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陞祺先生（1908—2003），我国著名藏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柳先生1908年3月27日出生于浙江兰溪县。1930年毕业于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本科。1931年进入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盐务管理局，1940年到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执教英文。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先生不辞辛劳，毅然于1944年进藏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工作５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先生辞职离藏赴印，受聘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名誉研究员，研究藏学。1952年底离印返国，至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继续从事藏学研究，1958年转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工作。
柳先生学贯中西，学养深厚，谦逊儒雅，是深受藏学界敬重的老一辈学者。柳先生的一生，以国家利益为己任，无论从事涉外工作还是潜心学术研究，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西藏的建设和发展鞠躬尽瘁。早在1944年进藏后的５年工作期间，就为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防止和反对英国与西藏上层亲英势力分裂西藏的活动，做了大量有益工作。由他执笔(与沈宗濂合作)用英文撰写的《西藏与西藏人》一书(后在美国出版)是第一部中国人用英文写作较全面论述西藏社会和历史的书籍，其中《黄教寺庙组织》和《西藏地方政权组织》两章，为当时国内外仅见之作。在此期间，还撰写了一些揭露西藏亲英势力策划热振事件真相和抨击英国侵藏阴谋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的中英文报刊上。
1952年归国后，柳先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民族政策，学习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重新审视和研究藏族历史，为创建我国藏族史学科做了大量工作。1957年与王静如先生合作编写出我国第一部用全新观点撰写的藏族历史讲稿《西藏历史概要》(此讲稿除吐蕃时期外，其余全部由柳先生一人编写)。1958—1961年，又两次赴藏参加藏族社会历史调查。随后，与王辅仁、常凤玄先生合作，编写出内容更为丰富的《藏族简史》(初稿，铅印本，内部发行，柳先生负责其中8章内容及全书通稿)。文革后，又与其他学者合作重新编写出公开发行的《藏族简史》。1963—1964年，先后为有关部门撰写了《西藏喇嘛教的院和僧侣组织》和《西藏喇嘛寺庙与国外关系述略》两本著述。除上述论著外，柳先生单独或与他人合作撰写了大量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侵略与分裂西藏阴谋活动的论文，如《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英人乔治·布格尔(E．Bogle)入藏的使命及其执行结果》《评第六辈班禅额尔德尼丹贝意希1738-1780》《评范·普拉赫先生的西藏历史观及其他》、《关于第五辈达赖喇嘛进京受封经过的几点商榷》《回顾西藏解放时的几个涉外关系问题》、《用历史眼光认识西藏》等等。1988年，柳先生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的长篇采访，驳斥了国际反华势力在西藏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柳先生逾古稀之年，专程至伦敦查寻和复制英国档案，并在1990年写成长篇论文《１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ⅪⅤ卷何以有两种不同版本——兼评西姆拉会议(1913—1914)》，确证西姆拉会议是无效和“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柳先生的这些著述，以确凿的历史事实批驳了帝国主义和达赖集团对西藏历史的歪曲篡改和对中国政府西藏政策的攻击污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
柳陞祺先生关于藏学方面的著述及论文，《柳陞祺藏学文集》中进行了详尽收录。该书列入《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内，因篇目、文种，分为汉文卷和英文卷，其中汉文卷又分上下两册。书中收录的篇目，除了摘自已经出版的《藏族简史》中先生承担的“17世纪西方势力入侵至西姆拉会议”部分外，还有散见于《民族研究》《中国藏学》《西藏研究》等刊物的文章。这两方面的篇目约占全书的半数篇幅。余文皆首次面世。其中不但有先生的初稿，如《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概述》《西藏政治、地理、宗教》；回忆文章，如《蒙藏委员会拉萨办事处期间的回忆》《忆九世班禅》；书评，如《（被隐藏的中印边界史）读后》《（雪域求法记）读后》；译文，如摘译的柔克义、兰顿、河口慧海、兰姆等的著述；英文，如《回顾西藏和平解放时的几个涉外关系问题》等。本文集还收录了先生晚年与邓锐龄先生讨论藏学问题的四十九封信件，其治学的剀切、为人的谦和感人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