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季文，男，汉族，1931年生于湖南湘潭。1951年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首届藏语文专业学习，1953年毕业后首批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曾任副教授。1991年退休后，仍继续从事藏语文教学科研工作，至今已历50余年。
周季文五十余年研究藏语言的心得体会
“藏语”的内涵非常丰富。从形式上说，有口语和书面语之分；从时间上说，有古代、近代与现代之分；从空间上说，有不同方言和土语之分。一般人学藏语，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选择其中的一种。但是，要研究藏语，只可以选择某一种为切入点或重点，而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
我学习藏语，是从口语的拉萨话开始，再学安多话，然后了解其他方言。我的口语学习，是1951年5月，在中央民族学院第一个藏语班学习拉萨口语开始的。
1952年夏天去四川康定实习，前后在校课堂学习的时间不到一年。当时，由于培养目标单一，就是短期内学会拉萨口语进藏工作。（后来由于形势发展迅速，西藏和平解放，才将目标有所扩大。）课程集中，每周除一次李有义教授讲介绍西藏情况的《今日西藏》以外，其余时间都是藏语课程。自习时间包括早晚自习在内，几乎都用在学习藏语上。教学方法是全新的：开始的两周由马学良教授讲语音学知识，教会由于道泉教授制定的一套用于拼写拉萨话的拉丁符号（包括为声韵调举例的少量单词）。从第三周起，才由于道泉教授开始讲授由他编写的拉丁符号的拉萨口语教材。教材由浅入深，从单词、短语、句子，到会话、短文和故事。当口语达到一定水平后，才教藏文字母和拼音。教拼音不用传统拼法，而是教“直拼”。即把拼音规则指出来，看着一个藏文音节就直接读出来。教完拼音，转入用藏文编写的教材继续学口语。
对在课堂学习口语这一阶段，我的体会是：学习目的明确，得到好的启蒙老师，适应好的科学的教学方法，加上自己的努力，就能学好藏语的语音和口语的基本语法和简单的对话，打好藏语学习基础的基础。
1952年年底，我被提前从实习中调回学校参加创办安多藏语班的工作。我的任务就是配合操安多话的藏族老师编写教材、上课和辅导。从1953年开始，我就在教学工作中学习安多口语，边学边教，“现炒现卖”。同我合作的藏族老师都是我的安多话老师。启蒙老师是宁武甲，后来是马久，最后是合作时间最长的龙智博。到1954年4月为止，算是我在学校里学习安多口语的阶段，我在教学工作中学会了安多话。
1954年4月至1955年5月，和52级安多藏语班同学一起在甘肃兰州西北民族学院和甘南夏河（拉卜楞）实习，在与藏族农牧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中提高了安多话的认识和听说能力。
1956年7月至1957年1月，去青海玉树、囊谦、杂多进行藏语方言调查，了解了一些康方言的情况。1957年2月至6月，去西藏浪卡子等地进行藏语方言调查，了解了后藏地区的的方言情况。语言调查，虽然属于已经工作的范围，但也是学习口语的机会，我在调查中也学到了少许拉萨、安多以外的方言土语。
1964年8月至1965年6月，和61级同学一起在西藏墨竹工卡和达孜实习并参加“三教运动”，也了解到了一些墨竹工卡土语的情况。1974年11月至1975年3月，在西藏拉萨“开门办学”，在工作和“三同”中提高了拉萨话的认识和听说能力，以上这些学习和实践活动，使我在藏语口语方面，能较好地掌握拉萨话和安多话两种方言，还对康方言有一定的认识。这就为我研究藏语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998年7月22日在北京参加全国民族语文现代化规范会
在学习书面语方面，是1952年7月去四川康定实习时开始的。授课老师是贡嘎活佛。实习中途，1952年12月，我被调回北京编写52级安多藏语班的教材，协助藏族老师（先后有宁武甲、马久、龙智博、丹巴老师）上课。在这个班，边教边学，随堂听课，学了口语，也学了书面语。后来旁听了一些古藏文研究班和本科班的有关课程，学习了不少藏文名著。但书面语的提高，主要还是通过实践，通过翻译实践和编写翻译教材。70年代我曾经到民族出版社藏文室进修了一段时间，参加了《红旗》杂志的翻译。后来与人合译了《西安事变和周恩来同志》一书（1980年出版）。经过这些实践，主要提高了现代藏文的写作能力。从80年代到90年代，我还将一些藏族民歌、民间故事和当代藏族作家的短篇小说译成了汉文。经过这些实践，主要提高了现代藏文的阅读能力。整个70年代，我都在编写“汉译藏”的翻译教材。为了从翻译文本中总结翻译的规律和技巧，阅读了以藏文版《毛泽东选集》中的重要篇章为主的大量政论文的藏译文，更加提高了我的现代藏文的水平。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编写“藏译汉”的翻译教材。在这期间，我阅读过的藏文原文材料有20余种（字数不好统计）；对照阅读过的汉译文有30余种（因一种原文有的有多种译文），约有200万字。这些材料大约有三分之一我都全文通读或精读过，其余只选读了其中一部分。1991年退休以后，还与人合作翻译了有关佛教的、文学的书，字数也有几十万。（其中部分即将出版，部分只作资料。）这种实践，使我的古代藏文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样，我的藏语知识比较全面，有利于对藏语进行平面的、历史的比较研究或综合研究。
谈到研究工作方面的心得，体会最深的就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50多年来，除去劳动和短期调查之外，我一直搞教学。我所上的课，用的都是我自己编的教材。我上过的课涉及到学习语言时的听、说、读、写、译，我编过正式岀版的就有《藏文拼音教材（拉萨音）》、《藏语拉萨话语法》、《藏文阅读入门》（藏语书面语语法）、《藏汉互译教程》和油印的《安多藏语口语教材》、《拉萨藏语口语教材》、《汉译藏教材》、《藏译汉教材》、《藏文文法》等一系列教材。这些教材也就是我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成果在教学实践中得到检验，不断充实提高。当然，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并不排斥研究与教学无直接关系但有学术价值的课题。我们的《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就是这样产生的。
其次，虚心求教，与人合作。上面谈到的研究成果之能站得住脚，主要得益于周围同志特别是藏族老师的帮助。由于有他们的指点，材料过硬，观点在切磋中得到校正。有的课题一人能力有限，不易完成。与人合作，集思广益，也能争取时间。我和傅同和合著的《藏汉互译教程》，和谢后芳合著的《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以及和罗秉芬合写的论文《藏文翻译史上的重要文献——〈语合〉》，都是这样产生的。
最后，平时积累，持之以恒。平时遇到的材料，随时收集；遇到的问题经常在脑子里转转。到一定的时候，就能形成一个题目。围绕这个题目再收集材料，经过思索、整理和提高，就能写成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关键在于持之以恒，决不轻易放弃。我们的《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收集材料，到本世纪的06年出书，篇幅并不算大，时间跨度却长达20多年。最后得以成功，除了领导的支持，同志、朋友的鼓励因素之外，我们自己没有放弃，坚持到底，或许可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