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龙村遗址出土的彩陶。

孔龙村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本版图片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孔龙村遗址地貌。

　　21世纪初，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展开系列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具有甘肃马家窑文化特征的彩陶等文物。随着考古工作持续推进，川西高原再添重要发现——2023年，为配合双江口水电站工程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位于阿坝州马尔康市的孔龙村遗址展开考古发掘，确认该遗址距今 5500 年至4800年，是川西地区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

　　具有仰韶晚期风格的彩陶、装饰品以及陶窑等遗迹表明，甘青地区的史前人群，早在5500年前就已沿青藏高原南下，在川西高原留下活动足迹。他们中的部分人群，成为此后古蜀先民的重要来源之一。

　　1月28日，孔龙村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展在四川博物院揭幕，生动展现了史前先民适应高寒河谷环境、开拓生存空间的智慧和勇气。

　　发掘了什么

　　川西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这是一个关于远古先民迁徙、定居与交融的故事。

　　孔龙村遗址位于大渡河正源脚木足河东岸二级阶地，海拔约2470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孔龙村遗址考古发掘领队高寒介绍，在2023年6月至2024年10月的第一期考古发掘中，共清理灰坑、陶窑、房址等遗迹400余座，出土玉器、石器、陶器、骨器等小件遗物28000余件，另有数量庞大的陶片、石制品、动植物遗存等。经测年确认，孔龙村遗址年代距今5500年至4800年。

　　丰富的遗存，揭开了远古先民生产生活的神秘面纱。

　　孔龙村周边山地覆盖着原始森林与灌丛，动物资源丰富，脚木足河则提供了充足的水生动物资源。“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共两万多件，由此可推断，野生动物是先民们的主要肉食来源。”高寒介绍，这些肉类以各类鹿类、羊亚科、羚羊亚科动物为主，还包括一些食肉目、灵长目、啮齿目、鸟纲动物及少量鱼骨。

　　通过分析遗址中的植物遗存，考古人员从出土的两万多颗农作物种子中，鉴定出以黍为主、粟次之的作物种类。“这表明先民们主要种植黍和粟。同时，先民们可能还饲养家猪，作为稳定肉食来源的补充，并饲养家犬辅助狩猎。”

　　这些动植物，如何区分是驯化的还是野生的？

　　考古人员通过对出土陶器上的脂质残留物进行分析，发现66.7%的样品中含有黍和粟的标记物，这说明先民们主要以黍和粟作为植物性食物；陶器上残留的牛、羊、鹿等反刍动物体脂，表明这类动物是先民们的主要肉食来源。

　　考古人员还在石刀、石杵等工具的残留物上，观察到黍/粟稃片植硅体和黍粟类淀粉粒，这表明石刀、石杵曾接触过黍、粟等作物，也就是说，先民们很可能利用这些石刀、石杵收割、加工黍、粟等农作物。

　　黍、粟的发现以及家猪、家犬的确认，将川西高原旱作农业和家养动物出现的时间，提早到了距今5300年左右。

　　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远古先民的更多生活细节得以还原与描摹。

　　他们用石网坠、石矛捕捞水生生物、狩猎野生动物，用刮削器、磨石作为生产生活工具，将骨器与细石叶组合成骨梗石刃刀，用于切割肉类或皮毛；用陶纺轮纺出粗细各异的线绳，用骨锥、骨针缝制衣物，还通过烧制陶器，满足炊煮食物及其他日常生活需求。

　　陶器珍贵且不易烧制，先民们便在开裂或破碎的相邻陶片上分别钻孔，再用绳条穿过孔洞将其连接，实现重复使用。在遗址出土的陶片中，还发现了用特殊陶泥粘接裂缝的痕迹。

　　农耕带来的稳定生活，让先民们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在遗址内，还发现了一系列整齐排列、规模宏大的房屋基址，其中最大的一座可达116平方米。“这些房址内没有发现灶或其他用火痕迹，因此我们推测，它们是具有公共功能的特殊建筑，可能用作仓库，或是举行集体活动的场所。”高寒表示。

　　证实了什么

　　远古先民们从黄河上游远道而来

　　这支在川西高原河谷定居生活的农耕人群并非土著，而是可能另有来源。从遗址中发现的特征鲜明的甘肃石岭下类型风格彩陶，以及大量甘肃马家窑文化彩陶等遗存，证明这支人群是从黄河上游迁徙而来的。温润气候的滋养，让他们扎根于此，并繁衍数百年。

　　在展览现场，高寒和另一位策展人张心玥通过大量图文以及实物，直观呈现了孔龙村遗址文化面貌与西北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密切联系。

　　“孔龙村出土的彩陶纹饰丰富多样，且这里是川西北高原地区发现的彩陶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遗址，堪称川西彩陶之光。”高寒介绍。

　　在展柜里，可以看到孔龙村遗址陶瓮的表面贴塑有鸮（猫头鹰）、鲵、蛇、水獭等多种动物形象，其中贴有鸮的器物数量最多。在部分彩陶片上，还能看到变形的鸟纹、蛙纹。

　　史前时期，鸟崇拜非常普遍，鸮是当时人们崇拜的神鸟。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先民，就已开始模仿鸮的形状制造陶器。

　　本次展览将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鸮面陶罐、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鹰鼎图片喷印在图版上，让人直观地看出这种鸟崇拜的一致性。至于彩陶片上变形的鸟纹，也能看出与甘肃傅家门遗址出土的彩陶鸟纹极为相似。

　　孔龙村遗址还出土了许多涂有朱砂的陶片。至于为何要涂朱砂，学界较为认可的说法有美观说、醒目说和宗教说等。巧合的是，陕西西安高陵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人面饰残陶片上，也涂有朱砂。

　　在众多出土遗物中，还有陶鼓——这是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器物。原始先民崇拜天地、敬畏自然，陶鼓作为具备特殊发声特性的打击乐器，在神灵崇拜与驱邪仪式中具有重要作用。由于陶鼓实物过于残破，展览将甘肃永登县乐山坪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鼓和四川丹巴县罕额依遗址出土的陶鼓以图片形式进行了展示。

　　“我们还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尖底瓶。”高寒介绍，尖底瓶是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这一发现直指孔龙村先民的来源——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人群。

　　孔龙村遗址地处长江重要支流大渡河的上游地区，北部濒临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甘肃大地湾遗址，是黄河中上游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中，大地湾四期是该遗址最主要、覆盖面最广、内涵最丰富的遗存，年代为距今5500年至4900年。

　　“我们推测，大地湾遗址聚落人口不断增加，其中部分掌握制陶技艺的农耕人群，以及附近傅家门等遗址的先民，沿着青藏高原东缘，一路南下抵达川西高原。”高寒表示，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孔龙村遗址与大地湾遗址、傅家门遗址存在密切的文化传播与互动。

　　“它们同属仰韶晚期文化脉络。两地均为黍粟旱作农业经济形态，陶器在器型、纹样上高度契合，发笄、环镯等装饰品风格相近，灶、陶窑等遗迹的形制也基本一致。”高寒说。

　　这条先民的迁徙路线，在考古上有迹可循。近年来，考古人员在松潘县发现了同时期的遗址，发掘出零星的彩陶片。“这可能就是先民们在迁徙过程中，曾在这里短暂停留过。但草原的环境及自然资源不足，无法支撑他们形成大规模的农业聚落。因此，他们继续南下，来到了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乃至雅砻江上游。这里的河边阶地既能利用水资源，又可远离水患，加之有繁茂的植被和丰富的动物资源，聚落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发现了什么

　　川西高原藏着古蜀人来源的密码

　　孔龙村遗址，只是近年川西高原考古发掘成果的一部分。数十年来，岷江、大渡河地区已发现多处距今5000年左右的重要新石器时代遗址。它们的文化面貌与西北地区同时期文化联系密切，说明在距今5500年至4700年，甘青地区的人群一路迁徙至川西高原并繁衍生息。

　　岷江上游的阿坝汶川姜维城遗址，位于杂谷脑河与岷江交汇处南岸的缓坡台地上。20世纪30年代，这里就发现过甘肃马家窑类型的彩陶。21世纪初正式发掘后，发现了房址、陶器等遗迹遗存。

　　茂县营盘山遗址，同样被认为与姜维城遗址类似，属于马家窑文化类型，同时包含一定仰韶晚期因素和本土文化因素，年代为距今5100年至4700年。

　　在大渡河上游，考古人员近年先后发现了哈休遗址、刘家寨遗址、孔龙村遗址、罕额依遗址等多个遗址。其中，刘家寨遗址主体遗存年代为距今5300年至4700年，文化特征兼具仰韶晚期与马家窑文化因素。这处遗址曾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家认为它为研究青藏高原东麓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及横断山区古代文化交流，提供了关键实证。

　　“如果说以前考古研究主要是通过陶片证明文化传播和交流，那么，现在随着各种科技手段的引入，我们可以从生产模式、制陶技术等不同角度，全方位比较不同文化的相似性和传承性。”高寒说，在孔龙村遗址发掘时，曾比较过遗址出土的灶和陶窑，与甘肃大地湾遗址的基本一样。伴随这些人群在川西高原的扩散，他们与土著人群不断融合，留下了丰富绚烂的史前文化遗存。

　　随着遗址的衰落，这里的先民去了哪里？

　　近年来，不断涌现的考古材料，都在指向一个结论：在川西高原生活的部分人群，在距今5000年左右，可能翻越龙门山脉进入成都平原的山前地带。

　　高寒表示，什邡桂圆桥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成都平原最早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面貌与营盘山类型遗存存在一定相似性。“桂圆桥遗址所在的什邡和茂县九顶山仅一山之隔。考古学家推测，先民们翻越九顶山后，沿着石亭江上游峡谷进入什邡，融入当地人群并不断发展。”

　　史前人群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并不仅仅存在于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也存在于长江上游与中游。距今4500年左右，部分来自长江中游的文化因素进入成都平原。这些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群与本土人群一起，最终在宝墩文化时期开启了璀璨的古蜀文明。