青海文学史的角度去看待，横向的，可能要从当下青海作家队伍的构成去认知。不往远处说，单单就青海当代文学而言，可能就存在着一个由外来者开启——本地人加入——多元共存的发展史，如今青海作家队伍在构成上的多元性，也体现了这一点，同时也是对青海这片土地上一代代人的开发史的回照和反映。
记 者：您认为，如此深度沉浸在“原乡”之中的本土作家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龙仁青：“原乡”一词，更多的是精神意义上的，但从地理意义上来说，它也包括了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你从哪里来”，另一层含义是“此刻在何处”，这看起来是一个人人张口就能回答出来的问题，其实不然，甚至包括许多作家，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也是粗浅的，模糊的。“你从哪里来？”是对自己血脉的执着回溯，就像是一棵树木对自己幼小的根须的依恋。而“此刻在何处”则是对自己休养生息的土地心怀敬意地膜拜，这种敬意和膜拜略带偏执和主观，但从认知上又要客观和全面。这是一种充满仪式感的行为。
《人民日报》海外版新近刊发了我写于今年春节的一篇文字，题目是《麦仁粥闲话》，编者评论说，《麦仁粥闲话》从一碗粥说起，谈的却是文化地理学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系列重要命题：人与环境的博弈与斗争，江南文化与西北文化的差异与共通，人类迁徙带来的文明交流……作者用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笔法将人与命运的和解、人与环境的和谐这一主题附丽于麦仁粥、湟鱼、《茉莉花》等之上，于寻常中见妙悟。我想，在这篇文字里，其实包含了我对“原乡”的认识。
当然，写作原本就是遗憾的艺术，任何文学文本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如果要说本土作家在写作上的优势或劣势，我想，其中一点可能要把握好文本中对本土意义书写的肆意或节制的问题。
记 者：您在创作中有没有刻意地强调自己的民族性？
龙仁青：新世纪以来，文化多样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尊重，也越来越看到边地的族裔文化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分量，以及这种文化中的“中国元素”。个人认为，文学中的地方性和民族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标志，使得作家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异质气质，从而从众多的书写中脱颖而出，成为作品所特有的显而易见的辨识度。但是，如果作品一味沉湎于民族地域的表达，可能会使作品限于某种狭隘的语境之中，缺少开放性。所以，世界性的开放态势和民族地域表达的合理结合，可能是这个时代对作家的要求，也是作家个人的一种追求。
我出生在青海，在青海写作，地方性或民族性是自小就沾染在我的身体和心灵上的，所以，我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民族地域特点，来自我的肉体和内心，自然而然，不用刻意强调。
记 者：《青海湖秘史》集合了文史、人文、自然等丰富内容，而我也从中看出了自然文学写作的倾向，结合您此前发表的散文作品，这样的印象变得尤为深刻，这是您有意为之，还是无意间的巧合？
龙仁青：如果说，一百多年前兴起于美国的自然文学写作，遇到了它得以滋长与发扬的一个绝好环境——这个环境其实是那么糟糕——土地污染、生态破坏，自然资源越来越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寻找开发新的家园势在必行，而这又引起新一轮的污染、破坏……于是，梭罗、约翰·巴勒斯这些作家中的先知出现了，他们看到了比开发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自然的看重和保护。每每想起美国自然文学写作的兴起，我就会有些感慨，他们所经历的，与如今青海所经历的何其相似！好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是青海上下共同的认知，“一优两高”战略的提出，更彰显出青海对自然生态保护的信心与决心。对作家而言，描摹青海大地，以及大地上的花草与鸟禽，也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
龙仁青，小说家、翻译家。1967年出生于青海湖畔。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省《格萨尔》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青海省民族文学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创作出版有“龙仁青藏地文典”（三卷本）、小说集《光荣的草原》《锅庄》等；翻译出版有《当代藏族母语作家代表作选译》《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仓央嘉措诗歌集》《居•格桑的诗》及《格萨尔》史诗部本《敦氏预言授记》《百热山羊宗》等。曾获中国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