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写作中的柴春芽
近日，藏人文化网“藏人之友”柴春芽进驻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天堂寺，开始写作其构思十年的批判现实主义幻想小说《罂粟十字公社——祖母阿依玛的一百零一个故事》。天堂寺环境舒适，地杰人灵，著名作家张承志曾在其对面的北山林场创作了《心灵史》。柴春芽选择在天堂寺写作，是基于他浓烈的藏地情怀。
2006年8月，柴春芽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康巴藏区的支教生活后，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小说《戈麦高地》（最初题为《慈航与流放》）。《戈麦高地》的部分段落曾在网上广为流传。这部具有狂野散文风格的小说是对美国“垮掉一代”（Beat Generation）大师杰克•凯鲁亚克的致敬之作，以主人公漫游藏地的经历，展开了追索精神自由的宗教之旅。小说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对中国年轻一代的精神戕残，同时呼吁年轻一代摒弃虚伪无聊、僵化枯燥的城市生活，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在天地之间和禅修状态中，复归纯真与灵性。戈麦高地海拔4000多米，远离城市和公路，没有电和通讯，但戈麦高地上的藏人却快乐地生活在这片被鲜花、牛羊、马匹和寺院簇拥的土地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戈麦高地》反映和表达了藏族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参照。
柴春芽说，《戈麦高地》已经修改了三遍，但他还要将其搁置一年，待完成《罂粟十字公社》后再做最后一稿的修定。目前，他正在天堂寺创作的小说《罂粟十字公社》，以荒诞、变形、夸张的手法，讲述一对双胞胎兄弟从肉体沦落到灵魂飞升的系列传奇故事。《罂粟十字公社》预计30万字，目前已完成15万字。
（藏人文化网兰州记者 刚杰·索木东 图/文报道）
附：评《慈航与流放》
作者：阿乙
这个华丽诗人关于自己一年西藏行走的小说，落到从不行走的我手中，有如一滴油掉落在热锅上。这阅读的过程，便是无尽误会、嫉妒的过程。我的大脑在维护一些东西，而那些文字在试图撬开一些碉堡，两者之间兵戈相见，噼趴作响。
我习惯呆在阴沉的角落，承受逐渐黑掉的光线。但是这个同事却骄傲地行走。我曾经用从农村到城市的方式摆脱某种东西，而他在用城市到农村的方式，也在摆脱某种东西。也许叫“寻找”好点——对某种类似于卡夫卡的疼痛的追问，对生命本意的破解。我在行进中坐受绝望的折磨，他在行进中强行剔除这糟糕的情绪。
假设我去了西藏（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将陷入到乡村黑夜的悲哀当中，我将被永恒的时光囚禁在五指山下，勤勉地自伐，百无聊赖地哭泣。我并非恐惧于具体的空间，实际上我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空间，这个空间里边充满了无聊、无为和绝望。任何迁移都只能带给我一天的新鲜刺激，剩余的时间不会再发生任何化学反应。而柴春芽是怀着信念去穿州过府，他在出发前自豪地向朋友喊：兄弟，让我们明年再见吧。
他相信花和路，月亮与人民。这真是令人嫉妒的心性。
小说的书名综合了昌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像，代表了写作者自己的体验。在遥远的戈麦高地，“慈航”与“流放”的体验浇铸在书写者身上。在这个地方，他像一根试管，承受着自己关于生命的试验。看起来他的答案也不清楚，也许答案本身就是行走。就像船在水流中飞驰获取自由一样。但是我仍然呆在自己的城堡，不相信这纵横千里的药方。这个世界有很多寻药的人，也有很多坐以待毙的人；有很多怀抱希望、信奉浪漫的人，也有很多悲观的人。
但这不妨碍我观看写作者壮丽的内心。某些方面，我喜欢这瑰丽的文字盛宴，和壮观的高歌行进。就好像是一部过滤干净的童话，在黑夜呈现出某种温柔来。如果作品有过分之处，便是这“纯净”。我一贯害怕纯净对自己的压力——而这本小说，多多少少带有一种道德和主义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给人的压力，体现在那些作者碰到的人身上，也体现在阅读者身上。这使小说“寻找”的含义得到部分消解，这使作者“阐释”的意思多了一些。这多少有点背离记录与承受的初衷。
这部有勇气的小说，注定将在很多人内心形成共鸣。类似的行走也将越来越多，这些用脚写的文字，将成为中国难能可贵的状态小说遗产。一些无病呻吟的主妇故事和阴险狡诈的历史传奇将受到唾弃，写作者迟早会带着自己的脸，去承受高地的冰雹。
我关于行走的体验，集中发生于郑州的一个秋夜。我在一条街又一条街中穿梭，寻找解救自己的娱乐方式。最后直到把自己搞饿了，才在一大碗烩面里体会到动物式的感恩。
一条街，又一条街。我始终没有摆脱这移动牢房的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