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珠》：走进藏族人的精神世界

作者：刘鉴强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12月

据说，前香港特首董建华看了《天珠》后，很想去西藏。而马来西亚的生意人看了这本书，则萌生了想要跟书中的人做生意的冲动，因为从书中的描写来看，“藏族人比较诚实、可信”。

很难给《天珠——藏人传奇》（以下简称《天珠》）这本书一个准确的定位——有人把它列入“环保资料室必备的10本书之一”，因为书中讲述了很多藏族环保志愿者的故事；有人说它是一本历史书，因为它通过主要人物的故事，折射了藏民族在当代的发展进程；有人说它是“认识西藏的第一读本”，进藏“驴友”应把它放入背包中，因为它像是一本藏族文化、历史、地理的简本百科全书；还有人说它是一部心灵史，因为书中用大量的笔触来描写藏族人的精神世界和他们的信仰；还有人说它是文化人类学著作，藏族生活不为人知的细节都真真切切地写出来了。

而对于刘鉴强来说，作为一位曾供职于《南方周末》的资深调查记者，主要目的就是“讲一个好故事。”

生活比小说更精彩

“这是一本真实的书，书中的每个人物、每个故事，都是真的。与那些关于西藏的小说不同，这本书没有想象，只有事实；与一些关于西藏的纪实作品不同，这本书的主角是藏族人，不是作者。书中这些来自不同藏族聚居区的主人公不能代表全体藏族人，但我希望笔下的他们像一扇扇明亮的窗子，透过这些窗子，真实的西藏扑面而来。” 刘鉴强在《天珠》自序中写道。

2005年7月30日，刘鉴强应北京大学教授吕植之邀，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采访索南达杰的秘书扎西多杰（简称“扎多”）和当地藏民的环保活动。此次采访一路经历了种种艰险，但让刘鉴强印象深刻的不是这些，而是那里的人的精神状态，“他们很贫穷，但是他们比我这个城里人快乐，他们精神能量的来源是什么？我开始思考。”

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

扎多带着他到澜沧江的源头，帮助地青村举办以生态保护为主题的赛马会。在赛马会上，他见到了后来出现在书中的几位主要人物：一位学者、藏医，他领着村民们种树，种了40多万棵；一位成功的商人，一度可以操控藏族珠宝——天珠的价格，人称“天珠王”；一位藏王的后裔；一位出家后又因爱情还俗的画家。这些人像小说一样传奇的人生，无疑让这位喜欢讲故事的记者心动。

两个月以后，扎多来到北京，刘鉴强请他讲索南达杰的故事。他看过电影《可可西里》，但并不满意，想从扎多这个亲历者身上了解事实真相。扎多已经10年没有讲索南达杰的故事了，那天晚上，他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说了两个小时。索南达杰的先知先觉、伟大和孤独，让刘鉴强十分震撼，他决定写这本书。

“但我并不想只写一个英雄人物的书，”刘鉴强说，“我要通过不同藏族聚居区的几个人物，还原出藏族同胞的真实生活和精神世界。比如扎多，他是索南达杰的秘书，原本有自己的生活道路，索南达杰去世后，他的生活彻底改变，跟着索南达杰的脚印，最后成立了青藏高原上的第一个本土环保组织。他和索南达杰是师生，有历史传承的纵深感。”

了解到领着村民们种树的仁青的故事以后，他更坚定了写书的决心。“仁青的环保之路，与扎多截然不同。扎多是受索南达杰的影响，而仁青的环保行为完全是受藏文化传统的驱使。”刘鉴强说。仁青给他讲了很多故事，山的故事、树的故事、河的故事。“在他们眼里，自然万物和人类都是平等的，彼此尊重。在这种理念之下，他们有了保护环境的行为。同样是藏族人，有不同的思维逻辑，却又殊途同归，可见藏族文化传统是多么深厚而丰富。”

2006年4月，刘鉴强请假离开了《南方周末》，开始了这本书的采访。“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最棒的采访对象，他们做着相似的事业——保护青藏高原的环境与传统文化，但他们之间并不雷同，来自不同的藏区——西藏、青海、四川和云南，有不同的成长背景，分别是商人、官员、农民、还俗的喇嘛、居士和大学生。”

采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刘鉴强对书中一个人物的第一次采访进行了7天，每天交谈12至16个小时。第二次采访是两人用14天的时间在西藏和川西旅行，每天交谈十几个小时。后来在拉萨、北京，这样一天接一天的采访又进行了很多次。如果按一天工作8小时算，对这一个人物的采访就超过了60天。

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生活，但是刘鉴强并没有忽略影响和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时代背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毛泽东逝世、改革开放、宗教恢复、经商大潮、商业化对文化和环境的影响……他把人物放到宏大的历史坐标中，从文化、宗教角度投射历史上千年的变化，让这本书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感。因此有人评价《天珠》是一部“平民史诗”。

“由黑羊毛和白羊毛织成的故事”

“好吧，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故事——由黑羊毛与白羊毛织成的、有好的也有坏的故事。”这句话是仁青对刘鉴强说的。仁青曾经是一个僧人，可是他经不起爱情的诱惑，还了俗，这段往事是他一生的遗憾。但是，在刘鉴强面前，他并没有隐瞒。刘鉴强也没有替他隐瞒，在书中照实记录了仁青的故事。

“我并没有刻意去问这些‘坏事’，但他们很诚实，他们将其一生的故事告诉我，包括好事和坏事。”刘鉴强说，“如果人为地隐匿那些坏事，那样反而让读者觉得不真实。”

而索南达杰牺牲前，与秘书扎多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他无理地将自己的愤懑和怨气撒向部下。在以往关于索南达杰的报道中，这个重要情节是没有的，它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没有被神化的索南达杰。很多读者读到这里不禁感动得流泪。

“索南达杰与扎多的争吵是完全真实的，恰恰表现了他当时的孤独，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刘鉴强说。十几年前，当国内的环保理念还停留在捡垃圾、种树等老一套时，索南达杰已是环保的先驱。他是个领导干部，去可可西里的目的是开发和保护那里的金矿。在他目睹了藏羚羊被残杀的惨状后，思想很快发生了转变，他随身携带的《矿产工业手册》变成了《濒危动物保护名录》。但是他的领导和同事并不理解他的转变，他们依然希望索南达杰加快可可西里的开发，为当地经济发展作贡献。

索南达杰成立了高山草场和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没有经费，没有装备，仅凭几个人开始与成百上千、全副武装的盗猎者对抗。直到索南达杰牺牲，他们汽车的油钱还是用自己的工资垫付。

“当时他太孤独太压抑了，没有人能理解他，包括他的秘书扎多。或许是预感到了什么，在牺牲前两天的晚上，他的愤怒突然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刘鉴强说，“如果对这些事实进行隐匿，那么，我们只能看到一个‘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但那样的人物是单薄的，不真实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采访中“有闻必录”。刘鉴强表示，有很多故事，由于无法核实，而不得不舍弃。而对于藏文化中很多神秘的、目前无法解释的细节，他根据写作的需要，谨慎地采纳了一小部分。“当地人对这些事情是深信不疑的，我没有亲见，我谨慎地存疑，但也对多元文化抱着尊重的态度。”

“自信和慈悲是藏文化的核心价值”

有人说《天珠》是一本关于环保的书，毫无疑问，书中很多主人公都与环保事业有关，但它更是一本关于藏文化的书。在一次小型的读者见面会上，刘鉴强也明确表示，希望读者认识到藏文化的价值。

“书中的人物，经历艰难时世却不沮丧，不愤怒，不绝望，保持内心平静，永远乐观，追求和谐。他们的自信和慈悲，是藏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刘鉴强在《自序》中如是写道。

藏族人的环保理念和他们的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是藏文化传统令他们有这种自觉。藏文化的核心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核心原则之一是众生平等。牛、羊、山、树都是平等的，都要怜悯，相互尊重。北京大学教授吕植认为，“因为藏传佛教的传统理念，藏族人保护神山圣湖，所以这里大多生态良好，可见文化能在生态多样性保护中发挥大作用。”

而且，青藏高原生态脆弱，环境一旦破坏，极难恢复，哪怕毁掉一棵树，草木不能涵养水分，就可能造成泥石流，威胁到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因此，自然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传统文化与生活经验相结合，促成了藏族约定俗成的环保意识。

这种“慈悲”在索南达杰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他原是县委副书记，不信佛教，去可可西里是为了管理那里的金矿。可是，沿途看到被残杀的藏羚羊后，他的思想立即发生了转变，原因就在于他从小受到藏族文化的浸润，慈悲和怜悯之心被激发。

而“自信”则体现在书中的主人公在挫折面前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因为藏传佛教告诉他们，有因就有果，只要做了，就一定会有结果。正如仁青所说：“你得到的果，源于你所种下的因，因果相连，就像影子，总是跟着我们。”

“这很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精神，与儒家思想是相通的。藏族文化不仅仅是藏民族的，也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精髓之一，”刘鉴强说，“我写这本书的过程，就是自己去探索、学习的过程。也希望读者能通过这一本故事，认识到藏族文化传统的价值，从而对人生有益，对社会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